内容提要：认清中国周边舆论的环境、态势及其特点，并采取积极举措构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舆论环境，对于中国构建和平友好的周边战略环境、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博弈中争取主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周边舆论环境具有中西舆论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文化、历史关联性强，与中国有亲缘关系的华侨华人及华文媒体数量多等特点。文章主张中国可通过加强对周边各国政情、舆情及其传媒结构的调研，充分挖掘邻国友好媒体及海外华文媒体的助力作用，加强与周边小语种国家的舆论合作，以及进一步利用各类更易与周边国家民众交流沟通的社交媒体等积极举措，努力构建更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舆论环境。
关 键 词：中国 大周边 舆论环境 讲好中国故事 China Vast periphery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China's stories
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一个大国要实现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目标，通常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繁荣的周边战略环境。目前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的进程当中，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而不懈奋斗，也亟需这样一个和谐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而营造符合中国和平发展利益需求的周边战略环境，其关键环节之一即构建一个相对和谐友好的周边舆论环境。“周边”本意为与中国毗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或地区，是从地理和法理意义上定位的“硬性”小周边。然而周边舆论环境更应以文化、政治、经济影响力等因素为考量，取地缘意义上的“软性”大周边。①目前，中国周边舆论环境既存在积极因素，也有与中国和平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中国都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在与周边各国的交流交往中讲好中国故事，努力构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需求的、友好型的周边舆论环境。
本文拟分析中国大周边的舆论环境结构及其主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努力构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需求的、友好型的周边舆论环境。
一、当前中国周边舆论环境的结构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地缘战略环境极为复杂。中国周边有20个直接陆海相连的邻国，还有柬埔寨、泰国、孟加拉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虽与中国并非直接陆海相连，但相互间地缘联系密切、存在邻邦情结的“近邻国”。这些邻国在幅员、民族、宗教及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与中国的历史关系等方面差异很大。中国虽然与周边国家总体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但中国亦与少数邻国存在若干领土、领海争端及历史遗留问题等。从国内政治视角分析，周边各国国内通常派系林立，其政局时有变化及动荡。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及周边舆论环境的复杂性。②
从构建周边舆论环境的需求及视角出发，本文以对华好感度、经济发达程度为主要维度，对周边主要邻国进行区分。③其中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则提示与华经济互补、合作模式的不同；对华好感度则从侧面提示当前各主要邻国涉华舆论的整体氛围。综合当前国别研究文献及数据资料，以各国媒体产业结构及涉华舆论倾向为分析重点，可将周边国家大体划分为四类：
1.1 对华怀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周边发达国家
周边深受西方影响的发达国家，主要包括日本、韩国等。日、韩国内媒体产业发达，媒体种类广、数量多，内容丰富，技术先进，受众广泛。日、韩主流媒体，如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共同社；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韩联社等，由于长期受到他国关注，新闻报道频受转载，舆论引导力可辐射至国境之外。
在涉华报道上，日、韩两国新闻体制存在一定相似性，即传媒集团私有化并高度垄断，受西方话语影响较深，政治倾向明显，涉华舆论负面多于正面。尤其韩国，在涉华报道中，时常采用西方信源、西方解读，④再加之其国内民族主义不时发酵，不少涉华报道内容往往掺杂偏见和误解，主观负面情绪较强。⑤日本涉华舆论则呈现出显著的政、经、文、科分离现象，即涉及政治、经济的新闻，大体上负面多于正面；但涉及文化、科技的新闻，则常常采用中性或正面态度。⑥整体而言，虽然日本涉华舆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不绝于耳，但亦有声音将中国看作不断崛起的强国，有望向“超级大国”迈进，并由此改写地区及国际秩序。⑦基于这一前提，日本涉华舆论对中国态度也存在积极一面，如肯定中国体制在处理重大事件(如抗疫救灾、奥运赛事)的高度动员力、组织力，同时寄望中国“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作用，期待中国能给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济疲软的日本带去增长机遇。⑧
1.2 对华较友好的周边发达国家
典型代表国家为新加坡，其国内媒体产业发达，重要媒体有《联合早报》《海峡时报》等。其中，《联合早报》为华文报纸，配合同品牌新闻网站“联合早报网”，对新加坡本地华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大陆亦有不少《联合早报》的读者。《海峡时报》为英文报纸，由于语言同一性，其影响力同样不限于本国，能够延伸至不少英语国家。
新加坡作为一个发达的“袖珍型”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政治体制有其特殊性，呈现由政府管控的全媒体架构，媒体从业人员具备高度政治敏感性，几乎不存在与政府主张对峙、冲突的情况，因而可说其新闻舆论主要反映政府取向。⑨尽管新加坡媒体无法避免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渗透，时有对华持消极或不友好倾向的言论存在，但总体而言，由于其国内存在大量使用中文的华裔人口，出于服务本土、立足国内的考虑，新加坡媒体对华舆论整体较为中立，尤其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发展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话题，对中国国内争议问题则较少指手画脚。
1.3 对华友好或较友好的周边发展中国家
此类型国家数量较多，俄罗斯、尼泊尔、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中亚诸国及巴基斯坦等均可归于其中。尤其是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老挝、缅甸、柬埔寨四国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为打造和平友好的周边舆论环境提供了支点。⑩这些国家涉华舆论正面基调较强，负面声音不占主流，虽然在某些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整体上有助于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及对华合作互信。
在周边对华友好或较友好国家中，俄罗斯媒体产业极为发达，代表性媒体有《俄罗斯报》《生意人报》《共青团真理报》、塔斯社等。俄政府对媒体管控有限，俄舆论环境整体较宽松。尽管如此，在涉华舆论上，俄主流媒体较多赞赏中俄两国友好交往及密切合作，认可中国为俄带来收益，整体正面或中性评价较多。但其涉华报道主要关注政治层面，其余层面涉及较少，反映出中俄两国关系“政热经冷、上热下冷”的特性。(11)不过近期这一现象已有所改善，中国在俄媒中的形象愈加多元化，文化、科技、社会、民生等层面多有涉及。与此同时，俄媒也存在一些涉华负面报道，对中俄合作也存在负面言论，但这与以美媒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蓄意“污名化”中国显然有别。研究证明，近年俄民众对华认知友好程度正在逐步提升，与俄媒涉华报道多元化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12)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具有强大的外宣能力。2005年，俄政府拨款3300万美元支持“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在世界各地设立分社，力图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抗衡，目前已成为游离于西方主流话语之外，较具影响力的传媒品牌。尽管对于中俄关系，俄媒存在多元化声音，但在中美舆论博弈过程中，俄媒大多声援中国。与俄情况类似，巴基斯坦国内媒体实力相对强大，对华舆论比较友好。
除俄、巴两国之外，其他周边友好或较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大都由于国家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媒体数量少、规模小，整体较不发达。在涉华舆论上，这类国家经常呈现正面(如缅甸、老挝)、甚至非常正面(如中亚诸国)的态度，尤其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扶贫减贫”“电商营销”等都是其重点报道话题。(13)这些国家中有不少同样遭受贫困问题影响，消除贫困是其重要发展战略，因此有必要一方面对华取经，了解中国脱贫攻坚所采用的模式及路径；另一方面则期待加强对华合作，希望通过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等为其带来发展机遇，建立与中方的互利互惠合作关系。
尽管周边友好或较友好发展中国家整体呈现对华友好的舆论氛围，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内部派系分歧影响，部分国家在部分议题上，依旧存在立场摇摆、态度暧昧的时刻，这一现象在中亚诸国及巴基斯坦等国尤有体现。以巴基斯坦为例，作为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政府重视与中国的政治、经贸、外交及战略合作，大力拥护“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倡议等发展建设。但受其自身宗教文化传统、国家利益，以及国内政治制约，巴媒体在一些民族宗教问题上往往态度微妙，其相关报道不时受西方舆论影响，转述西媒“虚假信息”现象时有发生。(14)
1.4 对华具有较强戒备心理或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周边发展中国家
合作与冲突并存或对华具有较强防范心理的周边发展中国家，主要有印度、越南、菲律宾、印尼等。这类国家对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矛盾心理，既关注中国发展，期待通过与中国开展多方面合作给其带来发展机遇与经济利益，又对中国有防范心理，担心受到中国影响过深而处于不利地位。
以越南为例，越南虽与中国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友好合作、经贸关系密切，但双方在历史、文化、领海划界上存在争端，不少越南民众抱有一定对华消极情绪。越南虽不允许私营媒体在境内运行，但随着媒体产业迅猛发展，私营资本在官营主体的基础上逐步介入。在涉华舆论上，越南媒体呈现出较为矛盾的报道方式，一方面，关注两国高层互访及经贸合作，描绘中国社会主义强国形象，希望借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但另一方面又频繁提及双方争端，如领海划界争端、贸易逆差等；而且为照顾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越南媒体尽量避免谈及中国文化对越南的长期影响，由此造成两国文化交流缺失，中国的文化形象在越南舆论中呈现片面化、零散化甚至扭曲化。(15)
菲律宾情况与越南略有不同，菲律宾国内媒体亦较为发达，国内有《马尼拉公报》《马尼拉时报》《菲律宾星报》等多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由于菲律宾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涉华舆论上多以西方信源为主。加之南海划界争端尚未解决，菲律宾媒体所展现的中国形象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甚至恶意丑化。(16)杜特尔特执政期间，该问题出现明显回转，中国对菲律宾影响力不断提升，菲媒对中国报道亦逐渐客观、全面。(17)但是随着新任总统小马科斯宣誓就职，其对华态度与杜特尔特有所不同，这一趋势又将再度经历考验。
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其总人口与中国不相上下。(18)印虽然为发展中国家，但其经济(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19)又长期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传媒业较为发达，且受美西方影响较深。印国内民族、语言、经济、文化分布极其复杂，造成新老媒体同步发展的独特局面。整体而言，印度媒体主要受到财阀垄断，政府对其操控力度不强，反而需要依赖媒体帮其宣传。换言之，印度财阀几乎可左右其国内舆论走向。(20)在涉华舆论上，印媒对涉华议题高度关注，但几乎一面倒地呈消极、负面立场。其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经常炒作“中国威胁论”、质疑“一带一路”倡议、(21)鼓动其国内民族主义、附和美英等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宣扬新冠肺炎病毒“实验室起源论”等(22)。这反映出印媒积极响应美国“印太战略”，扮演了美国“污名化”中国排头兵的角色。印度长期将中国视为“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凡此种种，一方面体现出其对外示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其担心与中国经济“脱钩”、难以承担损失的内在担忧。除此之外，亦显现出其尚存向西方靠拢的心态。尽管中印关系对两国和平发展大局至关重要，但就短期来看，要扭转印度舆论对华消极报道方向较为困难。
二、当前周边涉华舆论环境的主要特征
中国大周边涉华舆论环境既受中国发展前景看好、国际威望日增，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向积极方向发展等积极因素影响；也受周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及种族的多样化、多元化等因素影响；还受全球舆论场“西强东弱”态势、美西方企图阻遏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等消极因素影响。
2.1 西方媒体“污名化”中国对周边国家影响有限
尽管在全球范围，国际舆论环境呈现“西强东弱”态势，但中国周边舆论环境并未明显“西强东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中方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力量对比在中国周边舆论博弈中相对均衡。以美媒为首的西方媒体“污名化”中国的立场、观点及舆论攻击手段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较为有限。例如，近年美西方媒体不断炒作新冠肺炎疫情“实验室起源论”，攻击中国“动态清零”抗疫路线，“污名化”中国各项发展战略，(23)中国周边也的确有印媒以及部分日媒、韩媒等附和响应。但从总体趋向来看，周边国家的主流媒体并未跟风炒作，有些周边国家(如俄罗斯)还主动批驳美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宣传。究其原因，一则周边各国与中国毗邻，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交往频繁，相互依存关系紧密，发展路径息息相关，更能理解中国各项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治及安全举措，因而并未完全追随美西方“污名化”中国的舆论方向。二则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凭借自身的制度、规模、产业优势及动员能力，以及民众自觉配合等因素，成功抑制了疫情蔓延，还在面对灾难时积极援助周边各国，大量输送抗疫赈灾物资，证明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24)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文化优势、“中国制造”全产业链的经济优势，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周边各国可信可靠的睦邻形象。三则不少周边发展中国家(如缅甸、越南、老挝等)语言文化独特，属于小语种使用国，不少西方主流媒体为削减运营成本，在小语种传播上的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从而在中国周边出现小范围的“舆论真空”。而中国边境省份及部分少数民族与这些周边邻国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化相似性，交流频繁，为中国拓展舆论引导能力、传播中国话语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25)
2.2 周边国家涉华舆论具有高度多元性、多变性、复杂性等特点
周边国家涉华舆论呈现高度多元化、对华情绪复杂多变、舆情易受外界牵引等特点。对中国周边国家而言，当下不断加剧的中美竞争正带来少见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从而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已成为周边不少国家的诉求。由于周边各国差异大、实力不等，对中美两国的认知程度不同，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文化认同等因素不同，从而导致其对华态度及立场呈现相当大的差异，(26)并充分展现在其媒体与舆论之上。
不过整体来看，除印度外周边并不存在舆论上与华严重对立的国家。即便是涉华舆论相对负面的日、韩等国内媒体，虽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的迅速发展心存戒备，但在其他如科技、文化交往方面仍不乏赞誉之声。尤其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能力迅速提升，5G平台搭建、新媒体服务运营、移动场景应用等产业在周边各国逐步拓展，同时中国的文化内容产品，诸如网络小说、电子游戏、电影电视亦走出国门，影响力迅速延伸至周边，在潜移默化中改善着中国的国际形象，缓解了周边国家对华负面情绪与声音。
2.3 周边国家对中国存有利益诉求及合作期待
周边国家大多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华存在巨大的利益诉求，期待加强对华合作，但对华了解趋于零散、片面。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范围经济衰退大背景下，中国能够逆势而行，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被周边不少国家视为学习借鉴的范本、合作交往的对象、提振本国经济的助力。传统对华友好、较友好国家(如缅甸、老挝、泰国、中亚诸国等)积极了解中国，借鉴中国扶贫抗贫、经济发展经验，期待从对华互惠互利中受益；(27)而与中国存在历史争端、领土争议的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也试图在国内民族主义诉求和对华战略合作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成为中国与其“搁置争议”、携手共创和平友好关系、打造稳定安全周边环境的重要基点。由于一国媒体舆论的倾向，通常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其国家利益诉求，为其国家立场服务，因而周边各国媒体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在涉华舆论上不完全追随美西方媒体，就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并由此为周边国家加强对华合作、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保留了较大的舆情空间。
当然，周边国家虽有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意愿，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存在明显分层现象，如政治、经济关注多，文化、社会了解少。而在信息来源上，不少周边国家媒体无力派驻记者赴华或雇佣中国雇员，其引用信源即便来自中国媒体，也常常只取用时政、外交等“硬性”题材，局限性较大。因而它们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文化折扣、误读、偏见现象时有发生。就此而论，周边舆论环境及其态势距离中国向周边乃至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一国际传播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2.4 周边国家华文媒体分布广泛
中国周边国家，尤其在东南亚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侨华人，华文媒体在周边各国分布广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地华侨华人的信息需要。在全球一千余家华文媒体中，分布于亚洲的华文媒体约占32.5％，比例远高于其余各大洲。(28)相对而言，东南亚国家尤其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媒体最为发达，如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等，都在当地具有较强影响力。与周边各国使用本国语言、服务本国利益的媒体相比较，华文媒体的立场略有不同：一方面，这些华文媒体秉持立足本土、服务本国的立场，虽然多把涉华新闻作为报道重点，但具有较强的审视、评价意味；而另一方面，不少华文媒体创办时间长、读者基础好，在巩固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维持其与中国联系、传扬中华文化上的作用不容小觑；除此之外，还存在少部分华文媒体持有一定的对华负面立场，应当对其保持警惕。(29)但总体看来，周边国家的华文媒体仍可视作中国构建周边舆论环境的重要平台，中国在构建周边舆论环境时亟须对其关注、重视。
目前为止，周边国家不少华文媒体面临一定的经营困难现象，究其原因约有五：一是受众减少、市场萎缩。由于华侨华人在所在国大多属于少数族裔，新生代对华情感远不如祖辈父辈深厚，文化认同疏离，从而受众分流、广告营收减少，加之同行竞争激烈，增加了经营压力。二是人才流失、水平下降。由于不少华文媒体资金困难、薪水不丰，从而采编岗位较难吸引到高水平的专业人员，而在已招募的人员中，新生代华侨华人的中文能力又有所下降，从而使其提供的资讯内容及价值有局限性。三是内容同质化、缺乏原创特色。不少华文媒体无力委派驻地记者实地采访，新闻报道大多来自网络下载并进行简单翻译、编辑，从而导致内容重复，缺乏独家特色。四是传播形式较为传统，新媒体利用率不高。尽管不少华文媒体开设了门户网站、手机应用程序(APP)、社交媒体及短视频账号，但往往停留在表面形式，采、编、发的过程未能完全满足新媒体时代对新闻内容生产的要求，部分新媒体客户端技术水平不高，用户体验不佳。五是华文媒体大多各自为政，资源共享率低，使原本就存在的资金、技术、人员困难更为突显。(30)然而，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华文媒体展现出新气象。面对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周边各国华文媒体均在转变经营思路，革新新闻生产方式，加强媒体及平台间合作，进行自我提升。
2.5 中国有先天优势及诸多助力以打造和谐良好的周边舆论环境
与周边国家携手共进、和谐发展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亦符合中国自古就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等传统思想。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有数千年相处经验，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影响深远，故而彼此存在天然的文化依存性、互容性。较之在全球范围，以中新社、新华社、《中国日报》等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在周边国家有更大的影响力。
尤其中国在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及海外侨民众多，不少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一方面，这些华侨华人熟知所在国的语言文化、社会习俗、政经情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他们对中国始终抱有“血浓于水”的文化认同感、亲近感。因此，周边国家华侨华人及其开办的华文媒体，可以成为中国协调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中介、增进互相了解的平台、传递中国声音的扩声器，为改善周边舆论环境提供助力。
与此同时，有不少周边国家与相邻中国省份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高度互通，交往历史悠久，存在媒体合作及对外传播的便利性。中国中央及地方媒体均做出过不少有效尝试，如黑龙江电视台自1993年起便开办俄语节目《你好俄罗斯》，信号覆盖俄罗斯亚洲全境和欧洲部分地区，又与俄罗斯本地媒体进行多次合作：海南广电旗下三沙卫视大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信号覆盖，成为构建南海周边舆论环境的重要平台；《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分别与越南、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媒体合作，推出多本双语刊物，并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融媒体云平台建设。目前，中国中央及地方媒体、部分企业机构、甚至自媒体工作者等，积极投身于对外传播工作，结合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形式及互联网融媒体等新形式，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对外传播矩阵。
此外，中国周边还存在不少对华友好的力量及传媒，为在周边及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有效平台。各国本地媒体、专家学者、民间友好人士等积极推进对华交往、期待良好对华关系者不在少数。他们对中国了解较深入，亦可能成为中国打造良好周边舆论环境的重要助力。
三、构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舆论环境
综而论之，中国周边舆论环境虽然总体上呈现出不少积极因素，尤其是中西舆论在中国周边的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并未呈现明显的“西强东弱”特征，但对周边舆论环境中存在的消极因素亦不可掉以轻心。长期以来，中国在进行对外传播过程中，对西方国家受众的关注和投入较多，不少中国媒体在话语模式、叙事逻辑、平台认知等方面仍有不足，(31)面对当前以美媒为首的西方媒体“污名化”中国的舆论攻势，处于明显不利地位。而对周边国家，尤其是小语种、发展中国家，关注力度则有所欠缺，相关研究、调查数据及资源投入也相对较少，一些语言、文化、人员、地缘等方面的积极因素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考虑到不少周边国家并未完全追随美西方的舆论导向，展现出较强的判断力、自主性与能动性，总体保持理解或主张对华合作姿态，这正可成为中国构建和谐、友好周边舆论环境的重要立足点。
要构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周边舆论环境，中国就要准备与美西方展开长期舆论博弈，充分利用周边舆论中的对华积极因素，减少对华消极因素。要看到周边舆论环境的多元性、多变性、复杂性和可塑性，更要看到美西方为阻遏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将利用其在全球舆论场的经验和优势，与中国争夺中国周边的舆论影响力。鉴于中国自身独特性，如何在与美西方进行舆论博弈过程中构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舆论环境尚无先例可循。因此，除借鉴参考新中国建国七十多年积累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外，还需充分做好调研，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灵活应对。
3.1 争取舆论主动，“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是近年中国媒体经常使用的话语。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知易行难。尽管中国周边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愈益呈现东西方相对均衡的态势，但中国媒体大多依赖官方渠道、专业人员，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仍有一定距离。而美西方则对诸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影响广泛的社交媒体平台具有强大把控力，并擅于对其操纵利用。两相比较，后者对民间舆论的影响更为显著，使得美西方在国际舆论场上具有较大优势。面对当前不断加剧的国际舆论博弈及步步紧逼的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应该从过往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明确思路，在争取周边舆论博弈优势方面采取更积极的举措。
3.2 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国别研究力度及舆论环境感知
周边国家虽不可避免受到美西方国家话语霸权影响，但尚未、也不可能完全被西方意识形态同化。周边国家在舆论立场上呈现出的较大差异性，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当下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愈加显著，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对周边国别及区域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研究对象、理念、方法上仍大有提升空间，中国尤其需要提升对周边舆论环境的感知力度，以便及时、快速、准确地把握周边国家舆论动向，迅速、高效地拟定应对策略。当下中国对周边舆论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均，对日、韩、新等经济发达国家及华文媒体较为丰富的国家关注度高，而对缅甸、老挝、蒙古、尼泊尔、中亚诸国等经济欠发达、使用小语种的国家关注度低。虽然各国国力不同，对区域影响力较强的国家赋予更多关注是合理现象，但周边小语种国家紧邻中国，也是确保中国周边舆论安全的重要阵地。须知“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32)。对于中国周边涉华负面舆情如果缺乏及时的感知、预见，一旦出现对中国不利的突发事件时又回应不够及时，就可能陷于“失语”状态。(33)
3.3 重视小语种对外传播，加强文化沟通
进一步重视小语种对外传播，借用他者视角，“讲好中国故事”。尽管周边国家与中国交往频繁，但其中大部分国家与中国使用的语言不同，存在沟通壁垒。西方主流媒体出于成本考虑，大都不愿在小语种传播上下功夫，因而虽然英语媒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霸权地位，但在中国周边等局部地区仍旧存在一定的“舆论真空”，而这正是中国应该重点加强的领域。周边国家有意愿了解中国，中国也有意愿展示自己。为对周边国家“讲好中国故事”，除了注意语言差异、文化折扣等现象外，还需明确：一方面，要采用他者视角，使用周边国家受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话语，引发周边国家受众的情感共振；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警惕，避免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干扰，避免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讲发生在中国背景下的西式故事”。
在构建周边舆论环境的过程中，应当在经贸往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文化沟通。尤其应当注意到，以“Z世代”为代表的当下年轻人大多一出生即与数字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其思想意识、文化偏好及媒介习惯将在未来周边舆论环境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可加强对中国及周边国家青少年文化消费及媒介偏好的调研，关注自媒体及其他传媒人才的培养。鼓励青年一代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交往沟通，再辐射向其他年龄层次人群，向周边民众展现除了政治、经济之外更加多元、真实、全面的中国。
3.4 联合周边国家华侨华人及华文媒体，构建合作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的周边关系史表明，周边华侨华人及华文媒体一直是传播中国声音、扩大中国在周边舆论影响的重要帮手，即使在新中国发展与安全环境最复杂、最艰难的时期都是如此。
中国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愈加欣欣向荣，在国际事务上也愈发活跃。周边各国及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意愿增加，“汉语热”正不断升温，这正是海外华文媒体转型升级、建设周边舆论新格局的大好时机。针对目前周边华文媒体不少仍处于经营困难、水平不足、后继乏力等情形，中国可以采取有效举措，加强合作交流，从人员、内容、技术上给予一定支持。目前中国已存在一系列海外传媒合作平台及联盟，如海外华文传媒合作组织(OCMCO)、“一带一路”华媒协作云平台、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等，应继续努力，将其做大做强，吸纳更多华文媒体参与，促进互补合作、资源共享，打造矩阵效应，使之在积极构建周边舆论环境、“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舆论博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结语
在国际舆论场上，国家间的舆论斗争往往存在不进则退的一般规律。中美及东西方在中国周边的舆论博弈也同样如此。通常而言，周边舆论场的“周边”以地理、法理上的周边为基础，二者大体互有重叠。但是，地理、法理“周边”受地理条件和国境分界制约，具有相对稳定性；而舆论场的周边则具有范围伸缩性、历时流动性，伴随中心国家影响力消长而不时收缩或扩张，且收缩、扩张的范围可能较大。例如，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地理“周边”限于北美和加勒比海，但其舆论周边的范围和影响力则超越地理限制，覆盖整个西半球，并向全球扩张。
当前美国借由其文化、经济、技术、先机优势及其西方盟友相助，操控国际媒介平台，在国际舆论环境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和议题设置能力。为达到其压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美国不断通过设置所谓“民主”“人权”等议题，展开“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攻势，导致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充斥着种种对中国不利的言论或观点。中国面对全球舆论场“西强东弱”的不利态势，要在与美国进行国际舆论博弈中争取主动权，尤要依据大周边舆论场美西方影响力受到不少制约、中西影响力相对均衡的相对有利条件，以周边国家为基点，争取逐步改变国际舆论环境“西强东弱”的格局。换言之，为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首当其冲是要构建和谐、友好型周边舆论环境。
对中国而言，若忽视对周边舆论环境的影响和构建，在周边舆论场出现“敌进我退”态势，则中国的引导力、话语权也会收缩，中国对周边国家的舆论影响力不但不能沿地理周边向外拓展，还可能在美西方联合挤压下回缩。不仅如此，一旦周边舆论场出现对华不利的博弈态势，还可能导致对华消极甚至敌对的舆论由周边国家倒流入中国国内，阻碍中国各方面发展，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反之，若中国在周边国家的舆论影响力不断沿上升路线增大，使周边舆论环境整体保持对华友好基调，则中国就有可能以周边国家为基点，逐步增强国际话语权，扩大舆论影响范围，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范围由“大周边”扩展为“远周边”，甚至是“全球周边”，(34)从根本上改善当前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使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逐步把握话语权，提升对全球舆论的引导力、传播力、影响力。
林斯娴：“新时代大周边舆论环境研究：结构、特征及启示”，《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1期，第82-91页。
Lin Sixian,"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of China's Vast Periphery in the New Era:Structure,Characteristics,and Implications," Pacific Journal,Vol.30,No.11,pp.82-91.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收稿日期：2022-05-30；修订日期：2022-11-07。
注释：
①与中国陆海直接为邻的国家有20个，泰国、柬埔寨、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虽并非中国直接的陆海邻国，但其分属东南亚、南亚、中亚等紧邻中国的次区域，与中国地缘相近，相互间有邻国之实，故列入本文“大周边”范围。这一认知也与陆地在“周边传播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一文中提出的“软周边”概念相似。可参见陆地：“周边传播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当代传播》，2017第5期，第4-9、34页。
②王俊生：“中国周边战略建构：环境·目标·手段·能力”，《太平洋学报》，2012第4期，第72-81页。
③本文采用数据资料综合自多个国际知名数据库统计资料。由于世界各国际组织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划分标准尚存争议，本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为参考，因此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划分标准分别对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划分标准。经济发达程度以各国人均GDP数据衡量，可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4月统计数据，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MF Website,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April，访问时间：2022年8月12日。各国对华好感度数据可参考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五年的民调数据，部分国家数据暂缺，但并不影响整体分类判断，Pew Research Center,"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Pew website,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base/，访问时间：2022年8月12日。根据前述数据，对华好感度介于50％-75％的国家列为“较友好国家”，对华好感度介于76％-100％列为“友好国家”，低于50％则根据该国具体情况归纳为“对华怀有戒备心理”或“合作与冲突并存”国家。
④毛伟、文智贤：“韩国媒体关于‘中国梦’新闻报道的解读及分析”，《青年记者》，2018年第34期，第47-49页。
⑤杨磊、朱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韩国媒体中的传播情况——以韩国联合通讯社为例”，《当代韩国》，2020年第3期，第115-128页。
⑥王珍珍、庄妍：“日本主流媒体对华报道热点及启示”，《青年记者》，2020年第36期，第100-101页。
⑦张梅：“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42-50页。
⑧吴宇桢：“难以放下的‘刻板印象’与惯性偏见——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政经分离’现象”，《青年记者》，2021年第15期，第99-101页。
⑨邱乙哲：“新加坡媒体发展的现状、特点与趋势”，《传媒》，2021年第17期，第62-64页。
⑩杜哲元：“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3期，第37-51页。
(11)刘书凝、王宏俐、卢可、张欣元：“俄罗斯主流媒体的‘中国观’”，《情报杂志》，2021年第10期，第38-44页。
(12)顾鑫：“新时代俄罗斯民众对华认知度与媒介塑造”，《新闻研究导刊》，2021年第8期，第158-160页。
(13)梁荣骁、龙思婷：“老挝国家通讯社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今传媒》，2019年第10期，第37-40页。
(14)曹然：“‘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形象媒体建构策略分析——以巴基斯坦主流英语报刊涉华报道为例”，《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99-106页。
(15)王男：“越南媒体‘中越双边关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东南传播》，2018年第9期，第85-88页。
(16)赵向阳、朱智奕：“菲律宾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分析”，《传播与版权》，2019年第8期，第95-97页。
(17)汤文君、李莉文：“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中菲合作创新——基于菲律宾中国观调查分析视角”，《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年第6期，第45-67页。
(18)Worldometer,"Current World Population,",Worldometer Website,https://www.worldometers.into/world-population/#google_vignette，访问时间：2022年3月8日。
(19)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MF Website,April,2022,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April，访问时间：2022年8月12日。
(20)江全康：“印度媒体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分析”，《传媒》，2021年第23期，第64-66页。
(21)毛伟：“‘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舆论场的话语建构与报道框架——以印度主流媒体为例”，《对外传播》，2019年第8期，第49-52页。
(22)温竹馨、张睿、席雪莲：“中印边境冲突下印度英文媒体涉华报道倾向性研究”，《国际传播》，2020年第5期，第88-96页。
(23)林斯娴：“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框架策略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22第1期，第53-60页。
(24)任平：“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论坛)——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7日，第4版。
(25)战伟萍：“从传播优势看中国对东盟新媒体传播策略”，《国际传播》，2019年第4期，第39-45页。
(26)林民旺：“中国周边安全新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第43-50页。
(27)易文、肖晓玥：“如何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基于泰国、越南、老挝主流媒体对中国扶贫的报道分析”，《对外传播》，2021年第4期，第22-25页。
(28)戴华东：“‘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探索”，《新闻研究导刊》，2021年第13期，第10-13页。
(29)李文健、韩诚：“东南亚华文媒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中国编辑》，2019年第1期，第79-84页。
(30)蔡梦虹：“东南亚华文媒体的发展进程、困境与思维转型”，《青年记者》，2019年第9期，第92-94页。
(31)张超：“主流媒体海外社交平台讲好中国故事的提升路径”，《中国编辑》，2022年第8期，第29-33页、第40页。
(32)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33)李琪：“污名化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舆情成因与化解路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5-24页。
(34)陆地：“周边传播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当代传播》，2017第5期，第4-9+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