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票当真
我自从出版了《性在古代中国》和《中国人的性神秘》两本小书之后，就不断有朋友问我：“你怎么会想起搞性史的？”到《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出版之后，问这一问题的人就更多了。
确实，从“出身”来说，很难设想我会与性史研究沾边。在大学里我读的是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读的是科学史；而直到今天我一直在天文台工作。我搞性史搞到今天这种地步，居然成为“第二专业”，并且得到性学界同行的接纳，总该有些特别的因缘吧。
先说远因。我自幼好古成癖，对历史有特别的感情。学到数学就会对数学史发生兴趣，学到物理就会对物理学史产生好奇，学到天文自然也就难免对天文学史想入非非—后来天文学史还真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正行”。性的历史，归根结底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自然也在我感兴趣的范畴之内。
要说近因，话就稍长。那时我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研究所院子里住着清一色的男生。师兄之中，有好几位是稍年长已经结婚而妻子仍留守在家乡的——他们中间有人一直“抗战”到八年之久，夫妻才得团聚。未婚的小伙子们，当然也不时有堕入情网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可想而知，“性”是大家研究学问之余谈得最多的话题。年长的师兄们常喜欢讲述自己“文革”落难时在下层社会所见所闻的性风俗和性趣事，有时也会讲讲自己的性经历；师弟们虽非过来之人，却也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势，踊跃参加讨论。性的寂寞，煎熬着这里的每一个年轻人，谈谈“性事”，至少也是一种排遣。
这时，远因和近因就在我身上结合而发生作用了。我不满足于对“性事”的漫谈或闲扯，想要推进到“学术研究”的层次上去。既然好古成癖，方向自然是性的历史。于是利用在硕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的一段空闲时间，“发奋”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房中术来，结果是写成了一篇论文：《中国十世纪以前的科学性初探》，并于次年（1986年）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说来惭愧，这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那时性的禁区在国内还远远未被冲破，学者们还只在进行一些谨慎的尝试（例如吴阶平院士领导翻译了《性医学》一书），因此我那篇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说许多大学图书馆中那一期的《大自然探索》都被撕坏、甚至失踪了。而《大自然探索》杂志和我的友谊则由此一直持续到今天。
论文发表之后，我原想“玩票”之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就继续安心读我的科学史博士学位。不料又有朋友和出版社来找我写性史的书，只因那时年轻好事，居然又答应下来。于是挤出时间写成了一册小书：《性在古代中国》，说来又很惭愧，这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一直以天文学史作为自己立身的“正行”，谁知问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和第一本书都是“不务正业”的，也可算是趣事。接着又在北京和台北出版了《中国人的性神秘》一书。有此一段因缘，自己也有点认真起来，遂又写了几篇“学院派”的性史论文在《中国文化》《汉学研究》（台湾）等刊物上发表。1996年出版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则是我在这方面的第三本书。
就这样，有点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性学研究领域，朋友们将性史说成是我的“第二专业”，我自己也渐渐默认了。
去古未远
我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古代的性史研究而言，主要是性文化史和性社会学史的研究。至于所谓的“古为今用”，作为一面旗帜，当然有容易被人接受之处，但是考虑到现代性学已经如此发达，要想从古代房中术里找出有实用价值的新东西——比如性技巧、性治疗或性药物等方面的，结果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方面如果过分夸大“古为今用”，终究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古为今用”又是有意义的。
在涉及性的问题上，许许多多今天所见到的现象——有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有些我们觉得难以置信，有些我们感到极不合理——其实都有着古代的渊源。在性史研究中，这一点给我的感触极深，所以我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的自序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在性问题上所面对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见到的表现等，实际上竟没有太大的不同。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无论经历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的社会毕竟是从昨天演变而来的，传统的“根”是不可能彻底一刀斩断的，况且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有人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层极容易变，深层几乎不变”，确实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观念、乃至广义的性生活等显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不太容易变的。在这一出以千百年计的长剧中，人物衣冠固屡异于昔时，基本剧情却大体上依旧。
尽管明代的春宫画册已经进化到今天的视听光盘，但是仍是同一性质的出版物；而南宋临安城酒店中的三陪女郎，与今天的相比至多只有服饰上的区别……研究中国性文化史的现实意义，也就从这里显现出来。这种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今日性问题的理解——不过切不要奢望从古人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什么现成药方。
古人曾经何等坦荡
在许多当代读物中，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常常被描绘成阴暗的、不健康的，特别是充满禁欲主义色彩的。所谓“封建主义社会”，常被人们假想为数千年一成不变。这其实是绝大的误解。从先秦时代到今天，中国人的性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很有点像完成了一个轮回——当然更稳妥的套话是“螺旋式的发展”。阐述中国人的性观念的历史变迁，是我近年性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在文明发展史上，性规范有一个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上古之时，先民刚从野蛮状态过渡而来，性规范方在若有若无之间，与此相对应的性观念自然也非常“开放”和无忌。但是在华夏文明进入成熟阶段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流行的性观念一直是非常开放和富有“现代”色彩的，这一点却是现代人通常不容易想象的。
古代中国人是重视人欲中的性欲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著名的先秦古训，正反映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肯耐心研读孔子、孟子的“原著”，就会发现儒家哲学本来绝不是禁欲主义的，相反却非常重视人欲的满足——后来的宋明理学家虽然无不自称孔孟之徒，其实却是孔孟的不肖之徒。从先秦两汉直到隋唐盛世，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性关系一直是非常开放的。《左传》中记载着春秋时代各国贵族们的“通”——即古代中国贵族版的“廊桥遗梦”也——至少16次，几乎每一次都有声有色，有的还酿成“国际风波”。春秋时是如此，战国时也无不同。孟尝君可以在得知自己夫人与门客有恋情时坦然处之，秦宣太后可以在自己的遗嘱中就要不要让情人殉葬接受朝臣的意见。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唐代在两性关系方面也极为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诸如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情人、离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笔记小说、传奇故事以及诗文中留下了大量事例。宋明理学所鼓吹的妇女“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节烈”（夫死不嫁曰节，殉夫而死或为抗拒婚外性关系而死曰烈）之类的观念，大抵在公元10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是根本没有市场的。
古代中国人性观念之坦荡开放，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由于将男女之间的性满足看成天经地义，看成是光明正大的、极其美好的事情，所以古代中国人对于性交一事的私密性，完全不像现代人那样重视。例如，根据古代不少文艺作品中的描写，以及传世的古代春宫图中的描绘可知，古时中国人常常在有侍女、丫鬟、朋友等旁人在场的情形下交欢做爱。而且即使在禁欲主义的宋明理学盛行数百年之后，这一习俗也并无改变。这一点曾使不少西方汉学家感到难以置信，然而放在中国传统性观念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论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要点之一，就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大力提倡。此后这些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封建集权统治者又动用行政手段来加以鼓励，比如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不仅有精神鼓励，而且直接对家庭产生经济利益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学家逐渐成功地将这样一套观念强加给中国人，那就是：女子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是下贱而可耻的；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丑恶的，除了传宗接代不得已而行之，应该尽量压抑、回避和谴责性爱。之所以说这套观念是被强加的，是因为大部分人并非由衷地接受这套观念——这套观念根本就是反人性的，要大部分人由衷接受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而已。
对于这套禁欲主义的道学观念，既不敢表示反对，又不愿意接受和实行，那么出路何在？当然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虚伪——表面上赞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德标准，行动上则照样追求和享受性爱、欣赏乃至创作色情文艺作品，甚至嫖娼狎妓。好几百年以来，许许多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的舆论和虚伪的传统，造成了人们普遍阴暗而病态的性观念。
必要的张力
所谓“性张力”（sexual tension），是我尝试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张力原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存在于该物体内部的相互牵引之力。比如一根悬吊着重物或两端受拉的绳子内部就有张力。而在中国人的性心理方面，恰恰存在着与上述绳子内部类似的情形。这不仅可以就一个个人的性心理而言，推而广之，亦可以就整个民族的性心理而言之也。
我提出性张力这一概念，意在为研究中国性文化史寻求一种新的视角，或者说一种新的分析思路。这类似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工作假说”。“工作假说”和客观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客观实际（或历史真相）是尚待探索、认识的对象，而只要有助于增进对此对象的理解，或能导致新的发现，就是一个有用的，或者说是成功的“工作假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性长期存在着看起来是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子嗣、多妻和重人欲的——这些都和上古的生殖崇拜一脉相承。特别值得揭示的是：中国人不仅重视生殖，同时也赞成并重视生殖功能以外的性欲，而且对后者的重视程度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才有如此源远流长而且高度发达的房中术。另一极则是礼教。礼教方式始于先秦，但是直到宋代以后才勃然兴盛，受到大力提倡，成为在理论上必须严格遵守的社会规范，而且越来越带上明显的禁欲色彩。在上述两极的同时作用之下，就使得每个中国人从他（她）所处的文化氛围中，都感受到两种几乎相反的主张，于是就生活于性张力之中。
上古之时，先民刚从野蛮状态中进化而来，性张力几乎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性规范逐步确立，性张力也就开始产生。不过直到宋代以前，因人欲的一极一直很强而礼教的一极一直很弱，所以性张力并不强；自宋明大倡礼教之后，形成两极并强之势，遂使大部分中国人生活于很强的性张力之下。如何缓解这种性张力，以求得身心的平衡，成为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历史上的娼妓、色情文艺、礼教与虚伪等问题，都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新的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所承受的性张力已经大为减弱，然而在文明社会中，性张力永远不会减弱为零。在性问题上，人类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美国人托马斯·库恩一本科学哲学名著的标题，不过那本书里当然是不谈性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