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政治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根本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创建的先进政治制度，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强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社会土壤既包括历史、国情等因素，也涵括与历史、国情等因素相互浸染、影响的文化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一些价值追求、精神品质、道德规范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塑造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提供了丰富滋养。
传统文化是影响政治制度建构与运转的重要因素
文化属于当代政治制度建构无法脱离、不易言表但又非常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制度的建构不可能凭空而生，而要以特定的文化元素为价值内核。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思想理念长期积淀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础，深刻影响着一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我们看到，即便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也形塑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同样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法兰西民族追求浪漫的民族性格影响了法国独特的变动频仍而又对抗激烈的政党两极化态势；日本民族“菊”与“刀”的双重性格催生了日本独特的一党独大但党中有派的政党格局。
传统文化也影响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转与制度效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与运转，而使制度运转起来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具有与制度结构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因为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政治规范和政治原则，它需要通过广大社会成员的共同遵守和贯彻执行才能在政治实践中持续释放出强大的制度效能，而这种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广大社会成员的与这种制度所蕴含的价值相匹配的认知判断和行动策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制度的盲目移植会导致与传统文化不适应进而带来政治动荡与制度断裂，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基于文化延续而进行的一致性、渐进性制度变革具有稳定性和生命力。
传统文化影响政治制度的生成、运转与效能背后的逻辑机理在于：制度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相匹配、相契合。同时，制度的演进也深受观念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制约。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各不相同，其制度建构也都各具特色。文化的内涵因时而变，那些具有包容性、创新性特征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自我超越，能够为当代政治制度建设提供文化滋养。这是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政治制度发展演进具有长远深刻影响的内在机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显著优势与文明特征
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是长期历史传承和现实问题意识的有机统一。中国政治制度不是“飞来峰”，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进行创新发展的结果；又立足中华文明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视角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政治制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中如“多元一体”“天下为公”“民为贵”“和而不同”等要素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生成、运转与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多元一体”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统一性。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与“大一统”思想紧密相关，其本质是多元性和一致性的辩证协调。“多元中的统一”与“统一中的多元”，这对矛盾主导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塑造了中国式文化观念与制度架构。《公羊传》首次提出“大一统”，《汉书》解之以“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其中内含中国古代国家结构、礼仪风俗与政令教化等方面的统一，塑造了中国政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更加强调民主和集中、多元和一致、表达和共识等的有机协调，囊括了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复杂治理局面时，围绕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建立起系统完备的政治制度体系，形成强大的制度凝聚力，确保国家各项政治制度安排要素齐全、环节完整。
“天下为公”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公正性。《吕氏春秋》解“天下为公”作天下为天下人共有之意，《礼记》则从选贤任能、公共秩序、社会救济及道德教养等方面构想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图景，表现出鲜明的公益性。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来不是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代言人，确立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政治原则。以此为出发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更加注重公心、公利、公制，运行更加强调公平、公正、公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干部选贤任能、国家公权力行使等方方面面建立起周全的制度安排和健康的政治生态，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民为贵”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人民性。《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使儒家“仁者爱人”的仁政理念更加具象化，古代中国卓有作为的政治家、改革家无不以“先忧后乐”“民为国本”为情怀和追求。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同样坚持“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形成了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此为基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着力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型政府建设、共同富裕与第三次分配等各项制度设计和运行，意在充分实现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和而不同”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尚和、厌斗的民族，强调包容与合作、发展与共存。中国政党制度、民主制度等将这种文化传统付诸政治实践，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奋斗，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一些西方国家“否决政治”“极化政治”引发的社会分裂对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走合作发展道路。
从理论、话语等角度为增强制度自信提供强大文化支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巩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一系列显著优势提供了潜力巨大的理论基础和博大精深的话语资源。面向未来，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转化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宝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只有在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意蕴和内在结构的基础上，才能更加令人信服地揭示文化如何对政治主体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论证深受文化影响的政治主体如何在相应的经济结构之上创设、推动政治制度的形成与运转，进而找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的有效路径。
另一方面，要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价值话语，夯实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发展的共同话语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话语资源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从中国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中来，也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国一体”的理念、“革故鼎新”的思想、“天下为公”的担当等都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话语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文化支撑。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久弥新的思想精华，有助于集中表达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主张及道义优势，丰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话语内容，使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标识更加隽永悠长、鲜活鲜明。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国政治制度在实践中释放出强大制度效能，充分彰显了“两个结合”的伟大现实意义，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是强化政治制度自信的重要源泉。要善于从中华文明宝库中获取丰厚滋养，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深厚的文化底蕴，领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一系列显著特质和比较优势得以塑造的历史渊源，在此基础上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坚定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自信。
（作者：柴宝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