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实践看，政治地位显著并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逐渐衰败蜕化，最终丢失政权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些曾经取得历史性成就、受到广泛支持的政党由于主客观方面的条件和原因，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丧失执政地位甚至造成国家建设中断和社会秩序动荡。分析大党兴衰的内涵和成败原因，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为我们党长期执政寻求理论根基和现实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大党由盛转衰的普遍特征
大党兴衰周期律绝不意味着大党必然会由盛转衰，而是指在满足有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会触发其作用机制。把握大党由盛转衰的普遍特征，有助于理解大党兴衰周期律的作用条件及其跳出路径。
第一，由于精神懈怠和贪图享受导致工作惰性。各级党员能够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惧挑战的精神品格是政党克服艰难险阻成为大党的重要前提。但当政党取得长期执政的显要地位时，内部成员就可能会在所谓大党光环的照耀下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缺乏斗志、忘乎所以，久而久之便形成工作惰性。工作惰性往往会使这些长期执政的大党内部滋生安于现状、消极怠政的不良作风，使一些党员在日常工作中消极应付、空喊口号，在执行决策时阳奉阴违、推诿塞责。工作惰性极大损害了这些政党长期累积形成的执政本领和执政根基，使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承诺沦为空谈。
第二，由于墨守成规和封闭僵化造成思维惯性。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经济布局调整，社会结构变迁的速率日益加快，国家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对执政党的统筹协调和战略谋划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果盲目自信，不能随着时代发展创新执政理念和方法，则容易陷入固步自封和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难以适应复杂形势的发展需要，最终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思维惯性所产生的“路径依赖”阻碍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不仅损害政党形象，同时也弱化了领导能力，逐渐演变成阻碍大党长期执政的桎梏。受到思维惯性的影响，一些大党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时通常会缺乏准确预判和科学决策，难以顺应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及时、灵活调整自身战略规划和领导体制，从而破坏自身积累的政治优势。
第三，由于脱离群众和背离实际形成官僚习性。官僚习性是指在官僚主义不良作风浸染下形成的消极工作模式，在不同领域内具有各自表现形式。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容易受到社会上各种风险诱惑的侵蚀和消极风气的浸染，如果缺乏常态化的自我革新和多维监督，则难以保持创业期形成的各种优良作风，并滋生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官僚习性会给党员提供错误的价值导向和行为示范，往往会造成权力滥用、组织涣散、贪污腐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代以来的政党政治实践表明，大党中的党员一旦养成官僚习性，就会容易满足既有成就，回避问题和矛盾，对百姓漠不关心，产生不尊重实际的扭曲权力观和价值观。官僚习性的扩散也会严重损害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破坏大党的公信力。
世界大党兴衰成败的本质因素
一是政治理想背弃导致价值失守。政治理想指党员对政党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认同和信仰，是政党内部凝聚力和生命力生发的重要来源。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描绘的人类美好发展前景及其实现路径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集中体现在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上。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乏力、意识形态斗争懈怠、思想理论僵硬老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一大批苏共党员怀疑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转向推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甚至全盘接受和积极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和话语。苏共党内对政治理想的背弃也引发社会上出现了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进一步加剧了苏共和苏联变质变色的历史进程。
二是政治纲领模糊导致工作失责。政治纲领作为政党意志和目标的集中体现，取决于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或利益派别。模糊政治纲领会造成组织特性的消解和政治追求的异化。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起长期以来在革命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纲领，维护了墨西哥的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成为其长期执政的行动指南。1988年，萨利纳斯总统上任后逐步用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新民族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等理论代替革命民族主义，以期更好推动国内发展转型升级，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但这一举措模糊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坚持的政治纲领，使党疏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结果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最终在2000年结束了长达71年的单独执政。
三是政治定力缺乏导致战略失策。政治定力形容政治主体在风险挑战面前所展现的清醒的判断力与坚强的意志力。对于长期执政的大党而言，保持强大的政治定力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基本素质。由于政治定力缺乏导致的战略失策往往会动摇政党的执政根基。以印度国大党为例。印度国大党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一直长期执政。面对基于复杂多元的阶层、宗教和民族发展格局而形成的印度现代化国家建设挑战，印度国大党并没有顺势制定出整合社会力量的有效战略。1967年大选的失利没能扭转国大党的衰败趋势，反而促使国大党领导人推行更加激进的改革政策。这些举措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印度长期存在的经济效益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改革不够全面等突出问题，甚至引发了国内经济危机，最终在1977年大选中不敌新成立的人民党而沦为在野党。
四是政治领导涣散导致体制失灵。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发展的中轴，为各项制度通畅运行、有效执行提供了根本保障。党的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核心要义，表明党在方向把控、全局统筹、大势驾驭等方面的关键引领作用。党的政治领导能力下降将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难以彰显。例如，在苏共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基本原则的民主集中制长期得不到正确执行，党内监督执纪制度形同虚设，党内政治生态和政治生活反复出现不正常的现象。一些苏共领导人独断专权、贪图虚名的作风也助长了党内阿谀奉承、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甚至以西方政治理念推行政治改革，在国家层面主张取消苏共领导权，积极推行多党制；在苏共党内削弱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曲解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含义，加剧了苏共各级党组织的涣散、权力的真空异化。
五是政治生态破坏导致组织失序。政治生态是对特定范围内政治主体实践和精神状态的实时呈现。政党组织的政治生态起着型塑党员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的重要作用，是透视政党组织发展现状的重要依据。政治生态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党内组织关系能否团结以及党内权力传导能否顺畅。以日本自民党为例，1993年日本新党领袖细川护熙在参众两院首相选举中获胜，结束了自民党长达38年的单独执政。从自民党自身角度看，党内政治生态的破坏是导致其下野的重要原因。派阀体制通常被视为自民党整合社会各方力量，促进党内协调运转，保持长期单独执政的组织基础。但派阀体制也加剧了党内非正常的权力博弈和组织对抗，严重影响了党内秩序的团结稳定。同时派阀体制也催生出党内外的各式利益集团，为日本金权政治、家族政治的形成创造了便利条件。自民党政治生态的破坏造成国内政坛的动荡，引发民众对政治变革的强烈要求。
大党兴衰周期律的启示
首先，大党保持执政地位和领导能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对于长期执政的大党而言，其自身执政地位的巩固和领导能力的提升通常受到来自各方面复杂因素的叠加考验，是一往无前、不进则退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大党要培厚政治根基，塑造政治认同。大党之大，不仅体现在党员人数众多，组织体系健全，更是表明其代表的社会主体广泛，制定的工作布局全面。大党要保持执政地位，必须厚植群众根基，将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转化为大党执政的强大动力，通过价值导向、行为示范、目标引领等方式塑造深远持久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大党要增强服务意识，加强自我革新。大党的领导能力具有时代性，过去的先进和强大不代表现在和未来还能够继续保持。这要求大党能够始终认识到自我革新的急迫性，聚焦自身存在的突出短板，对标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在解决新课题中培养新本领。
其次，人民群众是决定大党兴衰周期律作用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历史唯物主义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实施主体，也是政治实践的参与主体，对政治形势的走向和政党组织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纵观世界政治舞台上由盛转衰的大党老党，无一不是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失望和反对。顺应大党兴衰周期律，要求大党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期待和关切，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长期执政。列宁在论述共产党作用时曾指出：“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通过发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赢得人民群众的肯定和信任，做民心民声的代表者和响应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强大政治优势，开创中国道路广阔前景的要义所在。
最后，无产阶级政党应具有跳出兴衰周期律的政治自觉。无产阶级政党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政治理想，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追求，在严峻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创建了系统完备的组织体系，培养了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制定了规范全面的纪律原则，积累了科学有效的斗争经验。与资本主义等其他性质的政党相比，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生产进步，促进人民全面发展上具有天然政治优势。但苏共等共产党失政的惨痛教训也警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果不具备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战略定力和知危图安、迎难而上的进取精神，如果不能正视和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犯下系统性、颠覆性的错误，造成国家和社会全局的混乱失控。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