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历史书写的主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学者们开始尝试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用跨国史的视角和框架重新考察历史事件和人物等，历史研究出现“跨国转向”。跨国史的兴起，拓宽了史学研究的主题和路径，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成为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与此同时围绕跨国史的争论也一直存在，包括对其概念定义的探讨、适用范围、与民族国家史学的关系等。本刊邀请三位学者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探讨跨国史研究的兴起、定义、局限及其与民族国家史学的关系，以期对相关问题作出探索和回答。
嘉 宾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庞冠群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曹寅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伍斌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周晓菲
1.跨国史研究何以兴起？何为跨国史？
主持人：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说过：“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书写历史，因为尽管过去不会发生改变，但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代人都要对过去提出新问题，发现（与现在）相似的新领域，再现先辈经历的不同侧面。”20世纪下半叶，一些西方历史学者开始尝试打破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关注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主题，开启了史学研究“跨国转向”的潮流，请各位专家具体谈谈跨国史研究是如何兴起的？
伍斌：跨国史的兴起是对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的反思。19世纪历史学走上专业化之时，正值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之际，这种民族主义对历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人类活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的基本单位，其历史自然成了历史书写的主角。历史学成为“研究追溯民族国家如何演变与发展的一门学问”，承担着教导国民、创造国民身份认同的使命。可以说，专业史学的兴起同民族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不过，随着史学的发展，专注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一些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经历无法被纳入这种历史解释之中。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指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国家叙事在西欧和美国就受到批判，这种情形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政治史，特别是对政府高层或政治精英行为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形形色色、受过教育的公众之需求”。历史学界开始对国史研究的统治地位发出挑战。在这种冲击下，历史研究的内容逐渐向民族国家边界之外延展。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史学家重视各种互动网络对人类经历的影响，历史研究出现了要超越民族国家叙事的强烈要求，跨国史应时而生。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跨国史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和路径方法。
庞冠群：跨国史的兴起以跨国概念的使用为前提。“跨国”一词首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领域被使用，尤其是与跨国公司相联系。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早在1962年就用“跨国社会”一词来描述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包括贸易、移民、思想交流等。1970至1971年，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组织了一次关于“跨国关系”的会议。他们强调那些超越国家边界的现象的重要性，呼吁研究者考察跨国组织及其相互作用。显然，跨国史的兴起晚于社会科学领域对跨国问题的讨论，也正是社科领域的相关讨论推动了史学界对全球史与跨国史的思考。伊恩·蒂雷尔等西方史家在90年代初推出了跨国史概念，考察跨国联系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探讨如何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外进行历史书写。
此外，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迁移”研究也对跨国史影响颇深。法国学者米歇尔·埃斯巴涅和米夏埃尔·维尔纳使“文化迁移”概念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等领域声名远播，他们研究18、19世纪法德两个文化空间对思想、话语与文本的相互借用，考察重点是一种文化的元素如何迁移到另一种文化中并被改造和接受。虽然迁移研究仍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分析单位，但它为跨国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概念方法。如今，跨国史在史学领域已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其所讨论的问题、所采用的视角具有多样性与开放性。
曹寅：其实，跨国史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兴起有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脉络，因此需要区别对待。在美国，冷战时期区域研究的兴起为美国各高校历史系提供了大量研究非西方地区历史的学者。但多数高校的历史系还是以西方史为主流，因此那些专长于中国史、加纳史或埃及史的学者处于较边缘的位置。在承担这些国别历史教学任务的同时，他们还常常被要求负责亚洲、非洲或阿拉伯世界历史课程的设计与讲授。区域研究的训练背景以及讲授更广阔世界历史的教学要求，使得这些历史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历史进程中跨国联系的重要性。同时，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又为跨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加剧进一步促使这些历史学者思考人类历史上的“流动”和“互动”，跨国史研究也因此在美国（尤其是东西海岸受移民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跨国史研究在欧洲的发展，则与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英国，传统的英帝国史天然有着跨国史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英帝国史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宗主国对单个殖民地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帝国史”开始尝试恢复殖民地及其土著的主体性，但宗主国-殖民地双向互动的线性模式并未被打破。进入21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号召关注帝国结构中殖民地之间的互动，为帝国史的跨国转向注入新的视角。目前诸如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华威大学等英国高校都开设了以帝国史为出发点的跨国史课程以及研究生项目。
近年来，德国历史学界对跨国史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德国跨国企业全球扩张的需求。在德国联邦教育部和大众基金会的资助下，诸如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康斯坦茨大学、海德堡大学等机构都开设了跨国史的研究生课程。与美国和英国不同，德国的跨国史研究更多根植于其东方学传统。
21世纪以来，跨国史研究在中国也成为一种风尚，这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着密切联系。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相继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也开设了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相关课程，跨国史研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主持人：跨国史自兴起以后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与此同时争论也一直存在，包括对其概念内涵的界定，请各位专家谈谈跨国史与同时期兴起的全球史、国际史等概念之间存在哪些异同？
伍斌：关于什么是跨国史，学术界定义虽多，但大同小异。我认为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关于何为“跨国史”的总结较为全面。概括来说，跨国史旨在打破民族国家的局限，在国际体系和文化背景之下研究历史；侧重研究非政府、非官方因素，如跨国移民、非政府组织、疾病、环境等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注重多语种、多边档案的使用；强调“自下而上”研究历史，文化因素、各种非政府的跨国关联成为跨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过去30年跨国史的迅速发展，是历史学家空间观念变化的一种反应。全球史与国际史的兴起，也是这种反应的表现。跨国史的发展甚至对全球史造成了冲击。林恩·亨特指出，“大多数的全球史是跨国史和比较史，而不是真正的全球史”。其实，跨国史与全球史的紧密关联，使得二者已经很难彼此分离。二者有共同的目标，即超越“容器式思维”的做法。不过，二者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全球史更为关注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结构性变化与整合，并从全球层面分析因果关联；而跨国史往往关注世界数个地域之间的交互进程。也有学者将跨国史与国际史相提并论，事实上二者在研究旨趣上同样存在差异。国际史侧重政治层面的考察，跨国史则关注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总体而言，跨国史、全球史、国际史在研究视角、旨趣方面的相似性要远大于彼此间的差异，三者之间并无明晰界线。它们都对各种流动、交换，以及跨边界进程所构成的网络予以关注，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打破各种“中心主义”叙事。此外，它们对空间的关注，也挑战了以时间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传统，共同推动了历史研究的“空间转向”。
庞冠群：跨国史是力图超越民族国家边界但又不否定民族国家框架的一种历史研究路径，重点考察人员、商品、技术、文化的跨国流动在形成现代性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不同空间的互动与交流，尤其关注国家间关系之外产生的流动。
根据2009年出版的《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跨国史可被视作全球史的一部分，编者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彻底区分开。不过，跨国史在概念上依然保留了国家这一维度，而全球史的概念本身强调超越民族国家。
“国际”一词强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史关注由复杂的国家间关系构成的国际事务；而跨国史更重视非国家行为体，比如在国家边界之外行动的协会或网络。不过，跨国史与国际史也存在交集，例如，环境问题既涉及国家之间的互动，也涉及非政府组织的行动。
曹寅：就我所观察到的情形而言，关于跨国史和全球史概念差异的讨论往往流于空泛，对实际研究没有太大帮助。在我看来，跨国史和全球史没有本质区别，多数情况下可以互通互用。两者都建立在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范式的反思基础之上，都强调超越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人口、商品、思想和制度的流动和互动。更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史和全球史是通过联系或比较的视角进行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而非具有特定时空边界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既可以用跨国史方法研究公元前3世纪欧亚大陆上的商品流动，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讨论19世纪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印度族群社区的形成。跨国史的研究对象往往都是非国家行为体。
与跨国史和全球史不同，国际史更着眼于19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关注点也更多集中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外交、军事领域。所以诸如一战前期的英德关系、巴黎和会中的外交博弈等议题都属于国际史而非跨国史的范畴。
2.跨国史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主持人：跨国史的兴起，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开拓了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其研究成果也对一些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请各位专家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具体谈谈跨国史研究的开拓和创新之处。
伍斌：跨国移民带有天然的跨国属性。因此，在跨国史兴起伊始，移民史领域就有数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跨国移民史著作出版，且在近十数年间呈现出膨胀之势。这些成果超越了以往基于民族国家的移民历史叙事，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推动了移民史学的发展，个别研究还对相关陈说予以修正。
英国历史学者弗兰克·西斯尔思韦特、德国历史学者德克·霍尔德、加拿大学者布鲁诺·拉米雷斯等学者都积极展开对跨大西洋、跨太平洋和跨美洲移民的研究，将移民经历融入更大的、全球性的移民叙事之中。英国历史学者玛格丽特·弗伦茨的《全球化世界中的社区、记忆与移民》一书则是将跨国史与新文化史相结合，考察被学界所长期忽视的印度果阿人多层级、长时段的历史体验。这些成果极大丰富了移民史研究的空间范围和研究内容。
此外，传统的移民史研究具有族裔中心主义的色彩，强调本族裔的特殊性。跨国移民史的研究除了在深度与广度上对该领域有所推进外，也削弱了族裔中心主义，促进不同族裔间的理解。
曹寅：以印度史为例，20世纪上半叶，国际学术界对印度史的研究主要受到欧洲东方学传统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在此阶段，多数研究都围绕着国家单位和精英视角展开。自20世纪70年代起，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文化史的影响，印度史的“贱民研究学派”诞生。学者们开始解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精英宏大叙事，尝试恢复印度基层边缘群体的历史能动性。21世纪以来，“贱民研究学派”的底层关注视角和跨国史研究方法在印度近现代史研究中逐渐交汇，涌现了一批探讨印度基层边缘族群跨国流动与印度民族国家和现代世界体系关联的成果。耶鲁大学历史系的阿姆瑞斯在《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一书中通过对19至20世纪往来于印度东南海岸和马来半岛的泰米尔底层移民经历的挖掘和再现，展示了这些以往被精英史学叙事所忽略的人群如何通过自身的迁徙塑造了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我本人也运用跨国史方法对印度旁遮普锡克族群进行了研究。在以往民族国家史学的框架下，锡克族群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印度教徒和世俗主义者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角。但是我发现，20世纪初移居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美等地的锡克人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柱力量。他们利用遍布亚洲各地的移民网络积极组织和策划了各地的反帝反殖民运动，有力推动了印度的独立进程。但是这些跨国群体的事迹却在印度民族国家史学叙事中被遗忘了。2021年，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的达塔出版专著《英属马来亚印度劳工女性的社会史》，进一步推动了印度史和跨国史方法的结合。她发现19至20世纪来到马来亚的印度女性劳工在种植园的高压管理和剥削关系中形成了集体性别意识，并发展出了独特的抗争理念。她们对父权家庭结构、种植园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抗争，深刻影响了印度和马来亚的政治进程和社会家庭结构。上述研究表明，跨国史方法正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印度史研究中，帮助我们进一步解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构建的迷思。
庞冠群：法国史研究中的跨国转向，在宏观层面，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2017年），选取了146个有代表性的年份，通过处在具体时刻的事物、人物和事件来阐述法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与互动，从世界的角度书写法国史。斯托瓦尔的《超越法兰西国界》（2015年），从跨国史的角度考察大革命以降的法国史，探讨法国与欧洲其他地区、法属殖民地以及美国的关系，揭示出其普遍主义传统支配了法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互动。在中观层面，跨大西洋视角下的法国殖民帝国史近年颇受瞩目，这得益于21世纪初“法属大西洋”概念的形成。这类研究探讨法属大西洋社会如何被跨洋殖民主义网络塑造，讲述被奴役者视角的历史；同时它也关注大西洋经济对法国本土的影响，从跨国角度探索大革命起源问题。科学、知识、环境也是大西洋世界研究的关键词。《大西洋世界的科学与帝国》（2008年）从比较与跨国的角度展现了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科学知识的形成，以及知识与殖民秩序的关联。克里斯托弗·帕森斯撰写的《并非如此新的世界》（2018年），则梳理了18世纪法国殖民者对新大陆环境的认知与塑造以及由此形成的大西洋知识流动。在微观层面，移民与难民问题天然具有跨国属性。例如，南特敕令撤销后，法国胡格诺教徒为逃避迫害流散至欧洲其他国家、北美、加勒比海、南非等地，《全球避难：帝国时代的胡格诺教徒》（2020年）正是关于胡格诺移民的研究。又如，西班牙内战期间数十万难民被迫移民，其中成千上万的儿童逃离西班牙，在法国被安置、照料。近年一些研究聚焦这段被忽视的儿童难民史。关于著名战役的跨国历史记忆研究也属于微观层面，比如在滑铁卢战役200周年之际，福里斯特讨论了欧洲各国对于这一战役历史记忆的塑造。总之，跨国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它为知识史、记忆史等新领域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路径，也为革命史、战争史等传统领域注入了活力。
主持人：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被美国外交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称之为一场“史学革命”。跨国史在改变传统史学观念、更新史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呢？
伍斌：“跨国”书史，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皆为历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重书了诸多旧有的叙事，深化了对整体历史的认知。然而，它也具有局限性。还是以移民史为例，跨国移民牵涉多层次的社会领域，要真正理解移民的跨国活动和经历，就必须在这些复杂的背景下展开研究。如果不充分考虑次国家、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关系，那么对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关系的分析则会存在漏洞与偏颇。这往往超越单一研究者的能力，对历史进行跨国叙述已非易事，而要在复杂的交互网络中运用多语种的跨国史料把握因果关系，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除了其特有的研究难度外，跨国史研究还可能存在武断解释历史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伊恩·泰勒尔看来，跨国史可能导致历史的简化，“以关联性这个单一尺度来衡量历史，因而忽略了发展轨迹的多样性以及往昔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曹寅：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阿德尔曼在网络平台发表了《现在的全球史是什么？》一文，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助长了公众、资本和决策者对人类社会进步取决于广泛联系和互动的乐观情绪。学术界迎合了这种乐观情绪，广泛宣扬以联系和互动为核心概念的跨国史（全球史）。但是，许多以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联系和互动为主题的研究不仅流于肤浅，缺乏问题意识和批评性，甚至为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秩序下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化进程背书。阿德尔曼发现那些关注历史上跨国联系和互动的研究者也正是当今世界联系和互动的获益者，而他们关注研究的对象则更多是有能力可以自由跨国流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我认为阿德尔曼指出了跨国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只关注表面的跨国联系和互动，却不愿深挖这些联系和互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一些群体因为跨国联系和互动而获益，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大多数无法自由流动的基层边缘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无法参与流动和联系，甚至因为精英主宰的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关系而蒙受损失。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跨国史研究的最终关怀是什么？如果仅仅将跨国史看作是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一种补充，那它将无法摆脱民族国家史学中的精英宏大叙事。我认为应该将跨国史作为一种批判性工具，更深层次地理解跨国物种、人口、商品、知识、制度流动中存在的不平等关系，挖掘和还原这些流动中弱者的声音。总之，要时刻警惕那种将跨国史看作是为精英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提供历史合法性平台的想法，使其避免沦为权力和资本的助推器。
庞冠群：我觉得，跨国史研究应避免过分拔高外源性解释，忽视内源性解释。法国史学者大卫·贝尔就深刻批判了跨国与全球转向影响下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出现的这一倾向，研究者夸大了奴隶制问题、殖民地骚乱在大革命政治讨论中所占据的位置。这意味着跨国史可能将边缘问题带至史学研究的中心，可能会模糊中心问题与边缘问题的关系。跨国转向像历史学的其他转向一样，能够改变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比如从被剥夺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权力关系。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向，并不能彻底取代旧有的研究方式。
在我看来，跨国史的挑战主要来源于搜集、研读多语言原始材料的困难。法国的跨国史研究先驱皮埃尔-伊夫·索尼耶指出，跨国史学者必须研究原始材料（无论是不是档案），只有当他们在原始材料中慢慢摸索时，才能看到各种流动、联系和关系。跨国史不是对几个国别历史的拼贴。要较为细致地重建跨越国界、地区甚至大陆的特定联系与流动，需要原始资料的支撑。这意味着跨国史学者需要精通多门语言以处理原始材料，并能将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相结合，将纷繁复杂的材料加以比较分析，并整合进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中。
3.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史学的关系
主持人：跨国史研究似乎已成为一种潮流，但有些学者批评道，其关注跨国因素对国内历史的塑造，民族国家在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的地位似乎有所削弱。请各位专家谈谈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史学的关系。
伍斌：史学研究可以走出民族国家。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然是历史书写的绝对主角。跨国史若对民族国家忽视乃至无视，无疑是本末倒置。诚如王立新所言，“跨国史是对国家历史框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入江昭提出“民族国家当然仍旧是理解历史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框架，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重要性不会降低”。“跨国”更多的是主权国家主导下的“跨国”。因此，对任何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跨国研究，主权国家仍然是无法绕过的参照因素。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王晴佳也指出，“民族国家实际上并没有消失，相反，尽管像欧盟那样的跨国政府已经创立，民族国家甚至还扩大了自己的功能”。跨国史只是在某些特殊问题和领域相对于其他方法更为适用。
曹寅：目前绝大多数学术作品在运用跨国史方法时都会强调其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补充和反思。如果深究目前市面上流行的跨国史研究，我们会发现许多跨国史的研究对象是有能力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制度和商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跨国史研究与民族国家史学之间存在着共性，即都受限于宏大叙事和精英视角，缺少对基层边缘群体、非人类物种、自然环境的共情和关注。意识到跨国史可能存在与民族国家史学同样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基层民众研究、环境史和微观史的方法和理论运用到跨国史研究中，进而真正地将跨国史与基层关怀联系起来。相关的代表作品包括戴维斯的《行者诡道》、科里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个女人的世界史》、夏德明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沈艾娣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等等。因此，跨国史旨在反思的对象应该是民族国家史学背后的精英宏大叙事。
庞冠群：在构建民族国家的19世纪，专业化的历史学形成了颂扬民族光荣崛起、讲述民族传奇的传统。跨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突破、挑战本国例外论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构建了本国民族文化与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形成了以本国为中心的历史观。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下的国别史研究，以批判性眼光看待所谓独特的事物，并且强调民族国家是被外部环境所塑造的。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在《万国一邦》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民族国家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历史背景，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都应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审视。法国史家克里斯托夫·夏尔赞同本德提出的方法，认为可以将这一方法移植到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别史的研究中。
跨国史不仅要消解民族传奇，同时也要面对历史的重负、记忆的压力，比如正视殖民帝国在奴隶制与奴隶贸易、殖民剥削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了回应当下种族与文化多元化带来的矛盾与困境。
跨国史并非要完全抛弃民族国家历史叙事，而是要修正它、补充它，但当我们面临历史教育问题时，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深层次矛盾。如果把一切强调本国历史特性的民族传奇都消解掉，在历史教学中会引发弱化民族纽带的担忧，这正是2015年法国历史教学讨论中的重要议题。跨国史研究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然而新世纪的发展表明民族国家依然坚挺，依然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核心角色。因此，未来的史学研究应注意实现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史学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