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安排。“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物质基础，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也需要各产业有序衔接、安全稳定。加快推动新型产业集聚，是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选择。
准确认识新型产业集聚内涵
产业集聚是指产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和局部集聚。新型产业集聚则是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新形态，是指以特定产业为主体、关联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结构。新型产业集聚突破了以往学术研究将产业集聚简单划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种类型的局限，是专业化集聚在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向关联产业有序拓展的新型产业形态，是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下实践探索出的新产物。新型产业集聚在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研究对此的讨论仍非常有限。
回顾已有的学术研究，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其技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的具体构成有三：一是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企业可以利用集聚区内专业技术工人高集中度的优势来降低招聘成本和吸引高水平人才；二是中间投入共享效应，企业的大规模集聚为中间品供应商提供了大量的需求，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了中间品价格；三是知识溢出效应，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研发合作、创新创业、兼并收购等活动都能够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近年来，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开始关注到产业集聚在改善集聚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提升集聚区域的社会信任水平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新型产业集聚除了具备传统产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以外，还能够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产业补链、延链、升链、强链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全球化推动着各国制造业演化出垂直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与之相对应的产业集聚则呈现出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专业化集聚。这样的分工体系和产业布局在平稳运行时期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固有弊端则被急剧放大，如产业链条环节过多，产业集聚群彼此之间的物理距离较远等，从而使得如今的全球分工体系难以保证足够的韧性。随着各类突发事件日渐频发，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停运的风险不可忽视。但若是想要彻底改变现有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由某个区域搞大而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则明显违背了比较优势、效率优先等推动全球产业分工的基本经济规律。而且，低水平大而全的产业体系由于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不高，难以形成深层次的知识溢出效应，反过来又会限制区域内企业的转型升级，从而使得大而全的产业体系陷入低水平的均衡之中。
新型产业集聚则能够有效避免上述两种分工模式的不足，同时又尽可能形成更多的技术外部性。一方面，新型产业集聚将特定产业链供应链集中在一定区域内，能够保证运输成本和物流时间最小化，从而提高了应对各种“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新型产业集聚不搞大而全的产业布局，通过聚焦于少数几种特定产业及其关联产业，更能够实现知识创造和溢出的深度，对于推动整体产业的转型升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意味着新型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中也蕴含着产业体系整体价值链的重塑。特别是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通过将产业链从以往以制造组装为主逐步向上游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等拓展，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新型产业集聚是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以兼顾发展和安全为逻辑的更深层次推动全球化的应对举措。
加快推动新型产业集聚
新型产业集聚是专业化集聚高度发展后的自然演化，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专业化集聚达到高度发展后就必然能够进入新型产业集聚阶段。大量研究表明，过度专业化集聚会产生拥挤效应，导致集聚内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环境污染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此，推动新型产业集聚的加快形成，既需要根据区域要素禀赋等客观条件按市场规律办事，也离不开有为政府推动专业化集聚实现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转变。为此，笔者有如下三点建议。
首先，协调推进城市群建设。城市群建设所形成的资源集聚和知识溢出效应是促进专业化集聚转向新型产业集聚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此，应当加强区域顶层设计，协调推进各城市群建设。一是明确各城市群的发展定位和方向。充分考虑区域自身要素禀赋，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制定合适的发展定位，注重差异化竞争，避免“大而全”“小而散”的发展路径。二是建立城市群之间的合作机制。基于一体化建设和产业有序衔接的原则，城市群之间应该建立常态化的部门联络机制，如产业经济协调委员会或联席机构等，在制度层面上明确城市群之间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体制机制举措，促进重大科学装置、大型仪器设备、公共研发平台的相互开放。三是优化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结构层次。以“点—轴—网”的规划原则充分发挥城市群内部各层次城市的区位优势，最大幅度地降低城市群内部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产业分工效率。
其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要实现从专业化集聚向新型产业集聚的突破，归根结底需要依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势企业和高端产业人才的集聚。为此，还需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深化改革，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优化税收政策、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提升企业的投资信心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大力破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接国际高标准，实行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为打造全国高水平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提供制度支撑，从而切实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保障。
最后，拓展国有资本功能，充分释放知识溢出效应。在过去的实践中，地方政府以国有资本为抓手，通过高新区、产业园、特色小镇等物理载体的建设，在推动产业集聚的加快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新型产业集聚的阶段，国有资本的功能和使命亟须升级。一是区域内的国有企业积极协同上下游企业推动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创新水平。二是以政府引导基金和技术并购的方式整合产业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产业链供应链的规模和提升市场竞争力。三是在园区内设立研发中心、孵化器等支持企业创新的公益性机构，为企业提供公共技术平台和交流中心，促进企业集聚。总体而言，新发展阶段下，国有资本的功能需要从过去侧重于硬件建设转向新时代服务于知识溢出效应的软件支持，通过在研发合作、创新创业、技术并购中发挥关键作用促进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优化区域内的创新环境。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