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一场突发的火灾焚毁了位于洛阳的武库，大量武器装备与王室收藏的累代之宝化为灰烬。根据史料记载，武库火焚毁的武器甲仗足可以武装二百万人。这场大火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军备的损失导致边境战争吃紧，重建武库、调集新的物资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不仅如此，王莽头、高祖剑等累代之宝的消亡，为西晋日渐紧张、危机四伏的政治局势增添了不祥的气息。在后世的史书及文学作品中，参与救火、时任司空的张华，察觉到王朝气运将尽，为此欷歔流涕。从后人的角度看，浸淫谶纬之学的魏晋士人，理应察觉到武库火的象征意义，天然地将武库火与西晋的衰败联系起来，所以才有以上情节。
不过，作为魏晋间有名的“博物君子”，张华对武库火这一事件给出了相当合理、科学的解释：“积油满万石，则自然生火。”武库发生火灾，其实是管理不当、堆集火油造成的，类似的情形也并非第一次发生。张华处理火灾的办法，是先列兵固守，通过隔离法使燃烧与可燃物隔离而停止。张华对火灾的认识与处理，今天看来，都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可以说，有自然知识辅助，张华得以处理这场火灾。
认识到积油造成火灾，借隔离法灭火，显示出张华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而这只是他知识世界的“冰山一角”。张华知识结构更重要的部分，是儒家礼仪、典章、规范等制度，即所谓“汉典”“故事”。正因张华对这些知识的熟稔，以及他卓越的认识，使他脱颖而出。西晋王朝新建，迫切需要一位熟悉传统礼仪制度的知识精英，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延续旧王朝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张华恰逢其选：“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瞩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张华不负众望，辅助西晋建立新的礼仪，维持对社会和个人的规范，“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借助制度知识，张华重新设计了新王朝的种种礼仪制度，为西晋王朝取得文化合法性。
踏入仕途后，张华利用阴阳图谶，对国家政治提出自己的见解。武帝时，斗牛间常有紫气，道术者考察图谶，将其视为吴尚强盛的征兆，进而反对羊祜伐吴之议。张华虽为方士化的士人，却不盲从谶书，辅助羊祜，促成伐吴。伐吴战争中，张华为度支尚书，调度军备粮草。天下一统后，以前后功增邑万户。辅助羊祜、力谏伐吴，是张华个人履历的“闪光点”。张华熟悉经传神学，却不盲从，能够根据知识和经验做出判断，获取政治地位，使其得以“少孤贫，自牧羊”的家世逐漸跻身西晋统治集团的核心。
与同代士人相比，张华的知识世界丰富多彩，知识与现实的联系也更紧密。从张华的生平来看，其知识世界包含三重内容：第一，是深厚的子学思想。张华不仅遍读先秦诸子典籍，而且相当熟悉儒家经典。张华的知识世界虽多样，儒学却是世界的“底色”；第二，他具有相当丰富的自然知识。地理学在这些知识中占相当比重。张华的地理知识上承《山海经》，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同时，也包含了张华本人对郡国地理的考察；第三，张华拥有庞杂的日用知识，内容包罗万象。日用知识的主体是本草学，即前近代的医学，带有巫术色彩。概而言之，作为魏晋有名的“博物君子”，张华显然具有远超同代人的知识储备。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事务，并通过实践加深对知识的把握，或修正已有的观念，或形成新的知识。这些知识与他广泛收集、大量阅读密不可分。
二
据《晋书》本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张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就任中央官员、掌握文化权力，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秘府搜藏的图书，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丰富知识储备。秘书监挚虞编修官方史籍，都需要向张华借书参考。从《晋书》本传的记录中，能够看到知识、学问和权力话语的互动。
张华藏书丰富，阅读广泛，亦能从《博物志》一书中得到验证。今本《博物志》三百二十三条，可考者二百余条。经笔者初步考索，《博物志》录自前代旧籍者，可考的凡四十余种，计有：《周礼·冬官》《尚书》《河图括地象》 《诗含神雾》 《考灵耀》 《援神契》 《礼记》 《春秋》 《左传》《请雨》《 公羊注》《 逸周书》《 史记》《 汉书》《 山海经》《 括地图》《 外国图》《徐偃王志》《 淮南子》《 庄子》《 墨子》《 列子》《 孔子家语》《神仙传》《新论》《论衡》《神农本草》《神农经》《典论》《灵光殿赋》等，本传称“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并非夸饰。四十余种旧籍，除了《春秋》《左传》一类的史书，最多的有两种：一是儒家经典如《尚书》《周礼》《礼记》，旁及两汉以来兴盛的谶纬书如《考灵耀》《援神契》；二是先秦以来诸子书，如《墨子》《列子》《孔子家语》《淮南子》。在两汉确立儒家地位之前，儒家本是先秦诸子的一分子。因此，《博物志》引书具有明显的子学风格，本身也是魏晋子学的一部分。
在上述书目里有不少已经散佚，且有被视为“伪书”者。对这些“伪书”的讨论，到现代仍有余响。从《博物志》征引“伪书”的条目来看，魏晋六朝时这些书籍仍见流传。也许，这些“伪书”并非魏晋人伪作，而是亲眼所见、实有所据的。
试以《列子》为例。《列子》其书，余嘉锡颇疑其伪，认为伪作者正是注《列子》的东晋人张湛。更进一步地，因《博物志》大量征引东晋人伪作的《列子》，余嘉锡认为今本《博物志》已非张华原书，或为后人删削增补，甚至《博物志》是否为张华著都打了折扣。杨伯峻《列子集释》也认同《列子》是伪书，不过伪作者另有其人。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材料看，今本《博物志》确非原书，但系张华所作并无疑问。由此反推，西晋张华曾见过某种版本的《列子》。张华、张湛前后相距不过百年，东晋初年《列子》尚见流传是有可能的。张湛自序中称“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应有古本《列子》为据，并非自抬身价的蒙骗之辞。因此，《列子》为东晋张湛伪托的说法不能成立。关于这一点，前辈学人岑仲勉考辨甚详，可供参考。
与《列子》相似，《墨子》并非伪书，只是流传过程晦暗不明。《墨子》成书于战国中后期，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曾有整理，得七十一篇。随着墨家衰微，汉世治墨学者寥寥无几，《墨子》虽存于秘府，却几乎无人能解。传至两晋，鲁胜寻得阅读《墨经》之法，遂有《墨子》分章本流传。西晋秘府仍存有此书，荀勖《新簿》有记录。至东晋，秘府藏《墨子》已残缺不全。《墨子》分章本如何流传，已不得而知。实际上，《博物志》引前代子书，以《列子》《墨子》为多，其中颇有两出者。这至少说明张华所处的时代，《列子》《墨子》都有流传，而且张华为代表的魏晋士人仍能读解两书。如果将西晋张华、东晋张湛（张湛曾用《墨子》注《庄子》）所见《墨子》与今本比对，或许有益于理清《墨子》于汉晋隋唐间的流传情况。
再如《淮南子》。与前述子书相比，《淮南子》的问题在于注文的互相缠绕：《缪称训》《 齐俗训》《 道应训》《 诠言训》《 兵略训》《人间训》《泰族训》和《要略》八卷为许慎所注；其余十三卷主要为高诱所注，亦杂许慎注在内。今本《淮南子》，许、高注已难以辨明。就《博物志》援引《淮南子》的情况看，后世已经混淆的高诱、许慎注，魏晋时尚得以区分。从文本上看，《博物志》引《淮南子》，从许慎注本的情况不少。如卷四第一三五条“麒麟斗而日蚀，鲸鱼死而彗星出，婴儿号妇乳出”，高诱注本“蚀”作“食”，许慎注本作“蚀”。《博物志》从许慎不从高诱，亦可见魏晋交替儒学的发展变化。
汉代以来，史部渐渐从经部独立，成为一門学问。由汉入魏、晋，子部又从史部脱离，形成新的学问。刚刚结束三国纷乱、重新统一的西晋王朝，取得了短暂的和平。自汉末以来渐渐流散的前代典籍得以聚拢到中央，于知识精英群体中再次流传。魏晋六朝士人热衷子书创作，一方面是时代潮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借子书“立言”。大量子书开始出现，强化了子学“杂”的特质。张华的知识世界也具有这样的气质。
在史书、诸子学以外，还有第三类数量较大的引书，即秦汉以来的地理书。其中既有先秦以来的地理博物传统，也包含了汉代以来基于实地考察得出的人文地理。前者带有鲜明的想象与神秘色彩，后者则趋于平实。某种意义上，对地方情形的把握象征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程度。越是了解地方风俗、山川地理，越容易因地制宜。为此，张华用心搜集异闻、丰富见识。远道而来，讲述异地传闻的人们，无疑是获取“新闻”的对象：
景初中，苍梧吏到京，云：“广州西南接交州数郡，桂林、晋兴、宁浦间人有病将死，便有飞虫大如小麦，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气绝，来食亡者。虽复扑杀有斗斛，而来者如风雨，前后相寻续，不可断截，肌肉都尽，唯余骨在，更去尽。贫家无相缠者，或殡殓不时，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则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虫恶梓木气，即以板鄣防左右，并以作器，此虫便不敢近也。入交界更无，转近郡亦有，但微少耳。”
景初时前来觐见的苍梧吏，或许能够证明魏明帝时仍保留上计吏制度。上计吏由岁终离郡上京，来年元会面见皇帝，接受皇帝问讯，转告郡守。在此期间，地方官吏得以四处走动。对居于中原的士人而言，飞虫食人无疑是新奇的。于是张华将其记录下来，成为一条新的地理风俗知识。这则交、广见闻，在后代文献中渐渐出现变化。魏晋时代的社会传闻，渐渐落为客观实在。《太平御览》记故事的讲述者为“苍梧刺史”，或不熟悉上计。明人编《汉魏丛书》，又将“有物力者”写作“有佛力者”，或受佛教影响。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及三种不入药而有害的虫子，便有此一种（称为唼腊虫）。类似的人文地理见闻尚夥，叙述风格也较为平实，如记南北饮食差异：“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此类知识大多为魏晋同代的地记所收录，是六朝人逐渐深入开发华夏各地的表现。当然，张华的地学知识仍有大半充满着对四方人民的怪诞想象。这并非张华的个人偏见，而是承继了秦汉地理博物志怪的传统。
除了前代旧籍，张华留心观察生活，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汲取新知。观察自然现象，总结生活经验，使张华获取了大量朴素的、客观的知识。前近代的医学，居此类知识多数。比如张华观察到山民多患瘿肿疾：“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由于饮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诸山郡东多此疾尰。由践土之无卤者，今江外诸山县偏多此病也。” 张华认为，山民容易得这种病，病因是“饮泉之不流者”。瘿肿疾即大脖子病，病因是缺乏碘。张华的分析具有一定客观性，高碘地区的居民不容易得此病。另外，张华记录了不同药物的药性，并写下了用于治疗的药方。张华不仅留意观察，还亲自参与实践。《博物志》记张华尝试煎麻油，发现麻油果然和传闻一样，水汽尽可用手搅动。《博物志》虽被视为地理博物书的“遗响”，实际内容却包含了为数不少的自然知识。这些知识包罗万象，既有天文、水利、本草学，也有医学、动物学，甚至包含朴素的物理和化学。
总的来说，张华有着丰富多元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张华不能脱离所处的时代，仍属于方士化的士人。他的知识体系中蕴含了数量庞大的、源自先秦两汉的神秘主义知识。传承自上古先秦时代《禹贡》《山海经》的地理博物志怪故事，在张华的知识世界里占据了重要位置。两汉以来勃兴的儒家经传神学，深深地影响了张华看待事物的方式，成为张华思想中无意识的、自觉的意识形态。因此，张华的知识世界中充斥着神秘的、因果错置的、主观性的内容。另一方面，“少孤贫，自牧羊”的家世，使他能够深入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从劳动经验里获取新知。此外，魏晋间获得逐步开发的华夏大地，渐渐蜕去神秘色彩。中原与地方的互动加深，士人得以获取越来越多的符合实际的知识。凡此种种，都为魏晋知识精英带来了朴实的、客观的新知。所以，张华的知识世界又包含了相对客观的、朴素的前近代内容。
如日本京都学派学者谷川道雄所说，张华是魏晋知识贵族、学问家的代表。他的知识结构能够代表魏晋多数士人，即一半是神秘学，一半是前近代的博物学。因此张华被视为魏晋博物学系谱中的重要人物，《博物志》亦被视为魏晋博物学代表作。微观而言，《博物志》展现了张华个人的知识世界。宏观上看，读者借《博物志》管窥中古士人精神面貌，瞥见传统学术发展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