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在当今世界依然深具现实意义。无论是对深陷内战之中的叙利亚和也门，还是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扰的诸多国家，国家建构都是无法忽视的重要议题。福山认为政治发展由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组成，其中有效国家的建立具有基础性地位。作为现代国家的起源地，欧洲的国家建构历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英法两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丹尼尔·兹布拉特的专著《缔造国家：意大利和德国的建立及联邦主义之谜》，则关注作为欧洲后发国家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统一及之后的政治制度安排。该书既有助于了解欧洲国家建构历程的多样性，又在国家理论上有着独到的贡献。我们首先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聚焦德意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接着从国家疆域的范围和统一的驱动力、国家能力与政治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德意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

《缔造国家》的研究之旅开始于一个有趣的比较：德国和意大利在十九世纪中叶相近的时间实现了国家统一：德国的统一由军事实力强大的普鲁士主导，普鲁士最终通过和平谈判实现了国家统一，建立联邦制的政治安排；意大利的统一则由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皮埃蒙特主导，皮埃蒙特最终通过战争实现统一，随后建立单一制的政治安排。为何德意两国出现这样的分野？作者在后续的章节中以对称比较的方式对德意国家建构的历程展开了详细分析，试图解释两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第三、四章关注为何两国在类似的时间点实现了国家统一。与前人将注意力放在结构性的军事竞争环境或能动性的关键行为者的意图和策略不同，本书的关注点落在前国家时代的政治体之上。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不是蒂利、米格代尔等学者展示的在特定环境下国家建构的推动者与旧精英或地方强人争夺支配权，而是某些政治体通过各种手段将国家疆域内的其他政治体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内的过程。具体来看，德意内部推动统一的主导政治体分别是普鲁士和皮埃蒙特，统一的最大障碍分别是巴伐利亚和两西西里王国，在主导者和反对者之间还有一些摇摆不定的政治体。如何解释政治体之间态度的差异？作者认为这主要由两个因素所决定：商品经济发达程度以及政治军事实力。其中商品经济发达是统一的主观驱动力，政治军事实力则是统一的客观实力保证。书中对德国的描写是这样的：莱茵兰地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成为德意志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催生了一批厌恶商业壁垒和贸易保护、主张统一德意志市场的商业精英。德意志南部地区则行会经济横行，经济精英主张提高关税、维护既得利益。莱茵兰商业精英们主张统一各地法律标准、推动政治整合，成为德国统一的主要驱动力。意大利的状况十分相似：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中北部地区出现了一个民族主义社会联盟，它渴望国家统一以削减区域之间的关税壁垒、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发达、政治军事独立且实力相对较强的普鲁士和皮埃蒙特分别成为两国统一的主导者，经济落后而政治军事实力相对较强的巴伐利亚和两西西里王国则各自成为统一的反对者。作者随后对组成两国的所有政治体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发现经济发达与对统一的支持基本呈正相关关系。

在分析完德意两国的相似性后，作者在第五、六章力图解释两国统一方式及之后政治制度安排的显著差异。中央地方关系是一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联邦制与单一制的区别在于：联邦制分权而单一制集权。德意统一的历史经验挑战了统一主导方的实力决定统一方式和结果的既有认识，它表明实力强大者未必不能妥协，实力弱小者并非就会谈判。那么两国的差异是否与统一主导方的理念或文化传统有关？作者发现主导两国统一的政治家俾斯麦和加富尔都对单一制带来的过度集权感到担忧，区域认同和联邦主义思想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很兴盛，可意大利最终还是走向了单一制。现有解释的不足为新解释的提出创造了空间，本书提出了一个供给导向的解释，即不是统一主导方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需求导向），而是现实的各种条件互动引发了什么样的结果（供给导向）。具体来说就是：统一方式及之后的政治制度安排并不由统一主导方的实力或理念决定，相反它们由被统一地区的状况，尤其是其国家能力的高低所决定。被统一地区的基础型能力（infrastructural capacity）越高，统一越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并走向联邦制，反之则可能以战争实现并建立单一制。其中的因果机制在于：被统一地区的基础型能力越高，表明其越有能力对当地进行良好治理，其与统一主导方讨价还价的本钱越高，统一主导方也愿意通过谈判协商实现统一，因为不费干戈就能获得治理良好的地区，何乐而不为；反之即使统一主导方有意建立联邦制，被统一方也可能是扶不起的阿斗，最终还得统一主导方来接管。在阐述完德意两国的状况后，著作的第七章将视野扩大到欧洲的十七个主要国家，作者将基础型能力与联邦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解释这些欧洲国家的状况。除比利时外，其他国家都符合他的理论框架。

国家疆域的划定和统一的驱动力

现代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往往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军事环境的产物。具体而言，以蒂利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著名的军事财政模型，即长期残酷的军事竞争促使统治者集权，扩展官僚机构以更好地汲取财政税收资源以应对战争，并发展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获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现代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功能性的人造物，其在与城邦、商业联盟、帝国等政治安排的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在于能够有效动员人力物力以应对外部战争威胁。米格代尔在对新兴国家建构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展了这种思路，他的关注点从国际转向了国内，新兴国家建构的核心在于国家建构的推动者获得对社会成员和资源的支配权。聚焦韦伯式国家定义中的“合法的暴力垄断”固然有见地，其缺憾在于沒有关注到韦伯定义中同等重要的“疆域性”内容。迈克尔·曼曾指出：国家区别于经济、宗教和军事权力的关键是其疆域性，它是一个在特定疆域上建立中心化机构的人造物。

《缔造国家》的一大贡献在于提醒我们：国家建构的实际过程不仅包括国家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扩展，也包括确立其发挥作用的地理空间范围。国家建构研究不仅要关注国王、贵族、商业精英、社会强人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也要关注组成该国的不同政治体及其统治精英之间的互动。中世纪结束的欧洲存在封土和疆域大小不一的多种类型的政治体，激烈的军事政治竞争使得这些政治体疆域边界变动频繁。疆域问题也提醒我们关注军事竞争之外的其他因素，因为如果只是长期的军事竞争引发现代国家的兴起，那么欧洲应如春秋战国后的中国那样产生一个统一欧洲、消弭战争的大一统国家，现实是欧洲诞生了主权国家相互尊重的国家体系，其由多国组成的状况至今依旧。

国家建构在疆域方面的具体任务包括两个：划定国家的疆域范围、推动疆域内的政治体走向统一，两者的互动决定新国家的范围和形态。《缔造国家》虽以两国统一前的政治体为分析对象，但并未解释为何是这些政治体被囊括了进来，疆域为何划到某一边界，这实为一大遗憾。作者将注意力放在了疆域范围内的政治体对待统一的态度之上，态度差异的根源在他看来是商品经济发达与否。经济状况影响统一意愿的因果机制在于：以工商业为核心内容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统一的市场成为必须，而统一的市场需要政治统一作为保障。将统一的原动力归结为经济因素固然有其合理性，不过这有一个和蒂利论点相似的问题：商业和市场经济的确有推动政治统一的诉求，但如马克思和曼提醒的那样，它们并不以某一疆域为活动范围，追求利润的冲动反而会使其力图摆脱疆域边界的束缚。商业群体和资本拥有者因而更加青睐拥有广大疆域且持续扩张的帝国政治安排，而非将自身限于特定领土疆域的现代国家。在帝国政治逐渐退潮的二十世纪，商业群体和资本拥有者又推动了包括欧洲共同体在内的区域经济联盟和放松政府管制的经济全球化的兴起。经济发达与否充其量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能成为国家统一的充分条件。

能够利用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统一市场的冲动，并与经济精英联手组建现代国家，需要其他行为者发挥作用。从本书的写作来看，这个关键行为者就是书中时常提及却没有认真对待的政治精英。首先，分别谋划和推动德意统一的普鲁士和萨丁国王及两国首相俾斯麦和加富尔都是政治精英。其次，与经济精英考虑关税、市场壁垒等不同，政治精英需要考虑所统治地区的独立、安全等因素。疆域范围的重要性在此刻凸显出来，其分出国内和国外，辨析出己方和外人。划定疆域范围成为国家建构的关键节点，其可能促进共识的产生，也可能导致冲突的爆发，持续影响统一的过程乃至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对此，政治精英必须审慎思考和决策。如皮埃蒙特在刚开始只是试图统一意大利北部，并没有整合整个亚平宁半岛的雄心，随着形势的突变才有了整个意大利的统一。最后，对政治精英的角色给予充分重视，作者提出的供给侧解释以及成本收益分析才有意义，被统一地区的基础型能力这个结构性因素成为政治精英决策考量的重要因素。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十九世纪中下旬的合作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当时，经济精英的市场拓展只能通过政治统一来实现，而政治精英获得财政税收资源取决于领土疆域的扩展。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由此围绕疆域和统一达成了共识。这个时代背景不是结论章重新提及的联邦主义理念，而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是解释国家疆域范围的重要因素，也影响了政治体的现实博弈互动。如巴伐利亚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选择与普鲁士妥协、组成德意志帝国，而没有加入法国。率军直取两西西里王国的皮埃蒙特将军加里波第是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重要人物。与民族主义紧密相关的是当时欧洲的国际环境，蒂利强调的外部政治军事环境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中世纪后的意大利长期沦为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帝国等周边强国的逐鹿竞技场。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撰写的，他呼唤意大利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抵御外部干预和入侵。到了十九世纪，拿破仑的入侵催生了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而对意大利统一的直接威胁来自奥地利。德国方面，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同样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运动。

不过用民族主义来解释意大利和德国的疆域状况依然会出现一些有待进一步阐述的问题：意大利方面，亚平宁半岛南北在统一前长期分治，时间长达八九百年。北部地区在中世纪结束后盛行城邦政治，南部则建立了王国体制。在这种状况下，统一整个亚平宁半岛的思潮是如何兴起的，南部地区的精英和民众如何接受了民族统一的理念？德国方面，普鲁士统一的反对者不仅有巴伐利亚，还有同属德意志邦联的奥地利。但奥地利帝国被排除在了德意志统一的范围外，在书中反而成为阻碍统一的外部势力。熟悉德国历史的人知道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发生了改变，奥地利成为德意志帝国要并入的地区，其中的差异可能与作者提及的政治军事实力有关。书中用政府开支、公务人员的数量来测量政治军事实力，但军事战斗能力同样重要。奠定皮埃蒙特和普鲁士统一主导者地位的是皮埃蒙特对奥地利、普鲁士对法国和奥地利的胜利战争，军事这一专制性权力在排除外来干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能力与统一后的政治制度安排

《缔造国家》的另一贡献在于将被统一地区的基础型能力带入，用以解释两国统一方式和之后政治制度安排的差异，启发读者重思国家能力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斯考切波等学者呼吁把国家带回政治分析之中，强调国家在特定状况下具有自主性、能独立地做出决策，同时需要关注国家能力，即国家将政策付诸实践、影響现实的可能。学界随后开始讨论国家能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福山在二000年后多次强调国家建构相对民主转型的优先性，西式民主推广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看来是其削弱了一国的国家能力，或者在国家建构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推行特定政治制度。不过“先建立国家，再推行民主”的阶段论也遭遇了批评。卡罗瑟斯指出：阶段论假定非民主政权下的统治者会主动推动国家建构和法治，但现实是国家建构（尤其是理性规则化的科层制）和法治都与专制者的利益相悖，认为其会建立有效规则、主动约束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通过回顾具体国家的历史经验，《缔造国家》主张国家统一与国家能力是国家建构过程中两个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部分，并超越了条件论或阶段论，从一个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国家能力如何影响国家统一的决策，进而影响政治制度确立的因果机制

国家能力与政治制度关系的讨论也隐含着价值之争。为何国家能力就是值得追求的？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对维持国内秩序和防范外部威胁的重要性，批评多元主义将国家视为社会团体竞争影响的场域，忽视国家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志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存在。多元主义则批评国家主义过分强调国家自主性和能力，导致对个人自由和选择的压制，并质疑国家是否有能力达到其声称的良善目标。两者观点虽不相同，但均假定国家能力与个人自由和选择之间存在张力。通过对国家能力进行分类，《缔造国家》为我们思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并非所有类型的国家能力都有利于一国的和平统一、稳定和善治。善治源自一种特殊的国家能力，即基础型能力。该概念源自曼对国家权力类型的划分：专制型国家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型国家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专制型国家权力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基础型国家权力则是国家渗透进社会之中，通过社会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状态。曼对国家权力的分类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的可能阴暗面，他曾指出：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在于基础型国家权力的扩展，而非专制型国家权力的增加。

与曼更偏重国家这一面，如将科层制看成是基础型能力的标志不同，兹布拉特更为重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基础型能力表现在理性化和制度化的国家与有组织的社会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具体地，作者用科层制、宪政和议会来测量基础型能力。科层制和宪政展现了国家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议会则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平台。德国被统一地区由于建立了科层制、宪政和议会获得较高的征税和募兵能力，同时能为民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成为治理状况较好的地区，这是其与统一主导方讨价还价的本钱。意大利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则是治理较差的典型。虽然皮埃蒙特有意与之协商谈判，可两西西里地区发生的叛乱迫使那不勒斯国王仓皇出逃，加富尔连可靠的谈判对象都找不到，谈判协商也成为泡影。

基础型能力的提升有着双重意义：国家对社会的嵌入使得国家悄然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这也给了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借助着国家有意无意的影响，民众摆脱了部族、宗教等传统束缚，开始直接与国家打交道，参与到全国性的公共生活之中，个人自由扩展了而不是被限制。在与国家的持续互动中，民众的权利意识也逐步觉醒，政治参与开始出现，民主政治逐步发展起来。国家和社会的持续互动不仅提升了国家能力，也给民众以赋权，结果是国家和公民的双重成长。由此基础型能力是与民主政治相互交织的，而非简单的先后关系。在基础型能力的影响下，国家统一不再只有暴力征服一条道路，也可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政治制度的建立源自妥协和合作，而非强制和威慑。书中对基础型能力的重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建构的动态过程，也对当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历过战乱的国家有着启示意义。

余论

《缔造国家》开始于一个引人入胜的两国比较，结束于试图将解释框架应用到更多国家的尝试。著作的内容以结构为主，时间和叙事为辅，给读者的印象是结构性的因素贯穿于两国的历史进程中，支配着其统一及之后政治制度的确立。不过书中的历史叙述依旧留下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国家建构的关键节点是如何出现的？统一的驱动力到底为何？政治体对于统一的态度是否能量化，其本身是否经历了演变？政治精英加入以后，其所思所想、相互之間的博弈及与结构性因素的互动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的展示。德意两国的案例因此展现的是国家建构历程的多样性，而不是从中发现某些普遍性的因果机制。本书推出后，学界后续的相关著作都在持续展示全球各地国家建构历程的复杂和多样。

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是对国家建构含义和关键内容的探讨。虽然国家建构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热点议题，但国家建构的含义为何，目前仍见仁见智。蒂利等人关注的是国家立，兹布拉特则强调了国家的疆域属性及统一过程中政治体之间的互动博弈。在分析国家疆域的范围和统一的驱动力时，我们不仅要关注一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状况，也要考虑精英群体的理念主张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家疆域的范围划定和统一的驱动力，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议题。在国家能力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上，兹布拉特挑战了欧洲从绝对主义走向宪政主义的阶段论叙事，但国家能力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也还有待深入的理论和经验探讨。权力的集中和中央权威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