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的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

——在“毛泽东诗词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7 次 更新时间:2023-06-1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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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进入专栏)  

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山东枣庄学院举行2016年学术年会。我首先代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向各位嘉宾,向来自全国各地一百多位从事毛泽东诗词研究宣传的会议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枣庄学院为承办这次会议,所做的辛勤努力和良好服务,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毛泽东诗词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为什么确立这个主题?主要是考虑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80周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人不会有出息。一个党也是如此,没有精神,这个党立不起来。在9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品格,体现人民和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我们党在1996年概括的长征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一个醒目坐标。

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伟大精神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政党的精神自信。这种精神自信反映在毛泽东的诗词当中,就是一种罕见的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下面,我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问题的讲话的体会,谈三点想法。

一,毛泽东的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互为一体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他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讲,说明有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就会有什么样的美学精神。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的历史发展、文化秉赋和精神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个论断说明,我们彰显的文化自信,主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毛泽东诗词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文化自信的艺术体现。

中华美学精神,应该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中国人几千年来创造和积淀下来的审美方式和精神气象,进而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东西。诸如文与道的关系、情与理的关系、气与韵的关系、意与象的关系等等。毛泽东诗词,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一个典例。

毛泽东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是诗词大家。在他身上,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是互为一体的。他善于运用中国古典诗词这种艺术形式,来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既实现了创作内容上的革命性突破,又在审美方式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在创作素材上,他大量借用、化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典故,并加以创造性的改造,从而使上古传说中的共工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到近代革命家秋瑾、现代文学家鲁迅的事迹和精神,在他的笔下都呈现出新的审美意义;在审美风格上,他欣赏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风骨,以李白、李贺、李商隐为代表的浪漫诗风,以苏轼、辛弃疾、陈亮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并把它们的风格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在作品的文化气质上,他深受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楚骚文化和明清实学、湖湘文化的影响;在诗词格律的形式上,他主张从“古典加民歌”的途径上去探索创新。这些,都比较具体地体现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文化气象和美学精神,反映了他的创作同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刻联系,以及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自觉和努力。

提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及其美学精神,有一个怎样看待五四以来创造和发展的现代中国文化及其美学精神的问题。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将近一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和美学精神。毛泽东称鲁迅的方向,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现代中国的文化革命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已经点破这个题。何谓现当代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美学精神,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大课题,但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样的文化立场和美学精神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特点。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在文艺美学方面,同样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毛泽东的诗词,就是思想自觉和精神自觉的产物,并且体现为柳亚子说的“推倒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这里涉及到如何借鉴现代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和美学表达的问题。毫无疑问,从文艺发展规律的角度讲,任何既成的文化,只要有用,只要能够有利于科学反映现实生活,都需要继承和借鉴,由此,现代文艺有了话剧、电影、油画、交响乐这些传统文艺中没有的艺术形式。但任何继承和借鉴,都离不开当下的生活土壤,离不开传统文化薰染过程中形成的欣赏习惯,因而需要体现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精神。它山之石当然可以攻玉,但人民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喜欢的玉,却不只是靠它山之石就能够打磨得像模像样的。照搬现代西方的文化精神来进行创作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并不少见,可以说是多有常有。所谓水土不服,原因在缺失应有的文化立场和美学精神。这样,问题又回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上面,因为那里面有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的美学精神,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观赏文艺作品的审美习惯。

二,毛泽东诗词观照现实生活的精神和情怀

中华美学精神当中,既有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也有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这个提法,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毛泽东提倡过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两结合”当然不是一种硬性要求的创作方法,但它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却是有价值的。这个命题,很长时间不提了,今天的年轻文艺家或许会感到陌生。但实践证明,任何具有崇高美的,启发人们向善向上的作品,事实上都是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这两样东西结合得比较出色的。中国文艺传统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屈原是浪漫主义,但他没有遭谗去国,忧民爱国这种极为强烈的现实情怀和创作动机,也不会成就其浪漫主义的崇高和伟大。杜甫是现实主义,并且写出《三吏》《三别》这样一些记录现实的作品,但如果没有“叹息肠内热”、“欲倾东海洗乾坤”、“再使风俗淳”这样一些理想主义的支撑,也不会成就其现实主义的崇高和伟大。

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就是要直面时代和实践,以科学的态度和真实的笔触去抒写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活动。所谓浪漫主义情怀,就是在现实中发掘出真善美,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邪恶,给人民以奋进力量,让人民看到光明未来。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艺家,对生活是不会丧失信心的,总是会在不尽人意的生活中,在刻木三分的真实描写中,想象着未来,进而给自己也给读者一种可期待的东西,让人看到前途。同样,真正伟大的浪漫主义文艺家,绝不会只仰望星空,而不低头看看自己脚踩的大地,更不会忽发奇想地想象着能够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其想象的形式或许天马行空,但这空间不会是自我陶醉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其精神思想的翅膀,总发端于并且借助于现实生活的支撑,背后依然是浓郁的现实情结,表达着对现实生活难以割舍的关怀和态度。毛泽东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这说明在逼近现实的创作中,以浪漫情怀给人以光明的力量,传递真善美和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是多么重要。

毛泽东的诗词,是这方面的典型。写战争,写战场,如果看到的只是硝烟,只是鲜血,只是尸体,只是坟墓,那战争背后的东西就没有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便陷落了。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下,战争场景的审美境界是这样转化出来的:“战地黄花分外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20多次引用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比如,他用“人间正道是沧桑”来表达道路自信,用“敢教日月换新天”来彰显进取精神,用“乱云飞渡仍从容”来揭示战略定力,用“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来形容对美好未来的期许,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不仅表明习近平同志对毛泽东诗词的爱好和喜欢,也体现了毛泽东在创作中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来观照生活,起到了超越时空的艺术效果,更说明既现实又浪漫的创作方法,是比较容易发现和展示真善美,传播和激发正能量的。

三,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最终体现为人民立场

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还不是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的文艺观最根本的支点,他的创作及其主张,最根本的支点是人民性的文化立场。

如果说,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生活,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方法论,那么,人民性就是其价值观,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立场。毛泽东始终强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提是要回到我们并不陌生的“人民性”这个问题上面,弄清楚哪些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

毛泽东曾经从中国教育史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做过集中概括。他说:“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这段概括,涉及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哲学、文艺、教育多个方面的人民性内容,虽不是专门就人民性这个理论问题进行阐发,但毕竟反映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讲传统文学中的人民性,比较强调其“民主性”一面,对此,他还具体以屈原开创的骚体创作为例作为评价。他讲,“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再往下的骚体作品,毛泽东就不那么满意了:“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看来,是否有民主性,有人民性,关键看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积极进取。空洞无物、华丽无情的形式主义,不能说是优秀的。毛泽东那样重视传统文化,生前亲笔写的最后一封私人信件是给文学史家刘大杰的,盖缘于他对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注。

毛泽东诗词中,处处彰显着他的人民立场。比如,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为了谁?答案是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最终要依靠谁?结论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谁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眼前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是什么?结果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因而提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内容,可以成为传统与现实相联系的契合点。文艺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来影响、引导和感染人民,本质上属于广义上的人民性教育。中华文化有一个诗教传统,就是通过学习和诵读《唐诗三百首》这类作品,来传承优秀文化,涵养修身立世的品格。说到底,这本身便是一种人民性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方式。习近平同志2014年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公开表示,他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就是重视这种诗教传统,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的体现。

总的来说,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文艺,是人民需要的文艺,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有筋骨,就是有思想力度,有信仰坚持;有道德,就是教人向上向善,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温度,就是情感价值取向上要有感染力。从这些角度来回看一下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文化立场和美学精神,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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