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 ，很有一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统。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想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读中渡过的。我念书的那几年，读书仍旧是校园里的头等大事，入校时本系的毕业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绩挑选。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 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所以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可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课程并不费劲，也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几年里，我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 ，听过多少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顺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献大多是盗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导师不签字，研究生复印机 使用不成；从图书馆借英文科技书一般都是精装旧板，署着“燕京大学”的 名，被同学们戏称为“珍本缮本科技书”。现在北大似乎建了许多华贵的新 楼，我但愿新瓶装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大陆留学生说话，总有《人民日报》的底子，哪怕说点儿简单普通的事，也爱“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弄点什么理论来打底充气。所以在美国，学文科的 学“后现代”那几套最轻车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师，爱在耘耘学仔面前，将 科学讲得高深莫测才好；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参考书也是攀比的题目之一 。实验课也是涵盖得越多越好，哪怕学生们其实是在机械地照单照做照抄。 比照一下生动活泼的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实验，中国的普通物理一上来便是抽象的教条，既象《易经》又象《圣经》。我在美国，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前者易后者难。

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我们的老祖宗们便喜欢引经据点地把简单的想法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样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国的“阴阳五 行说”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说”要艰深博大得多。

不仅说话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讲，北大的专业课程总是绷得紧紧的，老师课堂上往往一句废话也没有，同学们下课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业，学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试成绩来定。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是如此。在 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我经常看到老师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上的名人，曾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入的提问，台下问的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地不屑一顾。偶尔听到老师谈老师，也是某某某年某日向某个名人问了某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某某曾受到过某位名人的赞赏。一切 有点象武侠小说里高手对掌，一口气喘不对便要粉身碎骨。想毕在北大呆久 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 的几年里，能听到的科学报告很少，倒是关于气功的讲座很多。总之，北大 在做学问上，“认真”和“宽容”调和得并不好；学生和老师，在科学的领 域里，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 珠，彼此汤母、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 伸一番。的确，科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我们如果让中国的“杞人”一 直忧下去，不怕他忧变了天──中国便可能是牛顿的故乡和爱因斯坦的故 乡。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得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机引伸一番兴奋一场。和好的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仿佛是在看别人在做有趣的猜谜游戏，自己因为预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观，心中充满懊恼和羡慕。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比如学生物的从小便做野外观测，案头常常放有自己幼时亲手 采来的标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旧业；学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头一无 所有依然热忱不减。

而决定中国学生所学专业的其实是高考分数和毕业分 配，所以中国留学生们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跳槽转业。也许过多的知识让我们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学上的童贞和热情。现在，看看国内的教育更 加起劲地制造小天才和小专家，我但愿中国未来的人才不个个都是小老头 了。当然，并非美国到处如此，一般工学院的课堂风格便比较近似于国内。 可能，这也正是美国工业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学院科班出身的人 并不多。总之，这种培训式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恳有用 “成名”的挺多，开辟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国听名人演讲也是如此。名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不因他有名，台下问问题的人便显出胆怯。小研究生的想跟他一起吃午餐吗？交钱就行。

在美国，自由的涵意之一便是尊重每个个体，哪怕他是多么默默无闻。相反， 在中国做个孤独的普通人，是最危险和最寂寞的。一个人稍微在某件事上与众不同一点，便可引祸上身。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便是尽量消灭自己的个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国近代史上运动来运动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惧而跟着形势走、助纣为孽。在中国做学问，也要依附成理；大学各系里的老师往往都是本校本系毕业的同门，学术上以校为派。在美国学界，年轻人总想独树一帜，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来玩玩。留校教书被当做“近亲结婚”而被人不齿。热爱自由的人说起话来，当然少有顾忌而充满个性，即使说的是科学上的术语。 现在的北大，学术上最出名的便是生物系的陈璋良教授，他很可能还是北大校长的未来人选。不过几年以来，我并没有看见他出过一流的成果，反而不断听到他调戏女学生和抄袭文章的丑闻。我但愿维护这一学术地位的，不是“树典型”的权术才好。我但愿北大不继首钢和大邱庄之后，做另一个吹破了的大泡泡。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读文献。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有谎言，也有虚与，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择要，要怀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 ──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结合自己的实践多读文献，读书人个 人“不信邪”的个性自然就出来了。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读文献才是重头 。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向的科研 ，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 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 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课 时，发现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 学生指定“牛屎”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的地方。遇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开始 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方程式。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纠竟为什么要做这个 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不 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科学上勤勤恳恳举一反三的跟屁虫。可惜，读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多人一说 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 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论体系、而不是象在中国那样理论体系 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体系 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独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在西方，“真理”是被当做 “科学”来看的。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钟告要 “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 是：一、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变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

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 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 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自由的学者做 研究生，常常私下报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事必恭亲，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 当研究生简直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 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究实验时，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 着。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师的也没有；小小的 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其它人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是“小某”、 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独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 能挑大梁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样的中国人 ，在海外铛铛响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国的研究生导师 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我的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 ──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 ──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 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