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确立，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相互交织的特点，前者表现在《史记》《汉书》设立的文人专传，及以史传为载体保存作品的方式，肈开文苑传和别集的先河。历时性则以刘勰的文学批评为代表，进一步稳定了司马相如的文学地位，丰富了其作品内涵及意义；还有就是作品集的不断重编，目的也是重构并确立权威的司马相如别集文本。两种特点相互结合，才能观察到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司马相如的文学史形象，但它却涉及到了作家作品、作品集的制作与流传，还有读者的阅读、理解与批评，溢出了传统的文学史藩篱，因此需要在更为延伸的“文献史”层面予以梳理，如此其文学意义的呈现或许更加立体和充实。
关 键 词：司马相如集 史传 作品集 制作 文献史
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辞赋作家①，其作品创作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也“典型地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②，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从历时性的眼光看司马相如的文学史影响力，一者体现在他的作品被不断地阅读和理解，并赋予持续的文学批评；一者体现在他的集子的编撰与刊刻，在物质层面提供作品流通的载体。特别是司马相如的作品集，融合了司马相如的作品，还有编者对于作品集文本的建构及后续的刊刻等行为，以及读者(广义)依据作品集所作的评论，是观察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及其影响力的重要维度。这就涉及了作家与作品、作品集的制作者以及阅读史视域里的读者这样三个层面，而梳理此诸层面过程的本身便具备了“文献史”的特点。构建“司马相如集的文献史”这样的名目，无疑会使司马相如的文学史的呈现更为立体，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的单一化层面，而是体现作者、制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和对话，是对传统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延伸，而本身则又“沾染”了文学史新书写的意味。
一、司马相如的史传与作品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更名相如。私意以为犬子之名或与南方流传的槃瓠神话有关③，似乎暗示司马相如的家世是南方蛮夷人的后裔，大概在秦汉间已经接受汉文化而逐渐“汉化”④。但王瑶先生认为司马相如的祖籍，大概是秦晋一带人⑤。《史记》《汉书》本传皆称为“蜀郡成都人”，家世情况未著一辞。在籍贯成都之说外，又有司马相如乃蓬州(今属四川蓬安)人之说，如清人王培荀《听雨楼随笔》云：“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⑥今人张大可赞同此说，称：“司马相如生于蓬安，后移居成都，成名于成都，蜀郡又是文化发达之乡，所以司马迁写为‘蜀郡成都人也’是成立的。”⑦至于名“相如”，透露出他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战国纵横思想的影响，希望为国家建功立业，为他日后游走于汉廷与梁藩国之间埋下了伏笔。接着来谈司马相如的生卒年，卒年一般无异辞，系在元狩五年(前118)，依据是《史记》本传称“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⑧。按《史记·封禅书》及《武帝本纪》，“始祭后土”在元鼎四年，以此上推五年即元狩五年⑨，徐广即系在该年。至于生年则存在分歧，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均称以不详，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则系在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将生年系在前元元年是接受了刘开扬的考订结论⑩，束景南又提出了“相如约生于文帝九年(前171)”的辨说(11)，又有学者提出“生年当在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的观点(12)，此外还有生在文帝前元六年(前174)(13)、前元八年(前172)(14)等说法，限于材料，很难有司马相如生年的确切意见。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司马相如的赋作二十九篇，“六艺略”著录《凡将》一篇，又“诸子略”著录有司马相如参与创作的《荆轲论》。兹就其存世或见于记载情况略述如下。《史记》《汉书》本传载录全篇者有《天子游猎赋》(《文选》厘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哀二世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书》《大人赋》和《遗言封禅事》(即《封禅文》)诸篇，有目无辞的则为《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和《草木书》三篇，实际共七篇。附带一提的是，《与五公子相难》可能就是《汉志》著录的《荆轲论》五篇，其中班固所作者当即《荆轲赞》(15)。另外《文选》载《长门赋》，《玉台新咏》载《琴歌》二首，《古文苑》载《美人赋》，虽真伪存在分歧，但也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否定司马相如的著作权，故其作品存世应总为十篇(明人张燮辑本司马相如集载有《自叙传》一篇，该篇不应视为司马相如的作品，详下文所述)。《汉书》还记载司马相如作有郊祀歌的记载，如《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6)又《佞幸传》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17)按李延年召入汉廷在元鼎六年(前111)，司马相如不可能参与定郊祀之乐的活动(18)；但存在他创作的某些诗篇被用于郊祀乐歌的可能性，至于十九章中何者诗篇出自相如的创作则很难予以断定(19)。还有一些本传著录篇目之外的佚篇，其中有目无辞者如《荆轲赞》、《钓竿诗》(崔豹《古今注》、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鱼葅赋》(《北堂书钞》)和《玉如意赋》(宋人虞汝明所称)等；仅存残文者，如《梓桐山赋》(《玉篇》，存两字)、《梨赋》(《文选·魏都赋》刘逵注，存四字)和《题市门》(《华阳国志》，存十一字)，《题市门》可能是托题之作，疑不能明，此外还有《凡将篇》的残文。可判定为伪作者，如《答盛览问作赋》(载《西京杂记》，又称《答牂牁盛览书》)、《报卓文君书》(20)。此即司马相如作品的整体情况，以下结合史传简述作品的创作背景及其作年。
大致在景帝前元元年，或者五、六年间(依据束景南的考证)，司马相如“以赀为郎”，离开成都到长安，侍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初到长安，创作有《题市门》，反映了他意欲建功立业的志向。因景帝不好辞赋，相如亦不喜其职，在景帝七年也就是梁王二十九年(依据束景南的考证)，趁着孝王的第三次入朝的机会，司马相如随从孝王开始了游梁的生活。游梁期间，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史记》本传云：“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21)大约创作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此外还创作了《美人赋》(22)。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孝王卒，司马相如回到故里，后娶卓文君为妻，“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史记》本传)。在此期间，司马相如创作有《琴歌》，《玉台新咏》所载诗序交待了该篇的创作背景，其时或在景帝后元元年(前143)，逯钦立则认为：“此歌殆两汉时琴工假托为之。”(23)
武帝即位后，因欣赏司马相如的赋作，故再次出蜀入长安，《资治通鉴》将再度赴京之年系在建元三年(前138)。《史记》本传云：“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24)司马相如在《子虚赋》的基础上又创作了《天子游猎赋》，《文选》在收录该赋时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上下两篇，也造成了《天子游猎赋》里的所谓“子虚赋”与从梁孝王期间创作的《子虚赋》是否乃同篇的争议。顾炎武《日知录》称：“《子虚》之赋，乃游梁时作，当是侈梁王田猎之事而为言耳。后更为‘楚称’‘齐难’而归之天子，则非当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载《子虚》之言，不成一篇结构。”(25)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引诸家之说，颇为翔实，但其所称“前文《子虚赋》乃游梁时作，及见天子，乃为《天子游猎赋》。疑皆相如自为赋序，设此寓言，非实事也。杨得意为狗监，及天子读赋，恨不同时，皆假设之词也(26)”，则不足为据。因为《史记》的文字并非来自司马相如的《自叙传》，相如也不曾作有“自序”这样性质的作品。至于《文选》分题两篇，也并非阎若璩所称的“昭明误分之而标名耳”(27)，而是有所依据：其一是《史记》本传称：“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28)这里的“子虚”“上林”之事，即《天子游猎赋》。其二是《隋书·经籍志》即著录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这意味着《天子游猎赋》分称“子虚赋”和“上林赋”，在《文选》之前是存在的(29)。作为《天子游猎赋》组成部分的《子虚赋》，与司马相如游梁期间创作的《子虚赋》的关系，或认为游梁期间的《子虚赋》：“已亡佚”，“《子虚上林赋》不是《子虚赋》的续作。不过，客游梁国的经历以及其间所作的《子虚赋》对司马相如二度出蜀后的创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30)也有学者认为：“《史记》中所说的《子虚赋》……似为初稿，而《上林赋》则在此基础上加上天子游猎的场面，加工润色，遂成定稿。这是一篇完整的作品，可以称《子虚上林赋》，亦可以简称《上林赋》。”(31)此说比较符合《上林赋》创作的实际。总而言之，司马相如此篇奏赋既可称为《天子游猎赋》，又可称为《子虚上林赋》，为了与其游梁期间创作的《子虚赋》相区别，也可简称为《上林赋》(32)。
游梁期间的《子虚赋》，大约作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33)，而对《天子游猎赋》的作年学界有比较多的争议，清王先谦只是笼统地说：“开二郡事在建元六年，相如已为郎数岁，是献赋在武帝即位初矣。”(34)大致而言，对《天子游猎赋》作年问题存在以下各观点：作于建元二年至三年(前139-前138)，或作于建元三年稍晚一些，理由是“此年汉武帝大修上林苑，司马相如此赋才不是无的放矢”(35)。作于建元四年(前137)，如简宗梧云：“相如写《上林赋》，当在建元四年左右，而奏赋恐怕是在建元末年的事了。”(36)作于建元五年(前136)，如康金生《汉赋年表》)；作于建元六年(前135)，如龚克昌《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作于元光元年(前134)，如刘跃进称：“《上林赋》不可能作于建元元年，而应当作于元光元年。”(37)又称：“《上林赋》定稿于元光元年最有可能。”(38)也有其他的意见，或认为：“当作于建元六年五月到元光元年五月之间。”(39)或认为《天子游猎赋》的创作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而最终定稿，“甚至直到元狩五年司马相如去世之前方才最终定型”(40)，“所以赋中方出现了许多建元中的司马相如不可能得知之事”(41)。相较而言，暂将《上林赋》的创作时间系在建元四年至元光元年之间，存在一段从修改到写定的阶段性过程(42)。
司马相如上奏《天子游猎赋》而被拜为郎，《史记》本传称“赋奏，天子以为郎”，此后，“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喻告巴蜀民”即司马相如创作的《喻巴蜀檄》。按《汉书·武帝纪》云：“元光五年(前130)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云：“元光五年，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又据文中“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句，则断定该文创作于元光五年秋季(43)，也有意见认为作于该年之后。司马相如使蜀期间，还创作了《难蜀父老》，其作年存在争议：有元光五年说，有元光六年说，该说的依据是文中“汉兴七十有八载”句，《史记集解》引徐广语称“元光六年也”，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李孝中《司马相如集校注》等采此说。还有作于元朔元年(前128)说，依据是文中“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句，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采此说，兹以该说为据。此后因被诬告“使时受金”而免官，“居岁余，复召为郎”(《史记》本传)，则再任郎官在元朔二年(前127)。
《长门赋》可能即创作在司马相如免官期间，而该篇真伪莫辨。顾炎武《日知录》根据序文与史实不合而认为“乃后人托名之作”(44)(但也同时承认“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金国永称：“据《汉书·外戚传》上，陈皇后罢退乃元光五年事，正相如为中郎将使蜀之时，似属不经；《序》又言武帝见赋后悟，陈皇后复得亲幸，亦史料无征。且此赋缠绵悱恻，与《子虚》《上林》之铺张宏丽，风格迥异。故后世论者疑非相如之作。”(45)也有论者据《南齐书·文学传》载陆厥与沈约书中“《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之语，认为《长门赋》并非司马相如所作。文学史家称：“就序文而言，顾氏所论不差，或系《文选》编辑时所加，但不能证明赋是后人托名之作”，“陆厥所论恰恰相反，他所要说明的是‘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即一个作家是可以写出风格不同的作品的”，“在没有更多证据前，当从《文选》，确认司马相如对《长门赋》的著作权”(46)。复为郎官后，司马相如仍保持着极高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哀二世赋》和《谏猎书》。一般即认为此两篇作品创作于元朔二年之后，如张连科称创作于元朔六年(前123)(47)，也有学者称应考订为建元三年作(48)，依据是《汉书·东方朔传》云：“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49)还是以视为元朔年间所作为宜。大概元朔三年之后，司马相如任孝文园令，此后又创作《大人赋》，该篇的作年有争议，或认为作于元光二年(如龚克昌《司马相如传》、康金声《汉赋年表》)，或作于元朔四年(如万光治《司马相如〈大人赋)献疑》)，或作于元狩四年(如庄春波《刘彻年谱》、刘南平《司马相如生平及作品系年考》和张连科《司马相如集编年笺注》)，兹采作于元狩四年之说。上奏《大人赋》之后，司马相如因病免官而居茂陵，临终时又创作了《封禅文》，至此司马相如走完了他才华横溢而又波澜不惊的一生。
二、司马相如集的制作与流传
考察司马相如集的制作，首先要清楚作品集编在何时？一种说法认为西汉时已编有司马相如的作品集，刘知几《史通》云：“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50)意思就是说西汉时期存在司马相如集，该集子里有司马相如的《自叙传》一篇，司马迁据之而为《司马相如列传》。此说并不可靠，司马相如不曾作有《自叙传》，刘知几所见的集子不过是《隋志》著录本，乃后人所编，编者截取《史记》或《汉书》司马相如本传而为《自叙传》载于集子里。一种说法认为司马相如的作品“辑录成集并不一定在隋，而在稍前之齐梁时代”(51)，并给出了理由，云：“一，司马相如其人其事于当时受到空前绝后重视。当局甚至于梁天监六年置其故乡为相如县，以示彰显和景仰。二，在‘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之梁朝，诸如《文选》《文章缘起》《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等各辑名著先后问世。那么，为司马相如辑录作品，应不为奇矣。”(52)尽管司马相如作品集的著录，始见于《隋志》，但并不意味着唐初始有集之编，而是至迟在齐梁时当已经存在司马相如集之编。而自汉代至南朝，司马相如作品的流传大致主要依赖于三种载体，即史传、总集和别集。
司马迁在《史记》里全文载录司马相如作品七篇，另有目无辞者三篇，并称：“采其尤著公卿者云”，又称“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53)。这表明司马迁看到了司马相如创作的绝大多数作品，而其来源应是当时的内府藏本。武帝使所忠往相如家取书，可见相当看重司马相如的作品，在他卒后由内府整理保存他的创作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汉代作品集编撰尚不具备的情形下，《史记》本传载录司马相如的主要作品，实质上起到了作品集的功能(54)。当然在民间层面也有其作品的传播，《汉书·地理志》即云：“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扬雄传》也称每作赋，常以司马相如赋作为拟式，但主要是以单篇的方式，绝不可能是集子的方式。班固的《汉书》司马相如传在载录作品这方面悉依《史记》本传，尽管《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的赋作达二十九篇，还著录他的《荆轲论》等，但并未再载录新的作品，否则会有更多的司马相如作品流传下来(史传在保存作品方面有相当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大概魏晋时，开始出现司马相如的作品编，按《三国志·蜀书·郤正传》云：“(郤正)性澹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55)既称一人之作，盖已编为作品集。此后西晋时的刘逵在注《魏都赋》时引有《梨赋》，崔豹的《古今注》也提及司马相如作有《钓竿诗》，东晋李充的《翰林论》称：“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谓德音者矣。”这些作品的来源或许仍是流传中的单篇作品(56)，但更应该是来自作品集(包括别集和总集)。因为魏晋时期用纸张抄写文献，容量扩大；而且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保存先贤遗作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将诸作集合在一起以编成作品集，即曹丕《与吴质书》所称的“都为一集”，魏晋时期本身也是作品集的形成和确立阶段。
齐梁间，可以确信已经有司马相如集的编本，《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相如巧为形似之言”(57)。对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和创作风格的总体把握，只能建立在作品集的整体阅读之上方能得出如此结论。刘勰的《文心雕龙》评论了司马相如的赋作(包括骚体赋在内)、《难蜀父老》、《封禅文》，还有诗篇、郊祀歌及荆轲赞等，这同样是基于司马相如作品集，而且还可据以窥探出当时作品集的构成面貌。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评论的作品几乎不出《史记》本传所录司马相如作品的范围，与《汉志》著录之赋作二十九篇相差甚远，这意味着齐梁间的司马相如作品集绝非魏晋时所编之集，而是作品又有所阙佚。因为，从刘逵注尚引有《梨赋》来看，魏晋时流传的司马相如集应该保留了大多数的作品。严可均称司马相如作品“魏晋时早有散亡”(58)，并进一步指出，《隋志》和《两唐志》著录本“当是六朝重辑，其多出于今本者仅仅耳”(59)。从上文列举的刘勰所评论的司马相如作品来看，该判断是符合事实的。也就是说，《隋志》著录的一卷本，以及《两唐志》著录的两卷本，只是卷数的微异，就其所收作品数量而言，与齐梁间比如刘勰所见的传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差别(60)。推测两晋之际可能是司马相如作品散佚比较严重的时期，正如胡应麟《诗薮·杂编》所称：“隋史始见篇名，其卷帙已与后世无异，则其亡逸固不始于宋、唐矣。”司马相如集在唐代后期尚存于世，孙樵《与友论文书》称：“秦汉已降，古文所称工而奇者，莫若杨、马。然吾观其书，乃与今之作者异耳。”所“观”的司马相如之“书”应即《旧唐志》著录本司马相如集，大概唐末此集散佚不传。
从魏晋至隋唐时的司马相如作品集，处在书籍史里的抄本时代，史志著录的集子的制作应出自秘阁之手，即所谓的秘阁编本，再以传抄的形式进入流通流域。唐末五代以降是刻本时代，宋元时期未见有重编司马相如集的材料记载，推测原因在于司马相如的传世作品不出《史记》《文选》的范围，不需要另行编为集子。司马相如的作品重编为集子始自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十七《著作记》第七云：“《汉司马相如集》二卷，后人取其《上林赋》《难蜀父老文》及《封禅颂》诸作编辑为上、下卷，今刻在《汉魏丛书》。”但检今本《汉魏丛书》，并未见到有“司马相如集”之目。严可均称：“今世所见有明汪士贤、吕兆禧二本，盖从《史记》《汉书》《文选》《古文苑》新辑者。”(61)吕兆禧辑本未知其详(62)。所称汪士贤辑本的第一个刊本即汪氏所刻的《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司马长卿集》一卷，卷端即题“明新安汪士贤校”，汪士贤可能是重编司马相如作品集的第一人。该本收文凡十一篇，即《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琴歌二首》《谏猎书》《遗言封禅事》《谕巴蜀父老檄》和《与蜀父老诘难》，另附卓文君《白头吟》，司马相如存世的主要作品基本囊括其中。此后有明翁少麓刻《汉魏诸名家集》本，书首内扉叶题“司马长卿集，梅禹金先生订正，南城翁少麓梓”。该本乃据《二十一名家集》本重刻，但书中载有天启丙寅(1626)王忠陛《司马长卿集序》，可能是重刻过程中载入。此序很有文献价值，称：“尔时余手一编，高其味于哀家梨，题其品于卞氏璧，直欲剖腹矣。”(63)知王忠陛也曾辑编司马相如集，甚至还有可能是汪士贤编刻《二十一名家集》本司马相如集的底本(汪士贤只是集子校刻的主持者)。此外还有一种《汉魏六朝诸家文集》本《司马长卿集》，乃据《二十一名家集》本重印。从辑录、校刻到重刻及重印，既以实物版本的方式印证了明人重建司马相如作品集文本做出的努力，也间接反映出作品集在明代晚期存在一定的市场需求，是其文学影响力的体现。
此外还有张燮辑刻的《七十二家集》本《司马文园集》二卷，该本篇目相较于《二十一名家集》本增益两篇，即《报卓文君书》(又附《卓文君与相如书》)和《自序传》。两《书》选入集子的缘由，所刻张燮按语云：“此二《书》绝不载于往编，且其叙致亦不类汉人语，必出伪手无疑。但近代所刻《文致》诸集多复选此，或别有据，聊姑存之。”(64)《报卓文君书》最早仅见于明人撰述载录，不存在更早的文献来源，可能是明人的托题创作，应当以伪作视之(65)。至于《自序传》入集的理由，同样附刻张燮之语称：“刘子玄《史通》云马卿为《自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录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自叙，至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耳……然则《自序传》应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为止。此后别有结束，惜今不传，而‘天子曰’以下还是太史公补足之。”(66)又称：“近世学士谓相如集中《传》，乃校集者取子长所作附之，非其自笔。然《史通·序传》一章详言作者自叙，基于《骚》经，降及相如，始以自叙为传。《史通》之意，直以后人序传皆作祖于相如……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坚、子长，皆自叙风流，传芳末世。则言此文之出相如手，非一人矣。”(67)以“非一人矣”作为该篇属司马相如作品的依据而收在集子里，是不恰当的。南宋王应麟即质疑司马相如撰有《自序传》，称：“《史通》云‘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传，未见其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记其客游临邛，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载本传，如贾谊《新书》末篇，故以为《自叙》欤？”(68)所云切实。推测南朝至隋唐时的编本司马相如集有“传”一篇，乃编集者取自《史记》或《汉书》本传隐括而成，作为集子的一部分(实为当时编集子的固定体例，近于“集序”)。后人不察，遂造成司马相如撰有“自传”或“自叙”的误解。故《七十二家集》本实际并未增益司马相如的作品篇目，但张燮针对作品的入集提出自己的意见，还附录了有关司马相如的历代资料，如《遗事》和《集评》等，很有资料价值(69)，也形成了别集整理的一种学术范式。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司马相如集篇目与张燮本相同。此外，还有《汉魏六十名家》本司马相如集和《八代文钞》本《司马长卿文抄》，两种编本的共同点是均收有《答牂牁盛览书》。
清代严可均校辑《全汉文》所收司马相如作品最为完备，但有些篇目如《报卓文君书》《答盛览问作赋》明显系伪作，仍收录其中，缺乏必要的辨析。宣统三年(1911)丁福保辑印《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司马长卿集》二卷，以明人辑本为基础，又参考严可均辑录司马相如作品而编成。明清时期辑录的司马相如作品集情况大抵如此，或评价云：“明清辑本尚有体例未密、漏收误收、文字错讹等现象，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辑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如作品的传播，也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70)逯钦立校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司马相如诗作两篇，即《美人赋》中的“歌曰”和《琴歌二首》。今人整理的司马相如集有四种，分别是金国永的《司马相如集校注》，该著以《百三名家集》本为底本，校以汪士贤校刻本，另参校《史记》《汉书》《文选》《楚辞后语》《古文苑》《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采用注校合一，先释文，后校记”的方式(71)，将残句等列为附录，不足之处是仍将《自叙传》作为司马相如的作品。其次是朱一清、孙以昭的《司马相如集校注》，以《诸家文集》本为底本，以张燮本(即《七十二家集》本)、张溥本(即《百三名家集》本)及《史记》等为参校本，“注释力求简明”，对于“有参考价值的异文，出校记说明”(72)。再次是李孝中的《司马相如集校注》，该著收两篇伪作《报卓文君书》和《答盛览问作赋》，附录的资料则较为丰富，包括轶事、历代题咏、集评等。最后是张连科的《司马相如集编年笺注》，该著较详尽地考证作品的写作年代，并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作品(可信为司马相如的完整的作品放在“正文”，其它作品放在“辑佚”和“附录”里)，“力求用简明、准确的语言加以注释”，“校勘文字放在注文之后，不另单独提出”(73)，并附有评论资料汇编。相较而言，金国永的《司马相如集校注》最为精审，适合专业研究者参考。
三、司马相如作品集的阅读与理解
《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本传保存了他创作的主要作品，实际上起着“作品集”的功能，故从该两种史传开始来考察司马相如(集本)作品的阅读与理解。司马迁对于司马相如作品的理解，集中体现在本传末的“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74)扬雄所云乃后人窜入。司马迁认为相如的创作虽多浮靡之辞，但其旨归却仍在于“风谏”，与本传中评价《天子游猎赋》称“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及《太史公自序》所称的“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相契合。班固的评价主要反映在《汉书·叙传》，云：“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75)班氏与司马迁近同，既看到司马相如创作词风靡丽而“用寡”的一面，也看到了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风谏”旨趣，还肯定了其作品在汉赋发展史上开创者的地位。正如学者所评价的，“是汉赋发展新的里程碑，有划时代的意义”(76)，“司马相如最大的贡献就是将战国末年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推向了顶峰，而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中国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77)。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评价有其不完全一致的一面，他在《汉书·艺文志》里又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78)在《典引序》里也重复了同样的认识，云：“司马相如夸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即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作失去了“讽谏”的功能。总体而言，司马迁和班固都看到了司马相如作品“丽”的一面，班固进一步总结为“弘丽温雅”(《汉书·扬雄传》)；但在对于“风谏”性的认识上有所差异，班固并没有完全贯彻司马相如作品归于“风谏”的批评观，而是对其创作“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有所批评。这实际上开启了评价司马相如文学创作意义的两种路向。
司马迁、班固之后，司马相如作品的集中评论出现在南朝，第一位依据作品集对他作品做出整体评价的是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在骚体赋的传统里界定司马相如所处的地位，称他的创作“巧为形似之言”，与刘勰所称的“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文心雕龙·诠赋》)、“模山范水，字必鱼贯”(《物色》)相近同，都是说司马相如的汉大赋有摹物状貌、体物写志的特征。刘勰依据当时的司马相如集编本，对其创作的艺术特征和文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如司马相如赋作的评价仍沿袭班固，称：“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而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才略》)又称：“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程器》)即认为靡丽有余而风谏不足。在《丽辞》《夸饰》两篇里又分别进一步阐述了其赋作的“理不胜辞”，即“崇盛丽辞”和“诡滥愈甚”。另多从辞与理两者关系入手评价司马相如的创作，如《体性》称“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此仍就赋作而言，“理侈”即班固所称的“没其风谕之义”“不周于用”。又如《檄移》称“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则就其难体创作而言，文辞晓畅，譬喻广博，故而说理透彻。当然，刘勰也看到了司马相如创作中风力遒劲的一面，称他的《大人赋》创作“蔚为辞宗”；还看到司马相如在继承屈宋骚体赋之外又“得奇”的一面(《辨骚》)，实际是肯定了他在确立汉大赋体式方面的开创性意义；另外还注意到《上林赋》创作与李斯《谏逐客书》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写作过程中的细微之处，这都很有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眼光。
刘勰之后，依据作品集对司马相如做出集中的评价，是建立在明人重编本基础上。首先从“集序”的角度做出评价的是王忠陛的《司马长卿集序》，云：“余幼读长卿诸篇，而咀其义，意则居然讽谏。时事上，系明主同时之感，而下砻南夷，挫西僰，是故不得以风流罪过，薄其呕血数声。如《蜀父老檄》《谏猎书》，言之金石也。”继承司马迁“其指风谏”的批评观，认为《蜀父老檄》《谏猎书》两篇即是以时事寓风谏之义。其次是张燮的《重纂司马文园集引》，云：“长卿它文，俱以赋家之心发之，故成巨丽，凡拙速辈无此格力。”以“巨丽”概括司马相如的赋作。还有张溥的《司马文园集题辞》，云：“太史公曰：‘长卿赋多虚辞滥说，要归节俭，与《诗》讽谏何异？’余读之良然。”同样认可司马迁有关司马相如赋作“要归节俭”“其指风谏”的批评观，张溥在所撰的其他各家集题辞里也贯穿着该认识，如《王谏议集题辞》称“《圣主贤臣》，文词采密……意主归讽，犹长卿之《子虚》《上林》，游戏园囿，有戒心焉”，又《杨侍郎集题辞》称“《河东》《甘泉》《长杨》《羽猎》，四赋绝伦，自比讽谏，相如不死”。清人何绍基阅读张溥本留有评点(参见《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影印张溥本《司马文园集》)，如《封禅文》“故曰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阙遗，此之谓也”句，何氏眉批“结语规谏深切”。另外《汉魏六十名家》本司马相如集所载各篇末附有评语，如《长门赋》有张来倩评语称“怨而不怒，立言有法，唐人许多宫怨，俱从此化出”，《难蜀父老》有陈明卿评语称“先叙事起，后诡为问答之辞，其理则是，但其事则非，文词瑰丽，亦西京之杰出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要之，《史记》《汉书》对司马相如创作的评价，主要着眼于赋的文学表现(辞藻之丽)与政治功能(讽谕之义)的二元关系。南朝以刘勰为代表的评价，则着眼于作品的艺术风格、创作手法以及所反映出的作家才性等方面，另外就是注重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看待司马相如的地位，具有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双重视角。刘勰并不注重司马相如赋作是否具有政治功能，多从文学形式上去把握和评论，与南朝当时的文学风气是有一定关系的。唐末司马相如集散佚不传(在作品集编本不传的时期，仍有大量的有关单篇作品的评论，暂不就此类评论进行梳理)，明代出现辑编汉魏六朝人别集的风尚，通过集本的阅读再次带动对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的评论，主要表现在撰写集序(包括题辞等)和作品评点两方面。明人的评论既看到作品文辞方面的特点和优长，又强调作品所具有的讽谏功能，相较于刘勰似更通融和全面，但批评的深度却不及之。
自近代产生文学史的著述，对司马相如评价尤高者莫过于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称：“盖汉兴好楚声……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79)，“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80)。此后的文学史家即多就此两者立论，“独变其体”方面着重在司马相如所奠定的汉大赋体制，认为以《子虚赋》和《上林赋》为代表，“后世赋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赋颂传统，它们也奠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81)，“典型地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82)，又进一步概括为“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83)。“卓绝汉代”方面则强调司马相如是武帝时代汉赋的“最大代表作家”，也是该时期“最大的辞赋家”(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在赋作之外，文学史家也评论了司马相如的散文创作，称“常用宾主答问形式及排偶句调，颇有辞赋气味”(84)，又以《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为例，认为：“写得很苍劲，具有很明显的西汉散文的特色。”(85)文学史的评价似乎已经饱和，做出新的文学史表达仍应建立在重读司马相如作品的基础上，比如在作品内部钩稽创作的机制(刘勰在此方面已经有所开掘)，揭橥汉赋何以在司马相如手中得以发扬和定型这一基本的文学史命题。另外，围绕集子的编撰、文学的批评观变迁以及批评的形式也应适当做出综括性的梳理，让文学史呈现读者接受批评的视野。
《史记》设立司马相如列传，并载录其创作的重要作品，既是文人专传，开后世文苑传的先河；也是以史传的方式保存作品，开集合文人创作为作品集的雏形，印证了司马相如在当时即被视为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学地位的人物。至班固修《汉书》，称其创作是“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还称他“以文辞显于世”(《汉书·地理志》)，又在《两都赋序》称以司马相如等为代表的创作“炳焉与三代同风”，同样是对司马相如文学地位的肯定。这体现出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确立的共时性，从后世沈约、刘勰等的文学批评，到作品集被不断地重编，再到司马相如被冠以“贾马”“枚马”“两司马”及“扬马”诸称，其文学史地位则又具备历时性的特点。司马相如的文学史是由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线条交织而成的，描述这种交织性仅仅拘泥于作家作品的范畴是不够的，触角还需延展到作品集的编撰与流传史，以及阅读史视野里的读者理解与批评。如此则溢出了文学史的固有藩篱，不妨称之以文献史，包括作家作品、作品集和阅读理解三个层面，作者、编者和读者互动，共同构筑司马相如的文学史形象，其文学意义的呈现也会更加的立体和充实。
①文学史家称武帝时代是辞赋最兴盛的时代，而司马相如是该时期“最大代表作家”，参见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②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③(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东夷列传第七十六，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④也有意见认为“犬子”寓有厚望的特殊意义，“生男子，二壶酒，一犬”句韦昭注云“犬，阳畜，知择人”，指用以鼓励司马相如成年后知择主而成就事业。见(三国)韦昭注《国语韦氏解》卷二十越语，士礼居丛书景宋本。
⑤参见王瑶：《王瑶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⑥(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七，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⑦参见张大可、徐兴海编著：《一代辞宗司马相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8页。
⑧(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⑨也有学者根据《史记》《汉书》记年法与推算系年法的逻辑关系考定司马相如卒于公元前117年即元狩六年，参见刘南平、叶会昌：《司马相如卒于公元前117年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还是应以据旧说为是。
⑩刘开扬称：“考梁孝王于景帝时四次入朝，是在梁王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和三十五年，梁王二十四年即景帝二年，如果相如见梁王在这年，则其出仕约在景帝元年。汉制男子二十三而傅，仕宦之年亦应相同，那么相如生年约为汉文帝元年。”参见刘开扬：《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江海学刊》1962年第9期。不过后来又修订为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参见刘开扬：《柿叶楼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37页。
(11)参见束景南：《关于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
(12)刘南平称：“相如游梁在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初仕亦在该年，依景帝二年将男子年二十三改为年二十而傅之制，那么前元二十年正是他二十岁之时，上溯二十个年头，生年当在文帝前元十一年。”参见刘南平：《司马相如生平及作品系年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1995年。
(13)张大可、徐兴海编著：《一代辞宗司马相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页。
(14)参见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15)又《文心雕龙·颂赞》称“相如属笔，始赞荆轲”，请参见(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卷二，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刊本。
(1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5页。
(1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73页。
(18)参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十五，清光绪十年周氏思益堂刻本。
(19)赵敏俐认为：“十九章的歌词，可能是许多文人共同参与创作的。其创作时间不一，参加的人也没有明确记载。也许司马相如曾参加过早期一些诗篇的创作。”参见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3页。
(20)该篇的最早出处不明，见于张燮辑本《司马相如集》，又见于明人陈天定辑《古今小品》、沈佳胤辑《翰海》等，应属后人伪托。
(2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9页。
(22)张连科称：“此赋乃相如游梁期间所作，具体年月已不可考。”参见张连科：《司马相如集编年笺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页。
(2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02页。
(25)(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清乾隆刻本。
(26)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文选李注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24～1625页。
(27)参见(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56页。
(29)周勋初称：“《子虚》《上林》连称，当是魏晋之时出现的情况。”参见周勋初：《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文史哲》1990年第5期。
(30)刘南平：《司马相如生平及作品系年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1995年00期。
(31)刘跃进：《司马相如创作的时代意义》，《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32)实际上司马迁也称《天子游猎赋》为《子虚赋》，如《太史公自序》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至西晋左思的《咏史》诗也说“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指的应当还是《天子游猎赋》。
(33)参见刘南平：《司马相如生平及作品系年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1995年00期。
(34)参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司马相如传卷二十七，清光绪刻本。
(35)参见张连科：《司马相如集编年笺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年，第4页。
(36)参见简宗梧：《〈上林赋)著作年代之商榷》，《汉赋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第125页。
(37)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5页。
(38)刘跃进：《司马相如创作的时代意义》，《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39)龙文玲：《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
(40)牟歆：《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41)牟歆：《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42)《史记》本传云：“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何谓“删取其要”？《史记索隐》引大颜(颜游秦)语云：“不取其夸奢靡丽之论，唯取终篇归于正道耳。”又引小颜(颜师古)语云：“删要，非谓削除其词，而说者谓此赋已经史家刊剟，失之也。”“删取其要”应该指的是司马相如修改游梁期间创作的《子虚赋》，删省其侈靡之辞。
(43)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44)(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清乾隆刻本。
(45)参见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46)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47)参见张连科：《司马相如集编年笺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年，第128、133页。
(48)参见刘南平：《司马相如生平及作品系年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1995年。
(49)见(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0)(唐)刘知几：《史通》卷十六外篇，四部丛刊景明万历刊本。
(51)参见(汉)司马相如著，李孝中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校注说明，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5页。
(52)参见(汉)司马相如著，李孝中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校注说明，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5页。
(53)(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4)张大可称：“司马迁第一个为文学家立传，不惜用大量篇幅来收载文学作品，司马相如的辞赋、政论赖以流传，意义尤为重大。”参见张大可、徐兴海编著：《一代辞宗司马相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52页。
(55)(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34页。
(56)《隋志》集部总集类小注称“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此可视为司马相如作品的流传仍有单篇方式之证。
(57)(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8页。
(58)(清)严可均：《司马长卿集叙》，(清)严可均著，孙宝点校：《严可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
(59)(清)严可均：《司马长卿集叙》，(清)严可均著，孙宝点校：《严可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
(60)金国永即称《隋志》著录本“既然只有一卷，所辑当不会超出本传和《文选》、《玉台新咏》等所录多远，其不为世所重而亡佚是必然的了”。参见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页。
(61)(清)严可均：《司马长卿集叙》，(清)严可均著，孙宝点校：《严可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
(62)严可均称有吕兆禧辑本司马相如集，可能属误记。按姚士粦《见只编》云：“往余友吕锡侯与余欲从史传、《文选》及诸类书、地记、子集，尽录古人文集，所就者有东方朔、潘岳、潘尼、傅玄、傅咸、孙楚、孙绰、夏侯湛、颜延之、任昉、梁简文、梁元帝十一种。”吕氏本人并没有从事司马相如集的重编工作。
(63)参见踪凡编：《司马相如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71页。
(64)参见踪凡编：《司马相如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65)严可均《全汉文》校辑司马相如作品，于该篇篇末未注明出处。踪凡注明出自张燮本《司马文园集》，并按语称：“此篇应为后人伪托。”参见踪凡编：《司马相如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66)参见(汉)司马相如：《司马文园集》卷二，明天启、崇祯间张燮编刻《七十二家集》本。
(67)参见(汉)司马相如：《司马文园集》卷二，明天启、崇祯间张燮编刻《七十二家集》本。
(68)(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2页。
(69)踪凡称：“明代学者还将辑录相如作品与蒐集历代研究资料、发表个人学术观点相结合，使此项工作具有鲜明的立体性和更高的学术含量。”参见踪凡：《司马相如集明清辑本初探》，《文献》2010年第1期。
(70)踪凡：《司马相如集明清辑本初探》，《文献》2010年第1期。
(71)参见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72)参见朱一清、孙以昭：《司马相如集校注》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
(73)参见张连科：《司马相如集编年笺注》体例，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年，第2页。
(7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73页。
(7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55页。
(76)季镇淮：《关于司马相如的生平和创作》，《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
(77)参见踪凡纂：《司马相如资料汇编》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页。
(7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56页。
(79)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69页。
(80)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71页。
(81)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82)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8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84)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85)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