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型现实主义在战后日本国际政治思想的诸流派之中最具影响力，其代表人物更是深度参与了日本外交决策的制定。比如，高坂正尧既是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的奠基人，又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政府智囊。他不仅在学界和舆论界促成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还直接影响了多届内阁的安全政策。近年的口述史与新公开的个人文件表明，高坂对“无核三原则”、旧《防卫计划大纲》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等政策的出台都发挥了直接的影响力。若泉敬作为佐藤内阁的“密使”推动了“日美核密约”的签订，更是充满“传奇”色彩。日本型现实主义可谓战后日本外交理念的缩影，时至今日，其思想的继承者仍然保持着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例如，“安全保障法制恳谈会”的半数成员是高坂的弟子或深受高坂影响的人士，“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与若泉关系密切，高坂的门生前原诚司曾出任民主党政府的外务大臣。

遗憾的是，欧美学者过于关注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忽视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学术与政策价值。因此，研究日本型现实主义，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论争，构筑对日本外交政策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一、日本型现实主义的萌芽

得益于战后民主化政策，在战争期间被迫停刊的综合杂志先后得以复刊，日本舆论界再度迎来繁荣。外交政策原本就是舆论界的重要议题，再加上占领期的日本把恢复主权作为首要目标，媾和问题遂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随着媾和条约谈判正式被提上日程，日本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参与外交论争，试图借此推动现实政治。由此，战后日本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思想从起步阶段就沾染上了“舆论性”。并且，当时国际政治学者极为稀少，不少法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甚至哲学家、文学家都纷纷加入到这场外交论争之中。

（一）外交论争：媾和、军备与安全保障

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大致分为“进步派”与“保守派”两类，他们围绕媾和、军备和安全保障问题唇枪舌剑。前者主张“全面媾和”、非武装与永久中立，后者支持“单独媾和”、再军备与《日美安全条约》。

1.“全面媾和”与“单独媾和”

1949年末美国表明尽早对日媾和意向后，吉田内阁以盟军总司令部为靠山，采取对美一边倒的政策，把与西方国家的“单独媾和”定为谈判方针，赞成在媾和后与美国缔结军事协定，维持美军驻日的状态。与之呼应，“进步派”为主的日本知识分子群体在同年12月成立了“和平问题谈话会”。针对吉田内阁的“单独媾和”意图，“和平问题谈话会”在1950年先后发表两份声明，系统阐述了“进步派”的“全面媾和论”。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进步派”遭遇严重挫折。小泉信三在1952年初发表《和平论》一文，率先对“全面媾和论”（以及“媾和后的中立论”）发起了挑战。小泉认为，“在美苏对立的现状下，日本不管如何抉择，都无法同时均等地满足美苏双方”，因此“全面媾和”没有现实性。

2.非武装与再军备

“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武力。1951年初，杜勒斯（John ·Dulles）在访日时要求日本尽早再军备，吉田内阁予以婉拒。但以此为契机，日本知识分子开始热烈讨论军备问题。

“进步派”素来立足“和平宪法”反对再军备，部分人士甚至崇尚不抵抗精神。他们设想日本在媾和后立足中立，依靠联合国实现自身的安全保障。而不少“保守派”认为媾和后的日本可以由美国来保障安全，没有必要再军备。

对此，山川均在1951年10月发表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进步派”的“非武装论”：第一，最小限度的军备不仅违反“和平宪法”，在核时代下也无法自卫，反而会给侵略者以口实。第二，美苏具有共存的可能性，况且对日本的攻击会引发全面战争，苏联不会直接动武。第三，再军备（以及修宪）有可能造成军国主义的复活，必须予以阻止。

针对“进步派”的非武装论，福田恒存指出：“非武装论”的重要前提——美苏的和平共存——缺乏直接证据，批评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二分法”过于极端。他认为苏联的和平意志真假难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日本这样的小国无论如何也必须与强大的国家合作”。

3.永久中立与《日美安全条约》

“进步派”主张日本在媾和后执行永久中立政策，由联合国来负责日本的安全保障，“保守派”则希望由美国保障日本的安全。1957年岸信介内阁上台后，随着新安保条约谈判的推进，安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外交论争的焦点。

“进步派”的中立论主要基于四个论点：其一，《日美安全条约》不仅无法完全保障日本的安全，还有可能将日本卷入美苏全面战争。反之，中立有助于缓解东亚的紧张局势，从而改善日本的安全环境。其二，《日美安全条约》使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从属于美国，损害了日本的自主性。其三，中立符合“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日美安全条约》或使军国主义复活。其四，《日美安全条约》阻碍日中关系正常化，而中立可以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

面对声势浩大的中立论，林健太郎毅然表示支持《日美安全条约》（及修订），并指出，美苏关系在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后升温，日本卷入全面战争的风险日益下降。然而，这股和平共存潮流的基础是美苏均势，故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仍旧不可或缺。《日美安全条约》与“和平宪法”的条文尽管有出入，但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调和。他也赞成改善日中关系，但认为这与《日美安全条约》并不冲突。

（二）“现实主义”的诞生

“保守派”最初并未自称“现实主义”，反倒是“进步派”给“保守派”的观点贴上了“现实主义”的标签予以批判，无意中促成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萌芽。

高岛善哉最早在舆论界使用“现实主义”一词，批判“保守派”的“单独媾和论”是“低俗的现实主义”。务台理作亦把“单独媾和论”看作“现实主义”，认为其缺乏理想与和平的精神。末川博同样批评“单独媾和论”的“近视性”，指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随后，丸山真男在1952年发表了《“现实主义”的陷阱》一文，批判“保守派”的“现实主义”。他列举了“现实主义”的三个特征，即简单地向既成事实屈服、只强调现实的一个侧面、追随（政治）权力选择的方向。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坂本仍然称“保守派”的“现实主义”为“既成事实主义”，小林直树亦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追随权力的态度”。

从他们的问题意识中，可以找到下列共同点。

其一，“保守派”重视权力政治，认为冷战的本质是美苏权力斗争，强调军事力量与安全保障的必要性。

其二，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安全保障方面，“保守派”始终担忧苏联的威胁。

其三，“保守派”不满充斥舆论界的“一言堂”现象和“二分法”论述。“保守派”极为反感不少“进步派”常摆出“战争对和平”“苏联是善、美国是恶”等“二分法”、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做法，希望纠正舆论界的这股“不良”氛围。

尽管“保守派”批判“进步派”的“二分法”，却也同样未能脱离意识形态。他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背后暗含的“苏联是恶、美国是善”的冷战思维，亦是一种“二分法”思维。正因为如此，“保守派”与“进步派”各执一词，舆论界出现分裂。如果无法排除意识形态，外交论争就难以产生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实质性结果。

二、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

安保斗争结束后，池田内阁主打“经济牌”，积极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实现腾飞，1968年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日本的经济大国化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产阶级的增加使保守势力获得了更多支持。在舆论界，“进步派”的影响力逐渐衰退，“保守派”的言论空间有所扩大。

（一）超越外交论争

日本型现实主义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根源在于高坂正尧等新一代“现实主义者”的问题意识。他们对“保守派”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批判。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同样重视权力政治，反感舆论界充斥的“二分法”论述。

相比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保守派”，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希望外交论争能够更加理性化，摆脱意识形态思维。他们之所以追求理性，是因为此前的“二分法”外交论争缺乏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成果。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现实政治中，保守、进步两派的对立与冲突，使双方更关心“站队”，而非具体的外交政策。对此，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希望“进步派”与“保守派”、朝野之间达成共识，为日本外交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二）“现实主义”的革新

1.高坂正尧与新的“现实主义”

以理性与共识超越此前的外交论争，是新一代“现实主义者”的问题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现实主义”加以改造。萌芽之初的日本型现实主义没有明确权力与价值的关系，而价值是“进步派”思想的出发点。

高坂首先批判“进步派”，“理想主义者们过于强调道德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缺乏对如今依旧支配着国际社会的权力政治的理解。没有权力支撑的理想不过是幻影，这在今日也是不变的事实。如果不充分理解权力政治，我们倡导的理想就会成为没有实体的‘空中楼阁’”。同时，他又指出了“保守派”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国家应该追求的价值这一问题，现实主义恐怕就会陷入现实追随主义或犬儒主义。只有把价值问题纳入其中进行考量，（我们）才有可能追求从长远来看更符合现实国家利益的政策”。

高坂的立场可谓“新现实主义”。他的观点奠定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基调，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共鸣。比如，永井阳之助把“进步派”的见解视为美国式理想主义，指出其底色是“善恶对立”的“二分法”、外交的孤立主义与道德主义。在批判这种国际政治观、强调权力政治作用的同时，他又主张日本外交需要“吸收了全民价值的长远目光”，在实现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构筑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些看法显然反映出了新的“现实主义”的逻辑。

2.权力的多样性

立足新的“现实主义”，新一代“现实主义者”不同于只重视军事力量的“保守派”，而是主张权力的多样性。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中，高坂把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以及支配舆论的能力都视为权力的构成因素。这一见解在他两年后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中发展为“国际政治是力量的体系、利益的体系、价值的体系”这一著名论断，即一国的权力既包括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又包括“软实力”。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尤其重视非军事力量。用高坂的话来说，“由于以核武器为中心的武力体系的破坏力显著增强，军事力量不再是执行政策的合理手段……作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的重要构成因素，非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了”。在他们看来，虽然军事力仍旧不可或缺，但大国间权力斗争的焦点已开始转向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这种观点在日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3.均势与和平

尽管指出了非军事力量的作用，新一代“现实主义者”终究与“保守派”一样信奉以均势求和平的理念。高坂认为，“均势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实际上构成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均势有效阻止了美苏发动全面战争。

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均势并不完美。高坂承认，“均势原则说到底只是苦肉计，没有超越健全的常识，无法保证稳定的和平”。新一代“现实主义者”主张在维持均势的前提下，“各国维护自身的理念与利益，通过行动创立国际法，提高联合国的权威”，渐进地实现和平。

三、日本型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处方”

（一）“吉田路线”与“海洋国家”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把外交论争的重点转向了具体的外交政策。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在反思“吉田路线”后提出了“海洋国家”论。

高坂认为，自主性不足是日本外交的最大问题，日本需要重新定位国家方向。战前日本在亚洲与西方之间摇摆不定，但战后日本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对日本而言只剩下一条道路，那就是彻底‘脱亚’，作为‘远西’的国家全力谋求发展”。他批评战前日本没有成为像英国那样的“海洋国家”，是因为缺乏对外开放的欲望与广阔的视野，战后日本受“吉田路线”的影响或将重蹈覆辙。

在他看来，“海洋国家”既是地理和经济概念，又是精神和政治概念。一方面，日本需要利用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积极通过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日本应该推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逐渐增强自己的实力。这种“海洋国家”论尝试修正“吉田路线”，至今仍是日本政界与学界的一种代表性见解。

（二）“中等国家”与非核武装宣言

日本要成为“海洋国家”，必然需要安全的外部环境。因此，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在提出“海洋国家”论后，再次把重点转向安全保障问题。

核武装问题在日本受到关注的直接契机，是法国战略学家加洛瓦（Pierre Gallois）在1964年访日时的发言。他强调拥核对法国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建议同为“中等国家”的日本也进行核武装。这一观点被整理并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引起轩然大波。不只是“进步派”，新一代“现实主义者”也明确反对核武装。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虽然反对日本的核武装，出发点却与“进步派”大相径庭：《日美安全条约》与自卫队能够保障日本的安全，“非核武装宣言”又能强化日本的“软实力”与“和平国家”的形象，何乐而不为？若泉在舆论界支持日本的无核化，却又作为“密使”促成了“日美核密约”，其中就反映了这种逻辑。崛起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对核武装的两面态度，在战后日本核政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三）日中邦交正常化

在单独媾和后，日本与苏联、东南亚各国、韩国的关系纷纷改善，日中关系却始终难有突破。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希望改善日中关系、尽早恢复两国邦交。

高坂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未来将给国际政治带来重要影响。因此，日本需要摒弃意识形态思维，立足权力政治的视角制定对华政策。

从中美苏“三极结构”的认识出发，永井认为，在中苏分裂的局面下，中美关系有可能实现调整。日本可以通过扩大民间交流、经济合作、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等方式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并斡旋美中关系。卫藤沈吉认为，中国问题事关日本的安全，建议日本不干涉台湾问题，加强对华经济技术交流，在改善日中关系的同时成为“美中之间的桥梁”。

显然，新一代“现实主义者”支持改善日中关系，正是基于对新中国潜力的冷静评估：日中邦交正常化符合日本的安全利益，日本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并且，他们正确把握了中美苏三足鼎立的东亚格局与三者的实力消长，期待日本改善对华关系并在中美之间斡旋，颇具战略眼光。

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不同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日本型现实主义萌生于战后初期至1960年的外交论争。当时，小泉信三等“保守派”重视权力政治、担忧苏联威胁、不满舆论界流行的“一言堂”现象与“二分法”论述，支持“单独媾和”、再军备与《日美安全条约》。这些观点被“进步派”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加以批判，日本型现实主义由此诞生。然而，萌芽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过于重视军事力量，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到了20世纪60年代，高坂等新一代“现实主义者”试图以理性与共识来超越此前的外交论争，提出了权力与价值并存的新的“现实主义”，促成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崛起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主张权力的多样性，追求在均势下渐进地实现和平，建议日本以“海洋国家”为方向，反对核武装，呼吁尽早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革新势力在冷战后的衰退反而促成了一种虚假的共识，导致日本外交迅速走向保守化，违背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初衷。在安倍内阁的外交政策日益右倾化的今天，回顾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原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