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共同富裕?——夏骏访谈常修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35 次 更新时间:2023-04-24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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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常修泽,经济学家,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博士生导师。历任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著作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包容性改革论》《人本型结构论》等。

夏骏,纪录片导演、制片人,《河殇》《长江》《汉江》《秦淮河》《蜀道》《川魂》《颜子》《张謇》《读书的力量》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导,历任中华遗产杂志社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夏骏:

所谓“共同富裕”是一个现代话题,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普遍低下,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艰难谋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温饱已经是理想,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富裕。至于“朱门酒肉臭”的生活,不过是极少数王公贵族的可能状态。在一些朝代,即便是比较清廉的封疆大吏,也过着相对平常的日子,甚至吃一次荤菜也要计划安排,也谈不上富裕。

只有在工业化时代,物质极大丰富,才提供了扩大富裕人群比例的可能性。

此外,所谓共同富裕的理念,也与现代社会相对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关,正因为社会地位的平等追求,才同步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平等要求。

总之,“共同富裕”是看似美好的理想,又是一个严峻的现代挑战。对于历史文化中有着“不患贫,而患不均”传统惯性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个问题似乎更加突出。

 

常修泽: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首先要指出,共同富裕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从中国古代典籍《礼记?礼运》中所描写的大同世界,到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以公平正义为准则的“理想国”,都寄托了人类对共同富裕的期望和理想。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这些理想都是不可企及的。在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左”的社会经济政策,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使人们实际走向了共同贫穷、共同受苦,这是永远值得汲取的教训。

中国历经“十年浩劫”转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讲到“先富”与“后富”的问题(尽管他这里没有明确使用“共富”一词)。

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使用“共同富裕”一词,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特别是1992年初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重要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对以上邓小平的论述进行系统分析,我归纳出三点:

一、共同富裕是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层结构提出的;

二,共同富裕的涵义,邓小平是使用排除法来表达的,即它不是两极分化(但是,他并没有排除合理差别)。至于内涵是什么,未能完整阐述(但可以意会);

三,邓小平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社会主义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多年来,人们对于最终目的的“最终”二字之涵义理解不够,以致把最终目的简单化、短期化。其实,今天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很难说“已经成熟、已经定型”。我赞同这一观点:“共同富裕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理论上尚未成熟和定型,所以在二十大前连续召开一系列探讨共同富裕的研讨会;也正因为实践上尚未成熟和定型,所以中央决定率先在浙江省进行局部的实验和示范。

恰好,2022年年初,我在接受《浙江日报》关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的访谈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的理论观点。在这个新概念中,为什么既讲“共同富裕”,又讲“有差别”?提这个概念旨在什么?简单地说,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旨在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倾向。这里从四个方面简要分析(见常修泽:《中国经济三型趋势论。》,2022,)。

一,从现实出发,直面收入及财富差距过大和绝对平均主义两种倾向。

这是第一个维度,即现实维度,针对收入与财富差距过大和民粹苗头两个方面。这两方面都要预防,但主要的恐怕还是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前两者用收入比率分析,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1年为2.50∶1;地区之间,居民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为3.55∶1。

第三个差距即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基尼系数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20年为0.468,世界银行数据库显示是0.47。除了关注收入基尼系数这个流量指标外,还应关注存量指标(财富基尼系数)。迄今尚未见到官方权威部门发布的财富基尼系数数据。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21》(Global Wealth Report 2021)披露,2020年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04。可见,不仅中国的流量指标(收入基尼系数)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存量指标(财富基尼系数)也接近国际上经验性的0.8左右的容忍度线,应该引起决策部门和整个社会的关注。

问题的复杂性在哪里?如果仅仅是一个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的分配不公,就可以主攻这一个,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即民粹主义思潮,它在中国是有市场的。例如2021年11月之后,网络上出现了某些有关民营经济的不正确舆论。在理论界也曾有学者撰文,借有关话题大讲“两灭”(即“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家”),甚至断章取义地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论断,不讲马克思原话的前半句(即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而只片面地引用后半句“消灭私有制”。当时正是党的二十大筹备之际,社会上这样的民粹思潮对国家、对人民将产生什么影响?这是现实,值得重视。

二、理论支撑:“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的立论依据。

这是第二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共同富裕思路,采用什么样的“理性提法”为好?本人提的概念是“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这是一个完整的命题,它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共同富裕”;二是“有差别的普遍富裕”。两方面缺一不可:去掉“共同富裕”,或者去掉“有差别的”,都是不准确的。

在联合国关于减碳的文件中,有一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提法,曾受到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扬,为什么?因为它科学、准确,兼顾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各方利益。在十分复杂的社会氛围面前,理性的提法,应该既能防止权贵,又能防止民粹这样两种倾向。“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中的“共同富裕”旨在防权贵;后者“有差别”旨在防民粹。

共同富裕,在当今中国也可以说是由制度的性质导出,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述。而“有差别”,则可从社会主义劳动的个人谋生性及劳动能力差别的“天然特权”导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这个问题的逻辑关系是:

1、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当然现实很复杂,除了按劳分配,还有“要素按贡献分配”,但还是以按劳分配为主)。

2、只要实行按劳分配,那么,劳动本身就有具有个人谋生手段的性质,简称“谋生性”。劳动的“谋生性”是社会主义劳动的重要特性。

3、既然只有劳动才能谋生,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里的论断,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产生了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此乃“天然特权”。

4、从这个“天然特权”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由劳动能力的差别而产生的分配结果,必然有差别。

基于此,本人在2022年初发表的《以发展大格局看共同富裕》一文中说,“这种由劳动的’个人谋生性’带来的物质利益差别,莫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级乃至高级阶段,依然是存在的。如果再加上非劳动要素的参入,情况更为复杂”。

三、国际教训:南美转型国家考察启迪——注意权贵和民粹两种倾向。

2007年,我曾到拉美玻利维亚和智利进行实地考察。玻利维亚是拉美著名左翼革命家格瓦拉1967年遇害的地方;智利是集权人物皮诺切特发动军人政变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的地方。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即拉美国家的权贵与民粹两方面同时存在,且有互动。我在《人本体制论》里,阐述了这次南美考察的启迪,文中写道:“从拉美国家看,这两者现象(权贵与民粹)是相互依存、恶性互动的。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甚至可能会集权。”

正是从这次考察中,本人产生出一个理论观点:在转型中“要注意防止两种现象:第一,要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第二,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常修泽:《人本体制论》2008)。

就是说,必须排除权贵和民粹这两种倾向。书中结合中国实际指出:“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今天研究此问题,同样“必须看清这一点,保持理性认识”。

四、历史观照:权贵与民粹都阻碍社会进步。

这里以几个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作为例证来阐述:权贵和民粹两种倾向都会阻碍社会进步。比如,秦始皇统一中国是进步的,但是后来长期的专制统治是落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专制制度,是进步的,但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又出现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社会也伴有一些民粹主义的思潮。

考察中国这段历史感到,权贵和民粹关系很复杂。初步理出其中两条线,或称双重性。一重是,权贵与民粹之间的“互怼性”:权贵怼民粹,民粹怼权贵;另一重是两者之间的“勾兑性”:表现为 权贵操弄民粹,民粹败坏民意。不要以为民粹代表民意,其实民粹是败坏民意、败坏民主、败坏公正的。这种双重性很值得重视,因为它涉及下一步我们在构建共同富裕过程中,怎么对待权贵和民粹的问题。如果再把公正、民主这些变量增加进来,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更复杂。今天在解决差距过大问题的同时,要正视民粹思潮的苗头,尤其要防止权贵与民粹“互怼”与“勾兑”的问题。

五、对策:针对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过大以及民粹思潮的苗头,我们怎么办?这里提四条对策:

1、要从发展大格局考虑问题。要看到共同富裕不只是一个分配问题,还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建议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设法调动全社会投资创业、劳动就业的积极性,让一切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和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2、在上述基础上,研究分好“蛋糕”的问题。要切实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包括初次、再次和第三次分配,缓解三个倾斜(即向政府倾斜、向垄断企业倾斜、向非劳动者倾斜)的问题。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缺口。

3、建立完善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由于环境资源领域产权界定不清、产权配置不当和交易价格不合理,以及环境资源税收不完善等因素,也产生了一部分人(如部分“资源投资”)暴富的问题,应关注这一领域的分配不公。这个问题在拙著《广义产权论》中已经讲过,不再阐述。

4、针对民粹思潮的苗头,应坚定不移地秉持中央确定的“两谋”大方向(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不应该让“两灭”(即所谓“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家”)的苗头兴起。只要能够有效解决差距过大和民粹苗头两种倾向,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的理念就可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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