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探讨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的角色关系构成的影响。每个人的社会网络中都可能包含着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那么为什么某些人的社会网络比其他人包含着更多的亲属和更少的朋友或邻居？是否存在着社会网络的角色关系构成模式的一般模式？换言之，不同阶层的成员在建立其社会网络时在哪些角色关系上是一致的，在哪些角色关系上又是有差别的？本文将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分析社会网络的角色关系构成的阶层模式。
一、文献回顾
相关的研究表明，亲属关系对于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人而言更重要，而社会经济阶层较高的人却涉及更多的非亲属关系（Adams， 1970）。亲属的重要性对于低阶级的成员可能更明显。类似地，接受较少正规教育的个人的社会网络中拥有更多的亲属而不是非亲属，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社会等级较低的人更多地参与非亲属关系，教育和收入较低的人更可能与非亲属隔绝（Fischer & Phillips， 1982；Fischer， 1982： 85-91）。亲属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归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拥有较少的非亲属关系（Moore， 1990）。亲属关系在个人网络中的比例随着教育和收入的提高而降低（Marsden， 1987； Hurbert & Acoke， 1990）；另外一些研究则指出，在绝对的意义上，低社会阶层同中间和上层阶级相比，并不拥有更活跃的亲属关系。实际上，同亲属的联系似乎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中间更普遍（Lowenthal and Robinson， 1976）。马斯登（Marsden， 1987）的研究也表明，非亲属关系的规模随着教育的提高而增加。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对非亲属关系的较高参与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非亲属、邻居和朋友、同事以及相同组织的成员（Booth， 1972； Lowenthal & Robinson， 1976； Fischer， 1982： 99-115； Moore， 1990）。另外，Allan（1977a）的深入访谈资料揭示了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朋友选择模式的差异。朋友选择受到特定的环境和场景的制约。“中产阶级是通过强调朋友关系的个人性而不是交往的内容来延伸和发展。”工人阶级几乎仅仅从家庭、工作和邻里中发展朋友。例如，他们经常和其兄弟姐妹发展亲密的类似朋友的关系，特别偏爱在年龄和性别等人口特征方面更相近的兄弟姐妹（Allan，1977b）。
戈德索普（Goldthorpe）对英国社会流动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亲属在工人阶层的交往中发挥着比在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中更大的作用；共度闲暇时光的朋友网络规模虽然不存在阶层差异，但是各阶层之间在好友规模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表现为阶层地位越高的人的好友规模越大。在常规休闲伙伴和与其维持朋友关系两个方面，工人不可能建立更广泛、更松散联系的社会网络。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在社交中比工人更可能选择同事，但前者与邻居的关系比后者更亲密。在组织或团体的联系方面，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归属于更多的志愿组织，前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他们更可能在志愿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对于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而言，团体参与的多元化倾向更突出，他们参与职业团体的比例与工人阶层类似，但是其参与纯粹的社交俱乐部的比例却微不足道。参与其他类型团体的比例却明显高于工人阶层。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社团参与，是在旨趣的基础上发展的。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尤其对于象征着身份和地位的排外性会员式俱乐部有较高的参与率{1}。总之，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选择其休闲伙伴或朋友的范围一般限于类似的阶层位置，而工人似乎缺乏这种社交模式。阶层地位越高的成员与近亲联系的频率越低，其社会网络中亲属的规模也越小。相反，把非亲属作为休闲伙伴的比例和规模则随着阶层地位的提高而上升（Goldthorpe ， 1987：152-189）。
杰克逊（Jackson）指出，人们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将影响其社会网络中的角色构成。不同生产线上的工人在工作中是地理上隔离的。不同阶层的人在居住地上是空间隔离的，在休闲活动上是社会隔离的。在可用于交换的资源方面，在有价值的资源交换和关于交换的内在理解等方面，存在着阶级差异。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了人们对交换的评价，他们维持交换中的互惠的成本的能力，以及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相遇和互动的机会。某种角色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与理解社会网络内在相关，而且也对解释社会的一般分层意义重大。社会网络的区隔也是一个社会中的正式结构的非正式结构的显性化（Jackson， 1977： 75-8）。
范?德?普尔（van der Poel）将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微观的社会支持网络，提出了社会支持网络的“限制、成本和受益”模型：人们建立和维持社会网络是通过评估所有可能的个人关系的成本和受益（benefit），从而选择能够产生最大受益且付出最小成本的个人关系。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和阶级阶层、居住地的城市化程度）为人们建立和维持社会支持网络提供了不同的限制和成本，从而也将为他们带来不同的受益（van der Poel， 1993： 31-5， 95-143）。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交往机会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验证。人们的工作时间越长，与同事接触的机会越多，也就与同事发展和维持越多的个人关系。与志愿团体成员的接触机会影响了与他们发展和维持个人关系。仅仅休闲和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身份导向与团体成员的更多个人联系。（2）居住距离对于除配偶以外的亲属关系被包括在社会支持网络中产生了积极地影响。（3）关系持续时间假设部分地得到验证。个人网络中的邻居规模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而增加，但是结婚年限或拥有稳定伴侣的年限，在同一工作场所的从业年限却对网络中的姻亲和同事规模没有影响。这意味着较长的认识年限并不一定导致发展和维持个人关系的较低成本。（4）固守传统家庭价值的人不可能转向伴侣、反而更可能转向子女寻求支持。对邻里关系满意的人更可能向邻居寻求帮助。但是，地区主义者并不比世界主义者提到更多的邻居作为社会支持网成员。支持工作交往的态度并不与向同事寻求帮助相关，因为同事规模主要决定于可用性（就业地位）、接触机会（工作时间）和对情感支持重要性的归属。对一般社会交往重要性的支持并不影响团体成员和朋友规模，但是却对熟人规模生产了积极影响（van der Poel， 1993：135-141，148-149）。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控制了限制、机会和受益因素以后，多数社会结构的影响消失，但是仍然保留着一些差异，并产生了一些新的差异。社会结构对网络构成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同其他阶层相比，小业主和农场主不太可能将父母和子女包含在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常规非体力雇员和服务阶层的成员比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志愿团体成员规模大。小业主、农场主和服务阶层比其他阶层的朋友规模要大。阶层地位不明确的人比其他阶层的志愿团体成员和朋友的规模更大。体力工人比非体力工人更倾向于从亲属关系中获得帮助。体力工人比非体力工人更少转向非亲属寻求帮助。因此，亲属对体力工人的的相对重要性更明显（van der Poel， 1993：141-3）。
总之，相关的实证研究显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社会网络的角色关系构成方面的差异是明显的，但是有关研究的发现并不一致。个体社会网络的角色关系构成的差异与人们所占据的社会-结构位置有关。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社会网络构成的理性选择假设
根据理性选择模型的一般原理（Coleman，1990）和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Blau， 1977），我们假定：与某种角色的接触机会越少，与某人的居住距离越远，个人网络中角色关系的多元性越弱，发展和维持该类个人关系的成本越高，因而增加了中止该种个人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发展和维持个人关系的受益越低（成本模型）；一个人现存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从另外的角色关系中获得支持的可能性越小，因此与新的角色发展和维持个人关系的机会较少（受益模型）。将这种模型运用于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中的各种子网络（subnetworks），将会导出如下具体假设：
假设1.1：配偶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配偶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2a：父母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父母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2b：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越近，与父母的交往频率越频繁，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父母。
假设1.3a：子女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子女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3b：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越近，与子女的交往频率越频繁，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子女。
假设1.4a：兄弟姐妹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兄弟姐妹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4b：与兄弟姐妹的居住距离越近，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越频繁，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兄弟姐妹。
假设1.5a：其他亲属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其他亲属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5b：与其他亲属的交往频率越频繁，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其他亲属。
假设1.6：同事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同事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7：同学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同学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8a：好友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好友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8b：与好友的居住距离越近，与好友的联系越频繁，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好友。
假设1.9：普通朋友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普通朋友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10a：邻居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邻居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1.10b：在本社区居住的时间越长，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邻居。
假设1.11：其他非亲属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其他非亲属的可能性越小。
2、关于网络关系构成的研究假设
阶层位置也影响到社会网络的角色关系构成。但是以往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发现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构成中各种具体角色（特别是各种亲属角色）的一致影响。因此，关于阶层地位对各种亲属关系的影响，笔者不打算提出明确的研究预测。这种不建立具体假设的地毯式分析策略，对于具有探索性质的课题来说，也许是一种更合适的方法。在总体趋势上，我们预测，上层和中上层阶层更可能与非亲属形成密切的核心社会网络。关于阶层地位对各种非亲属角色关系的影响，笔者提出的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2.1：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选择同事作为讨论网成员。
假设2.2：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与同学讨论重要问题。
假设2.3：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与好友建立密切的讨论网。
假设2.4：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选择普通朋友作为讨论网成员。
假设2.5：工人阶层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与邻居讨论重要的个人问题。
假设2.6：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选择其他非亲属作为讨论网成员。
（二）资料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的资料来自2000年7-8月在北京城市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抽样步骤如下：第一，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简称PPS）从北京市中心和近郊8个区抽取12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SU）。第二，根据PPS方法从每个被抽中的街道选取4个居民委员会。第三，从被抽中的48个居委会中按照简单随机原则获得1677个住宅地址作为调查样本，第四，从被选中的住宅中按照随机数表选择被访户。在选定的被访户中，由访问员按照基什网格法（Kish Grid）选择合适的被访者，最终成功访问了1004位18岁以上的在职或退休的城市居民。除了年龄分布以外，样本和总体在性别、婚姻状况、教育、职业和工作单位所有制等指标的分布比较接近，说明本次调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
（三）主要指标的操作化测量
社会网络：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的提名问题（name generator）直接取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中的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时常会和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在过去半年内，你和谁讨论过对你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Burt， 1984）与被访者讨论重要问题的所有人构成自我的社会网络。为了与国内外同类研究进行比较，该调查沿袭了最多提名5名讨论网成员的惯例。除了询问被访者与每个被提名的讨论网成员的关系类别、认识时间和交往频率以外，还追问了每位讨论网成员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职业等资料。
1、 依变项：某种社会角色的网络规模
首先将被访者与讨论网成员的角色关系归类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属、同事、同学、邻居、好友、普通朋友和其他非亲属11种，然后在回归分析中将被访者提到某种角色关系的绝对数（即角色关系的网络规模）作为依变项纳入方程。在计算角色关系的网络规模时排除了关系重叠的个案{2}。
2、自变项
阶层地位，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及结构功能主义的阶层分类和社会分层标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结合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在正式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以及教育获得、收入等指标（Goldthorpe ，1987； Wright，1997； 陆学艺主编，2002），笔者将北京城市居民划分为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小雇主、普通白领和工人4个阶层（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在回归分析中，将阶层变项编码为4个虚拟变项（dummy variable），以工人阶层作为参考类别。
3、控制变项
我们在分析中将性别、年龄、婚姻地位作为控制变项，以考察阶层地位对于网络结构特征的独立影响。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地位等）对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Laumann， 1966，1973； Fischer， 1982； van der Poel，1993； Ruan， 1993）。因此，为了检验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结构的独特影响，在具体的分析模型里，我们均把性别、年龄、婚姻地位等变项作为控制变项引入回归方程。此外，为了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相关假设进行经验检验，在分析中我们把成本变项（如联系频率、居住距离、认识时间等）和受益变项（如在考察朋友子规模的回归分析中，将除朋友以外的网络规模作为受益变项）作为控制变项纳入回归方程。
三、研究发现
（一）配偶
表1的模型1是阶层地位和社会人口特征影响讨论网中是否提到配偶的简单对数比率回归分析的结果。该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特征和网络结构特征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提及配偶的机率分别高1.3倍（e0.28=1.3， P<0.10）和1.6倍（e0.48=1.6， P<0.05）。虽然小雇主比工人阶层提到配偶的机率高1.2倍（e0.22=1.2），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选择配偶作为讨论网的成员。该模型的Pseudo R2达到39.9%，对数似然比总和X2检验均非常显著，说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强。
同时，配偶以外的网络规模增加1人，在讨论网中提及配偶的机率下降46.5%（e-0.766=0.465， P<0.001），亦即配偶以外的讨论网规模越大，越不可能选择配偶作为讨论网的成员。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1。
（二）父母
表1的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变项和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变项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讨论网中父母规模比工人阶层多0.15人（P<0.05），亦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在讨论网中更可能提到父母。虽然白领阶层显示出比工人阶层更可能提及父母的可能性，小雇主更不可能选择父母讨论重要问题，但是后两项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该模型校正后的削减将误差比例达到21.5%，表明了该模型的解释力相当高。
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变项对讨论网中父母规模的影响是，父母以外的网络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父母人数减少0.18人（P<0.001）。与父母的联络频率越高，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父母。但是，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对于是否选择父母作为讨论网成员没有显著的影响。上述结果证实了假设1.2a，即父母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父母的可能性越小。假设1.2b获得了部分支持，即与父母的联络频率越高，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父母。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远近对于是否提及父母作为讨论网成员没有影响。
（三）子女
从表1的模型3关于阶层地位和人口特征及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变项影响子女规模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讨论网中的子女规模多0.15人（P<0.001），在一个小规模的核心网络中，这个数字的差异相当明显。说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与子女讨论重要问题。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比工人阶层讨论网中子女规模分别多0.57和少0.04人，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白领和小雇主阶层在是否选择子女作为讨论网成员时与工人阶层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该模型的解释力达到28.9%。
从表1的模型3的结果还可以发现，子女以外的网络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子女规模增加0.14人（P<0.05）。18岁以上的儿子和女儿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子女规模分别增加0.19人（P<0.01）和0.24人（P<0.01）。与子女家的距离越远，越不可能提名子女作为讨论网成员。与子女的联络频率越高，越可能与子女讨论重要问题，但是后两项结果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意义。假设1.3a获得部分支持，即成年子女越多，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子女；子女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越不可向成年子女寻求支持。但是假设1.3b在本研究中并没有获得调查资料的支持，即与子女的居住距离和联络频率并不对讨论网中的子女规模产生显著的影响。
（四）兄弟姐妹
表1的模型4报告了讨论网中兄弟姐妹规模的回归分析结果。该结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讨论网中的兄妹规模多0.05人（P<0.10）。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虽然比工人阶层讨论网中的兄妹规模分别少0.01人和0.09人，但是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的意义。简言之，仅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与兄弟姐妹讨论重要问题。
兄妹以外的讨论网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兄妹规模减少0.06人（P<0.001）。成年兄弟和姐妹数目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兄妹规模增加0.03人（P<0.05）。与兄妹家的居住距离和与兄妹的交往频率对是否选择兄妹作为讨论网成员不产生显著的影响。该结果证实了假设1.4a，即兄妹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越不可能向兄弟姐妹寻求帮助；现实生活中的成年兄妹越多，越可能选择兄妹讨论重要问题。假设1.4b并没有通过该资料的验证。
（五）其他亲属
从表1模型5的结果可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其他亲属规模多0.04人（P<0.10），白领阶层比工人的其他亲属少0.05人（P<0.10）。小雇主阶层虽比工人阶层的其他亲属少0.04人，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
其他亲属以外的网络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其他亲属规模减少0.05人（P<0.001）。与其他亲属的联系越频繁，越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其他亲属。这个结果与假设1.5a和假设1.5b的预测完全一致。
（六）同事
表2的模型1对讨论网中的同事规模对阶层地位和人口变项及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变项进行了回归分析。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口变项和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变项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讨论网中的同事规模多0.3人（P<0.05），说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选择同事作为讨论网的成员。白领阶层虽然也比工人阶层提到更多的同事，但是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小雇主的同事规模稍微小于工人阶层，但是在统计上也不显著。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达27.8%，解释力颇强。该结果验证了假设2.1，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与同事讨论重要问题。
同事规模以外的网络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同事规模减少0.4人（P<0.001）。这个结果证实了假设1.6，即同事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越不可能将同事选作重要问题的讨论网成员。另外，我们发现，男性讨论网中的同事规模比女性少0.2人（P<0.05），这个结果多少有点令人以外。
（七）同学
从表2的模型2可以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特征及机会与限制变项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讨论网中的同学规模比工人阶层多0.08人（P<0.05）。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的同学规模分别比工人阶层多0.04人和少0.08人，但是后两项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设2.2，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选择同学作为讨论网的成员。
同学除外的网络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同学规模减少0.09人（P<0.001），即同学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在讨论网中提到同学的可能性越小。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7。此外，我们还发现，29岁以下的人同50岁以上的人相比，更可能与同学讨论重要问题。
（八）好友
表2的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社会人口特征和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特征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讨论网中的好友规模比工人阶层多0.2人（P<0.01），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选择好友讨论重要问题。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讨论网中的好友规模虽然分别比工人阶层少0.03和0.1人，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意味着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在是否选择好友讨论重要问题时与工人阶层相比不存在显著的差别。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2.3。模型3的削减误差比例高达32.4%，说明其解释力非常强。
好友以外的网络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好友规模减少0.5人（P<0.001）。社会交往中所认识的好友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好友规模增加0.2人（P<0.001）。与好友的居住距离和联系频率虽然都与讨论网中的好友规模呈现出一种正向的线性关系，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该结果支持了假设1.8a，但是并没有验证假设1.8b。另外，29岁以下的青年人、30—49岁的中年人同50岁以上的人相比，更可能与好友讨论重要问题。
（九）普通朋友
表2的模型4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项和交往的机会与限制变项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讨论网中的普通朋友规模比工人阶层多0.07人（P<0.10），即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与普通朋友讨论重要问题。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在是否选择普通朋友作为讨论网的成员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个结果证实了假设2.4。
普通朋友以外的网络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普通朋友规模减少0.1人（P<0.001），亦即普通朋友以外的网络规模越大，越不可能选择普通朋友作为讨论网的成员。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1.9。另外，30—49岁的中年人比50岁以上的人更可能以普通朋友作为重要问题的讨论对象。
（十）邻居
表2的模型5是阶层地位、社会人口特征和交往的机会与限制变项影响讨论网中邻居规模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2模型5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讨论网中的邻居规模比工人阶层少0.2人（P<0.01），亦即工人阶层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及邻居。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讨论网中的邻居规模虽然也少于工人阶层，但是并不具有显著意义，这意味着白领和小雇主阶层在是否选择邻居作为讨论网成员时与工人阶层相比不存在显著的差别。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达到17.9%，说明了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该结果证实了假设2.5，即工人阶层比专业管理阶层更可能将邻居选为重要问题的讨论网成员。
对邻居中的朋友规模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此处没有将统计结果列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邻居中的朋友规模是工人阶层的84.1%（e-0.173=0.841， P<0.10）。白领阶层邻居中的朋友规模与工人阶层相当（e-0.068=1.005），小雇主阶层邻居中的朋友规模是工人阶层的1.25倍（e0.211=1.25），后两项结果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组结果说明，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相比，工人阶层更可能从邻居中发展友谊关系。
邻居以外的网络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邻居规模减少0.2人（P<0.05）。生活中所结识的邻居规模与讨论网中的邻居规模呈现正向的线性关系。具体来说，生活中的邻居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邻居规模相应增加0.1人（P<0.01）。这个结果验证了假设1.10a。在本邻里居住的时间越长，越不可能选择邻居作为讨论网成员，这个发现有点令人费解。假设1.10b没有获得本调查资料的验证。
另外的有意义的发现是，男性讨论网中的邻居规模平均比女性少0.09人（P<0.05），29岁以下的青年人和30—49岁的中年人比50岁以上的人的邻居规模分别少0.3人（P<0.05）和0.2人（P<0.001）。
（十一）其他非亲属
表2的模型6报告了讨论网中的其他非亲属规模对阶层地位、社会人口特征和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变项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模型6的结果可以发现，虽然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的其他非亲属规模分别比工人阶层少0.01人和0.15人，小雇主的非亲属规模比工人阶层多0.13人，但是这些结果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显著的意义，这意味着各阶层之间在是否选择其他非亲属作为讨论网成员时不存在意义重大的差别。这个结果并不支持假设2.6的预测。
其他非亲属以外的网络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其他非亲属规模相应地减少0.3人（P<0.001），说明其他亲属以外的非亲属规模越大，越不可能选择其他非亲属作为讨论网的成员。同时，在一般交往中所结识的社会团体中的朋友规模增加1人，讨论网中的其他非亲属规模相应地增加0.12人（P<0.05），这意味着所结识的社会团体的朋友越多，越可能把其他非亲属作为讨论网的成员。上述结果证实了假设1.11。
此外，我们发现，30—49岁的中年人同50岁以上的人相比，其讨论网中的其他非亲属规模平均少0.3人（P<0.05），说明中年人比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其他非亲属作为讨论网成员。
四、结论与讨论
（一）社会交往的成本与受益模型
在我们的上述分析中，除了与父母和其他亲属的联系频率以外，社会交往的成本模型在讨论网中的9种角色关系中没有获得支持。成本模型曾经假设，与某人的居住距离越近，联系的频率越高，越可能与某人发展比较密切的个人关系。但是，上述成本模型并没有在北京城市居民讨论网的调查资料中得到验证。换言之，自我是否将某个人选作讨论网的成员，和他/她与某个人的居住距离和联系频率基本上无关。在一般意义上，人们的居住距离越近，越有利于频繁的互动，后者又促进了密切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北京的调查资料不能证实社会交往的成本模型，也许说明居住距离和联系频率与密切网络的形成没有必然的关系。在所属邻里居住时间与讨论网中的邻居规模呈现负相关关系的结果为成本模型提供了反证（参见表2模型5）。
城市家庭固定电话的普及、各种移动通讯工具从身份标志变为大众沟通工具、个人计算机走入寻常百姓家庭以及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③，确实改变了城市居民交流、获得信息、休闲和工作的方式，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社会交往的模式。过去需要面对面交流的问题，今天完全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来替代。讨论重要问题的方式有多种，既可以面谈，也可以电话交谈，甚至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交流。人们社交方式和社交观念的巨大变化是潜在网络成员的居住距离和联系频率与现实的讨论网规模没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发现与荷兰社会支持网的结果不尽相同：在荷兰1985—6的调查中，在除配偶以外的所有亲属关系中，居住距离越近，越可能从亲属角色中寻求社会支持。与配偶（包括同居伴侣）和朋友的居住距离越远，越可能从他们那里寻求支持（van der Poel， 1993 ： 95-143）。北京和荷兰两项调查的结果迥然不同，可能与两项调查的提名问题的设计方面的差别有关。荷兰社会支持调查包括了一些必需见面才能提供帮助的提名问题，如家务琐事求助、患病照料或帮助购物、一同外出和互访等，能否提供这些方面的支持确实与居住距离相关。而北京城市调查的提名问题是“与某个人讨论重要问题”。提名问题的不同设计可能是导致结论有别的一个原因。
社会交往受益模型的假设在全部模型的分析中得到验证。正如这个模型所预测的那样，一个人所拥有的个人关系的数量越多，越可能对建立另外的新关系产生否定的影响。基于边际回报递减的原理，从另外的个人关系中的受益随着现存个人网络规模的增加而减少。当一个人所拥有的现存关系网络规模较大时，从潜在的任何一种新的另外的角色中建立密切关系的机率将逐渐减少。因为人们发展和维持现存的密切关系，需要时间、情感甚至金钱的投入，比如与关系密切的网络成员共度闲暇时光、沟通和交流、参与社交活动等等。因此，发展新的密切关系往往以放弃现存的某些密切关系为代价，人们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密切关系网络的圈子。
（二）阶层地位对网络关系构成的影响
在本文关于阶层地位影响网络关系构成的分析中，我们的主要发现如下：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提到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白领比工人阶层更可能提到配偶；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提及同事、同学、好友、普通朋友；工人阶层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提到邻居；各阶层之间在是否选择其他非亲属作为讨论网成员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上述阶层地位影响网络关系构成的结果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来解释，特别是对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亲属关系构成之结果的解释。是否选择某种亲属角色作为讨论网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该角色是否与自我的关系更趋于平等。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与配偶讨论重要问题，不能说前者比后者与配偶的交往机会更多。在一般意义上，任何阶层地位的已婚者与其配偶的见面和沟通机会大致相同。以往的研究发现，上层和白领阶级的夫妻关系更平等，具体表现为夫妻更可能共同参加某些社交活动或共度闲暇时光（Bott， 1957）。可能的原因是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夫妻关系与小雇主阶层和工人阶层相比更趋于平等。城市家庭的核心化与小型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夫妻关系的和谐与密切。人们在是否选择某种关系作为讨论网的成员时，很可能考虑到自我与该人的关系密切程度，那些与自己关系更密切的人有可能较早地进入自我的提名名单。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选择父母和子女作为讨论网的成员，与工人阶层更可能向近亲寻求社会支持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Fischer & Phillips， 1982；Fischer， 1982； Moore， 1990）。如果从各个阶层的住房面积与家庭结构来看，工人阶层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与父母和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受住房面积和住房结构的影响④，工人阶层更可能与父母和成年子女组成主干家庭。按照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在一起居住和生活的人，更可能成为社会网络的核心成员。但是我们的上述发现却有点令人费解。这一方面说明阶层地位对于社会网络的角色关系（特别是近亲关系）的影响的方向并不清晰一致；另一方面却不能从反面证明工人阶层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重视儒家传统的家庭价值。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提到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可能与前者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变化有关。在传统家庭中，父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对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兄弟姐妹的重要性起码位居向上的父母关系和向下的子女关系之后），而在血缘关系中处在边缘的远亲（其他亲属）位居传统差序格局的最外围（费孝通，1998）。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看来，是否提名某人作为讨论网的成员，与某人能否提供某个特定方面的支持有关。按照社会交往的理性选择理论，他们有可能选择那些最能够提供社会支持的人员建立社会网络。一般而言，作为同辈人的兄弟姐妹所接受的教育和所获得的经济收入普遍高于父辈，其接受信息、提供专业咨询和实质性帮助的能力也高于父辈。另外，与兄弟姐妹的关系比父母关系相比更趋于平等。而远亲在社会网络的年龄、职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异质性指数一般也高于近亲。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由于比工人阶层接受了更多的正规教育和培训，经历了更多的职业升迁和地理迁移，因此也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有可能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不囿于传统的差序格局，而选择在传统差序格局中居于不太重要位置的兄弟姐妹和处在边缘位置的远亲。
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在讨论网中提到同事、同学、好友、普通朋友。本次调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具有更大的讨论网规模和更多元化的关系类别（尤其是非亲属规模和非亲属关系类别）（张文宏，2003）。换言之，人们在网络规模和关系类别次数方面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非亲属网络规模和非亲属关系类别方面，造成该差别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社会交往机会的多寡和所受交往限制的强弱。同工人阶层相比，社会交往机会较多和限制较少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提到较多的非亲属，这是后者比前者在讨论网中更多地提及同事、同学、好友和普通朋友的一般原因。
那么如何具体地解释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在讨论网中更多地提到同事、同学、好友和普通朋友这种现象呢？中国城市单位制的持续存在，是同事关系依然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中占据相当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但是，为什么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讨论网中的同事规模更大呢？要解释这一差别，必需要分析二者在中国城市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不同位置。在中国城市阶层结构中位居上层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无论是在与同级的同僚交往中，还是在与作为广义同事的下属的联系中，均具有位居下层的工人阶层所缺乏的地位优势。布劳的宏观社会结构理论指出，占据上层社会地位的人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Blau，1977）。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也阐明了：在等级制结构中高层地位占据者与低层地位占据者之间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前者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控制能力（Lin，2001：167）。因此，占据上层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在与同事的交往中，凭借其控制着社会中大多数政治、经济和文化技术资源的优势，更经常地充当讨论网的发起者以及社会交换中的施惠者角色。相反，工人阶层由于位居低层，大多只能同有限的同级同事打交道，在与上层阶层的交往中大多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这个发现也与Goldthorpe的英国研究的结论相同（Goldthorpe，1987）。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讨论网中，比工人阶层提到同学的机率更高，该结果是由于这两个阶层拥有不同的与同学交往的机会造成的。众所周知，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另一个仅仅小学毕业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与各自旧日同学交往的机会是有很大差别的。教育年限越长的人，在求学期间结识同学的机会越多，这些旧日的同学成为好友的机会也会越多。在我们的样本中，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地高于工人阶层，其中二者受过大学专科以上教育的比例分别为57.7%和4.3%。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在教育获得方面的显著差异，为二者与目前和昔日的同学交往提供了不同的机会结构，前者相对后者较多的与同学交往的机会，是前者比后者更多地与同学讨论重要问题的结构性根源。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在讨论网中提到更多的好友和普通朋友，同样也是前者比后者在社会交往中有较多的机会和受到较少限制的直接结果。关于阶层地位影响一般社会交往中朋友规模的分析也表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平均朋友规模是工人阶层的1.28倍（e0.251=1.28）。处在较高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具有结交家庭成员、同事和同学以外的普通朋友及其好友的更有利的结构条件。
工人阶层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提到邻居，可能与前者更遵循地理上的邻近原则有关。地理上的邻近降低了社会交往中的成本。在经济收入较低的工人阶层看来，选择与邻居讨论重要问题也许是最理性的选择，起码不用支付因社会交往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因为邻居多居住在同一住宅楼、同一小区或附近步行可达的距离之内，为茶余饭后的非刻意交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⑤。另外，该结果也许与工人阶层更信奉“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价值观有关。工人阶层在地理上的传统社区范围内与邻居建立密切网络的事实，结果驳斥了“社区丧失论”的预测。但是该结果与Goldthorpe等人的研究发现正好相反：（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阶层更可能与邻居建立密切的关系（Goldthorpe，1987）。
问卷原始设计中的其他非亲属关系是一种“剩余”类别，包括了除同事、同学、好友、普通朋友、邻居之外的所有非亲属关系，意在考察各阶层之间在各种志愿性团体（比如宗教团体、健身团体以及各种专业性、嗜好性组织）中发展和建立社会网络时的差别。按照我们原来的假设，在阶层结构中居于上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的其他非亲属（各种团体关系）规模将大于居于中下和低层位置的小雇主阶层和工人阶层，因为前者参与各种非官方组织、非政府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的机会更多、受到的限制较少。但是，统计结果发现各阶层之间在是否选择其他非亲属作为讨论网成员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别。这个结果可能与中国政府对社会团体的成立、发展及其活动施加了多种限制有关，从而导致了社会团体的发展一直呈现在徘徊状态。据民政部门统计，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社会团体共13841个。省级及跨地（市）活动的社团有19759个，地级及县以上的活动的社团50322个，涉外社团77个（廖鸿，2000）。不仅中国的扶贫、环保、教育、维权、慈善、文化等合法注册的社会团体带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和政府色彩，就是一些纯粹专业性、志趣性的团体往往也推举现任或离任的政府官员担任领导。如果说中国目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NGO）或民间社团，其实也不为过。中国政府对社会团体发展的不鼓励政策及其对社会团体活动施加的多种限制，是导致各个阶层的人员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密切关系网络方面不存在有意义差别的根本原因所在。甚至在阶层地位对志愿团体中朋友规模的回归分析中，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志愿团体中的朋友规模仅仅是工人阶层的87.8%（e-0.130=0.878）。造成这个结果的可能原因是：第一，作为精英阶层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出于自身政治地位和仕途的考虑，对于参与多数社会团体的活动采取回避态度；第二，也许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主要以志趣作为是否参与社团活动的基础，从而对于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的活动没有什么兴趣。第三，也许工人阶层更多地参与半官方性质的志愿团体（如由单位组织的工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的活动，给他们在活动中建立密切的社会关系创造了机会。
（*本研究受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0104。此文根据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改写而成。感谢我的导师李沛良教授和答辩委员会成员吕大乐、阮丹青和彭玉生三位教授对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该成果是李沛良教授主持的《香港和北京社会网络与健康比较研究》项目（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资助，编号为CUHK4135/99H）的一部分。除课题负责人以外，感谢项目参与者陈膺强教授、彭玉生博士、赖蕴宽博士、阮丹青博士为本项目作出的贡献。北京的抽样调查和入户访问由林彬、刘德寰与郝大海等负责。感谢岭南基金会杨庆堃研究生奖学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校区Lewis Mumford比较都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和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上海大学）对作者提供的研究资助。本文的修改正值作者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从事博士后期间，感谢边燕杰教授的实质性资助和建设性意见。）
参考文献：
费孝通，（1949）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廖鸿，2000，“1999年民政事业发展报告”，载《中国社会福利与进步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文宏，2003，“中国城市的阶级结构与社会网络”。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哲学博士论文。
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社会学研究》第6期。
Adams， B. 1970. “Isolation， Func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Kinship in the 196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2.
Allan， Graham. 1977a， “Class Variation in Friendship Patter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8.
1977b， “Sibling Solidar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9.
Blau， Peter， M..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Bott， Elizabeth. 1957/1971，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s， London： Tavistock.
Burt， Ronald S. 1984， “Network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6.
Coleman， James. S. 1990，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Claude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 S. Phillips. 1982， “Who is Alon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with Small Networks” in L. Peplau and D. Perlman（eds.）， Loneliness： A Source of Current Theory， Research and Therap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thorpe， John H. （in collaboration with Catriona Llewellyn and Clive Payne）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urbert， J.， and A. Acoke. 1990， “The Effects of Marital Status on the Form and Composition of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1.
Jackson， Robert Max. 1977，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Friendship Choice”， in C. Fischer， R.
Jackson， C. Stueve， K. Gerson， L. Jones & Ｍ. Baldassare（eds.）， Networks and Places：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Urban Set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Laumann， Edward O. 1966， Prestige and Association in an Urban Communit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3， Bonds of Pluralism：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Urban Social Network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venthal， M.， and B. Robinson. 1976， “Social Networks and Isolation”， in R. Binstock and E. Shanas（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Van Norstrand Reinhold.
Marsden， Peter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Moore， G. 1990，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Men’s and Women’s Personal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Ruan， Danching. 1993，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van der Poel， Mark G.M. 1993， Personal Networks： A Ration-Choice Explanation of Their Size and Composition， Swets & Zeitlinger B.V.， Amsterdam/Lisse.
Wright， Erik Olin.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这些排外性俱乐部包括高尔夫、网球、帆船、划艇、橄榄球、曲棍球、赛车、壁球、飞行和滑翔等类型。
②由于允许调查对象指出与网络成员的多种角色关系，所以各种关系存在重叠的可能性，比如，一个讨论网成员既可以是调查对象的配偶，也可以是他的同事或同学。在本文的统计分析中，除非另有所指，均排除了各种关系重叠的可能性。首先排除亲属关系与非亲属关系的重叠，如果一个讨论网成员是调查对象的亲属，那么他与调查对象的所有非亲属关系都会被排除。非亲属关系按照同事、同学、邻居、好友、普通朋友和其他非亲属的顺序依次排除。范?德?普尔在类似研究中对于各种重叠的角色关系的排除顺序是：配偶、亲属、同事/同学、邻居、相同组织的成员、熟人和朋友（var der Poel，1993：57）。
③ 2003年6月北京城区固定电话用户为535.5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包括农村用户）为1011.8万户，互联网用户187.41万户（China Finance Online， 2003.7.25）。
④ 在我们的样本中，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中有65.3%拥有商品房或售后公房， 而工人阶层的相应比例为37.1%。
⑤ Goldthorpe及其合作者对英国各阶层社交方式的研究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交活动是刻意安排的，而工人阶层的社交则多属偶然，比如相遇在公共场所（Goldthorpe，1987）。
来源：《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