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众主观地位认同的提升是共同富裕不断推进的重要体现。与以往强调相对剥夺地位的影响不同，本文将社会比较的方向、效应和半径整合为“新社会比较理论”，探讨了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效应因比较半径的不同而变化的趋势。研究发现，个体经济地位的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对地位认同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向上比较的负效应强于向下比较的正效应；双向比较的对比效应随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增强。这些发现揭示了抑制收入差距扩大对于改善民众低位认同及提升获得感的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新社会比较理论  比较方向  比较效应  比较半径  地位认同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围绕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提低扩中”为主要突破口推动人民共富、缩小生活水平差距。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不断加深，带来了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升级。截至2019年，从白领、蓝领和农民三大职业阶层来看，白领约占55.7％，蓝领和农民约占44.3％(李培林、崔岩，2020)；如果以家庭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作为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超过4亿人，绝对规模全球第一(习近平，2020)。但主观阶层结构的变化却并未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匹配，中国民众的地位认同仍然呈现“低位认同”的特征(范晓光、陈云松，2015；陈云松、范晓光，2016)。与客观阶层地位相比，主观地位认同对成人的身体健康和自评健康具有更强的解释力(Cundiff & Matthews，2017)。主观地位认同除了与生活福祉紧密相关，还塑造着人们面对社会不平等时的再分配观念(Choi，2021)。由此可见，主观地位认同不仅对诸多有关民生福祉的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是促进个体在三次分配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主观地位认同也就成为共同富裕实践过程中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当前学界关于地位认同的研究大多是在“事实—参照混合”理论下展开的，该理论实质上是地位决定论与参照群体理论的结合(Evans & Kelley，2004)。虽也有国内学者指出，中国公众的地位认同较低乃“相对剥夺”和“生存焦虑”共同作用所致(陈光金，2013)，但社会比较仍是多数研究的理论取向。就社会比较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自默顿(Robert K.Merton)以后，其新近发展轨迹并未引起社会分层领域学者足够的关注，因而无法准确理解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地位认同的形成机制。首先，既有研究大多以经典社会比较理论为基础，假定人们基于自我完善的动机而具有“比上不比下”的比较方向偏好(Boyce et al.，2010)。然而，威尔斯(T.A.Wills)根据比较情境推论出向下比较，即当无法通过工具性行为摆脱生活困境时，个体倾向于基于自我增强的动机寻求与地位较低的人进行比较(Wills，1981)。既往国内关于地位认同的经验研究缺少对向下比较的直接检验。其次，少数学者的理论论述虽已涉及双向比较，但都假定在任一方向上产生的是对比效应，即在比较过程中自我评价背离比较对象，而忽略了由于向上/向下的流动预期导致自我评价朝向比较对象的社会现实(刘欣，2001，2002；李培林，2005)。最后，“局部比较”与“全局比较”是社会比较理论中的重要议题，两者实质上分别遵循的是社会距离原则与社会地位原则(吴菲，2019)，而大多数研究是基于给定比较半径来考察相对地位与地位认同的关系的，缺少对多地理层级为比较半径的考察(陈云松、范晓光，2016；黄超，2020)。

本文尝试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国公众社会比较的理解，将比较效应、比较半径与双向社会比较进行整合，以完善新社会比较理论框架。我们认为，与仅强调向上比较之对比效应的相对剥夺不同，中国民众地位认同的形成受到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的共同作用。基于这一理论命题，本研究借助经济学中经典的个体不平等指数，准确识别社会比较的方向、效应，呈现不同比较半径下比较效应的变化趋势，补充完善关于当前地位认同的社会比较理论解释。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个体相对地位对地位认同的影响机制，基于研究结果探索培育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地位认同和社会心态的提升路径。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比较理论及其扩展

地位认同是外在地位的内化，即“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体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评价和感受，所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和意识状态”(刘欣，2001)，而社会比较过程正是将客观事实与主观评价联系起来的一种基本的心理机制。社会比较理论所强调的相对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位决定论”对地位认同解释力的不足。因为社会比较广泛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与情绪的形成过程中(Lange & Crusius，2015)，以他人的社会地位作为参照，可以从相对视角来评价自己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进而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良好的互动(Baldwin & Mussweiler，2018)。

根据相对地位的测量层次，既往经验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1)将宏观收入不平等状况视为社会成员进行收入比较形成的相对地位的集合，考察国家/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的影响。例如，国家层次的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了民众的地位认同(Lindemann & Saar，2014；Schneider，2019；陈云松、范晓光，2016)。(2)将个体收入在给定比较组内的排序作为微观个体的客观相对地位。例如，对中国城乡居民的研究发现，社区层次的相对收入对地位认同不具有显著的影响(黄超，2020)。(3)采用“自我评估法”来测量个体的主观相对地位，即由被访者评价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同龄人、亲戚、同事、朋友等群体相比是高还是低。有学者指出，相对剥夺感与地位认同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陈光金，2013)；分配公平感、幸福感等相近领域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马磊、刘欣，2010；黄嘉文，2016；魏钦恭，2020)。过往研究大多接受“相对剥夺论”所暗含的人们倾向于向上比较的理论预设，然而，事实上中国民众高估与低估自身阶层地位的情况并存(范晓光、陈云松，2015)。也就是说，仅关注向上比较不足以解释中国民众地位认同的现状。为有效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尝试在社会比较的方向、效应、半径三个方面进行扩展。

1.社会比较的方向：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

以往地位认同研究主要受经典社会比较理论的影响，其隐含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选择比较对象时具有“比上不比下”的偏好。与阶层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比较形成了“相对剥夺地位”，进而导致地位认同下降。那么，社会地位较低者高估自身的客观地位，是否意味着社会比较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结果呢?也就是说，人们不只会选择向上比较，还会选择向下比较。实际上，刘欣(2001，2002)提出的“阶层意识的相对剥夺论”命题已论述了“相对剥夺地位”与“相对优势地位”的概念。李培林(2005)在分析地位认同的地区差异时也指出，“相对剥夺感”和“相对获益感”是影响人们地位认同的重要因素。两位学者的论述都指出，社会比较包括向上比较形成的“相对剥夺”与向下比较形成的“相对优势/获益”。

在经典社会比较理论中，向上比较的选择偏好是社会比较过程中的普遍原则之一，然而，哈克米勒(Hakmiller，1966)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讨论个体选择比较方向时应考虑情境因素，虽然个体出于自我改善的动机倾向于采取向上比较的策略，但当其自尊受到威胁时，比较方向会发生转变。威尔斯(Wills，1981)系统地阐述了向下比较理论：当个体遇到生活挫折时，其自尊水平会下降。为了维持自尊，个体会倾向于选择与境况不如自己的人比较，即向下比较。

2.社会比较的效应：对比效应与同化效应

以往研究隐含的另一假设是关于比较效应的，即个体与比较对象之间的比较结果是对比效应。事实上，比较效应可分为对比效应与同化效应两类。对比效应是指个体面对社会比较信息时自我评价水平背离比较对象的现象。与此相对的是同化效应，即当个体面对社会比较信息时自我评价水平朝向比较对象的现象(Blanton，2001)。以向上比较为例，如果个体对自己未来的预期不及比较对象，自卑感会导致消极的自我评价，即对比效应；如果未来预期与比较对象状态一致，则会产生积极的自我评价，即同化效应。

“隧道效应”的发现使学者们对社会比较中仅存在对比效应的假设产生了质疑。在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时，正向的隧道效应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深给人们一种向上流动的信号，比较对象获得的成功带给人们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这意味着此时向上比较产生的并非对比效应，而是同化效应(Hirschman & Rothschild，1973)。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向下比较也可能同时存在对比效应与同化效应。然而，国内既有的地位认同研究对比较方向与比较效应的探讨不甚深入，需要进行拓展。

3.社会比较的半径：局部比较与全局比较

从社会比较的范围来看，也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与一个或几个相近的他人进行的局部比较，二是与更大样本进行的全局比较。与全局比较相比，局部比较经常涉及的是地理空间相近(在同一学校或居住于同一小区)、关系上亲近(朋友、家人)或时间上相近(同一时间段完成相同的任务)的比较对象。局部比较与全局比较之间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的区别，也可能同时发挥影响(Zell & Alicke，2019)。比较半径在不同的比较维度上也会存在差异，社会心理学基于学生成绩比较的实验研究验证了“大鱼小塘”效应(Huguet et al.，2009)，这也证明了局部比较的优势。然而，通过日记法记录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社会比较也表明，在向上比较中，全局比较的负向影响比局部比较更强(Locke，2007)。也有研究认为，相对于小样本而言，通过与大样本的比较更能体现个人的能力和潜力(O’Brien & Hagen，2013)。

我们认为，地位认同是个人对自身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评价，影响地位认同的相对地位更多的是人们对经济资源占有量的比较，基于学生成绩比较验证的局部比较优势难以推及收入比较与地位认同研究。收入比较的局部比较和全局比较可能同时发生，本文主要延续地位认同研究中对收入不平等作用的分析，仅考察不同地理范围的收入比较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国内有少数学者已就该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陈云松和范晓光(2016)有关2003-2013年收入不平等与中国民众地位认同关系的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对民众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省级层面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则不显著。关于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的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有研究指出，国家、省和地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依次降低(吴菲，2019)。然而，另一项关于不平等感知与容忍度的研究则发现，较小地理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对民众的感知差距影响更强(区县级＞省级)(魏钦恭，2020)。事实上，上述相反的结果分别对应了两类比较原则：社会地位原则与社会距离原则。高地理层级的收入不平等对地位认同的影响更强遵循的是社会地位原则(陈云松、范晓光，2016；吴菲，2019)，收入不平等反映的是社会成员间在经济地位上的分化程度，对个体相关后果影响最为显著的地位差异通常是在更大、更宏观的范围内界定的。在本地化的地理范围内，人们社会经济地位、人口学特征等因素的同质性较强，社会比较的影响也较弱(吴菲，2019)。而较低地理层级的收入不平等对地位认同的影响更强则遵循了社会距离原则，发生在一般情境中的选择性行为服从“舍远就近”的原则(周晓虹，1991)，可及性和日常互动的频繁性是造成社会比较效应强弱的重要条件。

(二)社会比较与地位认同：机制与假设

地位认同研究深受参照群体的影响，即使在分析个体比较结果时仍沿用群体比较的理论概念。实际上，个体比较与群体比较处于不同的分析层次，两者在测量方法、与结果变量的相关性上都存在明显差异。以向上比较的对比效应为例：群体相对剥夺可以更好地预测种族认同和集体行动，个体相对剥夺对个体福祉等关注自我的后果变量有较好的解释力(Smith et al.，2012)。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利益关系市场化之前，基于共同体归属的地位认同是群体比较的结果，各群体是有具体边界的，如同属一村的村民，同为某个单位的职工，或同属工人、农民等。但利益关系市场化之后，以市场机遇感知为基础的地位认同则是抽象的“富人”与“穷人”群体比较的结果，这种比较群体的边界是模糊的，不平等感受的来源也由共同体内部比较转向和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比较(高勇，2013)。因此，本文基于个体比较视角来分析双向社会比较与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

1.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

在社会比较理论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非对称比较中的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已广泛应用于健康、教育、幸福感等研究领域。泰勒和罗贝尔(Taylor & Lobel，1989)指出，人们会同时与境遇优于自己和劣于自己的他者进行比较。但无论是向上比较还是向下比较，都可能存在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表1总结了社会比较对地位认同影响的心理机制(Kang et al.，2020)。

向上比较对地位认同产生影响主要依靠两类心理机制：嫉妒和信号/乐观。嫉妒是向上比较后产生对比效应的结果(Boecker et al.，2022)，它会对地位认同造成负面影响。“如果某人认为缺少别人所拥有的品质、成就或财富，而自己又渴望拥有，或希望别人失去，那么就会产生嫉妒”(Parrott & Smith，1993)。嫉妒既包括因自身相对剥夺地位产生的自卑情绪，又包括因他人相对优势地位导致的愤怒情绪。对于经济利益的渴望促使人们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Stutzer，2004)，而向上比较的相对剥夺地位则会带来诸多负面情绪，例如嫉妒、耻辱、愤怒、沮丧等(Reyes-García et al.，2019)，进而导致地位认同下降。一些心理实验研究表明，向上比较增强了个体的嫉妒情绪(丁倩等，2017；连帅磊等，2017)。收入不平等与地位认同呈显著负相关的经验发现提供了证据支持(Lindemann & Saar，2014；Schneider，2019)。在相近的幸福感研究领域中，部分实证研究以强有力的证据证实向上比较的对比效应会引发嫉妒机制(Luttmer，2005；McBride，2001)。

信号效应解释了向上比较产生同化效应时的积极影响。当个体与比自己有优势的他人比较时，也可能从他人的相对优势地位中获得一种“信号”，即相信自己未来也可能拥有获得比较对象地位的机会和命运(Frieswijk et al.，2004)。也就是说，比较对象的优势作为个体可预期的结果，如果该结果在个体能力所及范围内，那么他人的相对优势则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个体关注的焦点也由比较对象已获得的结果转向该信号(Ortony et al.，1988)。良好外部环境的信息令人产生乐观积极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嫉妒(Hirschman & Rothschild，1973)。特别是当个人进行比较的目的就是期望与比较对象相似、弱化与比较对象间的差异时，向上比较的同化效应最有可能发生(Collins，2000)。从经验来看，高自尊以及与比较对象的共同特征是与向上同化高度相关的因素(Brewer & Weber，1994)。简言之，个体会将比较对象的命运视为自己未来可能的命运，相对地位较低的个体通过移情于那些相对地位较高者而产生了乐观情感。这一机制与“正向隧道效应”一致，也有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收入不平等与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呈“倒U形”关系，当县级基尼系数低于0.405的阈值时，幸福感随着不平等程度的提升而增强(Wang et al.，2015)。针对上文提到的向上比较的对比效应与同化效应，本文提出两个向上比较的竞争假设。

假设1.1(向上比较—对比效应)：个体向上比较时，相对地位差异越大，其地位认同越低。

假设1.2(向上比较—同化效应)：个体向上比较时，相对地位差异越大，其地位认同越高。

向下比较对地位认同产生影响同样依托于两类心理机制：自豪与同情。向下比较的对比效应主要表现为自豪感。威尔斯(Wills，1981)认为，人们在遭遇生活挫折后常倾向于采取向下比较的策略来维持对生活的满意度。与不幸的他人进行比较可以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尤其当个体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内在原因时，就会产生自豪感(Horberg et al.，2013)，而自豪感也会自然地表现出来。自豪感的表现也是向他人显示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有效方式(Martens et al.，2012)，这可能会进一步使地位较低者认识到自己与被嫉妒者之间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嫉妒是由地位较高者的自豪感或者优越感所激发的。相关实验也表明，自豪感与嫉妒常共同发生，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者的自豪强化了相对剥夺地位者的嫉妒(Lange & Crusius，2015)。因此，自豪和嫉妒可谓同一事实的两面，但地位认同研究却很少关注向下比较的自豪感。在对儿童的向下比较的研究中发现，社会比较促成了一种竞争性的人际关系，向下比较不仅使儿童感到自豪，还引发了相对于比较目标的优越感(Gürel et al.，2020)。幸福感研究提供了向下比较产生积极作用的证据(Kang et al.，2020)。

向下比较的同化效应主要表现为同情(Boecker et al.，2022)，也是个体对他人不幸的移情情绪。同情的体验是令人不愉快的(Goetz & Peng，2019)，这一情绪既包括对自己未来可能沦入与向下比较对象相似境遇的担忧，也包含着对他人目前处于相对剥夺地位的怜悯。但与怜悯不同，同情反映了个体与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感知(Smith，2000)。这一机制的理论基础是不平等厌恶(Fehr & Schmidt，1999)，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公平的结果甚至愿意放弃一些物质回报。对贫困群体的研究发现，其低收入会明显导致其他社会成员幸福感损失(Blanchflower & Oswald，2004)。还有研究发现，当向下比较时，“做个更好的人”和“回馈”的信念调节了人们的奉献倾向(Schlosser & Levy，2016)。具有利他动机的人在看到生活不幸的他人时，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以及与不幸者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会产生悲伤、同情等情感，导致其地位认同降低。因此，本文提出两个向下比较的竞争假设。

假设2.1(向下比较—对比效应)：个体向下比较时，相对地位差异越大，其地位认同越高。

假设2.2(向下比较—同化效应)：个体向下比较时，相对地位差异越大，其地位认同越低。

学者们一般认为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的效应是非对称的，人们赋予受损的心理权重远大于赋予获益的心理权重，因而损失造成的消极感知大于获益带来的积极情感(Liberman et al.，2005)。通过操纵得失情境的实验发现，相对于不公平的获益(多得不均等)，被试对不公平的受损(少得不均等)有更低的公平评价和更高的拒绝率；相对于获益情境，被试面对受损情境时有更强的不公平感，更希望惩罚违背社会规则的行为与个体(Guo et al.，2013)。也有学者认为向下比较对个体自我评价并不会产生影响，如卡伯内尔(Ferrer-i-Carbonell，2005)的研究发现，当个体收入低于比较对象时，幸福感会降低，而收入高于比较对象时，幸福感也没有显著提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体发现收入明显高于比较对象也并不会增强其获得更高经济地位的期望。此外，虽然有学者细致分析了影响社会比较方向和效应的多种因素(邢淑芬、俞国良，2006)，指出个体的特质和社会情境都会对社会比较的方向和效应产生调节，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对向上比较有强烈的偏好，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没有证据表明向下比较是一个主要的选择。而且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比较产生的效应主要是对比效应而非同化效应(Gerber et al.，201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向上比较vs.向下比较)：在收入比较的方向上，向上比较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强于向下比较。

2.局部比较与全局比较

局部比较遵循的是社会距离原则，它强调个体在进行社会比较时对于宏观地理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难以感知(Graham & Felton，2006)。就社会比较过程而言，根据相似性假说，由于现实生活中缺乏让个体了解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的客观标准，个体为了获得准确的自我评价信息，就倾向于和自己的能力、观点有相似性的他人进行比较(Festinger，1954)，因而较近距离的社会环境对自我评价的影响更强，这就是局部优势效应(Zell et al.，2017)。

有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人们主观感受的影响会因测量范围的不同呈现差异，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内，由收入分化引发的心理感受变化会更加明显(Graham & Felton，2006)。基于多国数据的研究发现，国家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地位认同不具有显著影响(Andersen & Curtis，2012)，但遗憾的是，研究未在不同地理层级上检验二者关系。主观幸福感研究则发现，与个体社会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局部比较效应强于基于全社会的全局比较效应(Senik，2009)。国内学者关于不平等容忍度、幸福感的研究发现，个体对于微观地理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更敏感(黄嘉文，2016；魏钦恭，2020)。总而言之，社会距离原则认为在较小地理范围内的相对经济地位效应更强，随着社会比较的地理范围扩大，相对经济地位对个体地位认同的影响也会相应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既往局部优势效应的证据主要基于学校环境中学生比较成绩的研究结果(Zell et al.，2017)，而储蓄和收入对地位比较的重要性远高于教育、智力等因素(Bogaerts & Pandelaere，2013)。在不同维度的比较中，比较半径可能有所差异，个体地位认同形成过程中的收入比较更可能是与更大样本进行的比较，收入比较是否遵循社会距离原则仍需检验。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会促使公众扩大比较半径：一是市场化运行逻辑通过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进入非经济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共同机制(卢楠、王毅杰，2017)；二是媒体的发展增强了比较信息的可获得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使比较对象不再局限于日常交际网络中的成员(Rose，2006)。

因此，与局部比较不同，全局比较遵循的是社会地位原则，强调个体在整体分层秩序中的相对位置对地位认同的重要作用。相对位置反映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不平等水平过高会促使人们认为社会阶层关系类似于零和博弈，增强人际竞争，强化社会比较的倾向，使人们对相对地位的变动更加敏感(Wilkinson & Pickett，2010)。在更宏观的地理范围内，经济地位分化往往更大，社会比较效应更显著；当社会比较的地理范围缩小，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间的同质性增加，难以反映出个体间的经济地位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地位优势或劣势，因而社会比较效应更有限(吴菲，2019)。

部分收入不平等与地位认同的研究结果支持社会地位原则。威尔金森和皮克特(Wilkinson & Pickett，2006)指出，“贫困社区居民较低的地位认同无疑与那些优势阶层相关，尽管后者并不与自己住在一起”。林德曼与萨尔(Lindemann & Saar，2014)的研究发现，欧洲21个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对民众地位认同有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个体收入比较是在整个社会内进行的全局比较。陈云松和范晓光(2016)对于中国民众地位认同的研究也发现，国家层面而非省级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对个体地位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中定义社会比较的地理范围大小是造成结果不一致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不同地理范围的向上比较、向下比较的异质性可以作为两个原则的间接检验。据此，本文提出一对彼此相悖的竞争性研究假设，即社会比较的社会距离原则假设与社会地位原则假设。

假设4.1(社会距离原则假设)：随着社会比较的地理范围缩小，社会比较形成的相对地位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增大。

假设4.2(社会地位原则假设)：随着社会比较的地理范围缩小，社会比较形成的相对地位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减弱。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一)数据

为了检验不同比较半径下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的效应，本研究在目前国内主要的几项全国性综合调查数据中进行了选择，最终使用公开了省、市编码的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对中国民众的相对经济地位与地位认同进行分析。CGSS2015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采用多阶分层抽样程序，以面访调查形式共收集有效问卷10968份。CLDS的样本覆盖了中国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以外29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在抽样方法上，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两个调查项目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具体执行，都采用了多阶段概率抽样，可保证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且调查实施年份相近，问卷包含诸多共同的题器设计。剔除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CGSS2015和CLDS2014分别有6276个和13519个样本进入分析模型。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个体地位认同，因为使用两个不同的调查数据，不同的问卷设计导向可能会造成受访者地位认同有明显差异。CGSS2015和CLDS2014都是预设全社会作为比较情境，并且都采用了十级阶梯式量表进行测量，其中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两个调查中因变量的测量完全一致。

2.自变量

本文核心自变量为个体的相对优势地位与相对剥夺地位，①根据如下两个理由选择收入作为测量维度：一是在近二十年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中，基于收入的经济分层已占据主导地位(Barone et al.，2022)；二是在三大客观指标对中国民众地位认同作用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收入仍然是比职业地位和教育更重要的影响因素(陈云松、范晓光，2016)。在目前国内对个体相对地位与地位认同的微观研究中，主要采用基尼系数等群体不平等指标与个体绝对收入的交互项来检验参照群体理论，或使用个体在某一地理范围内的收入排序来表征相对地位，但上述方法都无法分离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的效应。

关于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形成的相对地位的测量，经济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在相对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中，早期主要是考察比较组的平均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McBride，2001；Blanchflower & Oswald，2004；Ferrer-i-Carbonell，2005；Luttmer，2005)，两者之间呈现的正向与负向关系似乎表明了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的存在。但是，基于比较组收入均值进行比较忽略了收入分布离散度的影响，因为收入不平等水平不同的比较组可能具有相同的收入均值，这也是“均值依赖框架”的固有问题。经典的个体不平等指数(也即Yitzhaki指数)较好地克服了“均值依赖框架”问题(Yitzhaki，1979)，并且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相对优势和相对剥夺，能够有效地检验比较方向与比较效应。该指数假设个体与比较组内收入高于、低于自己的人分别比较，如果向上比较的效应为正向，即为同化效应，表现为感受到自己具有向上流动机会的乐观情绪；向上比较的效应为负向则为对比效应，表现为对境遇好于自己的人的嫉妒。向下比较则与之相反。不过，Yitzhaki指数对比较组的样本量和收入规模非常敏感，如果群内每个个体的收入都增加一倍，则该指数也会翻倍。Kakwani指数较好克服了Yitzhaki指数对收入规模敏感的问题(Kakwani，1984)。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综上，本研究选择Kakwani指数来测量个体的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剥夺地位。考虑到个体可能选择多重地理层级的比较半径，我们对CGSS2015和CLDS2014两套数据分别基于全国、省、市的比较半径进行了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剥夺地位的测量。从绝对地位视角出发，本文还将个体年收入(取对数)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此外，还将以分位数测量的相对经济地位纳入模型，目的是与Kakwani指数测量的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剥夺地位进行比较。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教育年限、职业声望指数等表征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以及，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户口类型、目前工作状况、14岁时家庭社会地位和居住地类型等社会人口学变量。

以上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参见表2。

(三)分析策略

与既往研究相一致，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来考察个体相对经济地位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具体分析策略为：第一步，使用CGSS2015和CLDS2014数据建立嵌套模型，将绝对经济地位、相对经济地位(百分比)、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剥夺地位依次纳入回归模型，考察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剥夺地位的净效应；第二步，将分别以全国、省、市为比较半径测量的个体相对优势地位、相对剥夺地位纳入模型，间接考察社会地位原则与社会距离原则的适用性。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比较方向、比较效应与地位认同

表3报告了对个体地位认同的OLS模型结果，模型1.1～1.3、2.1～2.3分别是CGSS2015、CLDS2014的数据结果，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1.1和2.1结果显示，在控制个体职业声望、受教育年限、年龄、性别、政治面貌等变量情况下，个体绝对经济地位的系数分别为0.253(P＜0.001)和0.184(P＜0.001)，表明绝对经济地位越高，个体的地位认同越高。我们进一步在模型1.2和2.2中加入以收入排序表示的个体相对经济地位，结果显示，绝对经济地位与地位认同的关系在综合了相对经济地位后失去了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以全国为比较半径的条件下，相对经济地位的作用已经远远强于绝对经济地位对地位认同的影响。个体相对经济地位对地位认同的作用是正向的且具有统计显著性(CGSS样本：b=0.890，P＜0.001；CLDS样本：b=0.695，P＜0.001)，说明中国民众的地位认同与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状况密切相关，即随着个体经济地位在全社会中等级排序的提高，其地位认同也会逐渐提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当相对经济地位分解为相对优势地位与相对剥夺地位后，两者会如何影响个体地位认同。

在模型1.3和2.3中同时放入个体绝对经济地位、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剥夺地位，结果显示，个体绝对经济地位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无论是相对优势地位还是相对剥夺地位变量，在相互控制的情况下，其效应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以模型1.3的结果为例，相对剥夺地位的系数为-1.437(P＜0.001)，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11，即个体向上比较的相对剥夺地位每升高1个单位，地位认同会下降0.211个单位；相对优势地位的系数为4.070(P＜0.01)，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43，即个体向下比较的相对优势地位每升高1个单位。地位认同会提高0.043个单位。模型2.3的分析结果与之相近。②

综上，从CGSS2015和CLDS2014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假设1.1(向上比较—对比效应)和假设2.1(向下比较—对比效应)得到验证，而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产生同化效应的假设1.2和假设2.2未获得数据结果支持。相对优势地位、相对剥夺地位对地位认同的影响都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相对优势地位的增加，其地位认同也随之上升，相对剥夺地位的效应则与之相反。因此，经济地位的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产生的都是对比效应而非同化效应。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结果来看，向上比较的相对剥夺地位对个体地位认同的负向作用强于向下比较的相对优势地位的正向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

为了更好地比较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剥夺地位在中国民众地位认同中的相对重要性，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采用集束系数方法比较相对经济地位与绝对综合地位的效应。如图1所示，无论是在CGSS还是在CLDS样本中，在将相对经济地位与绝对综合地位约束为1的条件下，相对经济地位的效应明显高于个体绝对综合地位(职业声望、教育年限和绝对收入)的效应(CGSS样本：70％vs.30％；CLDS样本：76％vs.24％)，这表明收入维度的相对优势地位、相对剥夺地位对个体地位认同的影响强于职业、教育、收入绝对量的作用。对相对优势地位与相对剥夺地位效应的进一步比较发现，相对剥夺地位对地位认同的负向影响显著强于相对优势地位带来的正向影响。

图1 相对经济地位与绝对综合地位贡献率

(二)比较半径与地位认同

相对优势地位与相对剥夺地位显著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认同，那么这一基本模式是否会因在不同地理层级定义相对经济地位而有所差异呢?

表4报告了CGSS2015和CLDS2014两个样本的结果，分别包含省、市作为比较半径测量的个体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剥夺地位。结合表3中模型1.3和2.3的结果，从模型1.3～1.5可以发现，首先是最宏观的以全国范围内定义的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剥夺地位对地位认同的影响，结果如前文所述；其次是中间层级的以省级为比较半径测量的相对地位，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相对优势地位对个体地位认同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随着相对剥夺地位增强，地位认同减弱；最后是相对微观层面以市为比较半径界定的相对地位，结果发现，与全国和省级层次不同，市级的相对优势地位与相对剥夺地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2.3～2.5报告了CLDS样本的结果，市级层次的相对优势地位、相对剥夺地位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换言之，全国和省级层次相对地位对地位认同的影响仍强于市级层次。

总体而言，本研究发现个体相对优势地位、相对剥夺地位与地位认同关系在不同地理层级间具有异质性，相对优势地位—地位认同、相对剥夺地位—地位认同的关系随着比较半径的扩大而增强，而“越宏观作用越强”的发现间接验证了社会地位原则，表明中国民众是在更宏观的范围内定义自己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假设4.1社会距离假设未得到验证，而假设4.2社会地位假设获得了数据结果支持。上述发现和以往研究中宏观不平等指标(Gini系数)与地位认同(陈云松、范晓光，2016)、主观幸福感(吴菲，2019)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威尔斯的向下社会比较理论基础上，将社会比较的效应和半径与之整合，拓展并丰富了新社会比较理论框架，利用经典的个体不平等指数，准确识别社会比较的方向、效应，并呈现不同比较半径下比较效应的变化趋势，最终完善了关于当前中国民众地位认同的社会比较理论解释。社会成员对自身客观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取决于其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相对位置。理论上，向上比较的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分别表现为嫉妒和乐观，向下比较的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则分别表现为自豪和同情，通过上述心理机制，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的对比效应共同形塑着中国民众的地位认同。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遵循社会地位原则的“全局比较”与基于社会距离原则的“局部比较”在地位认同中的适用性。对地位认同形成过程中社会比较机制的系统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分层的后果，而且为分析收入不平等变迁如何形塑个体的地位认同提供了可能。

本文利用CGSS2015和CLDS2014数据对中国公众的地位认同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比较机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向上比较的相对剥夺地位与向下比较的相对优势地位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相对优势地位虽然能显著提高个体的地位认同，但其正效应弱于相对剥夺地位的负效应。正如向下社会比较理论所预期的，人们通常会为了维持自尊而采取向下比较的策略，所以向下比较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但可能并不经常发生，因此其对地位认同的影响有限。既往研究由于无法分离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因此会低估由向上比较形成的相对剥夺地位所导致的地位认同损失。相对剥夺地位(向上比较)的负效应与相对优势地位(向下比较)的正效应表明，经济地位比较主要表现为对比效应，而非同化效应。

对比较半径的分析表明，中国民众的经济地位比较遵循社会地位原则进行全局比较，随着比较地理范围的扩大，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对地位认同的作用都在增强。这似乎表明，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阶层界限变得模糊，加之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普及，人们逐渐对社会中遥远的“他者”的收入和消费方式有了更多的认知，运用于个体间比较的信息大量增加，人们的比较对象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这一结果也间接验证了社会等级假说，即当收入不平等较显著时，绝对收入对个体福祉的影响将减弱，而相对收入的重要性增强(Walasek & Brown，2019)。

主观地位认同是影响人们政治态度、社会心态和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主观阶层结构与客观阶层结构同步朝向橄榄型的演变，对于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研究结果的政策性启示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绝对收入对于地位认同的提升作用有限，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改善主观地位认同的基础。尽管近十年来我国以绝对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以相对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没有显著增加。“提低、扩中、调高”是促进收入分配均衡性、有效改善主观阶层结构的主要手段，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此外，相对剥夺地位可能来自其地位丛中的非经济因素，这也提醒我们要聚焦民生短板，利用好再分配的调节机制，重点解决好公平问题。

第二，还应注意到，相对地位认同受到地理范围的约束，“比较范围越大作用越强”的结果表明，城乡、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是导致民众低位认同的重要因素。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是比单纯追求绝对收入增长更有效的手段。

第三，人们通常会根据信息的可及性来选择比较对象，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主流媒体更应该加强积极的舆论引导，帮助人们建立起合理的比较半径和比较对象，从而弱化由于频繁地与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区域的比较导致的地位认同损失。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囿于数据资料，社会比较形成的个体相对地位与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仍需要通过连续、多期的追踪数据来获得较强的因果证据支持。对于比较半径的结果也需更为谨慎地对待，虽然我们使用了CGSS和CLDS两套不同的数据，但仍然难以排除两项调查在省级和市级层面的抽样代表性问题对结果稳健性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可能引发一系列有待进一步深化的议题。例如，社会比较通常是基于储蓄、收入、职业、居住环境、安全感和教育等多维度的比较，后续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社会比较的测量维度，考虑到比较信息的有效性可能因比较半径而有所差异，个体在不同比较半径上选取的比较维度序列可能会有所不同。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仅就与他人的横向的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进行了检验，未来研究可纳入纵向的比较，也即与家庭过去和未来预期的比较，并检验多个方向上的比较效应强弱。同时，地位认同作为客观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行为模式的中介变量，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的分离有助于对相关议题展开深入研究。

注释：

①既往地位研究通常假定仅存在对比效应，未对同化效应进行检验，而相关研究也表明社会比较主要表现为对比效应。为尽量与既有术语保持一致，本文将向上比较生成的相对地位命名为相对剥夺地位，向下比较生成的相对地位命名为相对优势地位。

②限于篇幅，表3中未报告标准化系数，此处结果解释以标准化系数为主，报告的是标准差单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