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安世乐》《安世房中歌》的乐歌属性，向有争议。西汉晚期宗庙编磬有铭文“安世右高寝”，“安世”即《安世乐》，“高寝”即高祖寝殿。汉制“日祭于寝”，可考知《安世乐》乃寝殿祭祀乐歌。《西清古鉴》有“孝武西园安世榣钟”，据“东园匠”“东园主章”等职官和西汉诸陵考古钻探成果，可知“孝武西园”即武帝陵园外侧西北部的寝园，武帝寝祭亦用《安世乐》。西汉寝祭和庙祭各有其乐歌，前者今存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后者即《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宗庙歌诗五篇”，今存于《郊祀歌十九章》。哀帝罢乐府，“《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其十九人可罢”，这些鼓员“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房中”即寝，此《安世乐》仍属于寝祭乐歌。《安世房中歌》第三章有句曰“乃立祖庙”，因《房中祠乐》最初用于前殿后寝的栎阳宗庙，言“祖庙”兼指庙和寝，不改其寝祭乐歌的属性。
关 键 词：《安世房中歌》 《安世乐》 宗庙编磬 “孝武西园安世榣钟” 寝祭乐歌
一 对《安世房中歌》乐歌属性的几种认识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是汉乐府的重要篇章，全文载录于《汉书·礼乐志》。但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有一些疑难问题迄今未得到解决。例如关于《安世房中歌》的乐歌属性，是房中燕乐还是宗庙乐？这个问题，东汉初的班固已经语焉不详，后人更是争讼纷纷。
《汉书·礼乐志》先言“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复言“又有《房中祠乐》”，并将其与周代《房中乐》、秦代《寿人》相系联，甚至直接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显然，班固认为《房中祠乐》就是《房中乐》，而有别于宗庙乐。班固批评汉家郊庙乐歌，一则曰“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再则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1]。更是无视“高张四县(悬)”“乃立祖庙”等句，而将《安世房中歌》逐出“郊庙诗歌”的行列。班固这种将《房中祠乐》等同于《房中乐》的观点，虽没有明说《房中祠乐》就是燕乐，但确实体现了向燕乐靠拢的诠释方向。而这可能受到了古礼和古文经传的影响。《仪礼·燕礼》篇末所附的“记”曰：“燕，朝服于寝……有房中之乐。”[2]认为“房中之乐”是燕礼的一个环节。《诗·王风·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毛传：“簧，笙也。由，用也。国君有房中之乐。”[3]也认为“执簧”所奏的是“房中之乐”。
郑玄注三《礼》明显受到班固的影响，并将“房中之乐”和“燕乐”之间的联系落到了实处。其注《燕礼》“有房中之乐”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谓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4]注《燕礼》“遂歌乡乐”曰：“《周南》《召南》，国风篇也。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也。”[5]注《周礼·春官·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曰：“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6]又在《周南召南谱》中曰：“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故耳。”[7]总的看法是认为房中之乐属于燕乐范畴，是“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魏明帝时侍中缪袭在奏议中用“案《周礼》注云：《安世乐》，犹周《房中之乐》也”[8]来总结这一种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安世乐》是宗庙歌诗，以王粲等人为代表。《宋书·乐志一》：“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又载缪袭奏议叙此事曰：“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9]一则曰“宗庙《安世乐》”，二则曰“登哥《安世诗》”，显然认为《安世乐》即宗庙登歌。
还有一种观点则折中上述两种主张，认为《安世乐》是宗庙乐歌，但也可以用于“哥咏燕享”，以缪袭为代表。《宋书·乐志一》记载侍中缪袭奏议曰：“袭后又依哥省读汉《安世哥》咏，亦说‘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10]
王粲、缪袭之后，认为《安世房中歌》属于宗庙飨神歌的观点占了上风，到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遂将其收入《郊庙歌辞》，以为秦汉以来历代宗庙乐歌的鼻祖。现当代学者对于《安世乐》《安世房中歌》乐歌属性的界定，基本没有超出上述三种观点，而以主张后两种观点居多。但无论主张哪一种观点，都面临着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若说《安世房中歌》是房中燕乐，则无法解释其中充斥的大量歌咏“先祖功德”的诗句；若说其是宗庙乐歌，则又无法解释《汉书·艺文志》“宗庙歌诗五篇”谓何。
而究其实，《安世乐》《安世房中歌》根本就不是庙祭乐歌，而是“日祭于寝”的寝殿祭祀乐歌。终西汉一代，“日祭于寝”，有寝祭乐歌《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月祭于庙”，有庙祭乐歌《宗庙歌诗五篇》，见于《汉书·艺文志》。《安世房中歌》的这一乐歌属性，二千年来久已不为世人所知。所幸今日地不爱宝，文物昌明，借助于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和文本内证，我们还可以还原这一历史的真相。
二 从“西汉晚期宗庙编磬”论《安世乐》乃寝祭乐歌
1990年代，珠海郭汉东收藏了一批14件汉代编磬，其中11件可见刻画的铭文，古文字学者李学勤联系“汉四时嘉至磬”“绥和二年四时嘉至摇钟”“建平二年嘉至摇钟”和“孝武西园安世榣钟”，鉴定为“西汉晚期宗庙编磬”。今据李氏释文，抄录如下：
1号磬 股上边：丁，乙
鼓上边：再右，丑羽，左上□底边：嘉至
2号磬 底边：不用(？)
4号磬 股上边：午
鼓上边：大族都卒十三石左宫
5号磬 鼓上边：□二高羽癸众左，八人股端：大□加(嘉)至十五石
右一(？)(右行)
□□大□(左行)
底边：姑洗十一之石贰左丙
6号磬 股端：孝宣嘉至右二商辛堵
7号磬 股端：孝宣四时颂左一角
8号磬 股端：孝武孝昭孝宣四时南吕都卒下角
10号磬 底边：永安颂十五石均□□□堵三贰
11号磬 鼓上边：五行大族十五石午堵左筭
12号磬 鼓上边：安世右高(寝)……
14号磬 鼓上边：武德大族十……[11]
由于编磬的蚀化和铭文的磨损，很难精准地诠释这些铭文，但铭文所涉及的几大要素却是可以归纳的。大致而言，铭文涉及宗庙名、乐名、律名、音阶名、表示堵次的干支名、表示悬挂位置的方位名和表示磬的编次的数字等七类要素。其中，1号磬、6号磬“嘉至”和5号磬“加至”，当即《汉书·礼乐志》叔孙通所制宗庙乐的“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的《嘉至》；10号磬“永安颂”，当即《志》“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的《永安》；7号磬“四时颂”和8号磬“四时”，当即“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的《四时舞》；11号磬“五行”和14号磬“武德”，当即“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的《五行舞》《武德舞》；12号磬“安世”，当即“(孝惠二年)更名曰《安世乐》”[12]的《安世乐》。
铭文虽只言“孝宣”“孝武孝昭孝宣”，李学勤联系《礼乐志》之文，将其释读为“宗庙名”，是非常正确的。古人也早有类似行文义例。《宋书·乐志一》：“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荐之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荐之世宗之庙。汉诸帝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焉。”[13]此处“汉诸帝”，即指汉诸帝庙。故6号磬“孝宣嘉至”，实谓孝宣庙《嘉至》；7号磬“孝宣四时颂”，实谓孝宣庙《四时颂》；8号磬“孝武孝昭孝宣四时”，实谓孝武庙、孝昭庙、孝宣庙《四时》。
但12号磬“安世右高寝”，却显然不同。李学勤认为“‘高寝’即高祖庙寝”，恐不确。按“高寝”即高寝，即高祖寝殿或寝园。也就是说《安世(乐)》乃是奏于高寝，而不是奏于高庙。这是《安世乐》与《嘉至》《永安》《武德》《四时》《五行》等乐的重要区别，即二者施用的祭祀场所不同。西汉诸帝的庙和寝是分建于两处的。汉十二年(前195)，高祖刘邦崩后，在长安城中建有高庙和高寝，二者并不在一处。《汉书·叔孙通传》晋灼注引《黄图》：“高庙在长安城[安]门街东，寝在桂宫北。”[14]其月游衣冠时，行经的路线是从高寝沿雍门大街东行，至安门大街后折而南行，再到“安门街东”、长乐宫外西南隅的高庙。孝惠四年(前191)，因叔孙通谏言“复道”(连接未央宫和长乐宫的天桥)不宜在衣冠道上，又于渭北建原庙。此外，高祖长陵垣北侧又建有寝园，陵旁又立陵庙，史家不言何时。《汉书·韦贤传》所附《韦玄成传》曰：“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15]此处“园”即寝园，寝园中建有寝殿和便殿。12号磬所言的“高寝”，当即高祖寝园或寝殿。但无论是长安城中的高寝，还是高祖陵园的高寝，其和高庙都不在一处。所以，严格地说，12号磬不属于宗庙编磬，而属于寝殿编磬。
西汉诸帝庙分京师庙和郡国庙。其京师庙主要是陵庙，长安城中又建有太上皇庙、高庙和孝惠庙，渭北又建有高祖原庙。其陵园中又建有寝殿和便殿，周以墙垣，谓之寝园。《韦玄成传》总述元帝即位之初汉帝庙寝祭祀制度曰：
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16]
其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句，颜师古注：“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庙，岁二十五祠”句，晋灼注引《汉仪注》：“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尝稻，又饮蒸，二太牢。十一月尝，十二月腊，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闰加一祠，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祠。”[17]是则汉代庙寝祭祀名目繁多，其岁时祭祀，除每月一次的游衣冠之外，还有时祭，即四时祭祀，即《尔雅·释天》所言的“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18]，在便殿举行；有月祭，一岁二十四祠，闰年二十五祠，在庙举行；有日祭，每日四上食，在寝殿举行。按寝殿，即寝室、内室，汉人又谓之“房中”。所谓“房中祠乐”，实即寝殿祭祀乐。就其乐歌属性而言，《房中祠乐》《安世乐》《安世房中歌》实皆寝祭乐歌。12号磬“安世右高寝”铭文表明高祖寝殿所奏乃“《安世(乐)》”，这是《安世乐》乃寝祭乐歌的铁证。
三 从“孝武西园安世榣钟”再论《安世乐》乃寝祭乐歌
清代学者梁诗正等编撰的《西清古鉴》，成书于乾隆二十年(1755)，共计收录清宫所藏商周至唐代铜器1529件。该书卷三十六录有“汉角钟”2件，其中一件的铭文是：“孝武西园安世榣钟巳中角。”编者按语曰：
按《汉书》：“《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此铭曰“安世”是已。前称“孝武西园”，则茂陵也。“巳”者，编列次第之号。“中角”者，意是钟之律，于五音盖中角。前云“摇钟”，意于搏击者异，然不可考。[19]
其所考证铭文中的“安世”，即《汉书·礼乐志》所言的《安世乐》，可成定论。但其考证“孝武西园则茂陵也”，则不够准确。确切地说，“孝武西园”乃是茂陵中的寝园；“孝武西园安世”，实谓“《安世(乐)》”乃奏于茂陵寝园中的寝殿祭祀乐歌。
为什么说“孝武西园”乃是茂陵寝园呢？“西园”是一个相对的称谓，是相对于“东园”而言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包括“东园匠”在内的十六官令丞，颜师古注：“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20]终西汉一代，除太上皇陵和昭灵后陵之外，凡称“陵”者，皆谓帝陵或后陵。故“东园”实指皇帝陵园和皇后陵园，“东园匠”即主作帝后陵园内器物的少府属官。《表》又载：“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颜师古注：“东园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也。”[21]史家不言“东园匠”和“东园主章”的初置之年。出土秦封泥有“东园大匠”“东园□□”[22]，可证秦代已有“东园”类职官的设置。汉初封泥有“东园主章”“东园章丞”[23]。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东园主章”，秩六百石[24]。秦官“东园大匠”“东园□□”的初置时间未详，其“东园”的含义不明，但最大的可能是来自秦“东陵”，即“东陵园”之省称，是相对于雍都的秦公陵园(西陵园)而言的。汉官“东园匠”即东园大匠，乃承秦制而设。但到景、武时期，随着西汉帝后陵园布局的定型化，“东园”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综述西汉帝后陵园和寝园的相对位置关系说：
高祖长陵和吕后陵、惠帝安陵的寝园均位于陵庙的北部，阳陵的寝园可能位于帝陵的西南面，也有可能位于陵园的西北部。武帝的寝园位于茂陵陵园外西北部……武帝李夫人陵西北部也有一处建筑遗址，推测应是李夫人的寝园。从武帝茂陵起，帝陵寝园的设置基本定型，均位于陵园后部一隅，具体地讲，咸阳塬上的帝、后陵的寝园皆位于其陵园外西北部，寝园的南墙一般利用陵园的北墙，西墙基本在陵园西墙的延长线附近，东墙不超过北司马道，平面为长方形。平陵及上官皇后陵、元帝渭陵及王皇后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皆如此。平帝康陵附近目前没有发现寝园遗迹。[25]
可见在景帝之前，“高祖长陵和吕后陵、惠帝安陵的寝园均位于陵庙的北部”，文帝霸陵的寝园位置仍有待考古确认[26]。而景帝阳陵的寝园“可能位于帝陵的西南面，也有可能位于陵园的西北部”，总之，其相对于景帝陵园是位于偏西的位置。自武帝茂陵起，咸阳塬上的帝后陵的寝园皆位于其陵园外侧西北部，而以陵园北垣西段作为寝园的南垣东段。这种陵园布局，奠基于景帝朝，而定型于武帝朝。以其相对方位关系而言，帝后陵园在东，故可称“东园”；其寝园在西，故可称“西园”。
基于上述秦汉时期“东园大匠”“东园主章”等职官和陵园布局的考辨，可以确定汉角钟铭文中的“孝武西园”即位于武帝陵园外侧西北部的寝园。“榣钟”即谣钟、歌钟。“巳中角”为乐悬巳堵中间位置的角钟。“孝武西园安世”即茂陵寝园祭祀所用的《安世乐》。
《西清古鉴》所收录的“孝武西园安世榣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一，它和12号磬“安世右高寝”铭文一样，以乐器铭文的实物形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安世乐》乃寝殿祭祀乐歌。其二，它还证明了不仅汉高祖刘邦的“高寝”中演奏《安世乐》，而且“孝武西园”的寝殿中也演奏《安世乐》。
四 西汉寝祭和庙祭各有其乐歌传世
关于庙寝制度的演变，汉末学者蔡邕《独断》曰：
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月令》曰“先荐寝庙”，《诗》云“公侯之宫”，《颂》曰“寝庙奕奕”，言相连也。是皆其文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27]
其所言“古学以为”的宗庙之制，实乃周制。因为其前庙后寝相连的布局，故总谓之“宫”，又谓之“宗庙”。言“宗庙”，可以包括庙和寝。但战国中期，礼崩乐坏，三晋、秦和中山等诸侯国开始于墓侧建“堂”，这是后世墓侧建寝的前身。至秦始皇“出寝”，即建寝殿于墓侧，将寝和庙分隔开来。蔡邕说“汉因而不改”，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下文有述，但至少自汉高祖刘邦起，高庙和高寝就分建于两处。因此，自高祖起，西汉诸帝的庙和寝就是分两地而建的，庙中藏神主，月祭于庙；寝中藏神座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日祭于寝。二者既不在一地，其陈设和祭祀礼仪也是不同的。此时言“宗庙”指的是庙，不宜再包括寝。
自高庙和高寝分建两地起，其庙祭之礼和寝祭之礼有异，二者所用的乐歌也是不同的。
关于其庙祭之礼，《汉书·礼乐志》曰：“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干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28]考其宗庙祭祀的流程，其宗庙歌诗只能奏于“干豆上，奏登歌”这一环节。高、惠、文、景四朝，“奏登歌”所用何种乐歌，史籍无载，但到武帝时期，宗庙乐“奏登歌”所用何歌是可以考知的。班固《两都赋序》：“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29]其所谓“郊庙”，以地言，乃郊宫和宗庙；以礼言，乃郊祀和庙祠。班固所举歌诗四篇，应有遗漏。《史记·补乐书》：“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30]上述五篇歌诗，按班固之言，是“荐于郊庙”的。《汉书·艺文志》载有“《宗庙歌诗五篇》”，即此。因其一诗二用，班固没有以《宗庙歌诗五篇》为题载录其歌辞，而是在《郊祀歌十九章》中全录这五篇歌诗，十九章中的《天马》即汲黯所言的“得马诗”，《景星》即《宝鼎》，《齐房》即《芝房》，《朝陇首》即《白麟》，《象载瑜》即《赤雁》之歌。
关于其寝祭之礼，上引《韦玄成传》“日祭于寝”“寝，日四上食”，已说明寝祭的地点为寝殿，祭祀的主要内容是每日四次上食。《礼记·王制》“天子食，日举以乐”[31]，《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32]，汉帝事生如事死，寝祭上食亦奏乐。《韦玄成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悼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后]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33]主要说明了30所寝园一岁祠上食的次数和所用的人数，其中仅“祝宰乐人”就高达12147人，可见寝祭上食奏乐的频次之密和用人之多。上文已据12号磬，考知“高寝”寝祭用《安世乐》；据“孝武西园安世榣钟”，考证茂陵寝园寝祭也用《安世乐》。综而言之，《安世乐》乃西汉皇帝寝殿祭祀乐歌。其歌辞今存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西汉诸帝后寝园寝祭之乐，并非仅有《安世乐》。《汉书·外戚传》：“宣帝立，乃改葬卫后，追谥曰思后，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焉。”颜师古注：“葬在杜门外大道东，以倡优杂伎千人乐其园，故号千人聚。其地在今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是。”[34]则思后园寝祭之时，此“倡优杂伎千人”必然演奏其“伎”，以为上食之乐。《长安志》引《关中记》曰：“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戏，故俗称安陵啁也。”[35]则惠帝陵园寝祭之时，也必有“关东倡优乐人”表演其“啁戏”，以为上食之乐。
西汉庙祭和寝祭皆用乐歌的制度，深刻影响了东汉的庙陵祭祀制度。西汉宗庙乐“干豆上，奏登歌”用《宗庙歌诗五篇》，东汉宗庙登歌用宗庙食举六曲；西汉陵园寝祭用《安世乐》，东汉陵园寝祭则用上陵食举八曲。《宋书·乐志一》叙其乐曲曰：“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驎》，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为宗庙食举。加宗庙食举《重来》《上陵》二曲，合八曲为上陵食举。”[36]西汉寝祭之礼，东汉改曰上陵之礼，其上陵食举八曲皆不传。这是后人不知《安世乐》乃寝祭乐歌的重要原因。
至魏文帝黄初三年(223)，下诏“高陵上殿皆毁坏”，又自作《终制》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37]。寝殿祭祀制度至此中绝。这是后人不理解《安世乐》乃寝祭乐歌的又一重要原因。
五 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房中祠乐》《安世乐》《安世房中歌》乃寝祭乐歌考证如上，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补充说明。
一个是哀帝罢乐府涉及《安世乐》的问题。《汉书·礼乐志》载此事曰：
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其罢乐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十九人可罢。沛吹鼓员十二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鼓员十四人，东海鼓员十六人，长乐鼓员十三人，缦乐鼓员十三人，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皆可罢。”奏可。[38]
这说明除太常太乐令所领的寝祭上食“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之外，少府乐府令还领有一支规模仅有20人的“《安世乐》鼓员”。此“《安世乐》鼓员二十人”，是和其他七鼓(乐队)一起，在“朝贺置酒”时，“陈前殿房中”的。汉人所谓“房中”，即寝室、内室，在皇家当然就是寝殿。一方面，这并不改变《安世乐》乃“房中祠乐”或寝殿祭祀乐歌的属性。另一方面，这其实还隐约说明西汉朝会之仪中，在前殿正殿“朝贺置酒”的同时，在“前殿房中”还可能陈设先帝神座衣冠几杖象生之具，并上食演奏《安世乐》等寝祭乐歌。《外戚传》载哀帝即位，下诏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皇，“为恭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于前殿。”如淳注：“庙之前曰殿，半以后曰寝。”[39]如淳注以古宗庙之制解释“前殿”，并不符合汉制；而遍考古籍，也未见称庙曰“前殿”者。按元帝三男，王皇后生成帝刘骜，傅昭仪生定陶恭王刘康，冯昭仪生中山孝王刘兴。以帝者谱系而言，刘康乃小宗，本无资格“序昭穆”；以“别子为祖”[40]而言，刘康乃定陶恭王一系的太祖，自身又有何昭穆可序？只因哀帝以小宗入继大统，追封其父为恭皇，才具备了“序昭穆于前殿”的资格。西汉长乐宫、未央宫、甘泉宫和建章宫皆建有前殿，依据《汉书》的行文义例，其所云“前殿”，若无上下文特别说明，则皆指未央宫前殿。故此“前殿”，也应该指未央宫前殿。既然有此“序昭穆于前殿”之事，则未央宫前殿很可能有摆放汉家先帝神座或神主的房间，此房间当然不可能在正殿，而只可能在寝殿、在“前殿房中”。这是“朝贺置酒”时《安世乐》等八鼓鼓员“陈前殿房中”的礼制前提。
另一个是如何理解《安世房中歌》第三章“乃立祖庙”句的问题。既然《安世乐》乃用于“高寝”“孝武西园”的寝祭乐歌，那么，为何歌辞中会有“乃立祖庙”这样的词句？
上文已说西汉的庙寝制度比较复杂，蔡邕所谓“汉因而不改”之言并不能涵盖其全部情况。学界对于西汉时期的庙寝制度，已有很多成果，但对于“栎阳宗庙”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栎阳故城已历经多次考古发掘，已确认一号、二号和三号3座古城，其中“三号古城的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即文献所载的秦至汉初栎阳”。勘探发现三号古城前后两期北墙、西墙，“在北墙以南、西墙以东，勘探发现了由南向北编号为一至四号建筑的4个大型夯土建筑台基”[41]。故基本可以确定一至四号建筑即应该是秦汉栎阳宫，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建筑应该是栎阳宫前殿。汉二年(前205)所建的栎阳宗庙，应该就在栎阳宫附近，虽仍有待于考古发掘确认，但其祭祀对象和形制布局还是可以讨论的。
关于栎阳宗庙的祭祀对象，历史上本无争议。近年来有学者曲为新说，或认为栎阳宗庙祀秦末诸侯所尊立的楚怀王义帝[42]，或以为“栎阳宗庙有可能是刘邦为其父，或者为自己所立的生庙”。这些新说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史记》《汉书》对刘邦家族世系记载却相当疏略，甚至连刘邦父、祖名讳亦付诸阙如”，故“于栎阳宗庙中受祭祀者，不可能是刘邦之祖及以上历世祖先”[43]。但这种理由其实并不充分。《史》《汉》固然未载刘邦之祖及以上历世祖先的名讳，但栎阳宗庙建于汉二年，其时刘邦之父刘太公尚在世，太公宁不知其父祖之名乎！因此，栎阳宗庙受祭者乃刘邦先祖，本不应该发生疑问。至于其始祖追溯到何人，是否如后世一样追溯到帝尧，史家失载，我们也只好阙而不论。
尤应注意的一点是，栎阳宗庙建于关中，而刘邦先祖的坟墓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沛郡。故可推断栎阳宗庙的形制布局，只可能是周制的前庙后寝。汉初，太上皇庙在香室街南冯翊府北，高庙在安门大街东，孝惠庙在高庙西，三庙皆在长安城中长乐宫附近，这仍然带有周制“宗庙、社稷皆在库门之内，雉门之外”[44]的遗意；但高寝在桂宫北，已经吸纳了秦始皇“出寝”、分建庙寝于两地的秦制因素。至文帝在长安城南建顾成庙，景帝建德阳庙于渭北，“居陵旁立庙”、出寝于墓侧的汉制才开始形成。因此，西汉前期，其庙寝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周制逐渐过渡到汉制的历史过程。而栎阳宗庙前庙后寝的这一布局，正是《安世房中歌》第三章“乃立祖庙”句背后的礼制建筑基础。
在汉二年到十二年之间，栎阳宗庙实际承担着刘氏“祖庙”的祭祀功能。《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45]立栎阳宗庙，是萧何承袭秦的宗庙制度，昭告汉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其时楚汉相持不下，刘邦常年领兵在荥阳京索一线与项羽西楚军对峙，于宗庙礼乐之事恐怕无暇亲事。五年(前202)十二月刘邦在垓下之战中打败项羽，当年正月(在武帝太初改历之前，汉以十月为岁首，正月为一年的第四月)即皇帝位，六月入关，都栎阳。七年(前200)二月长乐宫成，丞相以下从栎阳徙治长安城，都长安。自汉五年六月至七年二月，是刘邦“天下大定”之后长居栎阳的时段。《汉书·礼乐志》：“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46]史家只言“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不言在刘邦生前这些乐舞的用途。其实，这些乐舞最初当是为栎阳宗庙而作。其中，更名舜《招舞》曰《文始》，又作《昭容乐》《礼容乐》，事皆在高祖六年；作《武德舞》，事在四年。汉隶“四”字常书作“亖”，与“五”字形近，疑此“四”字乃“五”字之讹。盖此舞“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当作于五年十二月灭西楚、当年六月入关都栎阳之后。可见汉五、六年间，是汉朝集中制作宗庙乐舞的时期，这一时期恰在刘邦长居栎阳的时段之内，其与栎阳宗庙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礼乐志》又言“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47]，皆不言其具体的年月，考其事由，也应该是在汉五、六年间。高祖制《武德》《文始》等乐舞，叔孙通制宗庙乐，与唐山夫人作《房中祠乐》，是互相联系的三件事。前两者用于栎阳宗庙庙祭，堂上登歌，下管乐舞，舞《武德》《文始》之舞；后者用于栎阳宗庙寝祭，乃述高祖“我定历数”“盖定燕国”“乃立祖庙”的功业，告其开国立庙之成功于先祖之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