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和清代，多族士人共慕中原文化，又把他们独有的特质带入中原文化，使中原文化持续获取新质，在共同的创造中涵融浑化，和合为一，推进中原文化的新变。揭示多族士人的国家、政权认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远流长；揭示多族士人的中原文化认同，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丰富多彩，具有重大意义。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就是揭示文化认同与创造的重要课题。
宋人陈师道有诗说“书当快意读易尽”（《绝句四首》之四），表达的是一种难以尽兴的遗憾。我借他这诗句，表达的是读米彦青教授《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一书的满足。我多年从事元代文学研究，蒙古、色目人的诗歌创作，是关注点之一。见到这部书，自然是必读的，读来又如此快意。在我看来，“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这一课题，蕴含着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我们说，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伟大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培育的。这创造，这培养，有一个关键，就是历史上多族士人共同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元代和清代，应特别强调这一点。多族士人共慕中原文化，又把他们独有的特质带入中原文化，使中原文化持续获取新质，在共同的创造中涵融浑化，和合为一，推进中原文化的新变。客观认识并揭示这两个认同，特别重要。揭示多族士人的国家、政权认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远流长；揭示多族士人的中原文化认同，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丰富多彩，具有重大意义。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就是揭示文化认同与创造的重要课题。眼前这部书，正是这一课题的重要成果。
研究意义重大，难度也大。这是一个未经充分开发的研究领域，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前辈学者王叔磐等先生编选的《古代蒙古汉文诗选》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此后也有少数蒙古族诗人别集整理出版。但要支撑这一课题，需要穷尽相关文献。于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似的文献发掘，就成为课题研究的第一要务。以清代为例，常见典籍如《八旗通志》系列，《清史稿》《清史列传》，其中可以找到少数著名蒙古族诗人的传记资料。但清代蒙古族诗人，很多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要研究这些诗人，需要扩而大之到地方志、科举文献、家谱、档案。这还不够，还要再向笔记、奏折等材料去搜寻，以及很多难见的文献中，钩沉索隐。米彦青教授下了这个苦功夫，清理出清代八旗蒙古诗人、蕃部蒙古诗人近百人，其中有诗集存世者50人，大致摸清了清代蒙古诗人及其诗作存世情况。其中绝大多数是此前不掌握、不了解的。搜寻所得，就成为这一课题最初的重要学术贡献。米彦青主编的大型文献丛书《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2021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收蒙古族汉诗别集87种，分装40册，接着又有这部《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面世。她以她的持续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诗史的一个新视界，使我们得以窥见中国诗史独特的一角，感受其中的丰富多彩。
蒙古族汉诗有一个从产生到繁荣的历史进程。在元代，蒙古人进入汉地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接受中原文化的过程。进入汉地前期，汉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接受汉文化，也有选择性。比如说，同是使用汉语进行创作，诗的成就远不如曲，蒙古诗人也就不如蒙古曲家数量多且引入注目。元代蒙古族汉诗创作，时段上集中在后期；地域上则江南盛于北方，蒙古族诗人多生活在江南或流寓于江南。由于元代实行两都制，在扈从皇帝住夏上都期间，也回到草原进行创作。大都、上都，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蒙古汉诗写作的中心。蒙古诗人，这些草原民族后裔，其汉诗创作，反倒富有江南风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明朝立国，蒙古政权退回草原，建立北元，与明王朝形成军事上的对峙。蒙古族汉诗创作，随着蒙元王朝退出中原而走向低谷。有明一代，有汉诗传世的蒙古诗人只有苏祐一家。尽管仅有一个苏氏家族，但在蒙古族汉诗发展史上，却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苏氏家族的存在，蒙古汉诗的历史，就可连成元明清的朝代链条。平心品读，苏祐诗也达到了一定水准。如果从整体的文化成就评价，苏祐及其家族，就更值得重视。当我读到时人对苏祐状貌精神的描述时，内心很受触动：“公为人丰肌魁岸，戟髯电目，望之如神，而不为城府，和易可亲。立朝耿介，有节能，决大事。”（于慎行《明故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谷原苏公行状》）闭目冥思，从相貌到神韵，多像蒙元朝廷上挺身而立的蒙古大员！他似乎是上天派来，在明王朝治下，延续蒙古精神，接续蒙古诗史的神圣使者。他们的汉诗作品，因为是稀世仅存，也就更加珍贵。由于苏祐及其家族的存在，明代蒙古族汉诗，便不是无话可说。
清代是蒙古汉诗发展的高峰，也显示了汉文化对于边地民族士人不可抗拒的魅力。清帝曾有谕旨，不许蒙古人习汉字，但这阻挡不了蒙古族学习汉文化进而写作汉诗的热潮。他们入居汉地，自会对汉地之一切声明文物，倾情慕效。读到历代汉诗，更不能不引发极大兴趣并模拟写作。清代蒙古汉诗创作的历史由此开启。
清代蒙古族汉诗，是在前代基础上继续发展的。蒙古族汉诗“质”的规定性，在元代文化体制中业已形成。清代社会空间的扩大，蒙汉文学交流的增强，汉诗也在旧有“质”的基础上提升丰富。清代高水平的蒙古族诗人诗作的出现，成规模的诗人队伍的形成，绝非横空出世，而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经历漫长的重建过程而成就的。清代蒙古汉诗诗人主要是八旗士人，他们或居留京师或驻防各地，这两类人在文化层次和阶层结构上并没有大的区别，其美学价值和审美判断也趋同。从顺康之际，京师八旗与驻防八旗就成为蒙古族汉诗创作最重要的构成要素。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驻防八旗又逐渐聚往京师，京师八旗后代随着仕宦游历散居边地。这些边地是蒙古族汉诗创作新的生长地。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以元明清蒙古族创作为基础，以城市社会为交流空间的蒙古族汉诗发展秩序所具备的优越性。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之所以繁盛，根源在此。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只有到清代，多元文学发展到呈现相对繁荣的局面，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双方的对话和交流才更为频繁，一个能够包容汉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格局也完善呈现。《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理论阐释。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有很多不可回避的议题，例如文学发展的地域性、家族性、分期性、不均衡性，以及不同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复杂性等。如何处理好这些议题，需要高超的驾驭技巧。本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贯穿始终的，在各编之中有不同程度的偏重和“互现”。例如地域性特点，可见于甲编第三章泰不华汉诗创作，第四章答禄与权诗歌研究，还有乙编第三章苏祐家族，以及丙编第一章历史与空间建构中的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第二章清初乾嘉时期的蒙古族汉诗创作，第四章道咸同时期的蒙古族汉诗作，第六章光宣时期的蒙古族汉诗创作。这些部分都贯穿着地域文学特点的探究。在元代研究中，本书提出了空间-政治秩序建构下的元代蒙古族汉诗创作；在明代研究中，本书提出了精神-心灵秩序建构中的明代蒙古族汉诗创作；在清代研究中，本书提出了历史与空间建构中的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本书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绘制一幅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从弱至强、从星散到成规模的演变图史，核心是要凸显出一个有机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的观念。依照史的线索，随朝代推进，也分为三个板块：第一板块是元代蒙古族的汉诗创作，第二板块是在第一和第三板块的缝隙中出现的明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第三板块清代，是核心板块，也是本书的主要叙事区域。清代是蒙古族汉诗创作的繁盛期也是高峰期，充分展示了蒙古族汉诗创作历经元、明至清建构自身创作体系的能力，并最终混融于晚清的文坛，由此成就了汉文学为主导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在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和其他民族的文学创作一起，共同建构了新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的格局。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融合始终是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在交融的过程中，中原文化与边夷文化因政权主导者的不同，在空间维度下呈现差异。以社会空间视角观照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已成为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蒙古诗人具备的高度文化认同、国族认同，彰显出他们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受益者，同时又是推动者。而从方法论上来说，以空间理论对古代文学诗歌创作的跨界研究，表现出文学研究理论视界的开阔品质。对清代诗歌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特别赞赏米彦青教授对以往文学史研究的反思。多少年来，我们认定文学价值的标准，只是作品艺术水准，她称之为成就史研究。文学史研究重点应该关注什么？这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学史是什么？是文学成就的历史，还是人类心灵、情绪的历史？如果都是，那么孰轻孰重？显然后者更重。如此我们的研究视野就不应局限于经典作家作品。更何况，经典也非一成不变，今天被视为经典的元杂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被贬斥的。关注祖先留给我们的全部文学遗产，才是可取的态度。与文学经典的意义相比，感受一个时代这一个阶层一个族群的心灵与情绪，意义更为重大。要感受这一时期这一人群的心灵与情绪，就应该去研究他们的作品。从这一意义上，更能充分估量蒙古族汉诗研究的重大历史价值，也更能充分认识《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一书重要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