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是现代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在学术上享有较高的地位，著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他早年活跃于《甲寅》《新青年》《努力周报》《每周评论》《现代评论》等报刊杂志，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家。

1940年，高一涵就任甘、宁、青监察使，开始潜心于文学领域，创作了大量纪行纪事、咏史咏物、感时伤逝的诗作，后编为《金城集》，并于1946年自行刊印出版。2006年，高一涵的遗墨《金城集》未刊稿（三卷）于民间收藏界现身，为学者研究高一涵的文学成就及其晚年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以往学术界对高一涵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而对其文学造诣则鲜有涉及。实际上，《金城集》既反映出高一涵的古典文学修养，也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是研究高一涵这一重要历史人物所不容忽视的文献。

一

高一涵直到晚年才对诗歌创作产生浓厚兴趣。高一涵自叙曰：

余生平喜读诗而不善作诗，故于诗学未窥门径。庚辰之秋，自湘来兰，道经重庆，值长沙章行严先生于山洞。时先生正埋首诗词间，日有新作，极力劝余为诗。到兰后，孑然一身，交游益寡，深宵孤灯独坐，郁郁寡欢，故试为之，得诗二百首，从未敢出以示人也。壬午秋，行严来兰，索阅存稿，谓大体尚可，仍宜多读多作。厥后积渐成癖，无间闲居出游，兴到即作，五年间存诗六百余首。（《金城集·自序》，自印本上册，1946年，第1页左）

由此可知，高一涵晚年“积渐成癖”，开始醉心于诗歌创作，是受到了章士钊的影响。高一涵于1940年11月到达兰州，至“壬午（1942）秋”，期间将近两年时间，所谓“得诗二百首”，说明他平均每年作诗一百余首。此后每年的创作数量略有增加，所以五年时间内“存诗六百余首”。1946年，高一涵将这些诗作编为《金城集》（兰州古称金城，故高一涵以之为自己的诗集命名），自行刊印出版。

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高一涵之所以晚年“学诗”，就是为了一吐胸臆。《金城集》卷一《书感》曰：

少时狂纵气如山，

自信文章足济艰。

瘏口愿筹桑土计，

处堂宁任燕雏闲。

十年宦海成春梦，

万里羁愁望故关。

剑外拾遗虚奉使，

一闻笳鼓一惭颜。

高一涵早年以政论文章称雄于世，与章士钊一同成为甲寅派的代表人物，故而自谓“自信文章足济艰”。所谓“瘏口愿筹桑土计”，瘏口意指苦口婆心；桑土计即桑土之谋，意指防患未然。所谓“处堂宁任燕雏闲”，借用了处堂燕雀的典故，《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曰：“燕雀处一屋之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火上，栋宇将焚，燕雀颜色不变，不知祸将及也。”处堂燕雀原指居安忘危，高一涵此处则有所引申，“处堂”应指身处庙堂（步入政坛），“宁任燕雏闲”则意指谋求黎民百姓之福祉，所以此句喻指居危思安。所谓“十年宦海成春梦”，表达了从政多年后的失落感。

高一涵虽身居要职，但毕竟是闲职，而且兰州地处偏远地区，公务不如他在任两湖监察使时繁重，友朋也少，这也让他可以潜心作诗。1943年，高一涵参加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召集组织的千龄诗社 ，以诗会友，与各界人士也有了大量的互动，如萨镇冰和朱绍良，他曾盛赞道：“胸罗武库奇，诗成泣神鬼。”（《金城集》卷三《重九后十日千龄社第一次集五泉山分均得几字》）高一涵多次参与诗社雅集，诗社活动时，“开筵人坐花，斗句词翻海”。后来他回忆道：“千龄社里忆衡文，强病平章到夜分。”（《金城集》卷三《重九后十日千龄社第一次集五泉山分均得几字》）显然，参加诗社对高一涵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助益。

二

《金城集》自印本共有五卷，辑录1941年至1945年的诗作，每年（农历年）一卷。卷一为辛已年（1941）稿，共有90首；卷二为壬午年（1942）稿，共有109首；卷三为癸未年（1943）稿，共有66首；卷四为甲申年（1944）稿，共有180首；卷五为乙酉年（1945）稿，共有175首。合计620首，与高一涵自叙所说“五年间存诗六百余首”相吻合。《金城集》未辑录1940年末至1941年初之诗作，或许是因为高一涵自认为这些都属于学步之作，还不入流，所以《金城集》卷一即从辛已年（1941）开始。

《金城集》未刊手稿一册，共有三卷，分别为卷七、卷八和卷九，起于1947年，终于1963年，共录有诗作125首，抄于一册，系高一涵亲笔手书。其中卷七为丁亥年（1947）稿，共有51首；卷八为戊子年（1948）稿，共有19首；卷九为1949年至1963年间所作，共有55首。

《金城集》自印本有五卷，而未刊手稿则起自卷七，很明显，原本应当还有第六卷。依照高一涵编辑《金城集》之体例，卷六应为丙戌年（1946）稿，今恐已佚失。

三

高一涵《学诗》曰：“花甲将周始学诗，达夫常侍是吾师。”（《金城集》卷二）高一涵赴兰州就任甘肃宁夏青海监察使之时已56岁，年近花甲，故自谓“花甲将周”。所谓“始学诗”，并非指刚开始学诗，因为高一涵此前就已有诗作问世。“始学诗”实是自谦之词，指其至兰州才开始用力于诗歌创作。达夫即唐代诗人高适。高适字达夫，曾任散骑常侍，人称高常侍，因此高一涵以“达夫常侍”相称。高适以边塞诗著称，也曾途经金城郡，并作《金城北楼》。高一涵在抗战中后期一直担任甘肃宁夏青海监察使，而甘青宁正是古代边关地区，其《边关》曰：“望得春来春又还，白头依旧客边关。”（《金城集》卷二）身处边关，国难当头，或许就是高一涵以高适为师的原因。

《新唐书·高适传》曰：“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高适当然并非五十岁后才开始作诗，如其名篇《燕歌行》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时年35岁。按《新唐书·高适传》曰：“适尚节义，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而言浮其术。”因此，所谓“年五十，始为诗”者，盖谓高适五十岁后才从好言“王霸”之术，转为专攻诗歌创作，并且转变风格。故《旧唐书·高适传》曰：“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因此，高一涵所谓“花甲将周始学诗”，其义与高适“年五十始为诗”相近似，意指年近六十才开始学习高适之格调气质以作诗。许永璋《题高一涵先生金城集》赞曰：“文章雄一代，五十始为诗。”（褚宝增：《许永璋诗集初篇笺注》，诗联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51页）其义相同。

高一涵师法高适，所以其诗明显带有高适的印记，如《金城集》卷三《沙场晚眺》“铁衣远戍男儿事”，“铁衣远戍”语出高适《燕歌行》“铁衣远戍辛勤久”；又如《金城集》未刊稿卷七《无山》“书生只合在官贫”，“在官贫”语出高适《别刘大校书》“莫叹在官贫”。句法相仿佛者亦时有所见，如《金城集》卷四《辛巳元日登皋兰山远眺寄抚五嘉州》“应思塞外有离人”，即高适《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须念黄花久戍人”；又如《金城集》卷四《春雷》“竹篱阴重犹残雪，杨柳丝微未见莺”，即高适《无题》“阴山入夏犹残雪，溪树经春不见花”。也有意境相似者，如《金城集》卷四《立冬日作》“朔风吹断江南梦，孤负鲈鱼又一年”，近似高适《除夜作》“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又如《金城集》卷三《重游西宁》“惆帐有家归不得，撩人乡思雁南飞”，近似高适《武威作二首》之一“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

四

当然，高一涵的诗作并非简单模仿前人，他对诗歌创作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金城集》卷四《论诗》曰：

故步自封终故我，

望尘学步丧真吾。

宜今宜古原非易，

同面同心自昔无。

风月一天诗境界，

雕锼满纸匠工夫。

文章最忌随人后，

学杜涪翁未是愚。

“涪翁”即黄庭坚，因其师法杜甫，故高一涵称之为“学杜涪翁”。黄庭坚之学杜，重视的是句法章法的学习，如其曰：“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第二书》）由此诗可知，高一涵认为邯郸学步虽不足取，但诗的境界则可以与古人风月一天，所以学习句法章法的黄庭坚“未是愚”。此外，黄庭坚主张字字有来处，一字一句都要经过锤炼，所谓“雕锼满纸匠工夫”，显然是对此表示认同。

高适以气质自高，后人也多认同，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曰：“达夫歌行、五言律，极有气骨。”高一涵学诗，就是在学高适之气质格调。如《金城集》卷四《闻道》曰：“太室巍巍镇汉京，九朝都会洛阳城。开张伊阙回行易，洞达轘辕捷径平。云梦烽烟三楚合，殽函风雨二陵惊。千烧万战余焦土，凄绝铜驼泣草声。”又如《金城集》卷二《绝塞》曰：“绝塞尘沙蔽九闳，只余积雪向人明。云生瀚海天无路，马踏冰川地有声。攫食饥鹰频上下，访边古戍尚纵横。英雄老去长城在，一代河山几战争。”其诗格调悲壮，用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评论高适之语形容，就是“读之使人感慨”。

唐人殷璠评高适之诗曰：“评事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河岳英灵集》卷上）而高一涵之诗作也同样是直抒胸臆，他看到抗战时期民气消沉的现象，“鸡鸣关任田文度，儿戏车容霸上驰”，因此感慨“争羡陶朱为富贾，更无南八是男儿”（《金城集》卷四），直陈“中兴大敌颓靡气”（《金城集》卷二《学诗》）。他目睹“荒村烟火绝，饥馑苦连年”（《金城集》卷三《追忆二十五年沙市之行》），为生民之多艰而伤感，“伤哉彼仆夫，念之中心恻”（《金城集》卷二《仆夫吟》）。他期待“何时净扫胡虏尘，永销剑戟铸农器”（《金城集》卷三《读史》），憧憬“安得华胥千日卧，醒来重作太平民”（《金城集》卷四《卧病》）。

五

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高适辞气苍莽而岑参语多藻丽（《诗源辨体》），他们虽然都以边塞诗著称，但高一涵在创作上更倾向于高适。

高一涵以抗战救亡为题材的大量诗作，风格鲜明，语言遒劲有力，堪称现代边塞诗。刘永济《次韵答一涵》曰：“相见天涯未便迟，十年耳熟达夫诗。”（1947年《京沪周刊》第一卷第38期饮河社编《诗叶》）由于高一涵的诗风与高适相近，所以刘永济以“达夫诗”相称。章士钊《赠高一涵》曰：“寮落高生老擅翁，同工同曲欠同时。文章古有嫌生手，花蕊今看着醜枝。往矣六年人亦瘁，瞻言百里我何何。羡君功力如鹰眼，剩与重论塞上诗。”（1947年6月22日《京沪周刊》饮河社编《诗叶》）所谓“剩与重论塞上诗”，说明章士钊也将高一涵的诗作定位为边塞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