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
Modern Identity : Finding the Human Nature in the Inner Self
[加] 查尔斯·泰勒
[译] 陶庆 北京大学政治人类学博士后
[摘要] 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在于看其手中握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中心内容。那么，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它与提高限制无止境消费行为的能力又有什么联系？这能够在“现代认同”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自我的起点。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性。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的秩序相匹配，而在乎能否回应自我内心的需要和欲望。能否实现这些最终关乎自我个人的情感生活，这是构成善的生活的关键因素——善的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关键词：现代认同，内在自我，私人性，善的生活
[Abstract] What we value in consumer society is that it has put at everyone’s disposal a mode of fulfilment which has been seen as central in our civilization for a couple of centuries .What lies behind this ideal ,and how is it connected with lifting the limits to endless accumulation ? We can find the answer to this in the the modern identity. The horizon of identity is an inner horizon. So the modern man must be to this degree autonomous , that he can find himself ; and autonomy for this end requires privacy . For it is not a matter of matching a cosmic pattern , but of answering my inner needs and desires . Whether they are fulfilled or not is ultimately a matter of my emotional life . And this therefore becomes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good life . The good life is defined in terms of emotional satisfaction .
Key words : modern identity, inner self , privacy , good life
本文旨在研究，我们能否判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合法化危机”？如果存在这种危机，它又是怎样形成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演绎出得体的概念，借以详尽地描述“合法化危机”这样的术语。因此，我只能尽我所能，向诸位循序渐进地作些介绍。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无法控制的资本积累方式这一本质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本身就预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的几种模式。尽管这一论断被一些人最终放弃了，但总体上还是不断得到了提炼和充实。譬如：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热衷于军备竞赛，并由此跨入总是通过战争等方式把自身的矛盾转嫁给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阶段。最近，詹姆斯·奥康纳等人的研究显示，资本主义外部成本以国家财政无法承担的态势不断持续增大，其恶果是最终会损害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从而产生合法性危机。[1]
我认为，詹姆斯·奥康纳的这一理论成果甚为丰富。它说明，当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仍存在着某些矛盾和冲突。[2]只有正视社会制度合法性的欠缺问题，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诸如产值上不去、成本扩大等经济概念上兜圈子，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趋于自我破坏甚至崩溃的危险状态。相反，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损害了他们自己制定并向人们宣传溉输的那些合法性条件，最终才会自己毁了自己。
我下面要阐述的是关于美好生活的家庭概念和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的概念。这些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丰富发展，并构成了当今社会中现代认同的框架。这些理念理所当然地要与近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而非马克思主义所声称的那样。只有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加以理解，我们才能认同当今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条件。因为这些概念有助于说明，并以此判定社会制度、社会实践、社会准则、社会结构是合法还是非法。
第一节
在本文第一节里，我将首先概要地说明我所称之为的现代认同的主要演变脉络。接下来研究那些从本质上体现并维护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现代社会蓄意摧毁自身合法性的几种途径。
在动手描述现代认同的基本特征之前，我们不妨对现代社会衍生出来的就是否对资本主义合法性构成威胁的道德性谴责和辩护的言论做些考察。我还将从这些谴责和辩护中挑选出一些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材料，并作简要说明。
人们对无止境经济增长深表忧患，主要思潮之一就是对那种把贪婪和嫉妒作为社会发展之动机的道德批判。舒马赫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暴涨的贪婪和嫉妒驱使下，现代社会的经济繁荣不仅仅被描绘成当今社会的特征，而且成为扩张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成功理由。”[3]舒马赫的抨击完全是人们称之为的柏拉图式批判。现代社会的罪恶源于无止境的增加扩张的欲望。舒马赫写道：“对物欲理念的培养和扩张就是对理性常识的叛离。”[4]现代社会的成员有点像是柏拉图著作《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的卡里克利斯(Callicles) [古希腊诡辩家卡里克利斯试图从自然界中大鱼吃小鱼的事实中推出一种弱肉强食的权利，把“强者之权利”（right of the strong）宣称为与“约定”法（conventional law）相对的“自然”法的基本原理。译者注]宣称：每人都需要无穷无尽的欲望扩张，并有权利以任何手段满足自已的欲望。对于舒马赫而言，以柏拉图式的传统表达这种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是疯狂的，至少是盲目的。无止境经济增长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奴化了人的思想：阻止人们思索真善美、追求超越人自身物欲需求的高尚目标，把人变成了狂燥紧张、内心分裂和焦躁不安的牺牲品，并在追逐自身无止境欲望的驱使下，诱惑人与人之间爆发冲突。
柏拉图式批评与对经济增长在道德上进行抨击、为人称作浪漫主义的第二种社会思潮紧密相连。卢梭(Rousseau)深受柏拉图影响，坚决主张节制人的无止境欲望，因而成为转变社会思潮的关键性人物。
部分起源于卢梭的浪漫式的敏锐思想在本质上是非柏拉图式的，因为它热衷于倾向的本性，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理性秩序，而是贯通我们全部生活的自然过程。人之本性对卡里克利斯之类人的批评倒是非常接近柏拉图的观点，无法满足的占有欲和统治欲是一种精神上的奴役，并与愚蠢盲从（或者失败的感觉）交织缠绕在一起。原因和结果都在于，不能与他人沟通和交流，无法对人之本性中的真善美和人生意义产生能动的反应。统治的欲望使人焦躁不安、内心紧张，最终产生攻击性的暴力等难以抑制的盲动。只有把自我从这些观念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恢复和谐交往、自由和平等人的本性。我的这种宽泛地称之为浪漫式的批判思潮，经过早年马克思的积极响应、法兰克福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和马尔库塞的倡导推动，目前已广为人知、传播甚远。
经常与柏拉图式或者浪漫主义思潮有理论联系的第三种批判思潮，谴责当今社会正偏执狂般地变得日益庞大和集中，同时又摧毁了众多的小型民间社团组织，割断了人与人之间长期维持的亲密关系。这是卡里克利斯式的发展路径向社会索取的巨大代价另外一种现象。社会流动和集中被视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或许从根本上看，总是把索取放在第一位的真正卡里克利斯式人物，宁肯抛弃过去的社会亲情和忠诚感情，并不断重新调整和定位他的社会关系，以迎合所谓价值实现的自我需要。
在对无止境占有欲的批判中，驱使社会走向集中的趋势还是可以改变的。可以令人信服的是，以达到某种目标而不是提高消费水平的名义对传统社会予以摧毁并使社会走向集中。的确，某些亚洲共产主义国家似乎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模式。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反对社会走向集中是反对无止境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这里反对的不仅仅是与各种邪恶势力相伴随出现的社会集中、非人格化的关系、社会公共责任的缺失，而且包括传统社区的瓦解、持续社会关系的中断等社会嬗变。在更深程度上，社会批判是对过去可怕经历的精神清理。批判者对于人怎样度过一生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从欲望实现的角度来看，只有未来才有价值——能够影响个人善的的因素在于未来：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人们只有在全部生活中把过去与未来联合为一个整体并找到某种和谐一致，即才能真正理解自己。
从这种观点来看，现代社会最令人反感的特征就是怂勇人们迷恋“抛弃一切”的生活方式，其结果，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将遭受永恒遗弃的命运。尽管在追求利润或者更加实用的物质需要过程中，城市化环境不断地形成；但离开生活本身，我们又如何能够从生活以外来论证人生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呢？
如上所述，第三种批判思潮主要反对社会集中和社会变动，第四种批判思潮则主要反对现代社会的非理性化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做着未经我们选择、更未经我们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事情。
为了追求经济持续增长，满足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在质量和种类上的需要，以及不断提高尖端技术的水平等缘故，我们放弃了人性化的理性工作，破坏了自然环境，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和真正的休闲等生活目标。举例来说，我们花一两个小时就能够从伦敦飞到纽约，但是飞行却损害了大气中的臭氧，声震损伤了无数人的耳膜。如果冷静地来考虑这件事的利弊，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这种做法十分荒谬。但是，崇尚技术文明的倾向似乎强有力推动着人们不断做出这种选择；所以，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阻止人们毫无理智地选择、追求更高技术的价值倾向。
非理性批判与以上提到的道德批判不同。即使一个人不愿意承认柏拉图或者浪漫式的对善的道德感觉，但他也可以判断出，我们的社会造成了人们非理性的选择。对接受道德批判的人而言，现代社会的非理性现象与道德混乱不是没有联系的。我们经常能觉察到这种不正常现象：不断扩张的物欲需求之动机与嗜好增加产品数量、更新技术等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发现了非理性的优先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关联。
对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和集中的社会批判此起彼伏，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合力。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呐喊者群体却又自相矛盾。他们也要对辩护社会的种种思潮作出回应——因为卡里克利斯式的生活毕竟能够得到合理的辩护。人们争辩说，永不停顿的事业上进心、寻求并征服新的领地等等欲望，能给人们带来持久的活力和创造力；社会的集中和流动则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一个富有活力、事业心和变动着群体的社会，是适宜于人们居住、令人兴奋和迸发创造力的地方。的确，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特别包括那些运用实例反对经济增长的自由知识分子，也会在这种理念驱使下蜂踊前往纽约、洛杉机和其他西方社会中的发达城市的原因。
更为不幸的是，人们否认卡里克利斯式人物与以上病态特征相吻合，从而进一步为这个社会作辩护。消费社会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结果？对于成千上万的人们来说，其先辈曾沦为工业革命后工厂赖以维护自身循环之物供应物，被迫终身拥挤在愚昧肮脏、匆忙之中搭建起来的工棚里，每天大汗淋漓地工作12个小时，而在另外一半的时间里，也没有丝毫个人的自由和温馨的家庭生活，收入只能勉强糊口维生；妻子遭遗弃的现象惊人的多，孩子在长大，但身体和智力方面却迟钝麻木。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人们有了成家立业的机会，家里布置得体、宽敞，家庭生活和谐，休闲娱乐充足，拥有足以培育整个家庭的私人生活空间，兴趣爱好得到发展，会见朋友十分频繁，甚至可以一头扎进网络世界扩大社交圈，等等。仅从这点来看，柏拉图式和浪漫主义批判思潮中所采用的不利于消费社会的很多论据，现在反而成为辩护的理由。比如，消费社会中，人们耗费大量精力索取的结果是占有财物来装饰充实个人的空间，以满足一家三口之原子家庭需要：购买住房，修建汽车花园，甚至在乡村建栋别墅。在社会成员不断私有化的过程中，人们没有觉察到这种无止境的索取最终会导致全体社会逐步走向分裂之不归路的危险，相反，却把它当成了对全体民众整合和统一的手段。原因十分简单，我们的先辈在持续不断的工业革命进程中，迫于生存的压力四处漂泊流浪，长期以来生活艰难痛苦，饱受人生沉浮盛衰和贫困化的折磨。在美国黑人贫民窟等缺乏丰富物质和文明精神的地方，存在着社会失范、有时甚至是丧失最基本道义秩序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恐怕没有哪一个愿意生活在一个缺乏私人空间的社会里。显而易见，当他们指责反对者的纯粹中产阶级的内心忧虑时，对经济增长持道德批判的左翼分子们会对此铭记在心的。
我斗胆说，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深受到以上两种意见相左的思潮影响。我这里并不是要做什么裁判，而是通过分析已经形成并强烈批判当今我们人类生活方式的生活理念，从深层次努力解剖造成这种既有助于社会的经济增长而又不断提出批判意见的这种自相矛盾的两难社会现象。其结论是：只有引入现代认同这一概念，才能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及其潜在的危机。
第二节
要洗刷消费者社会长久以来因为无止境索取而沾上的难听声名，我们应该了解一下消费者社会内在的道德观念。舒马赫的道德批判是文明社会经久不衰的道义传统。在文明前时代，似乎有证据表明，无止境地索取以积累个人财富的做法，至少在道义上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问，为什么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呢？我们是如何从柏拉图式的情绪中分化出来的呢？今天，以这种追究责任的方式解决问题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从更广泛的视野看问题，现代社会在道德观念上更加远离了人们过去长期奉行的道德规范。
消费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过去大约60年里，资本主义社会中培育发展了这样一种现代社会：社会大众得到了耐用的消费品和充分的私人空间，在劳动和生活中都装备了必要的机械设备，拥有各类媒介尽可能地与外界沟通和社交。尽管西方社会中仍还有为数不多的人被排除在这种社会生活方式以外，但是其成就还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大众生活舒适——而在过去，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所享受的生活，或者是大众为少数人提供的服务罢了。
这种生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比前人的生活方式更富于个性化，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公民所了解。一家人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驾驶私家车到大商场采购大型、庞杂的生活必需品，在家中完成自己的工作，运用电子化媒体和网络与其他社会领域甚至世界各地保持联系和沟通。相对于自己的邻居和周围环境，现代社会中的家庭成员比绝大多数的前辈城市居民——更不用说住在农村的村民了，都更能够感到独立自由、自我满足。换言之，现代社会的家庭借助于现代化的交往手段随时可以与外面变化的世界保持广泛的联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开放式联系避开了直接交往的大众性，更加注重间接交往的私人性。作为对先前依赖社会生存的生活方式的背叛，这种独立自由、自我满足的现代生活方式一直为人所批判，但是批判者却很少把人们乐于享受独立自足的秉性与西方文明演化出来的社会认同联系起来分析。
历史学家已经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这种新式家庭生活的特殊发展路径。[5]从起源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期的盎格鲁·萨克逊语系国家中富裕阶层，我们可以看出基于情感产生的夫妇之间诚实伙伴关系和上辈对于晚辈热心呵护的舔犊之情等等家庭婚姻观念。人们普遍把和谐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构成人类善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基于爱情、关怀和忠诚之上的骨肉情感深深地扎根心中并引以为荣。因而，经历这些情感生活，也即充满爱的生活就成为善的人生的重要内容。自然的，斯勃克博士所谓的精神至上的时代形成开始了：童年时代在人的生命圈中自成一体，满怀激情地养育孩子成为有教养的社会非常重视的一项任务。
新式的现代生活集中体现在原子家庭中，并随着家庭中私人空间的确立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家庭中新式的空间布置得到精确的体现。譬如，建立门廊允许佣人们走动，而不会扰乱家庭的宁静气氛；布置独立的餐厅，以体现成员的个性等等。这也意味着现代人摆脱了过去诸如宫庭王室和乡绅社会活动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监视。现代人也许难以相信，18世纪之前的乡村生活还在设法控制村民的私人家庭生活；在这种缺乏私人性的年代中，惧内的丈夫经常会被迫忍受公众的奚落，就更不要说如何应对私通之类的丑闻了。明显地，亲情和私人性生活就这样不可分离。在过去，基于亲情之上的私人性家庭生活一般通过姻亲方式，即在传统社会中公开的大庭广众之下以外的亲情环境中形成，而非在那个时代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王室权力或者金钱财产的产物。
这种起源于英美国家富裕阶层的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得以发展，现在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其他社会阶层。我一直叙述的消费社会取得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也的确是构成充分的私人性条件的普及化现象——这种充分的私人性几乎让每一个人尽可能地享受生活而无须负出任何代价。所以，那些没有获得这些充分的私人性条件的少数群体，发现自己被极大剥夺了应享有的权力。比如，住在木棚中的美国黑人就似乎非常渴望过上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原子家庭的私人性生活，而一些社会批评家却因为他们的行为理念与现代社会规范格格不入，反而涂上理想化的现代家庭模式的色彩。[6]
因此，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在于看其手中握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中心内容。那么，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它与提高限制无止境的消费行为又有什么联系？
我认为，我们能够在我所称之为的“现代认同”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17世纪以来，这一关于人类主体的新概念就不断浸润着人类的思想和感知，并引导人们对人的本性作出全新的理解。虽然，现在新的认同会在新的自然科学领域、个人利益至上主义的成长过程和过分感情用事等等很多事情中表现出来，但我们仍通过研究诸如宇宙哲学等极具科学的领域，不用费力就能够始终深刻把握真理之类信条发生嬗变的深层含义。
17世纪之前，居统治地位的宇宙哲学认为宇宙存在着天意安排的秩序，我理解中的“天意”秩序，指的是一种只能用语义符号学方面的理论来解释和理解的，即已安排好了的保持自我理性状态的宇宙秩序。当代著名思想史家拉夫乔伊（Lovejoy）提出丰饶原则（principle of plenitude），即在宇宙的秩序中，“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化为现实，这一原则构成了前现代宇宙哲学的共同财富。这种原则表示，“所有的可能性”需要用封闭式秩序的背景概念来理解，即万物各司其责，自我运行，而且别无选择。当然，体系没有向全部的每一种可能性提供明白无误的理性答案，但它能够提供一种确定的全部可能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保持着清醒：万物进入各自的位置序列，恰如其分，分毫不差。
前现代文明之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种潜在理性体系的物化体现，人们可以说，他们把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存在视作这种体系的外在表现。比如，按照柏拉图式的构想，我们把周围的存在看作是人的观念的具体体现，这些观念本身不是无序的集合，而是构成万物各司其责，各就其位的必要秩序。或者，我们可以引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符合一致”来描述它。国王在王国中，正如狮子在兽类、雄鹰在鸟类中享有统治权利。实际上，这种并行论让人感兴趣的并不是其类似性，它不是随意存在的，而是一种刻意的必需安排。万物之间的运行“狭缝”必须安排性地愈合完整，以便他们构成保持自我理智的秩序，从而从本质上实现自身价值。
那种具有类的、生态学秩序的现代概念，可以与一些也展示着类的联系的生态龛相比较。这些现代概念也趋于充实类的生态龛位置。目前，这种体系是一种互相依赖的、自我运行的整体。它的完整性就体现在它的自我运行的特点。按照它运行的原则，我们可以说它正在失去什么，或者说什么东西在生态龛中有具体的位置，等等。一旦它成立，它就会在一定的范畴内满足自身的条件。如果生态龛中的某一个占据体消失了，别的什么东西就会来填补它的位置。实际上，这是因为体系的其他部分的运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照，我们看出，整个体系天然地拥有自己的运行特征——这是它在长期的演化中形成的。这里，如果人们要使用这一概念的话，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智能化行为”。当事物凝聚成一个互相依赖、自我运行的体系时，他们就具有了自主的智能行为。通过对比，前现代文明的宇宙观的确对整个宇宙体系的运行做出过解释，万物的运行体系先于体系的经验性的实体存在。这一体系就象观念下的秩序，或者如存在着的原型或者现存的模式那样保持理性和智能。
现在，这两种看法在深层次上体现着对自然的不同的看法。旧的看法认为，事物的本性是用例证加以说明的。每一种说明相对于整个宇宙秩序是明白易懂的。现代的看法则更倾向于证明事物的本性，它不再被看作是事物如此这般作用的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本性就根植于其中。
同时，思想的发展轨迹也有很大的变化。传统世界观认为，万物都有理性；但反对存在有所谓天意安排之秩序的现代人世界观，倾向于依照事物内在的必然性来理解发生的一切。所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变化对于我们作为理性的人，去发现人的自我本性，并以此形成自我的观念是有作用的。我理解中的理性和我要说明的思维过程都存在于一种新的理念中。在后笛卡儿主义时代，我们渴望从万事万物的抽象中认识我们自己。在20世纪中，我们不再拥有笛卡儿主义者那样的信仰，愿把内心深处的灵魂和思想向外界敞开并作深刻的反省。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自我理解，清楚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反感、厌恶、希望和报负，等等。理解自己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内心在想什么。
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以至我们难以想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还是来想象一下吧。要是我能够把自己视为较大的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该多不容易。的确，如果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已经清楚明白到这种较大的社会秩序，那么我就能真正意识到我自己并理解我自己。当我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到我自己，并融入到全部秩序中时，我必须在理解我自己之前就能够确认自我的存在。如果要是剥夺了自我，以自己的方式自然地来认识自己，人们就会感到有些慌乱、迷惑，头脑里出现一片空白、茫然。
两种不同的自我理解方式各自有其不同的观念，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观念综合起来分析。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我是一个自然人，我被一系列内在的动力、目标、欲望和报负等欲望刻划出自我的特征。我知道，我到底是什么的谜底正在被揭开。如果我执着探求我的认同，认真地询问我是谁，那么，就只能在这里寻找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自我的起点。
我想说明的是，对于前现代社会而言，我是较大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因子。对于自己而言，作为一个外部的即时的客观存在，我应该只是一个影子，一个空壳而已。我所在其中的秩序是一个外在的起点，并对回答我是谁之类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离开这一起点，我就无法令人信服地来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我在这里遇到了问题，我就会陷入一种不存在的失落之中——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我这里使用的“认同”概念，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这样理解：我的认同的定义就是确认为了充分地发挥我作为一个人的作用而必须如何交往的含义，特别是判断、区别和确认在一般意义上和对于我个人来说，哪些是值得做的和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说一事物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就是说没有它我可能不能辨别人类的特征是什么，我将不知道我处在什么位置，并失去鉴赏美丑、区分贵贱、把握成功与失败尺度等等的能力。我的认同能力有助于培养出现代认同的起点，其中判别事物的区别对于我而言意义重大。
当然，这些现代认同的起点从来没有充分地得到大家界定，人们只是不断的试图说明和解释它。但在哪里能够找到它，我们有着一致的感觉。我认为，对于现代人而言，认同的起点就在人的自身中——而在前现代社会中，却认为在人的自身之外。我所称之为的现代认同，就是指认同的现代理解方式，总而言之，就是指人们在自我这里来寻找答案。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这就是指自我理解的一般路径。
当然，这是两种相当抽象的观念的思维模式，他们提供了整个家庭成员彼此之间自我理解的大概景象。但是，我认为这些观念变动，即家庭成员中的某个的观念到另一个人不同观念的不断转变，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特别是17世纪中的历史中是时有发生的。正是这些人的自我经验中的群体性观念转变，才在我在前文中倡导的宇宙哲学革命性变动中得到了反映、部分说明甚至是有力推动。
这种认同的变动发展包括了自我理解和自我体验方面的基本类型的变化。比如，它促使我们形成了如何过上一种正确的或者说成功的人生方面的理解态度。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现代人的成功的人生指的是一个人实现了体现着其本性的那些重要人生意义、人生目标和人生欲望。“价值实现”是我们在交谈中经常提到的很平常的字眼，但在没有形成现代认同的岁月里，人生的意义就是指一个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伟大成就，成功地获得显赫地位。
这决没有体现出无我的观念，而是对曲解了的现代自我观点。体验人性的满足欲甚至极端利己主义的自私感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方面，这可以视作内在自我实现的欲望；另一方面，它源于要在万物的秩序中确立自我位置的理念。在这种秩序中牢固地充分地占据一个位置，以图过上殷实的生活，其基础就在于确立和认同这种秩序。所以，一个人也许会认为，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过上体面的社会生活，才能说取得了人生的成功；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意味着坠入了社会的底层。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对每天平静而愉悦的生活之向往是一种饥渴之人对于食物，贫病之辈对于温馨生活的那样一种渴望。
很明显，与前一种人生满足感相比，后一种人的人生目标也同样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因此，前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中极为重要的组织部分仍旧是血缘性的多姆斯式传统，不管身为贵族还是普通农民都莫不如此。他们竭力维持血缘家族的繁衍生息、香火日盛，保护家族财产不受侵犯，固守家族领地免遭侵占。当时，人们只对自己血统出身给予认同，并以广泛的形式加以维护，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以期实现人生的目标。如果一个人有效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并成为大家效仿的楷模，那么人们认为其人生是成功并有价值的。为此，一个人为着这个人生目标必须全力以赴地、不计小节、自私自利地搞个人奋斗。这一点在贵族生活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为了争夺土地、追名逐利、独揽社会资源，他们你争我斗、互相倾轧。
我们现在仍没有摆脱这种生活模式，或者这也许源自人内在的终身欲望。我们由此可以理解，譬如说，成为一个模范式父亲或者成功的将军，诸如此类的满足感。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种时尚模式的基本情况，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人们得到忠告要重新解释这种人生的满足感。我很高兴能够成为这样一位模范式的父亲，因为这是我的志向所在。这就是我的“生活意义”，或者我也许甚至把当作天下所有人的人生目标。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不一而同，但又在不断地否定、超越旧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从当代妇女的解放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妇女解放包括对先前把妇女定位于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反叛行为。家庭主妇就是忙碌于家中、满足于家庭温馨的角色。在自我意识理念的名义下，这种生活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批判。新的理念要求每一个妇女以自已的身份做自己的事情，展示自己的才能，而不是仅仅创造别人也一样能做的外部环境。现在，在反叛这种旧有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妇女解放运动拓展了现代性的潮流。但是这种潮流自身只是温情十足的核心家庭在早期现代性理念的影响下，对前现代家庭模式的一点反映。
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断地创造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达到自我实现并成为世人效仿的楷模；但向现代认同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不能把这些生活方式视为永恒。而对于早期的认同来说，它除了终极永恒就别无选择。
现在，成为人们效仿的被美化了的生活意义已经紧紧地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生活模式已经不只是与我本人有关，而是涉及到全体大众。结果，社会以此模式运转，全体大众以此模式生存共处。在普遍秩序中，社会中的人与大家互相联系、不可分离。同时，意识到这种模式包括着确认它，即包括共同的大众的确认。如果我们的社会树立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秩序为榜样，那么，它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共同的遵守。
所以，只有能够确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能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位置——它处于社会的公共领域里。作为社会里的同一标识，遵守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所赋予的规则已经成为社会责任，而由不得个人随意取舍。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无形中维护着人人赖以生存其中的社会秩序，并把它视为社会的公共秩序。所以，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前现代社会对大众的社会控制令人难以置信，私人性个人生活的缺乏程度也令人惊讶。不管是谁，也无论婚否，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被无所不及、无处不在的家族势力如此严密有序地主宰着。乡村社会对其每一个成员的生活实施着超乎寻常的监控，诸如在公共场合以公共群体的形式对私人起哄闹事、宣嚣呐喊、冷嘲热讽等等的事件，都反映出这种监控程度。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法国过去的乡村习俗，如果丈夫打了妻子，或者做了妻子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被告妻子通奸等等，那么，他就会受到人们非难——原因大概在于他居然忍受了正常家长制秩序下的反常事物。以上所列种种事件已超出丈夫和妻子两人私事的范围，因为遵守公众秩序成为制约每个成员的乡规习俗。同时更具意义的是，在公众冷嘲热讽中迫使人丢脸做不起人，这种经历让人恐惧万分、难以忍受、饱受屈辱。在公共场合让人受辱，其作用十分突出，因为无论受辱事件发生与否，都已成为大家关注的公共事情。每个人的生活都展现在大家面前，因此受辱或者逃避等行为在公众中影响很大。任何人都没有物质的或者精神的空间来容纳自己独立的个人生活世界，也不可能找到姻亲基础上的舆论支持。
随着现代认同观念的兴起，这种紧张的社会公众生活不再时兴。人们抛弃了旧有的集体控制性生活方式，而以原子家庭生活方式获得私人性。因为现代认同的认识主体正在寻求价值实现。总而言之，他将在自身中找到自我。这需要独立的私人性，当然，并不是要求个人独处，而是要求在广泛的共同志趣中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正是通过共同的志趣，我们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找到自我。而且，这种生活不能受制于全体社会频繁不断的审查和裁判，也不能依赖于某个固有模式的结构来运行，更不能受到人为的妨碍和压制。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性。
这样，现代认同的增长同时就在削弱社区操纵、集体生活和宗族议式的控制等等传统社会中最为典型的势力。按照新的观念审视这些前现代社会的人们，他们无疑被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私人性，和人在社会秩序中必不可少的地位。更多的是，现代社会的主体迟早会认识到，他们那千篇一律的生活节奏令人乏味而烦恼。在这样的社区和宗族生活中，整个社会群体按照行动原则循规蹈矩、协调一致：劳作、收获和休息；斋戒、禁忌和喜庆；哀伤和祝福，等等。
但是，随着现代认同观念的发展，和每个人在寻找自我的努力，这使得传统的循规蹈矩、协调一致难以维持下去。相反，对于自我形成的生活节奏，和自我竭力确立的个人情感和志向来说，维持传统的循规蹈矩、协调一致的努力已经变成了外在的威胁。这一方面，旨在发现自我的现代文学充满了关于青少年的描述。他们抛弃了繁文缛节般的宗教式的社会程序，同时又克服内心世界的分裂状态，从而找到了自我。这样，宗教仪式般的传统社会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眩目光环，反使人厌烦唾弃。延绵生息的传统家庭礼教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令人不安的是，这场现代认同的社会转变是否还将进一发展，最终象瓦解长期存在的前现代社会那样，会摧毁稳定的原子家庭。
从负面的影响来看，现代认同消融了前现代社会；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现代认同实现了人的自我本性的目标。但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认同采取了这种情感式的实现方式，特别是在家庭中使人的情感得到了实现。感情成为重要因素，因为人的欲望和志向必须在感情中变得清晰明确。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的秩序相匹配，而在乎能否回应我内心的需要和欲望。能否实现这些最终关乎我个人的情感生活，这是构成善的生活的关键因素——善的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现代认同与家庭生活的现代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背景联系，看到原子家庭从庞杂的社会中退却，看到家庭成员对情感和亲情的关注和交往。自我的现代观念既指趋向于独立的私人性，又指高度关注人的本性中对欲望和志向的价值实现程度。一个人一旦用这种观念看待世界，那么家庭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处于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因为，对于人性而言，看到每个人内心追求的人生目标和欲望得到实现，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所以，要明确我们内心的人生目标，在情感上感受到它们，在生活中实现它们，就成为善的生活的核心内容。这种生活需要独立的私人性，即个人生活不再被外在的庞杂组织和生活方式支配驱使，每个人都能在自身中就找到了人的本性。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每个人可以在完全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中拥有充分的独立的私人性，这可以看作是现代观念的最后成果。无论是丈夫和妻子、伴侣和情人，还是父亲和母亲，这都是他们自我实现的核心内容。家庭是下一代抚养长大的场所，他们反过来会意识到并追求自己的价值实现方式，包括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婚生子、繁衍后代，等等。最为理想的是，当代社会的家庭不仅要拥有条件享受不受妨碍的、自发真实的现实生活，还要具备各种措施保证孩子们能够在长大成人中认识“自我”。
第三节
在最后的行文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家庭生活和价值实现的现代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内容，消费社会的本质究竟在何处。在某些方面，这是现代认同的最高形式，是与现代认同并行发展的认识主体的新感知。但是，它能否提升道德的约束力量，以此限制传统意义上无止境消费的享乐思想呢？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来研究一下源自现代认同观念的道德良知之转变和道德志向的确定含义。正如我们了解到的本性特征那样，现代社会的认识主体必须在自我的本性中，也即在自身内部找到自己的全部生活意义。一个人不可能在他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宇宙秩序中找到生活的终极目的。当然，在认同的现代转变的初始阶段，大家集中关注的是上帝，而不是人本身。因为反对传统宇宙学的冲击浪潮最初来自对上帝的认知态度。上帝统治一切的观念总是难以与起源于希腊的关于社会存在等级制度的观念相融合，后者认为宇宙的秩序似乎是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中世纪的唯名论观点已经表达出对基督教思想的焦虑倾向。诸如布鲁诺等具有相当程度异教徒观点的思想家所倡导的关于宇宙的新思想，更加强烈地唤醒了这一觉悟。在很大程度上，清教徒之间特别是加尔文主义者这种对于万能上帝的怀疑意识，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但同时，在天主教会中间，关于认识主体和现代科学概念也逐渐传播开来。在思想界，人们谈论着诸如梅森之类的僧侣，也议论着笛卡尔等等的思想家。
人们过去习惯于套着上帝的光环，用机械论的观点来看待宇宙。结果，人们变得内向起来。然而，我们的人生目的无须再到宇宙的秩序中去寻找，而是在上帝赋予我们的生活中去寻找；或者说，在我们自己的本性中去寻找。但是，假如不需要什么事先设想的话，按照机械论者关于宇宙的观点，上帝既然创造了我们，至少其一部分目的可以通过测验人的本性的方式为人们所认识。
所以，宗教改革的神学动机终止了人们对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探求欲望。作为一个自然人，现代社会的认识主体要在其自我中把握自己生活的目的。把以上两者巧妙地协调起来的成功人物是洛克，他是一个具有现代基督精神的思想家。他认为，我们是上帝精湛艺术才华的产物，所以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我们人类的天然思想倾向反映了上帝的“旨意”：通过劳动的方式得以生活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这一结论体现的就是现代社会主体所必需的自主权利。他不是庞大神学宇宙秩序中的一部分，而是自已认定生活的全部意义。也许人类的自我认定是上帝旨意的反映，但他是在召唤中去实践这一“旨意”。这样，与任何社会的秩序相联系，或者与假定的自然社会秩序相联系，人是生而自由的。假如人类采取了一种社会秩序来生活，那么，它必须是合法的。
这样，17世纪形成的关于国家本质的精辟思想就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国家并不是人类生存的最佳选择方式，相反，上帝赋予人类结成社团的自主权利。但是，社会环境是一种生活目的，就如人类在自我中发现并培育的全部目的一样。社会基于人们的一致认同才能产生。人的最基本功能在于探索上帝赋予人内心的生活目的即意义所在。在这一基本功能的作用下，人才能作为个体各行其事，以此为初始条件才能产生国家本质的理念。
自主行事构成道德生活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辨别能力——即认同人的本性在内心召唤自己的能力，而无需任何想象和假设。同样，对于现代自然主义而言，神学方面还有先例。社会大众的生活受到了神的净化，这一观念通过宗教改革，在反对天主教观点的激烈争议中得到了强化（天主教观点认为，大众的一般价值实现，特别是家庭生活的价值实现在内，存在着特别神圣的生活方式）。这种观点被视为传统神圣观念的化身，也是宗教改革所反对的偶像崇拜。从根本上说，这种观念与人民大众的自主意识相左。其实，包括婚姻在内的普通生活是为上帝所赞许的——只要这种生活充满了谦卑、感激和崇敬的精神。生活在满足一般世俗需要的合法化社会中，我们必须明白这些需要是些什么内容：神安排在内心中并以此达到神的目的之需要，即人类繁衍和生息之需要。我反对偶像崇拜心理，包括给予这些需要以特殊意义的光环——如过去僧侣传统中的禁止性交之类的清规戒律，好象这些光环有神圣的权力并与神同在。宗教改革使大众生活得到了合法化并世俗化，脱却了原先的魔幻般神圣光环。我必须说明，这是通过内在于自我实现以达到现代认同的必经之路。而且，当代关于家庭亲情的观念，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清教徒对婚姻的神圣崇敬之举。
着重探讨生活意义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实现个人需要的一般生活的概念，向人们描述了一种甚至是难以理解的观念——它不是情感冲动下的举动，相反，它需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应具有必要的意义和远见。为此，我们必须与那些不良行为的人作斗争，以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一旦从宗教神圣的光环和热衷于参与宗教事务的活动中发现神灵赐予我们的生活之需要和生命之欲望，我们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过上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这种净化了的生活是包括纪律和远见方面的一种精神生活。如果以这种方式融入世界，那么可以断言，人就达到了精神上的理想境界。
我想说明的是，按照自己本性实现个人价值的现代理念，大致起源于宗教意识，并与宗教意识十分接近。与人的本性的要求相一致的事物并非来自它自身，这是一种成就的表现，需要自我控制和对事物的鉴别力。因此，人生价值的实现展示了人杰出的本性——毕竟人是理性的动物。一个人必须能够领悟人的本性，也即摆脱了不经思考就依附于不良社会秩序的干扰和负面影响。我必须能够抛弃因为好色、虚伪和贪婪等引起的虚荣心和培根所不齿的“无聊的胡思乱想”。人类容易受累于秩序和等级制度等等虚荣的、看起来神圣但却等错误的观念，也容易迷念魔术般的欺诈花招甚至是迷信、江湖行骗等恶习。这些都需要勇气、意志和接受教育来鉴别出人之本性。
因此，真正令人感到满足的人类生活不是实现个人自身的冲动之愿望，而是锻炼自身的理性和提高自我理性的全部实践。如果我能够分辨并确信什么是人的高尚追求，什么是很有价值的事物，那么，这种依据人之本性的生活就达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它根源于人的本性，形成于人的本性之始，展示于现代社会的全部生活之中。作为一种美好生活的概念，现代认同就这样横空出世了。所以，人的当务之际是要确信，生活的全部目的完全源于自身的本性。
所以，这里展示出来的人性的优点就在于它具有认识和遵循人的本性的特征，而不是依靠人的暂时冲动来决定一切。关于生活中的人类的本性是什么，已经不是那种与动物吃饱喝足相提并论的欲望，而是依赖理性认识世界并按规律行事的能力。正是这种理智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起作用（而以前则是敬畏神的崇拜精神）：即对欲望的理性认同，理性基础上的价值实现，以及在完成这两者时的自我控制和调节。后者的理性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对于许多的理论家来说，这是理性自身的同义词。
当我们考察现代启蒙自然主义的一些变种时，对于人性的优点即理性和自我控制而非欲望的实现的论证似乎很费力气。这是因为，自然主义者曾经对人类生活作过具体的描述，但没有对人性的优点作过任何概念性的阐述。比如，实用主义者声称，解决包括人生满足欲望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指标就是善的生活。而我认为，这种相当僵化的观念必须随着人们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描述变化而变化。过分强调人的优越性是不被普遍接受的。正如人们对理性所采取的注重实用主义态度那样，现实中已经十分普遍的是，人们将理性作为人类的精华加以崇敬、颂扬，并竭尽全力加以宣传和利用。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他有能力冷静地分析、估价人生的善的程度；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则是那些沉迷于形而上学和崇尚迷信的信徒们所不可能做到的。理性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是德性的代名词，而事实上，这种判断在他们的哲学观念中从来没有把理性作为充分理解自我的方法和手段。
以上是依据人的本性对理性作出的一种阐述，另一种阐述则起源于18世纪。首先，我想对第一种阐述大致勾画出它关于自我控制的重要特征。自我控制和对周围环境的控制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使我们有能力实现自身的欲望。但是自我控制对于另一种形式的理性也很重要，事实求是地研究人的本性，而不是用宇宙秩序下的幻觉来研究它，就能够发现我们周围的事物都是潜在地为我们实现目的而准备的原材料。他们凭籍在理性秩序中的现有位置，不再是在自身内部展现其目的——他们与目的的关联只能构成我们的目的。新的现代自然主义向世人宣传着工具理性，导致它轻而易举地成为全部理性的代名词。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的本性问题上采取工具主义倾向比其结果更为重要的理由。工具理性自身是重要的，因为它从那些运用工具理性的强有力的作用中证明了人性的自主性和自由。正如培根那句著名的话所说，“摆脱迷信和骗术来观察人的本性，这一对人的本性的自我控制的结果比我们得到的正确结论更为重要。”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对人的本性的工具主义的态度就是务实的除却幻想的态度。这种倾向性态度在产生善的过程中，赋予了人的本性内在的工具性价值。这里，我们又一次地产生怀疑——因为现代自然主义的自我表象禁止我们用这些语言来交谈，甚至包括提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指出自然主义者的怪异特征，如关注他们对理性、科学态度的肯定态度和他们对于对手的才能评价、过分轻易地相信神话的哄骗等方面的反应，那么很显然，他们那刚愎自用式的满足表明，人只是宇宙中毫无意义、机械无情的一架机器而已。根子即在于满足物化之精神的意识。因此，通过实现自我价值的质朴生活和探索精神，密切联系现实世界并注重实效，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生活的主人。
但是，一个人完成事物的能力体现即社会实效，不是仅仅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欲望，而且也要看其精神上的满足程度和对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倾向正确与否——它是一种标志性的成果体现。奇怪的是，我们发现这是另一种早期宗教精神的延续。马克斯·韦伯主张，清教徒在世俗的成功中留下了民主选举的遗产。我认为确实如此——尽管我会循着这一与韦伯大不相同的思路。因为清教徒呼吁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世界，这种理性努力的倾向具有更高的价值，而且是杰出的务实行为。一个人努力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正确思想引导的必然成果。对那些敬神者而言，还有什么能够比得到上帝赐与奖赏更大的荣耀呢？这种社会繁荣与神祉之间的联系在美国立国之初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我认为，依据人之本性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是一种世俗的转变，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社会功效，一定程度上仍延续着宗教的理念与意识。因为，现代自然主义者十分重视这种务实精神世界的自身变化，比以往更注重人的善和人的自由。在这种世界观的引导下，人之本性的工具化倾向的确是存在的，在争取个人幸福和实现社会繁荣方面也卓有成效，是相当理性和理智的化身。所以，早期作为善的象征的宗教信仰水到渠成地引导着美国的世俗转变，衡量善的主要标志就是人生的成功。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对社会财富积蓄实施道德上的强化限制的历史背景了。下面有关人的本性，特别是依据这一本性基础上的关于生活的现代观念——至少在我所表述的第一情形下，结束了灾难性的卡里克利斯式弱肉强食的生活方式。现代人通过生产性的劳动积聚财富，而劳动是在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即面向世界的工具主义倾向的纪律约束的结果。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也实现了作为自觉的理性人的自身价值。这样，我们从精神上证明了自己，而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我们这里又一次用“精神”的概念，旨在明白地指出我们不仅把它事实上认同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和欲望，而且也当作我们生活中内在的价值体现）。
按照柏拉图的观念，无止境地积累财富的生活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种生活代表着一种奴化的、刻意追求纯物质的价值取向，而根本无视我们所推崇的赋予道德和精神的价值取向。这仅仅是人的物欲的表现，比方说，美味的水果，它有价值是因为人们品尝时享受到了感官的愉快。然而，思考真善美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它独立于人们的感官享受之外。无止境积累财富的做法，乃是物欲横飞的结果。长此以往，人就会丧失其贵为万物之精灵的内在本性，就会迷失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向。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追求着善行，这是一种内在于人自身的美德。如果我们称之为精神文明，那么那种卡里克利斯式的生活就是不正当的。因为，他一味贪图物质享受，就会完全迷失精神文明的方向。而要避免这种不幸，就须摆脱物质享受对人的控制。
从人的本能出发形成的现代生活理念不会持续太久。建立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财富积累是对具有内在价值的人的精神上承受能力的磨练——这是对人的精神力量的检验和确认。它持续得越长，确认的可信度也就越大。不断地积聚财富表明了旷日持久、强制维持的工具主义倾向，这不是变态或者衰退的形式，而是一个人精神取向的表现。它远离了自身外在的东西，确认了我们自身的自觉主动性：我们的生活目的不是假想事物的秩序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在鉴别人的本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趋向人的本能的工具主义态度是独立于其外的精神宣言。
在这种情形下，基于人的本能的理想生活标志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了转变。通常情况下，那些为自然主义观点辩护的人士声称，现代道德观念的革命是对享乐主义思想的肯定，其核心的价值观是贪图享受、追逐名利——这些都是与过分强调清苦生活的柏拉图式的道德观念相左的。这些人专注于革命式的享受主义，构成了当代新左派的时尚之一。
但是，我们以实用主义的功利观点观察以上的情形，会发现这同样也是错误的。事实上，除了满足感官的欲望外，形而上学并没有涉及任何价值理念。它的内涵缺乏洞察水平，事实上它的运行更具强制的理念。所以我敢说，如果内在人于本身的体现其道德水准的价值观念没有起到作用，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成为人类。理性的实用主义政策和关于普遍善的道德优越感，起源于理性自觉、利他主义等等不可言传的灵感。就我们所处的道德环境来说，实现自身欲望从来不能证明也同时充分有效地实现了人的价值理念。
结果，人们不再指责卡里克利斯式的生活理念：无止境地积累财富也并非没有道德，理性的聚财者并非是财富的奴隶，也没有象柏拉图笔下卡里克利斯式人物那样在经受着自己欲望的折磨。我们开始隐约发现，现代社会本身失去信念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在此之前，我们应该研究一下现代生活的第二种情形，它稍后基于人的本性兴起于18世纪。在某些方面，这种生活方式抵消了前一种生活方式的不良影响，成为现代社会批判的根源。
第二种现代生活模式表明，人之本性的觉醒才能导向崇高的生活目标——这正是人的内在价值的充分展示。就是说，人所独具的优点并非存在于人的自觉和理性之中——人们热衷于确认并去实现这些欲望，而这些欲望本身事实上仅仅是在追求有价值的事物而已；相反，人所独具的优点存在于高贵而神圣的情感之中——他们源自未受任何侵扰或被污染的人之本性中。人之本性并非是刻意造作出来，要求人们不去伤害同类，或者必须做到勤劳善良；相反，人之本性是一种纯粹的高贵的内在冲动式情感，促使着人们同情他人、勤劳善良、艰苦朴素、愉悦同类、崇尚和谐等等。
卢梭是极力推崇这种生活模式的代表人物。如果人的社会鉴别能力很大程度上不是生与俱来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应效仿第一种生活模式下的功利实用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功利实用主义者认为善良之辈的人性优点不是潜存于其物欲的观念之中——反过来他们看待邪恶之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人性优点存在于理性和自我控制之中并以此确认和实现自身的欲望。但是对卢梭而言，人性优点恰恰存在于人的动机的本源之中。善良之辈受良心等纯洁的召唤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一良心发现根源其自身；而邪恶之辈须受到强制的他律约束。一句话，善良之辈与邪恶之辈的行事动机是大相径庭、迥然不一的。
所以，要按照人之本性的理念生活，那么第一种生活模式意味着在理性和自我控制的要求下去实现人的本能要求——事实上他们不再是价值的体现。而对于第二种生活模式而言，是要按照人的本性的召唤——即人的内心存在的纯洁、高尚的本质要求来生活，并引导个人择善而行。由此而来，正如卢梭全面深刻描述的那样，情感因素注入人的心田，18世纪对宗教顶礼膜拜的情结与崇尚人之本性的新理念水乳交融在一起。
与第一种生活模式相比较，第二种生活模式在一些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上实现了超越。前者过分注重工具主义倾向——在强化自我控制的过程中，以务实的眼光对待外部世界。务实、清醒的生活态度是全面深刻把握本能的前提条件。工具主义倾向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十分重要，理智即是工具主义的理性体现。
但对第二种生活的模式而言，满足人之本性，包括确认自我的情感、摒弃错误的一时冲动（为非本性、他律的原因所引起的冲动），这就需要用直觉的办法及时加以协调。这种理性不是工具主义的理性，而是直截了当地揭示我们内在价值所在的另一种理性。用务实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事实上我们只能得到物化的东西，即那些满足我们物欲的东西。但第二种生活模式要求人们追求内在的善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东西。
第二种生活模式与第一种有着严重分歧。对人性的善恶之分视而不见、闻而不问的态度，对于注重工具主义的理性务实的生活倾向的人来说构成极大的压力，这是对人之本性缺乏鉴别力的无能表现。因为这种理念强调自我控制并看重提高实效——这是控制论的核心观点，意在蛮横地拒绝任何善意的倾听，飞奔的想象，和实现成功又能展示内在价值的尝试。
如果人类的生活目的发生了堕落，就是它说不再响应依据人之本性的召唤；那么，有效使用工具主义理性以促成实现这一堕落目的就不可能揭示人之本性。相反，这种行径会诱使人们在非正常的条件下把现实生活搅成一团糟。
这样，卢梭主义式的基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第二种现代生活模式，又一次地激活了另一种古代时期就存在的对无节制扩张和无止境积累财富这一生活方式的批判理念。然而，人们再次误解了这一批判理念，无视其最主要的闪光思想，视之为奴化倾向并不屑以顾。卢梭采取柏拉图式批判形式并运用其富有创造力的观点，对复兴时期的实用功利主义思潮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对他而言，善的生活必须崇尚节俭、克制物欲——而无止境的外部扩张则是受制于人的外在表现，是人性的堕落，是良知的沉沦。
基于第二种生活方式基础、依照人之本性建立起来的现代生活原则，倡导批判无止境积累财富的陈腐观念，这比先前的批判理念产生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持批判精神的先辈对那种热衷于不加节制积累财富的物欲观念给予了持久严历的批判，但没有触及人生的精神文明。而第一种生活模式已经隐约地蕴含此意，现代批判者已经从精神意念的高度承接此一理念并展开了观念上的批判。克制功利行为的禁欲观念被人们看作是与人之本性相脱节的，因为欲望不是一种罪恶而只是一种盲目的欲求，不加节制的欲望才是最大的恶魔。这种观念上的批判精神在后来的实践中而非卢梭时期才得到了全面发展。
虽然这种批判精神复兴了柏拉图式的传统，但支撑第二种生活模式的现代理论仍不断发展、引领风骚。善良之辈须融入的高尚思想源泉不是宇宙秩序之类的观念，而是内在于自身的人性觉醒。人们视同美德与自由为完整的一体，其中蕴含着人的全部真实的生活目的。卢梭的道德理论概括了自由理论的核心内涵，这种理论起源于现代认同——也只有在现代认同的理论确立之时才能出现。而且，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理论只能在第一种生活模式之后得以形成，因为一旦我们反对把宇宙秩序作为价值的源泉，就会在丰富发展人的本性的现代概念中不可避免地找到另外一种价值的源泉。也就是说，人的本性自身坚定强劲，构成了善的源泉。即使并非所有人从理论层次同意（的确，也有一些人坚决地持反对意见），它也会不可阻挡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所以，尽管第一种生活模式与第二种在激活现代社会的判断力和情感思维方面存在着很大区别，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正如我们已经能够马上描述并更深入分析的那样，第一种生活模式对现代消费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判断理由。相比之下，第二种生活模式则有力地阐发了我所称之为的柏拉图浪漫主义式的批判思想。这就是正如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很多人对生产无限增长的社会究竟向何处发展等等问题在理论上感到矛盾、困惑甚至论战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场理论上的冲突即是现代认同的内心写照。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第二种生活模式的发展规迹，这一点或许会变得更为明显。它有几个发展阶段，一开始，随着卢梭的出现，人们发现了人之本性的召唤——主要是对良心和善良的思考，相对而言较为单纯，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创新的东西。后来，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确切地说更早一点时候，一种叫着“表现主义”思潮出现的时候，就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得知，每一个人内在地拥有一种本性，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它外在的表现。通过交往和对话，人们对此越加了解，对所涉及到个人而言，这一人性的发现就弥足珍贵。现在，我们不仅要摆脱其他自成一体但谬误百出的情感，而且须能发现内在的自我并准确无误地表述“我们究竟是谁”。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由此进入如下阶段：只有揭示出内在的自我本质，才能有效地实现自我价值。从第二种生活模式出现开始，揭示自我和实现自我的理念，以及自我表现并达到自我认识的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有这些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与过分强调财富增长的社会现实在很多方面不相适应。第二种生活模式的富有情感意义的浪漫主义演变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所热爱的家庭生活中，并由此形成18世纪中期以后才初步产生的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模式。正如斯通指出的那样，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伴侣式的婚姻关系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并汇入爱的河流。虽然浪漫主义激情曾被人诋毁为诸如贪婪等欲望的危险之物，但随着自我实现模式的不断发展，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已经烟消云散。因爱生情意味着强有力的情与爱的撞击、融合，这就不仅仅是浪漫主义了。当然，如果在18世纪，这些行为不是被公开地指责为好色的话，就是理所当然地被禁欲的卫道士们所诅咒。的确，现代社会中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甚至有损于婚姻的稳定性——我们好象习惯于情愿为此作出牺牲。
当这种氛围产生时，浪漫主义的表现欲就融入了人们对于现代社会善的生活的理解中。某种程度上，这些渴望的情感与第一种生活模式的当代表现形式结合了起来。衡量工具主义理性和功效的表现主义欲望有助于证明，我们始终非常有成效。比如，在消费社会中，理性化的产品帮助了家庭成员尽可能多地实现自己的物质欲望。总而言之，以上提到的依据人之本性形成起来的两种生活模式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当代文明。
当然，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两种生活模式也存在其他不利情形，这一点在对待我们自然环境的态度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一种生活模式倾向于采取纯粹工具主义的态度。这一理念下的传统做法是，全部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生活资源在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方面有着非常多的教训。用这种眼光审视自然、思考自然， 就会使人们破除错误的观点并事实求是地认识、对待自然。所以，即使是第一种生活模式，其观点也认为，不能把我们的自然环境当成人们可以不加珍惜地随意支取的仓库。
但在第二种生活模式的具有表现欲望的浪漫主义那里，这种观念发生了转变并得到强化。他们认为，当我们与整个自然协调一致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我们天然的自身——人类必须与自然保持交流对话。但是，那种开发式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承认这一点，并认为是没有根据的。结果，那种“统治”自然的倾向扭曲了人类的生活，压抑了人之本性，并剥夺、压制了人类的权利。
依据人之本性行事，在此基础上，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关于善的生活的理念，因为它与现代认同的观念密切相关。随着家庭生活的变化，这一点无不表现在两种生活模式之中。在文明世界里，两种模式都起着作用，并深深地交织在人们对待世界的理念中。同时，其间的冲突也是人们认知社会的观念中最有深远意义的前提。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经常感到被以上两种模式的生活观念互相撕扯着，好象两者都有相近的地方。我们就要分析，这些不同观念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内在地反映了现代认同。
第四节
体现在以上两种不同生活模式中的生活理念，发乎于人之本性，同行于现代认同的路径。这一理念业已嵌入社会的关系、结构和体制之中，嵌入到大规模的生产技术的运用当中，嵌入到我们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甚至是社会的政治体制和运行当中。
社会的某些体制和实践活动对于维持现代认同来说具有重大的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讲，我们已经难以泛泛看到现代认同的表象，因为其本身（在一个阶段）已经个性化为自觉性，以致看不到社会协调的必要性了。现代认同一直很轻易地描述着社会契约的神话——直到今天仍是这样，不过其形式发生了变化。
宇宙结构的传统理念一直在为等级制度的社会提供着辩护，不同社会群体被视为能够表达互为补充的原则。这一直被世界各地统治集团奉为公正的神明之举。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的循环链中，依据不同的关系衔接，发挥各自不同的社会作用。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存在与发展，是其他社会阶层甚至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每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中都是各司其职，互为一体的。
一旦这种理念普及开来，统治集团的独裁理由也就失去了基础。所有认知主体在这个重要方面的态度都一样。事实上，世上没有也不可能为无可挑剔、独占鳌头的统治秩序提供持久的合法性基础。
这样，作为一个与社会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人，平等权利就是他的努力方向，成为权利的主体是人不可或缺的前提。做一个自由人，他享有受人尊重的权利，和被赋予的自由权利。他必须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选择权利和行事权利，而不受别人的强制干预。现代社会的权利主体都是平等的，他自身的社会地位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说，这两种生活模式阐述的是一个现代认识主体在社会中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基本条件，他就得不到社会认同，要么他挣扎于社会底层，要么他的处境不堪忍受。但是，有必要提及另外两种重要的现代社会认识主体的个人能力。一项是认识主体实现自我奋斗目标的能力，即前述中我所讲的“社会功效”。缺少这一点，就不可能彻底地改变人自身周围的环境，就不可能获得现代认同，即不可能在认同中感受到内在的谦卑。很大程度上，每个人应在个人的行为中增强“社会功效”的意识：明白生活的意义所在，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获得足够的生活物品，开展自己的工作业务，等等。如此多必需的个性化要求，原因即在于，它们对于形成社会功效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它们还有助于运用社会所供给的“生活之车”奔驰在自己的生活之路。
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功效固然重要，但它并不能代替生活的全部。如：没有涉及“我的作用”在社会中的体现形式，没有提及个人作为全球一体化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的意义等等。所以，每个人在获得平等权利的意识之时，我们应意识到社会地位提供了两种重要的能力，这些能力在构成和维护现代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能力，即我们作为社会公民共同集体地决定社会重大事项的能力。现代西方社会吸取了古代社会的传统，即只有成为一个公民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有行事行为能力，获得社会名声的能力。作为自由人，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这是我们获取社会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能力，即我们生产产品的能力。作为广泛意义的生产者，我们属于一个生产上和技术上相互联系的完整社会，这个社会对于形成人之本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每一天，社会都会在这一方面产生让人震惊的社会事件。正因为我们属于这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并作为自我确认的依据。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这是形成自我意识的重要部分。作为对称物，这也是让人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也是令所谓第三世界精英中的劣等人物不可避免委曲求全之感觉的潜在来源。
相对于一个小的社会生活而言，人也许可以自为，但现代认同主体的行为事实上不可能自发产生。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不可能自在自为。相反，一方面通过文化的联系，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支撑——这一文化背景为他理解自我提供了详尽而周密的图解；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联系而得到社会支持。在社会中，他取得了与其自由主体相适应的社会地位：一种我们能够具备的独立空间的社会地位，作为社会生产者和公民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所描述的作为自由个体的，并不摆脱自然状态的认同。
自我作为平等的权利主体、经济民事行为能力者和一个社会公民等，是体现社会地位的社会活动载体。譬如说，法制体系的社会运行方式、投票和选举制度下的政治制度、社会协商和劳资谈判的活动，等等。这些嵌入了行为人的理念以及他与社会的联系，并反映了现代认同、生活之善。现代认同的增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这样而不愿那样展开社会活动，从而说明了为何人们对于社会的演化越来越感到不能适应的原因。
或许，要了解当代社会按照现代认同的理念运行并不困难。现代认同中的第一种生活模式强调：行为自主（自觉）、人之本性和社会功效。最后一点才能确认我们的自我控制、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我们摆脱物欲的自由。现代消费社会要么满足以上三种要求，要么没有满足但在作这样努力。这个社会向人们提供了独立的个人生活，把我们当作了行为自主的主体，即是有成效的社会生产者和公民，好象努力在为我们实现自我提供了条件。这个社会似乎也适应人之本性的发展理念，如第二种生活模式，特别是浪漫主义的理念。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在理想和外在表现的生活中，我们大部分独立的个人生活满足欲来自于强有力榜样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私人生活中的浪漫主义者，并在相互了解的进程中过上充满爱意的生活，从业务、爱好和消遣娱乐中寻求满足，生活其中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也体现了社会公正。
第一种生活模式和第二种之间的协调作用有时是相当稳定的，而有时似乎又是激烈冲突的。现在，我们正处于其中的一种状态之中，也能够理解造成这种状态的时代背景。我们已经看到，满足了理想人性的第二种生活模式是如何批判第一种生活模式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些针对现行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批判：他们产生了工具性作用，否认了社会的作用，无视了人类和人之本性并导致了泛滥成灾，等等。
我们能够理解，这些紧紧交织在一起的既肯定又持批判精神的态度是如何存在于当代社会中的，他们的共同起源部分有多少，共同使用的社会资源又是哪些。我们或许也希望在这两者中悟出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辩证法逻辑，即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是如何此时这样，彼时又那样的。
讲究效率的工业消费社会所热衷于追逐的物质产品。但如用现代认同的理念来衡量这种社会，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结果只能满足人们的表面需要。我们知道，第一种生活模式中，社会成效被视为理性的自我控制的成果和标志。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作为传统道德准则的对立面诱导人们产生了懒惰无聊，一开始就成为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现。生产过程中，我们慢慢发现自身不仅要满足自身需要，而且要实现我们作为自主理性主体的需要。不断的财富积累表明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持续占有的工具主义的态度。如果摆脱对物质财富的痴迷态度，挣开物质财富占有欲的纠缠，即如柏拉图主义所批判的那样，那么，人就会达到自主自觉的境界，生活之意义就不会为物质生产的规律所左右。这种注重财富积累的生活模式在本质上是脆弱的，现在却不断的作为对自由和效率的肯定形式呈现于世。人们视之为陷入自我任性而沉迷物欲的堕落，社会运行中的善之美德由此受到非难，那么社会就会面临可怕的信任危机，即不可避免地演变为道德危机，一旦人们都来责难善之美德，那么我们对于社会的忠诚就受到了威胁，社会自身也不可能幸免于难。
面对某种道德批判，社会一直处于脆弱无力的状况。假若社会显示并验证了自身的灾难，社会运行就会出现障碍。社会学者常常指责人类在世界观上就有贪图生理享受而不愿克制自己欲望的倾向，以为人类尊严来自能够统治万物的能力，而不是由万物来统治人类，所以纯物质主义者总是要求社会无限制地增加物质财富。如果今天更多的人崇尚接受“放纵”社会的话，那是因为人们发现，我行我素的自由放纵生活使得人类自作主张，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以浪漫主义的情感方式作为自身行动的准则。那些难以接受这种理念的正是最为这个放纵社会而焦虑不安和担心受怕之辈，甚至鼓动人们全力反对清教徒式诫条的革新派，也由于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如法炮制。
人们也许会感到困惑，在社会生活中依据第一种生活模式中的人之本性而阐发的现代理念越是丰富，对这个社会道德基准的怀疑成分就会越大。也就是说，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会越多。不难发现，在美国，诸如此类叫人担心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弗雷德·索默金已向人们表明，19世纪早期共和国的繁荣是如何让人们自我反省、剖析的。一方面，社会繁荣是美国社会成效和精神优越的佐证；另一方面，它似乎暗含着走向邪恶、自我沉沦、背弃共和国信条和泯灭正当精神需求等等的危险。索默金的研究表明，对于当时很多美国人来说，要论证社会繁荣乃是精神文明的果实非常必要，但两者之间实在太不能确定而让人们大为扫兴。
我们的生活一旦被这种怀疑论推翻，我们就能够弃这种倾向的社会于不顾。这不是早期清教徒时代的遗产，换言之，早期清教徒时代的风气在我们当代现代认同的变化形态中恢复了活力并得以再生。现在，有关这种新时尚已经越过了美利坚合众国、越过了盎格鲁—萨克逊语系国度而广泛地传播开来。正是因为如此多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现了变化，所以，他们统治的社会准则，也即不仅经济的和社会的生活，而且包括他们的家庭生活，等等，都无不表现了现代认同的特征。有了这样的思想观点，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作为现代人必备的却正日趋损害的互相信任之品质的当代社会特征。
第五节
1
对很多人来说，工作是一种痛苦[7]，它枯燥乏味、单调机械、毫无生气、摧残灵魂。工作中，这些人觉得失去了家里才有的平等、自主权利，变成了原材料的消费者。他们必须服从僵化、机械的生产关系，沦为冰冷机器的奴隶。他们已不能自行决定为什么而工作，如何去工作等等。早期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想必是不情愿地被抛入了无产阶级的泥坑，穿梭于城市之中的摩天大楼之间，终日劳作，艰辛度日。尽管他们有过反抗，但迫于压力而被困于原地不能自主。150多年来，社会从基层开始日益民主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条件已经得到显著改善，工人们的工作报酬也大大提高，并在工会和政治团体的支持下极有效地控制着社会生产条件。再也难以论证，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由暴力和欺诈等原因导致的未经改善的社会生产条件：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繁荣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妥协，这体现于一部分劳工大众采取了策略上的默许，至少现在是这样。这种妥协包括，劳工大众为了成为富裕的消费者而在劳动中情愿接受剥夺。工人在车间里无需公民身份就可以让机器转个不停并不断地增加社会财富，因为剥夺财产权是无需直接卷入的对立，并构成社会财产充分流动的前提条件。要成为一个享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就需要对公众公开许下干一番事业的承诺，需要以毕生的精力忠诚于社会及其行动纲领的决心；否则就只能扮演成一个政治参与者，或者沦为少数统治者的工具而已。
物质富裕的社会里，大多数人能够在充足的私人空间里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日益发展的财富社会，也已经与这种被剥夺的、隶属他人劳动果实的社会制度心照不宣地默契一致，而不愿产生冲突了。这就是社会混乱的第一种表象，大多数人默契一致地接受社会现实而不是被粗暴地强加其上，这一事实不会使社会健康发展。
2
妥协产生的原因，在于共同利益的意识必须让机器工作下去。但社会中与自身同在的机器是资本家的机器，也就是说，企业的主要生产活动由机器完成，其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财富积累和利润的再投资来获得财富增长。一定程度上，这一方面的技术应用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相当有成效的。但是，他们难以容忍干涉企业可能漠视生产的企图。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确需要很多诸如财务核算、金融管理、各个方面的补贴等等因素的参与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行。但它正常运行中最为基本的原则条件在于：企业必须能够作为自我投资的主体，正确地在他们能够获取最大利润方面实施投资，或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的全面生产，或者最有效地占有市场份额，或者最成功地获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其他待遇。这些确保企业最有成效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条件如此复杂多样，因而没有哪一个条件能够独占优先的地位。
我们由此得出道德批判者所反对的结论：确保生产量的增长已经无可争辩地作为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第一位的因素。这种明白无误的解释就成为善的生活的信条，在这种信条的影响下，获取越来越多的消费产品，即这种社会体系擅长生产之道的秉性，理所当然地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
第一，大多数人为了诸如上述提到的被剥夺的劳动等等含混不清的理由，在历史性妥协中再一次地达成默契。一方面，这种无需加税的企业生产活动优先权似乎是机器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这种注重成果的生活模式在某些方面正迎合了我们现代认识主体的需求。首先，人们在企业发展优先权问题上的不卷入态度即大众沉默，似乎是我们分别在“争球”中的自由状态，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建立自己的生存空间，过上幽闲自在的自主生活。其次，由于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善的生活的含义也不可避免地对冥顽不化的人们在内的所有人产生了吸引力。这一点柏拉图颇为知情，因为如果不是理智的控制，那么人们仅凭个人喜好，就会不加节制地任其发展。消费社会对于社会最底层阶层的诱惑力很大，这一点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样，也只是时真时假，况且消费社会还会被装扮成现代认识主体充满强劲激情的一种形式。
第二，消费者获得的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空间，它是产生无需干扰的自主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空间，这样自身及其家庭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更接近于自然（乡村中一个花园、一座房子）。很多广告对个人独立的生活空间作过诱人的宣传，并经常向人们展示，幸福的家庭应该拥有的室内设施，驾驭自如的汽车，时常外出的餐饮娱乐，等等。当然，无节制迅速增长的需求是不尽合理的。为什么人们要对自己驾驶的汽车不断提出速度越来越快、动力越来越大的要求呢？为什么要求那些已经节省劳力的机器无止境地工作，甚至还要制造电动牙刷及其类似的令人可笑的东西呢？理智地说，这些要求根本不合理，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暗示，越来越强大的设施装备意味着人们所能够尽其所能地实现自身价值。按照非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物化的商品会魔术般地拥有人们实现天赋的生命财产，因为一辆更快的小汽车确实可以使人的家庭生活更加和睦幸福。
第三，这种妥协的做法所以吸引人们，还在于它也促进了对商品的崇拜、迷恋情绪。高速转动的机器，通过创造奇迹统治自然，满足了人们取得社会成效的心理需求。作为我上文提到过的社会产品生产者，每个社会成员能够感到分享社会成效的快乐。同时，个人的成功经常是以占有物化商品的多少来体现的，这就是人们普遍热衷于购买大马力汽车和大动力机器设备的理由。而这又反过来触发了大男子汉情结和性功能欲望，广告商们对此已有所洞察。
现在，我们默认了消费者分享产品的福利生活方式。除非人们冲破各种束缚重新审视自身的所作所为并深感震惊，否则就不会再去争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谁是优先因素等等的问题（这种观念把超音速飞行等确实荒谬的反常现象视为普遍而正常的事实）。
第六节
乏味单调、受制于人的工作，对于自身优势的茫然无知，迷恋商品的拜物情结等等，这些工业社会的特征反映了作为自以为已经自我实现的现代人所经受的奴役程度（而现代人需要摆脱自身的需求来确定自己的生活目标，要能够控制物欲而不能成为拜物情结的奴隶）。一定程度上，人类纵容了工业社会所伴生的这些不当侵害，这对人类自我理解能力产生了不良影响。我们禁不住感慨万分，人的自信力在倒退中产生了不安情绪和恐慌，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成效感，以及在现代认同观念下维护人类自我形象的做法是一场骗局。如果认为人类仅仅是无知、非理性的力量，甚至是一味迷恋物欲的祭品，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在社会实践中丧失人的自信，就不得不放弃我们实际上应该维护的人类认同和对善的信仰。现在人类受到社会道德沦丧的威胁，人们不再相信维系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充其量把社会道德当作了一种外在的形式。因此，社会忠诚面临着严重危机。
我相信，这就是现在生活失序、道德失范的原因之一。要了解它为什么产生，就需要知道近些年来工业社会的特征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从几个方面来看，现行的消费者社会促使人类沦为成功的牺牲品，而由此产生的一系连锁反应，又导致社会陷入了危机状态。
1
人们在为住房、基本消费品等必备的生活需求而奔波时，其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所作所为意在争取个人的独立生活空间。但在繁荣的社会中，人们因为其自身对商品的拜物迷恋情结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疑虑。最大限度获得个人独立生活空间的想法，诸如更精制的物品、更快的速度、更新的款式和气派，甚至更高的权力，等等，均非人类社会的崇高目标，盲目追求这些目标已使人们心态失去了平衡。
当然，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至今没有达到富裕社会的生活水准。对于他们而言，生产增长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因为财富并没有及时充分地流向这些穷人，大众消费的持续增长好象也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这些口袋缺钱的穷人。原因之一在于，持续的繁荣带动了商品价格的上升，促进了大范围新产品的开发，人们随之需要把自己的家室和汽车等物件装饰一新。每年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被已经富裕的人们所占有，这些人更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因此，要想对穷人重新分配财富十分困难。当出现近几年我们所见到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者经济停滞的现象时，情况会更糟糕，因为反对财富向穷人倾斜的再分配方案的争论会更加激烈。以加利福尼亚选民的拙劣表演为例，他们批准了第十三次提案，旨在减少财产税和限制将来增加财产税，这样必然导致大幅度地削减有利于贫困地区穷人的福利。
高新技术不断取代低档技术的趋势会增加穷人的消费负担，这必然导致贫困人口更加贫穷。如果整个社会都用汽车取代自行车作用交通工具，那么城市的交通状况会不堪负重，而且为了上班人们安置家室的可能性取决于自己驾车所需要的里程。即，人们需要驾车工作的能力，至少为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就必须拥有一辆汽车。而如果你骑一辆自行车，你会受到汽车毒气的侵害，甚至会被毒死，这样无论如何不能走得过远。因此，对于纽约的穷人来说，其开支要比马德拉斯的中产阶级要大。也即经济增长会使许多穷人的境况进一步恶化。
拜物教意识下的不断增长的消费水平说明，经济的稳定增长似乎并不能缓解它所展示出来的社会痛苦，或者改善那些人们反复呼吁的境况。最终，人们对于提高消费水平，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对经济的全面增长等等都失去了信心。这些对于年长之辈来说倒是不大，但看得出来，年轻一代对这样的社会业已产生了怀疑、质问和反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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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产生或许首先来自对家庭生活价值观念的怀疑。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现代认同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其对象主要是不固定的行为主体。人们放松了与较大社区的社会联系，并在原子家庭中找到了自我的存在。但这对原子家庭的影响意义深远，这就是确定无疑的、强有力的、持久的问题所在。实现人之本性的现代观念给家庭生活和家庭情感创造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条件，在18世纪，人们已经意识到家庭生活、家庭关系和家庭感情具有积极的重要价值。
对于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认同来说，怀疑论所产生的挑战十分关键。因为现代认同与受到责难的消费生活方式有一定的联系，它不仅受到了威胁，而且本身也面临发展局限性的困局。实际上，生活真谛即在于找到独立个人的真实价值，并把个人的社会活动与此一生活价值能够作一个比较。似乎无法解释的是，这种比较的界限原则上止于家庭问题。如果个人发展、自我发现与这种比较结果长期相左，这会使人觉得始终被困在牢笼之中，而非生活在认同的社会里。因为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强烈欲望，妇女们向传统家庭中的男女角色的不当定位和情感上交换的不当模式发起了挑战，这一切又都使当代的婚姻面临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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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集中和社会流动开始产生了大众情绪紧张的社会结果。譬如说，在大城市，民众过分集中出现了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如若社会流动不受到严格规范，流动地点多样化，就会引起事端，造成社会紧张。另外，大城市人均消耗也在增多。正如休斯·斯特莱顿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蜂涌如潮，交通稠密，遗弃的垃圾堆积如山，污染十分严重。为了更新换代室内装饰，人们乐此不疲。为了住在城市中心地带和近可能靠近一点，大家你争我斗，使人口拥挤、住房分配、房地产价格高涨等等老大难问题愈加难以解决。”[8] 人口过于集中迫使社会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社会集中和社会流动还会产生其他负面影响，比如，当地居民在特大城市的开发和建设中所做了牺牲，多余无用的房地产股票随着在居民生活水平的衰落而变成了一纸废品。人口骤增后，原子家庭的衰落需要社会重新改良长期困扰、无法解脱的种种社会弊端。然而，对社会集中和社会流动形成的社会生活进行的改良，又使公共部门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和膨胀。人们对社会集中和庞大社会组织产生了迷信，认为它具有优越性和高效率，因此国家又将会凭籍庞大的官僚机构强化对社会公共机构的管理，企图以此克服和消除所有社会弊端。
但是，在费用和机构两个方面都扩大了的社会公共机构，导致了更大范围的社会不满。以费用开支为例，支出必然要求增加税收，增税政策会受到那些越来越意识到自我意识的人们的反抗。社会流动过快要求加大社会管理的投入，这也会引起社区之间的矛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竞争的生活方式掩盖了这一矛盾，他们把社会管理机构看作没有存在必要的负担。所以，社会机构组织增加时，人们就需降低自身的预期目标以便承担起这份负担。政府完全缺乏理性地沉湎于细枝末节的做法迟早会导致社会产生紧张局势甚至骚乱活动，其中最近加利福尼亚的抗税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过度庞杂的官僚管理机构从反面验证了抗税活动的正当性，官僚机构不仅增加了社会开支，而且对公众敷衍了事、极不负责。这会扰乱社会的进程和发展路径，会加重政府与公众的隔阂，因此，通过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是很有必要的选择。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集中趋势的终止和不公正社会的解体都不可能自我完成。社会运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它就会产生不可阻挡、难以抗拒的力量。早期社会向社会集中的社会运行中，较大城市社区的服务领域会产生对外扩张和集中公众的历史趋势，任何一个希望呆在农村小社区里的人，很快会发现他的这一想法无法成为现实。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索性随大流，跟在时代潮流后面享受着更多的便利：参加社会活动、接受学校教育、购买供应商的商品、时而泄愤出出气，等等。总之，越来越多的人纷纷加入到这个历史潮流中来。
4
消费社会在三个方面的所谓“成功”或者说是过度膨胀的现象，是诱致社会不安宁的三个原因：消费增长的极大成功导致了消费社会准则的丧失，自我实现的膨胀发展导致了曾被视为神圣领地的家庭的破裂，而社会集中的加剧则反使民众远离了政府。尽管消费社会准则失信于民，家庭和社会紧张现象严重，自我和社会认同危机加剧，但更严重的是，所有这些痛苦也日益模糊了社会运行中有助于形成社会认同的对自我社会地位的意识。不负责任的官僚降低了我们对公民身份的自信，变得公开抱怨起来，甚至有时对权力产生了恐惧；对消费社会准则的失信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效率和功能更缺乏信心了。
社会集中的过度庞大与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是产生社会动荡不安的又一个原因。我们归属于有组织的、技术性和生产性的社会，随着这一意识的增加和强化，只要拥有足够的意志和社会资源，人们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信心也增加和强化了。这种坚定的信念大概在战后美国的肯尼迪时代达到了高潮，肯尼迪政府把知识、良知和组织科学等等领域的资源动员起来去解决贫困、不平等、社会分化等老生常谈的问题。通过树立一个有影响的年轻人担任企业总裁这样的榜样，创新意识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正是从那时起，一切事情都变得糟糕了。大家越来越觉得，诸如贫困问题，种族隔离问题，甚至是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都是庞大的社会资源过分集中化的对立物。人类此时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那些关于效率和功能的意识由此也一吹而空、荡然无存了。
总而言之，在这种利弊混杂不清的效果里，人们逐渐对于善之生活的理念失去了信心，慢慢地对政府管理机构产生了隔阂甚至强烈不满，对我们处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甚至家庭生活日益感到焦虑、紧张和不安。结果，作为现代认同中的庞大群体，孤立无援的感觉正弥漫心头。
5
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产生痛苦、紧张和互相敌对情绪的原因。这些情绪产生在战后几十年平稳的经济、消费增长后，预示着一场社会冲突很可能接踵而来。比如，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公共设施投入的增长导致了生产性机构和纳税人的负担加大。又比如，在一个形式和实质上都越趋平等和非阶级化的社会中，工人和少数富裕之辈通过工会组织就获得了更多的谈判机会；人们的教育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大家普遍公认政府应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而诸如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贫困问题，落后问题，不平等问题等等，这些以前被视作是社会秩序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迎刃而解。在这样社会中，人们迟早会持续提出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尽管这些要求的性质和数量是不合适宜的。
一个理性社会需要高度的协作精神、自信能力和高效的自我管理体制。但是相反，人们现时期面临着缺乏信任、内在焦虑和更深刻的社会隔阂等危机。结果，社会在无序、混乱的无限膨胀中沦为增加收入、扩大自身利益的工具，强权势力在其中反而渔翁得利。通货膨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被迫人们回到行动一致的秩序化社会环境。但这一进程十分缓慢、远非人意，遗留下很多无法调解的极端怨恨和满腔悲愤。这是因为，社会趋同进程正迫使着我们讨论收入分配等很早以来一直产生的问题，并被迫在发展经济的共同决策中发挥着较大作用。尽管任何时候的任何讨论和决定，只能局限于适用某些共同的意识和目的。人们应该就意识到，20世纪50年代劳资双方关于工资的政策协议不难形成，尽管确切地说，实质上当时并没有达成一项这样的政策协议。出于未经确定的理由以及对负载过重社会中的价值理念缺乏足够的信心，人们正采取经济参与方式卷入其中，因为收入分配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不公，实在是强人所难，碍难接受。因此，一个群体会愤怒地作出反应，勇猛地冲破束缚和限制，此一行径必然会激励着其同类加以效仿，因为这个群体要求提高工资的呼吁在同类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然，纳税者们的反抗反而会增加穷人的灾难。因此，通货膨胀是社会中随处可见的混乱现象，它客观上是社会焦虑外在表现，是人类自身矛盾的集中反映。
总之，现代认同和与之相伴的道德观念产生了社会认同和社会批判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两者之间密不可分，互相均衡。
事实上，社会认同观点不只是赞美无止境的财富积累倾向，它在肯定社会效率和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肯定人的自主性对事物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不过，无论人们有何作为，社会认同观对于理解人类所处的困境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事实上人类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自觉自主，也无法对万事万物实施有效的控制；相反，人类正被异化成物欲的工具。“物恋”这个词讲的就是这层意思，它与现代人拒绝接受偶像崇拜以示相对于早期人类的优越感有联系，也与现代人能够从事物的困扰、侵袭中获取自由，依照万物运行的模式塑造人类自我的理念有关联。
人们生活在一个都蕴含人之善这一认同理念的社会中，这是人类自身的本质特征；否则，人们就不可能对社会产生忠诚，就必然与社会产生隔阂。现在，人们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之善的理念以维持社会认同的意识。如果蕴含现代认同意识的社会实践向人们展示，能够通往现代认同之路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的话，正如我在最后一段所描述的那样，那么，人们对这些人之善理念的忠诚就会动摇；随之而来的是对现代认同的信仰发生动摇。人们就不得不另起灶炉，重寻新路。
在对我们的社会持肯定和否定态度的平衡力量中，肯定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第一种生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人们政治经济的、很大程度上还有市场个人主义的行为之中。如果人们认为已被无知的力量所控制，或者已堕落为商品的奴隶并成为拜物教者，那么人们将不再遵守、忠诚于这些社会行为准则，并且会自觉地远离第一种生活的模式，或者至少远离这一模式下的原则规定和行为方式。
第七节
如果前文所述事情属实，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沦为周期性发生“合法化危机”的牺牲品。这个社会存在着一种会逐步摧毁自己合法化基础的致命危险倾向。表达和确立现代认同（通过其本身连续不断的警告性语言描述出来，如处于自由主义政治倾向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准则同样削弱了对这种认同或者作为认同之载体的一些社会机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参与信心。这种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自我矛盾之中，如果一个人仅仅简单地看待必然会引起财政危机的经济非理性特征，或者飞速发展的外化为社会消费的经济增长，尽管这些也许是非常严重的危险，那么，现行状态下的全社会范围的危机就得不到全面把握。当我们想要根据人之本性即善的意志来真正理解社会时，善是须以我一直称之为的现代认同为先决条件而存在并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的理念，那么，危害深重的社会危机就会出现。
但是，接下来还会遇到更进一步的问题：这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社会矛盾吗？诸如不加控制的经济增长、社会集中和社会流动过快、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工具主义理性式地自我炫耀等等现象，现在都已经成为现今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效仿模式的基本特征。政治学理论至今也没有深刻地来剖析研究这一危机。
作者简介：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加拿大著名哲学、政治学家，加拿大蒙特利尔州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荣誉教授。泰勒教授在黑格尔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成就卓著。在最近一二十年北美政治哲学界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中，他是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近年来，泰勒教授除了在国内语境中主张社群主义和“承认的政治”之外，还致力于在全球语境中阐发“多重现代性”的观念，主张在各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利用和开发本土的文化资源。奠定他在西方思想界重要地位的是1989年出版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从自我或主体概念的发展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独特的“解读”，主张重建现代性道德。此后，他就与哈贝马斯、麦金太尔、瓦尔泽等人一道，成为最重要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
本文译自查尔斯·泰勒的论文《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该文的主要部分曾以《增长、合法性和现代认同》为题，于1981年7月发表在《实践》（第111-125页）上；后此文收录入查尔斯·泰勒的哲学、政治学论文集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 Philosophical Papers 2 中，此论文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文译自该论文集的1995年印刷版的第248-288页。本文作者从合法化危机的概念入手，分析了现代社会合法化危机产生的原因、特征，特别是分析家庭美好生活模式、消费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的私人性等自然主义观念的因素对构成合法化危机的影响和作用。作者把制度经济学派的外部性成本的观点引入文章，认为即使政府用鼓励消费等物化的方式维持其合法性，但由于合理性危机的产生——政府政策与传统的理性相抵触，最终外部性成本的负担通过政府加大税收等方式，重新转嫁到了公众即广大纳税人的身上，从而最终还是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作者提出了需要道德重建、有效的政府管理、确立理性的社会秩序等方式，即用理性化的方式，来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合法化危机。当然，根据韦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现代性三种模式之一的观点，查尔斯·泰勒提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着合法化危机。他同哈贝马斯一样，在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进行分析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伦敦，1975）。这一点，或许会激发转型期中国的广大读者在更深层次意义上的理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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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译自查尔斯·泰勒的论文《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该文的主要部分曾以《增长、合法性和现代认同》为题，于1981年7月发表在《实践》（第111-125页）上；后此文收录入查尔斯·泰勒的哲学、政治学论文集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 Philosophical Papers 2中，此论文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文译自1995年印刷版的该论文集的第248-288页。
在译文过程中，译者合作导师高丙中（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给予了悉心指导；查尔斯·泰勒先生本人也慷慨给予大力支持，他授权本人翻译此文在中国大陆中文期刊上发表；此项工作还得到第35届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1] 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纽约，1973年。
[2] 于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波士顿，1975年。
[3] 舒马赫：《小即美》，伦敦，1974年，第24-25页。
[4] 同上，第26页。
[5] 此一内容可见，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英国的家庭、性别和婚姻（1500-1800）》，伦敦，1977年；爱德华·施奥托(Edward Shorter)：《现代家庭的形成》，纽约，1975年。
[6] 李·瑞恩沃特：《黑人墙后的故事》，芝加哥，1970年；转引自，克里斯托福·拉切：《冷酷世界里的天堂》，纽约，1977年，第218页。
[7] 舒马赫：《小即美》，伦敦，1974年，第24-25页。
[8] 休斯·斯特莱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其环境》，剑桥出版社，1976年，第224页。
主要内容发表于《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
译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