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智媒时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呈现出新特点：传播主体游离不定化、中等收入化，传播内容碎片化、娱乐化，传播受众圈层化、年轻化，传播媒介生活化、“算法”化，传播效果裂变化、纵深化。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逻辑谬论表现为本体论上的抽象与虚构、方法论上的解构中心、认识论上的狭隘经验主义、价值观上的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及实践策略上的“多数人暴政”。在智媒传播的加持下，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几何级消解政治认同、隐蔽性解构权威、沉浸式消弭网民理性。为有效遏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需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和思想宣传，健全智媒治理机制，联通民意表达新渠道，完善突发民粹舆情事件的预警和应对机制，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承诺。
关键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智能媒体;智媒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1],这种新科技革命和应用热潮引领了智媒时代的到来。2012年以来，《人民论坛》相关研究成果把民粹主义列为“最受关注的十大社会思潮”之一，2016年以来其排名连续列入前三。智媒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媒介样态，使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呈现出高度隐蔽、快速扩散、深度渗透、广度蔓延的传播势头。然而，学界对其传播新特点等相关研究尚不清晰，严重制约了对其有针对性的治理。基于此，深入研究智媒时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新特点，对之采取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课题。
一、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新特点
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民”,民粹主义的“民”有量的大多数、质的同质性与排他性的特点。民粹主义以反精英主义为硬核，以“我们对抗你们(us vs them)”[2]为价值遵循。与西方民粹主义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迥异，我国网络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阵发性社会思潮。智媒时代，信息传播的模式被极大改变，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亦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
(一)传播主体游离不定化、中等收入化
智媒时代，数量庞大的匿名网民，手握虚拟空间的“收音机”“麦克风”和“扩音器”,很容易成为社会思潮的传播者。与其他思潮不同，我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缺乏坚定的发言人和追随者，其传播主体多是由抗拒性认同建构起来的共同体，在特定情境中骤然集聚成为其传播者，而在喧嚣之后又消散在普罗大众之中，在别的情境中可能又成为其他思潮的拥护者。这种游离不定性恰恰显示了民粹主义的粘合力量，使其粘连多元网民，进而通过多元网民广泛扩散其传播链。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等收入群体、高学历群体的智媒使用率远超低收入群体、低学历群体，这种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各种智媒平台的发声主力。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主体也逐步转向中等收入群体，“传统意义上民粹主义‘低年龄、低收入、低学历’的‘三低群体’结构正在逐步改变”[3]。一项研究结果亦表明，参与网络民粹主义议题的群体呈中等收入化，其调查数据显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群体占比超过四成(43.52%),收入在3000-5000元的占比为27.28%,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占比为29.2%。”[3]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聚浪成潮的背后，有部分“大V”等网络推手的诱导煽动。这些中等收入群体有一定收入却因社会内卷、生活品质、权利保障等问题产生落差感和被剥夺感，随着传播主体结构的变化，农民工讨薪、暴力拆迁等议题减少，生活发展、社会权利这些议题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关注重点。他们因社会腐败、司法不公、官商勾结等问题形成主观心理的“抗拒性认同”,通过围观、评论、转发、互动等方式参与民粹主义思潮的网络传播。而高流量的网络推手们，或打着公平旗号极力渲染社会不公，或蓄意操纵民粹主义策略进行商业营销，以高流量、高转发、高评论快速传播民粹主义思潮。
(二)传播内容碎片化、娱乐化
现代个体大多承受沉重的生活负担、繁琐的工作事务、快节奏的日常作息，在碎片化时间，大多数人选择通过智媒网络舒缓解压，更倾向参与或关注短小精悍的娱乐化内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者通常将反精英的传播内容碎片化、娱乐化，在便于自我表达的同时也迎合了网民的阅读偏好，以此吸引受众。
一方面，相关反精英内容呈碎片化样态。比如，民族民粹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煽动性碎片言论，“城市套路深、俺要回农村”等敌对都市现代文明与刻意营造城乡对立的短句论调，“砖家”“叫兽”等嘲讽知识权威的反智性网络词语。这些短、平、快的碎片化内容通过各种形式嵌入智媒平台的图、文、声、像载体中，通过智媒的快速传播发挥出更强的渗透性。受众可以在碎片化时间观看，从而使反精英的观点不断被重复强化甚至渗透到人们无意识的深层领域。另一方面，大量碎片化的反精英内容都烙上了泛娱乐化印记。这些碎片化的内容往往都有嘲讽、反讽、戏谑精英与权威的泛娱乐化趣味，很容易衍生大量低俗、庸俗甚至恶俗的“娱乐至死”内容。“这种文化已丧失了原有的教化功能，不可避免地走向肤浅和低俗”[4],其在受众广泛的智媒平台发布，严重影响网络生态和网民受众的思想。
(三)传播受众圈层化、年轻化
在算法推荐技术、人工智能和网民“自我偏好”心理影响下，因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相似，网民会融入多个不同的智媒社交圈层，在“同质吸引”的圈层中获得信息的共享、价值的认同与情感的满足，进而更热衷于圈层传播生活。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受众因此呈现出圈层化特征，并表现出“体制外人群”的圈层化趋势。在大众看来，“体制内”往往成为稳定和一定社会地位的代名词，“体制外”则是不稳定性、流动性、易受冲击的形象表达。有调研结果指出，“‘体制外群体’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感受更为深刻”[3],更易表现出焦虑感而成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易感人群。社交圈层裂变式的传播特点，极易形成传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炸裂式拓展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辐射面。同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可按照“体制外群体”的圈层属性设置经济类、文化类等议题内容和呈现方式，在智能算法和“回音室”效应的作用下，实现高效的分众传播，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圈层强势输出民粹主义价值观点。
年轻人生活压力大、网络社交积极，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重点对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40岁以下网民数量在网民占比中超过50%,这些青年人同样也是智媒的使用主力军。他们思想前卫、网络存在感强，对网络热点议题比较敏感。其中，成长性青年群体和边缘性青年群体，尤其容易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煽动和争取的对象。成长性青年群体包括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由于价值观尚未成熟，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偏激言论的影响。边缘性青年群体主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各类服务业初就业青年等，其收入有限、生活压力较大，比较容易产生被剥夺感，从而易被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观点所左右。受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影响，青年受众的正确价值观极易受到冲击，影响个体乃至社会的良性发展。
(四)传播媒介生活化、“算法”化
在“万物互联”的智媒时代，各类智媒平台集虚拟场景、实时传输、立体呈现为一体，能够满足人们信息传获、学习交友、购物娱乐的各种生活需求，愈发成为人们爱用常用的生活“伴侣”。这种生活化的智媒传播媒介，意味着用户使用时间更长、使用频率更高、使用范围更广、使用依赖性更强。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智媒平台隐匿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高频次地浸入受众生活，无孔不入地通过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呈“核裂变”式疾速传播并渗透。
除此之外，由于大数据统计和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网民的浏览偏好会被各种智媒机构捕捉。在“流量为王”“眼球经济”的主导下，各类智媒机构为获取流量和关注，会迎合网民偏好不断地推送其频繁点击的同类咨询信息。由于浏览的是自己所热衷的议题内容，传播受众很容易“上瘾”。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一旦被传播开来，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就会持续地向网民受众推送同类信息。同质化的民粹主义声音不断重复，甚至以夸张的形式重复散播，使得网民受众很容易被束缚在“信息茧房”中，从而形成“网络回音室效应”,导致网民受众倾向于将扭曲的民粹主义言论当作“真理”。长此以往，在智媒“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影响下，网民很容易被潜移默化地渗透传染社会对立情绪，给社会撕裂埋下重大隐患。
(五)传播效果裂变化、纵深化
智媒时代，网络民粹主义话语流能实现多中心即时传播。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是新一轮传播过程的传播者，民粹主义话语流在“多对多”“再对多”(直至无限)N次网状传播中产生了无限次裂变。网状裂变的传播模式赋予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极短时间内形成“舆论焦点”并核裂变式传播扩散的功能，导致裂变式效应。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苗头一旦出现，就能通过各种智媒圈层瞬时传播扩散，在短期内聚浪成潮进入网民视线。在裂变式传播中，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集结大批网民，逐渐建构了一个汹涌沸腾的网络舆论场，使舆论“从民意发酵和舆论声讨加速演变为鼎沸喧嚣的民怨民愤民怒民恨”[5]。在多中心即时传播、多维呈现、碎片渗透和裂变扩散的影响下，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会迅速走向成熟。民意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监督和决策纠偏，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传播扩散中极易走向群体非理性的极端。打着网络民意的旗帜，其不仅在智媒平台掀起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负面舆论，导致网络暴力、挑唆对立、互相拉踩、干扰舆论等网络乱象，甚至还会给政府决策和司法审判带来巨大压力。这就意味着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效果呈纵深化势头，危害更甚。
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逻辑谬误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映射了网民积极参与意见表达的热情，但同时传递了一种将中下层民众好的不好的要求统统奉为圭臬、将上层精英好的不好的方面统统加以否定的价值倾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新特征，使其隐蔽性、吸引性、渗透性更强。基于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深入揭示其传播的逻辑谬误，展呈其理论陷阱。
(一)在本体论上表现出抽象与虚构
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501,能动性的劳动实践推动了由猿到人的转变，而“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6]724。因而，应从“实践—社会关系本体论”理解人民，以个体所开展的具体实践活动和所处的社会关系为依据，历史地、客观地判定人民。精英与大众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在其具体性实践活动和历史性社会关系中获得了人民的规定性。社会生产分工的协同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精英与大众的统一性，而所掌握生产资料的多与少、话语权的强与弱则意味着精英与大众也有其矛盾性，正是这种矛盾性，推动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变动。
然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不是从具体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出发，而是停留并止步于在抽象虚构层面谈论人民。人民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者“精神”抽象的产物，决定人民“是其所是”的根据不是特定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而是“除了精英都是人民/精英的对立面是人民”的简单化规定。其中，人民仅仅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或标签，人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存在被虚无化。而关于谁是精英、谁是大众的问题，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并没有翔实可靠的界定标准，其认知局限于抽象层面，随心所欲地扣帽子、贴标签，进而虚构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如此抽象地理解人民，否定了人民的客观性、历史性、统一性，其结果是：一方面，人民的客观生产实践活动与历史价值被罔视，其被随心所欲地抽象理解。这种毫无根据的抽象，极具主观性，很容易导致人民口号被工具化，为别有用心的人所用。另一方面，大众与精英的矛盾面被过度渲染、同一面被彻底抹除，社会冲突和对立被夸大，影响了网民正确价值观的树立。
(二)在方法论上趋向于解构中心
解构中心，旨在去中心、解构权威，这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拆解(unbuilding)“中心区”的一种认识和实践方式。智媒传播具有显著的去中心化，民粹主义思潮亦热衷于解构权威，“智媒+民粹主义思潮”的交互叠加，使得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解构中心趋向更为彻底、更为猛烈。
传播指向、传播内容、传播话语权等构成了特定意识形态的传播链。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链，展现了其解构中心的方法论。其一，传播指向上解构精英。在特定事件中，给相关人物贴上精英标签，进而将舆论引向对精英人物“只批判不肯定”的传播模式。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不仅抹黑精英，颠覆权威，还虚化精英的历史意义，否定精英存在的价值。其二，传播内容上解构“中心区”文化。其通过弹幕、评论、转发等“短、平、快”方式来消遣精英，如一些“砖家”“叫兽”网络用语，发泄颠覆权威的情感。这种文化内容与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消解了高雅正派的主流“中心区”文化。其三，传播话语权上建构多数人话语权。受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煽动，多数人聚浪成潮建构了多数人话语霸权，大量舆论呈压倒性态势指向少数精英，精英话语权被湮灭。而在话语权的强弱态势中，网民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倒向反精英阵营。正如熊彼特所言，脱离了决策精英群体的多数人意见往往是盲目不科学的，多数人话语权很容易导致“多数人暴政”,将德性与法治抛之脑后破坏网络道德秩序，甚至侵犯少数精英个体的合法权利。
(三)在认识论上表现出狭隘经验主义
狭隘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特点在于将主观、偶然、暂时性的官觉印象视为真理，用局部认识取代整体认识，否认实践和理性对认识的重要指导作用。由于既缺乏理性指导又没有实践基础，这一认识论必然走向非理性主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在认识论上表现出显著的狭隘经验主义偏向。
一方面，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从个别精英腐化的暂时、特殊性官觉印象中得出“精英都是坏的”与“大众都是好的”绝对普遍性认识。官觉印象的易误性和叠加方法的局限性，使这种认识难以揭示事物本质。其结果是：真理沦为纯粹官觉印象的产物，即便是主观易误的认识，也被奉为真理传播开来，使网民受众错信、错言、错行；真理的科学性不复存在，精英腐化的具体个案被当成普遍现象佐证精英和大众的对立性，人民的完整性被割裂，社会分化和对立情绪极易被触发。另一方面，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否认实践和理性对认识的重要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特定的实践条件是识别个体是精英或大众、好或坏的根本标准。然而，网络民粹主义不管事件本身是非曲直、来龙去脉，通过各种方式全面抹黑精英，放大精英无良的感觉经验，从中得出一切精英腐化罪恶和所有大众敦厚圣洁的绝对性结论。其中，主观设定和以偏概全的感觉经验而不是实践成为判定个体身份、秉性的依据。由于完全否认实践和理性在认识中的指导作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很容易走向群体非理性的极端。
(四)在价值观上表现出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并没有可衡定的标准界定大众与精英。更多时候，大众与精英仅是一种身份标签，大众被描述为被压迫的纯辜形象，并以人民姿态自居，因为人民身份会被赋予更大的合法性。而精英则被刻画为丧良人设，走向人民对立面。这种抽象虚构的身份建构，奠定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另类人民观基座，主要表现在：其一，偷换概念，主观割裂人民。“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7],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知、官、富群体皆属于人民范畴。然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却将知、官、富等精英群体划入人民的对立面，进而打着人民的旗号将其反精英意图说成是人民诉求。这种偷换概念的伎俩，割裂了人民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其二，虚张声势，片面夸大人民。刨除精英的人民被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吹捧为纯良共同体，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精英的历史意义则被彻底虚无，历史似乎成为平民创造的历史，其实质是歪曲的人民史观。其三，以假乱真，假意蛊惑人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声称为人民利益代言，然而其所主张的绝对平均、直接民主等诉求在现阶段社会发展条件下无法实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不顾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辩证关系，其实质是以部分人的局部利益取代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损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基于此，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人民之名的传播实际渗透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这种虚幻无实的人民观在迷惑网民的同时影响着他们的正确思想。
(五)在实践策略上表现出“多数人暴政”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实践是其孵化成熟的关键环节，没有网络传播的传风火，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只能处于生成阶段，其生命周期将止步于发酵散播，难以聚浪成潮。沿着区分敌我→话语强占→社会流瀑→话语专制→群体极化的传播理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多数人暴政”面相愈发清晰。
在特定突发事件中，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先区分敌我，在美化大众的同时污名化精英，使批判精英的声音更具道义正当性从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精英施害和大众受害的话语导向，使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网民短期内迅速留下强弱对立和是非判断的主观印象。基于此，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渲染社会不公的同时，表达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渴望，快速吸引了一大批有类似感受和诉求的网民围观，以情感共鸣激发巨大的舆论声势从而实现话语强占。其中，仇官、仇富、反智等话语在网络舆论场中形成了“洪水流瀑般”的强势话语流，任何异议都会遭到话语流无情压制。这些同质化的话语流，或对精英人物进行“人肉搜索”,或对网络公共事件进行网络预判，或不满司法审判结果而推动网络再审判。其中，多数人合理原则成为唯一绝对性准则。勒庞指出，占据人口多数的群体心理具有冲动、急躁、缺乏理性等特质[8]。多数人网络话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数人心声，但其在群体心理的驱使下很容易将众意凌驾于理性和法治之上。在群体心理的作用下，多数人往往以群体极化的方式形成对精英的话语专制和话语暴力，甚至侵犯精英的合法权利。鉴于此，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策略的本质是“多数人暴政”,是技术民主赋权下对现代民主精神的悖离。
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治理策略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表达了民众对于共享发展成果的迫切渴望，但内在逻辑谬论决定了其必然走向非理性主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新特点，使其呈几何级消解政治认同、隐蔽性解构权威、沉浸式消弭网民理性，进而冲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要为党和国家事业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9],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有效遏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
(一)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和思想宣传
当前，批判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成果主要见于《人民论坛》《红旗文稿》等学术杂志，但这些刊物专业性强，主要传播于学术研究领域，难以引起广泛关注。面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势头，党政机关和理论研究者必须积极发声，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和思想宣传，通过大众化的理论内容和智媒化的宣传媒介，增强网民的辨别力。
在理论生产层面，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廓清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意欲何为、错在何处、有何危害外，还需要讲清楚：社会不公并非精英所致，而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不等于把人们合理的不合理的要求统统都奉为圭臬，而是要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民粹主义语境中的人民、公平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共享理念有本质区别；等等。除此，还要组织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这些学术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凝练成一些通俗易懂、简单好记的素材，从而便于网民受众接受。在思想宣传层面，要重视转向意识形态传播的“最前沿”——智媒平台，将上述理论生产的大众化内容以各种呈现形式推送到智媒场域。利用一批用户基础较好的智媒平台，打造一批渐具影响力的智能官媒平台作为重要传播载体。同时，着力培养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民主政治知识、智媒传播技巧的网络意见领袖队伍，使其积极回应各种民粹主义言论，帮助网民理性认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全面了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新形态和真面目，避免被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所裹挟，扭转其片面反精英的价值观，引导其甄别并自觉远离民粹主义。
(二)健全智媒治理机制
智媒时代，匿名网民们在绚丽多姿的虚拟空间表现活跃。部分网民通过智媒平台传获信息的同时，或可能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受众，或充任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者。新兴的智媒场域，治理机制的建立健全需要一个周期，而这个周期，恰恰给予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更多的机会与可能。因此，必须抓紧健全智媒治理机制，把网民自发性的政治参与热情规约在制度规范的边界之内。
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在谈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时强调“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这给智媒治理机制的健全提供了重要实践遵循。一方面，要持续强化各级网络监管部门的智媒技术手段，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新应用，并将之运用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各类非主流社会思潮的舆情监测上，为遏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蔓延提供技术上的可能。另一方面，要积极健全智媒监管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智媒场域的文化内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系列新形态现象，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譬如智媒监管制度。对此，相关立法机关要完善智媒文化内容监管的立法工作，通过立法分级评定哪些内容是需要拦截过滤的，哪些内容是需要严密监控的，哪些内容是需要严肃清理的，有效治理恶意诽谤、网络谣言、网络人肉等影响智媒生态的行为，保护网民合法权利，惩治网民不法行为。对于网络智媒空间低俗、庸俗、恶俗的民粹主义言论和反党反社会的错误声音，必须以“亮剑”姿态及时清除；对于公开传播民粹主义偏激言论的“网络大V”则要强化监管，并根据言论影响的恶劣程度进行必要的警告或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通过智媒走群众路线，联通民意表达新渠道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经验时指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0]群众在哪里，领导干部就要到哪里，群众工作就要做到哪里。智媒时代，智媒普及率、使用率呈高升之势，日益成为民意表达的舆论场。顺应时代趋势，领导干部要创新群众路线的理念和方法，将“智媒+”与群众路线相融合，通过智媒走群众路线，联通民意表达新渠道。
现实社会中，由于多方面复杂原因，民意表达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譬如，当民意表达涉及多个部门时，部门之间往往相互推诿扯皮，甚至因民意表达渠道有限，民众不得不诉诸于上访等体制外民意表达渠道。也正因如此，民意表达更容易宣泄至各种智媒平台。但是，民意上网是否等同于民意得到回应呢?实则不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之所以能由网络“小苗头”引发“舆论火球”,正是因为相关民意没有得到及时回应与有效疏导，最终导致民意“堰塞湖”的决堤。而通过智媒走群众路线，能够使领导干部即时快速地深入网民群众中间，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有针对性地回应网民关切。为此，其一，要从思想上拥抱智媒，将智媒当作践行群众路线的“快车道”,不能对新事物和新技术产生畏惧心理；其二，要从理念上掌握智媒，积极研究智媒的圈层化、交互化等传播特点和传播规律，把握网民群众的表达习惯和社交方式，开发智媒走群众路线的方式和渠道；其三，要在行动上利用智媒，将智媒与工作结合起来，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解答网民的问题疑虑、回应网民的建设性意见、化解网民的怨言怨气、澄清网民的错误观点，做到疏导民意。只有及时回应民意、疏导民意，才能预防和扑灭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苗头。
(四)完善突发民粹舆情事件的预警和应对机制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主要由突发事件触发，有一个持续酝酿、发酵、爆发和消退的过程，通过网络舆情呈现出来。民粹舆情事件涉及精英与大众，舆情的关键言论充斥盲目批判精英与推崇大众的民粹主义价值取向。在突发民粹舆情中，科学有效的预警和切实高效的应对能够在“灭火窗口期”及时发现并扑灭民粹火苗，预防和阻断民粹舆情的演化蔓延。
其一，建立科学的民粹舆情预警机制。高度重视和加强网络民粹舆情预警系统的研究，重点在中低收入群体、年轻人群体、边缘群体中，在社会权利等热点事件中，有针对性、有计划性监测和搜集网络民意。对民粹主义警示性舆情要密切关注，组织舆情研究团队探寻不同民粹舆情事件中网民的关注点和诉求点，为相关部门和网络舆论旗手队伍快速疏导舆情提供参考，及时遏制民粹舆情蔓延。其二，构建高效的民粹舆情应急处理机制。在民粹舆情形成后要迅速开启黄金24小时应急处理机制，涉事相关部门应本着信息充分公开原则，用恰当的方式、有利的平台、妥帖的话语发布真实而权威的信息。同时，延拓网民参与意见表达的有效渠道，避免“民意”发酵成沸腾的“民怨”,从而预防民粹舆情的恶化。如在武汉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一些民粹主义者以自媒体身份进入医院、殡仪馆、小区采访，将受难民众的自我感受和故事动态地、添油加醋地分享到外部世界”[11],对此，有关部门快速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医院、社区等抗疫帮扶状况，在最短时间平息了由造谣、猜测引发的民粹舆情。
(五)增进民生福祉，兑现马克思主义的承诺
随着社会发展，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凸显的民生短板、巨大的收入差距、外爆的政治腐败等，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滋生的现实诱因。因此，遏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必须追根溯源地铲除其现实根源，切实兑现马克思主义“增进民生福祉”的承诺，使党和各级政府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承诺落实到每一项民生政策中，使网民群众在心灵深处真信真服马克思主义。
其一，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很容易强化中低收入群体的被剥夺感和社会不公感，进而产生对精英群体的仇视心理，在某些情境中，甚至会催生该群体的反党反社会情绪。因而，党和政府应遵循“提低、扩中、降高”的原则，着力收入分配改革，把人民群众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其二，奋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区域之间在教育、医疗、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加大了边缘群体的落差感和不公平感，这些群体极容易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主体或受众。因此，党和政府必须重视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向欠发达、农村地区倾斜，努力改变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非均衡配置，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发展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心灵深处打动大众，使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失去“市场”。其三，积极搭建人民群众“协商共建”的长效智媒平台。为了防范民意“堰塞湖”淤堵决堤，党和政府必须疏通网民群众民意表达的发声渠道，搭建网民群众协商共建的专门智媒平台，使网络民意“说出来”“听得见”“有回应”,及时化解网民群众的不满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