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集理论、道路、制度、文化于一体的文明探索、文明实践与文明追求，是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和创造。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超越“资本文明”的更高的文明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文明逻辑，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文明逻辑，集中彰显了辩证平衡、协调发展的新文明逻辑，表征了自信自立、和平发展的新文明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走在时代前列、占领时代制高点的文明理念，重构和创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逻辑，并通过自身开拓性的文明创新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蕴含着世界历史性的新文明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明新逻辑 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于一体的文明探索、文明实践与文明追求，是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和创造，它承载着引领人类文明形态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所经历的三件大事，即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历史性事件作为包含着本质必然环节的历史中介，既意味着某种完成和实现，标志着我们的发展已经完成和实现了特定的历史性任务，且抵达了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历史阶段，又意味着某种开启和推进，表征着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的新征程。在本文看来，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构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则使社会主义的文明理想生长为日益取得其全面的现实果实的文明新形态，因而无论对于中华民族发展抑或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而言，都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文明意蕴。
一、社会主义：一种超越“资本文明”的文明新形态
按照法国思想家布罗代尔的观点，文明是与野蛮相对而言的，其实质就是人所实现的开化状态。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指出，“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1](P1)体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和优越性意识。西方思想家从理性主义的观念论视野出发，把人类文明往往理解为少数精英所引领和创造的观念进步的历史。针对这一文明观，恩格斯在对18世纪英国社会状况考察时明确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P97)恩格斯的这一文明论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社会观点出发，强调了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是社会发展所造就的整体进步状态，因而其从根本上变革了唯心主义的观念论文明理解范式，刷新了对人类文明实质和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实践意蕴和社会内涵。马克思在文明理解上的重要思想建树在于，他把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视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把生产力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尺度，并把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理解为充满矛盾和对抗的历史进程。“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P104)马克思揭示了文明蕴含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发展规律，确立了从阶级矛盾出发去把握文明形态历史变迁的解释原则和思想框架。
对资本主义这一现代性文明形态的诊断和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认知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所贡献的卓越思想洞见。“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4](P164)这一“新时代”乃是资本驱动和主导的所谓“文明时代”。资本既是这一“文明时代”的测量器和指示器，又是这一“文明时代”的加速器和变革器。对这一“文明时代”的分析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条核心主线。一种真正意义的现代文明形态，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野里典型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形态。马克思深刻地洞察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指出“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4](P715)马克思对“资本的文明面”给予了极大的褒扬，认为资本的扩张导致了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从而导致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革，改变了传统社会等级从属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被打破，“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P404)迫使一切民族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推行所谓的文明。“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6](P927-928)当代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甚至认为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予的最大“褒扬”。在资本文明的作用之下，尽管这一时代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渗透着肮脏的东西，但却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变革乃至人类文明演进的积极动力。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使现代世界历史呈现为两极对立的结构模式和秩序。在这一世界历史结构中，一方处于中心地位，属于主导和支配的一方，另一方处于边缘地位，属于从属和被支配的一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深刻洞见，不仅仅在于他充分把握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更重要更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以彻底的辩证法思想剖析了这一文明的“异化”本质，揭示了“资本的文明”是一种颠倒了的异化文明或文明的异化。在华勒斯坦看来，“马克思认为异化体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罪恶，所以视其消失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重大的成就。”[7](P227)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把人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反面，即实现了“本质的颠倒”。工人创造对象越文明与工人自己越野蛮形成了深刻的对比和极大的反差。文明与野蛮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重要切入点。按照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叙事逻辑，进步与合理性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主要文明成果，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和优越性的最可靠证明，但马克思戳穿了资本主义的幻象。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增长及其展开的进步仅仅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外观和表象，异化才是这一“文明”的深层本质。“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8](P532)在这里，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点都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它的缺点，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所有证据，都反转为它的不合理性的证据。“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9](P267)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对现代文明问题根源和本质真正彻底的认识。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认为，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10](P42)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4](P508)现代文明的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瘟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不再作为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的现实表现与享受，而是成为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的谋生手段；财富也不是人全面占有自己本质因而能够从中直观自身的“自己的作品”，而是完全凌驾于工人之上并掉过头来反对他自身的异己的敌对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像保守主义那样退缩到中古时代传统社会的原始奴役状态中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表现出辩证的立场。马克思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11](P56-57)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仍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因此不能以保守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对于“粗陋的共产主义”所持有的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之错误观点，马克思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同时，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本质上是异化的，这与高度赞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又形成了根本分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虽然本质上是异化的，但它也同时为异化的扬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为未来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和重新占有这些本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最具彻底性的革命主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述了未来社会的文明理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P666)在这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未来社会的文明理想，也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新的制度作为“自由人联合体”，一方面依靠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消灭分工这一根本性前提，从而把“偶然的个人”转换为“有个性的个人”；另一方面，要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使劳动不再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从而实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对于一种新的可能的文明形态的追寻，马克思表现出审慎的现实态度。这具体表现为马克思对俄国公社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讨论。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并不能代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行性。
由上可以看出，马克思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同时也作为更高的文明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超越和扬弃。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所导致的“人的本质的灾难”和“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相比，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P185)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否定指引着一个更高的目的，它联系着对更高文明形态的展望和理想，那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人与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P52)马克思关于这一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描述是真理性与价值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它既是完全基于对资本主义科学分析和科学发现而得出的必然性结论，也是经由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深刻批判而敞开的崇高文明理想。共产主义将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和“具有高度文明的人”，[13](P389)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展望，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崇高指向。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它的具体历史的实现形式，必然沿着这一文明新形态所敞开的方向前进，并使它的文明理念获得具体现实的客观内容。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明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风云激荡的创造性实践，是经历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不断生成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与现实、形式与内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文明理念同中国具体实际和国情相结合的文明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永远指向它的最高理念，即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与此同时它在内容方面又是由最具体、最现实的国情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既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发展模式，又要充分汲取和利用其中先进的文明成果，同时还要顽强地超越和扬弃现有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制而开辟出新的道路、方向和前景。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区别于那些失败了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同时又充分吸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从而摆脱和超越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赋予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活生生的文明事实不仅已经超越了西方现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文明框架，而且重构和创新了崭新的文明发展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新文明意蕴日益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需要进一步从文明的原则高度，概括、总结和提炼出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中具有文明意义的客观性内容，充分领会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含的新文明逻辑。
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文明逻辑。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尺度，人类文明的充分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未来社会的新文明形态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基本概念。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在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从抽象理论原则出发的先验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4](P255)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15](P231)并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和思想境界，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概念框架以及价值尺度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不仅蕴含着对曾经一度被奉为圭臬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和超越，而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重大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文明意蕴的认识跃迁。“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16](P4)是思想解放所引领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次伟大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强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构建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破解了人类反贫困的千年世界性难题，把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整体带入全面小康社会。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彰显了社会主义所蕴含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及其新文明逻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文明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283)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价值立场和最核心的文明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区别于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在理性形而上学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承诺背后，实质上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和特殊意志，这一特殊者就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资本家”，它所导致的必然是贫富的两极分化与社会的撕裂、阶级冲突。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主体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形态摒弃了“资本文明”的抽象性和虚假性，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追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注重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提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而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文明逻辑。
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彰显了辩证平衡、协调发展的新文明逻辑。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把物质财富的片面增长作为发展目的，体现为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和片面发展的陈旧逻辑，体现为以物质现代化为核心的单一型文明形态。它一方面促进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另一方面又把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纳入普遍的有用性体系，从而体现出“需要和享受的利己主义性质”并导致人的精神的“绝对贫困”；一方面通过发达的科学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征服，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如此等等。“它的这种发展状态，不是向着一个相互平衡的、相互融合的道路上行走，而是朝一个极端的、失衡的道路上前进。”[17](P15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遵循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整体性文明逻辑，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不断进步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样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注重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交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答卷。在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发展到增加了和谐社会建设维度的“四位一体”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到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维度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维度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全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跃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8](P22-2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把协调看作发展手段、发展目标以及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的统一体，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着力推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整体性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和完善，充分彰显了辩证平衡、协调发展的新文明逻辑。
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征了自信自立、和平发展的新文明逻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和殖民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走的是对内掠夺和对外殖民的扩张之路，通过谋求在世界不平等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不断巩固和强化其他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依附关系，从而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在现实历史的编年史中，征服、奴役、劫掠，总之，暴力统治占优势。”[19](P768)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总是源源不断地把冲突和战争生产出来，它从根本上体现出贪婪、征服和扩张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华文明一向具有和平主义的基因，社会主义亦强调把发展的基点放在自己身上，注重自主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殖民统治和冲突扩张的老路，也不走丧失主体性的依附性发展的弯路，而是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辟出中国发展新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理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到文化自信这一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层面，充分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明自信；秉持“多彩、平等、包容”的新型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和交流互鉴，集中体现了当今时代文明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和平主义基因，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自觉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体现了和平发展、命运与共的文明新逻辑。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P114)这是习近平对当今世界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性判断。“大变局”表明当今世界的发展正处于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格局性转变与整体性重塑之中。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至今天，当代世界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全面的危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危机本质上是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人类生存的必然结果，也表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由经济危机进一步扩展和衍生为全面的危机，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性文明已经触碰并抵达这一文明的绝对限度，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合法性危机”和“总体性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和理想形态，相反这一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所具有的异化性质决定了它的片面性、不合理性以及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暂时性和过渡性。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一阶段，它呼唤着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显著标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发展的重要文明理念，重构和创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并通过开拓性的文明创新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蕴含着世界历史性的新文明意义和价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破解现代文明发展困境、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一系列重要文明理念，回答了现代文明发展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具有引导性价值的中国智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而破解了发展新动能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生态意识不强、发展内外联动不够以及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为突破现代文明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提供了理念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倡导“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人类文明在发展中超越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立场从而辩证对待文化传统和外来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解决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生态问题提供了兼具想象力和现实性的文明新方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超越了西方现代性文明虚假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为人类文明发展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难题提供了既具有先进性又具有现实性的价值观和新型政治文明理念，等等。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一系列文明理念不只是停留或落实于人类文明的某一具体领域、具体方面，而是逐步推广并延展和体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面领域，这些文明理念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理念的整体性革新和系统性重塑。可以说，这些新文明理念对于解决现代文明发展所面临的整体性困境和危机具有治疗性的意义，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奠定了先进的理念基础和思想前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制造的只有经由资本主义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主观臆想和虚幻想象，为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如何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是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开启了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性进程，设定了“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了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战略目标，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进一步规划了经过两个15年的阶段性目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同时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拓展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且进一步提升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更加完整，体现为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对西方的“学徒状态”，独立探索并深刻形塑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样态，以发展规模的“超大性”、发展时间的“压缩性”和发展阶段的“递进性”，另辟蹊径地开启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独特发展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展示了世界历史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不仅最为直接有力地驳斥和证伪了以“历史终结论”或“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为代表的唱衰社会主义的言论，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成功样本，拓展了发展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空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更高的境界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当代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晶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背景来自西方文明并超越于西方文明，它创造性地汲取了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准确把握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必然趋势，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时代精华和先进方向。可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也就相当于占据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判断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深刻界定，是从价值观层面对二者契合关系得出的重要理论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境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辩证态度和开放胸襟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基因在新时代得到了有力地传承和弘扬，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另一方面，又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丰厚充沛的文化滋养，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更加深厚、文化意蕴更加丰盈、文化视野更加开阔、文化境界更加高远，从而赋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还是文明的复兴，是一种全新文明形态的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既使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获得了具体的现实性，又极大地深化、拓展和提升了中华文明的时代意涵，把中华文明的发展推向新高度新境界。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合，是真正的文明意义上的综合创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构建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创造性的文明实践、文明探索与文明追求，从根本上刷新和丰富了对人类文明的认知和理解，拓展了和深化了人类的文明视野，集中体现和表征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如果中国开辟出一条新的文明道路，从而“能够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21](P394)就会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前景和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有机融合、辩证统一的新的综合体，凸显了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文明担当，对推动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变革必将日益彰显出深刻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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