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把“和”落实到生活的在在处处，“和为贵”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信仰和思维习惯之一。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和”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家各派思想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它在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指导作用。
关于“和”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最初字形写为从龠禾声的“龢”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道：“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龢”的本义是指从三孔定音编管内吹奏出来的标准乐曲，以便调和各种音响。到后来，该字形又演变为从口禾声的“咊”或“和”字。“和，相譍也。”（《说文解字》）“和”的初义指音声相应相和、韵律协调，后来便逐渐有了和谐、和合、融洽、调和的意思。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贵和”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尧、舜等上古帝王就用“和”的思想来治国理政，之后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及其弟子进行了系统阐发，遂正式确立。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为贵”思想跨越千年时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华“和”文化的产生，有两大因素值得注意：一是理论渊源，二是时代背景。
一、“和”文化产生的理论渊源
“和”观念由来已久，其产生与远古先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远古农耕文化中，就已滋生出“和”的朴素观念。先民们认为，只有天地有序，顺物之性，才能获得自然恩泽，并成就事功；反之，若天地之气失和，逆物之性，则会带来自然灾难，并危及生存。（于语和、刘志松：《“和谐社会”溯源——以传统政治文化为中心》）同时，先民们还意识到，为适应和改善生存环境，人们必须聚族而居，人与人之间需要团结互助、和谐相处。此外，在远古先民的巫术礼仪之中，也强调礼、乐的相应和谐。
最早关于“和”观念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尧帝时代。《尚书·尧典》中记载：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意思是说，尧帝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政事。众族政事辨明后，又协调万邦诸侯，使天下众民也变得友好和睦起来，这就实现了“协和万邦”。
在《国语·郑语》中，还记载了商族部落始祖契的事迹：“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能把“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加以结合整理，让百姓安居乐业。
另据《国语·郑语》记载，在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在与郑桓公分析天下大事、讨论国家兴衰问题时，将“和”与“同”作了明确的区分，进一步加深了对“和”之内涵的认识。史伯指出：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就是说，和谐才能创造事物，同一是不能连续持久存在的。把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它们之间达到平衡，这叫作“和”，只有这样，才能使万物丰盛而成长起来；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简单加合在一起，结果只能是被抛弃。所以，过去的帝王用土和金、木、水、火相互结合生成万物。在这里，先人就已经提出：“和”是不同元素的结合，差异性是“和”的前提，这样的“和”才能长久，生成的物才能丰盈。如果“去和取同”，那就会“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这就离灭亡不远了。可以说，“和而不同”这一观点自提出后，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以后的中国文化发展中一再得到确认。
到春秋时期，关于“和”的讨论就愈发多了起来。
齐国大夫晏婴曾围绕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这一问题，对“和”与“同”的区别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
齐侯至自田，晏婴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齐景公有一次打猎后回到遄台，景公的近臣梁丘据（字子犹）也驾车飞奔来到了遄台。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啊。”晏婴反驳：“梁丘据与您是‘同’，‘和’与‘同’有差别。‘和’就如羹，是由厨师用水、火、醋、酱、盐、梅等来烹制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师调制味道，使其咸淡可口，酸甜适中。君子吃了，就会心平气和。”晏婴继续说：“君臣关系，也如制作羹那样，国君认为可以的言行中必有错误的成分，臣下要指出其错误，使国君改正；国君认为错误的言行中也会有可以接纳的成分，臣下要摒弃其中的错误，吸收发扬其合理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政事平和，百姓没有争斗之心。”
晏婴比史伯的论述更进一步，他明确提出“和”的原则和方法：“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要互为补充、互为制约，进而达到整体的和谐统一。（闫巧生：《和同论的历史演变》）晏婴还指出“和与同异”，只有杂多和对立的事物才是相济相成的，所以君应该采纳不同的意见，容纳不同的观点，防止偏执于一端。
道家创始人老子在构建思想体系时，也十分注重“和”的意义。老子认为，从最高的“道”到万物的生成，就是一种“和”的状态。他在《道德经》中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作为最高统一体的“道”，其中蕴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就衍生出宇宙间万事万物。而世界的产生就是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而产生的和谐稳定状态。阴阳二气虽然有对立和冲突，却始终处在“道”的和谐统一之中。这种状态的形象化就成为后来的阴阳太极图。
此外，在“五经”之中，还有诸多关于“和”的论述。据学者统计：在《诗经》中，有十三处涉及“和”，多取声乐平缓和顺、和谐相应之意；《尚书》中的“和”则上升到国家治理、邦固民和的范畴；《易经》中“和”的意义一般较为抽象，从形而上的角度加以使用，有时“声音相和”的古意也在继续使用。（胡静：《论孔子思想中的“和”》）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不难发现，从西周末年至春秋这一历史时期，各家各派越发关注对“和”的研究。到了孔子，他和弟子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对“和”的认识，通过系统梳理和阐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孔子及其弟子关于“和为贵”思想的明确提出，留待下文探讨。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和”文化兴起的时代背景进行简要分析。
二、“和”文化产生的时代渊源
正如上文提到，在西周末年，具体来说，是周幽王八年（前774），史伯和郑桓公曾在纵论天下形势时，探讨了“和”的问题。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和”呢？基于历史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和”文化在西周末年引起人们关注，是有其社会政治背景的。
西周末年的最后一任王是周幽王。周幽王为政贪婪腐败，整日沉湎酒色，不理国事。他在位期间，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同时他还重用奸臣虢石父主持朝政，加重对百姓的剥削，激起百姓怨愤，政局不稳，最终致使西周灭亡。关于幽王，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烽火戏诸侯”了：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第四》）
据史料记载，当时周幽王宠幸爱妃褒姒。褒姒很漂亮，但是整天愁眉不展，就是不肯一笑。周幽王为了能使她开心一笑，可谓用尽了手段。这时，佞臣虢石父替幽王想了一个主意，提议用烽火台一试，就是让周幽王去点燃骊山烽火台上的烽火，戏耍诸侯，以此来博得褒姒一笑。昏庸的周幽王采纳了虢石父的建议，登上烽火台，命令守兵点燃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警报，以为犬戎打过来了，急速带领兵马赶来救驾。可是到了骊山脚下，连一个犬戎兵的影子也没看到。诸侯们始知被戏耍，怀怨而回。褒姒见千军万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儿戏一般，觉得十分好玩，禁不住大笑起来。周幽王大喜，立刻赏赐虢石父千金。周幽王为此数次戏弄诸侯，诸侯们渐渐再也不来了。真正到了犬戎发兵，直扑镐京时，周幽王再放烽火，却没有一个诸侯来救他了。最终，幽王被杀，褒姒被掳，西周灭亡。
作为周幽王司徒的郑桓公看到君王如此昏庸无能，便预见到西周时日不多，即将灭亡。于是，他问史伯怎样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由此，史伯发表了前文的论断，并进一步论述了古人是如何建立国家且延续很长时间的。像唐尧、虞舜、夏禹、周弃等贤明之人，能建立功业的很重要的原因是都特别注重在天地、人事之间营造和气。而西周之所以快要灭亡，就是因为周幽王不重视“和”，搞“剸同”，即专制同一。周幽王在国家治理上专信佞臣虢石父，排斥周宣王时的正直大臣。史伯说：
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郑语》）
一种声音，如果只有一个单独的音调，那是噪声；一种东西，如果只有一种颜色，那不是美色；一种食物，如果只有一种味道，那也不是美食。史伯认为西周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周幽王喜“同”，而不贵“和”。
到了春秋时期，战争愈发频繁。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当时的各家各派都在努力思考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如何制止战争？他们经过思考，得出了基本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要树立“和”的观念，以“和”为贵，而不应冤冤相报、互相仇恨。
除了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当时的平民百姓更是渴望有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因为战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和”的思想被愈发重视起来。
三、儒家“和为贵”思想的明确提出
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关于“和”的理论，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主张。
在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直接提及“和”的记录共有五条。（胡静：《论孔子思想中的“和”》）其中，有四条是孔子亲口说出，或者是其弟子描述孔子气象时的用语：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孔子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子贡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
还有一条关于“和”的理论，是孔子弟子有子说的：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在这一条中，有子明确提出了“和为贵”这一用语，后来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用法。不可否认，有子“和为贵”这一说法的明确提出，是受到了孔子贵“和”思想的深刻影响。通观孔子构建的思想体系，“和”是其重要理论之一，也是其哲学的精髓所在。
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什么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到底是“仁”，是“礼”，是“中庸”，还是“和”？其实，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以上都是孔子思想的不同侧面之体现，是孔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到孔子思想的最高目标或最终追求，那就非“和”莫属了。孔子提出的各种主张，无非是想实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天下的安宁，而这些说到底，就是一个“和”字。“和”，既是调节各种关系的手段，也是最终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孔子所渴望的理想社会，应当是一种和谐、和合、和平、和洽的状态。在这个社会里：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大同在孔子的心目中，便是充满着“和”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提出了一系列以“和”为基础的道德准则，笔者在这里简要列举一二：
比如，孔子提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认为只有具备独立的立场和思想，谦和而不盲从的人，才是真正刚强正直的君子。从此，“和”之与否，成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
再如，在治国理政上，孔子提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主张，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肯定了“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若是财富分配公平，便无所谓贫穷；百姓和谐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口少；境内和平安定，国家便不会有倾覆的危险。
此外，孔子还以身作则，努力成为其弟子及后世效法的“和”之楷模。比如，孔子很注重音乐的和谐之美。平日里，孔子与人一起唱歌时，如果歌曲很好，他一定请人家再唱一遍，自己和声而歌。
还有一次，陈子禽夸赞孔子弟子子贡时说道：“子贡你太谦虚了！孔子哪能比你更贤明呀？”子贡反驳：“君子说一句话就能表现出他的智慧，说一句话也能表现出他的无知，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呀！我们夫子之不可及，正像天一般，没有阶梯可以爬上去！我们夫子若得国而为诸侯，若得采邑而为卿大夫，那真是教民立，民就立；导民行，民就行。经他安抚，百姓自会从远方来投靠；经他动员，百姓自会和谐相处、同心协力。他生得光荣，死得可惜。这样的人，如何能够赶得上呢？”
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道德楷模，在他的弟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便有了孔子弟子有子在谈论“礼”的问题时，说出的流传千古的话语：“礼之用，和为贵。”
由孔子及其弟子明确提出并系统阐发的“和为贵”思想，被后世儒家学者不断地继承、完善。如战国时期的“亚圣”孟子，就把“人和”看作比“天时”“地利”更重要的因素，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认为战争的成败取决于人心向背，只要国家内部人民和谐团结，上下齐心合力，就能无往而不胜。到荀子，则从更积极的意义上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的主张。他认为，在一个组织内部，人们和谐相处就能取得一致，取得一致，国家就会变得强大起来。此后，“和为贵”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愈加丰富的内涵，但这已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兹不赘述。
可以说，“和为贵”思想对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笔者认为，追根溯源，“和为贵”思想功不可没。
刘晓，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孟学、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在各类刊物发表研究论文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