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者千差万别

有神还是无神？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没有统一的认识。有神论把世界二重化，认为在自然与社会之上或背后有神灵世界存在，而神灵不受现实法则约束，可以创造奇迹，能够支配人们的命运。无神论是对有神论的否定，不相信有超乎人间和自然的神秘力量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纯粹否定性的术语”（《流亡者文献》）。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还有泛神论，它把神性普世化，往往成为有神论走向无神论的过渡形态。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界定，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宗教有神论中间，有一元神论、二元神论和多神论，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不同时期人们对其崇拜的神灵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差距可以很大；在各种有神论影响下又形成各自的丰富多彩的宗教思想文化体系，更不是“有神论”3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泛神论也有多种形态，如有闵釆尔的“人人都有神性”的基督教泛神论，有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的哲学泛神论，还有中国禅宗“人人皆有佛性”的佛教泛神论。无神论者都一样吗？也不是，可以说其中千差万别，只是在不承认神灵实在这一点上有共同性而已。无神论者中有的以某种哲学为信仰，有的以某种艺术为信仰，有的以民族或国家为信仰，等等，他们是有理想有精神追求的。但也有相当多的无神论者没有任何崇高理想，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者。在各式各样的无神论者中，笔者列举3种加以比较评说。

一种是无信仰的无神论者，他们不信宗教，但也没有其他信仰和理想。这里面还可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只顾眼前的生活，得过且过，按照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他们活在“自然境界”里；另一种人有追求，但只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不顾及他人和社会，他们生活在“功利境界”里。没有任何崇高信仰的人，便往往会只信钱，成为金钱拜物教徒。无神论者如果同时又是无信仰者是可悲的，他缺少人生的精神方向，心灵没有安顿处；这样的无神论者多了，对社会没有好处，因为没有信仰便难以有道德自律，社会道德容易受到破坏，这种无神论者也不会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另一种是“战斗的无神论者”，其代表便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如梅叶、拉美特利、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他们的信仰是人本主义，其立场是反宗教的。他们对于基督教的神学和当时欧洲基督教会的黑暗腐败进行了尖锐生动的批判，起到了解放思想、促进人文的作用。但是他们对于宗教只有无情的揭露，没有深刻的说明，认为宗教是一些人精心捏造出来的，欺骗了愚昧糊涂的群众。战斗的无神论者简单化地否定宗教的观点和对宗教毫不宽容、坚决斗争的态度，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容易造成“左倾”、盲动的错误，使社会主义遭遇困难。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布朗基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企图“用法令来取消神”（《流亡者文献》）战斗的无神论以“与宗教作斗争”为己任，在前苏联实践了70余年，它给社会主义苏联造成的损害及其最后的失败是有目共睹的，历史教训应当记取。

还有一种无神论者，即相信唯物史观的无神论者，也可以称为温和的无神论者。这种无神论者不信仰宗教又能以理性的态度说明宗教和对待宗教，其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包含无神论，又超出以往的无神论，它不满足于证明神灵的不存在，它还要说明为什么神灵虽然并不存在而古往今来相信神灵的人却很多，为什么宗教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长期的普遍的存在，为什么单靠教育手段不能促使人们走出宗教。它比以往的无神论要深刻，看到了宗教有神论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历史地说明了宗教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它反对向宗教宣战，而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发展来逐步消除自然与社会异己力量对人的压迫，以促进人的解放、人的幸福和人性的回归。它从来不加剧和宣染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争论，主张彼此尊重，真心实意地维护信仰自由，强调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团结，引导人们集中力量去创造人间的天堂。这样的无神论是真正科学的无神论，它避免了武断、粗暴，能把宗教纳入人文学科的视野，客观地去研究和评价宗教，从而推动了宗教学的发展，使无神论上升为科学。温和的无神论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激烈反宗教的思潮都难成为主流意识。儒家的人本信仰与佛教、道教有争论有融合，而以融合为主。不热心神道的孔子却主张“敬鬼神”，荀子和王充都是无神论者，却重视祭祀的正面作用，认为可以崇德继孝，可以报功修先。历代的大多数社会管理者都懂得“神道设教”，善于把各种宗教纳入社会控制系统和文化教育系统，使宗教成为社会稳定的因素。这种历史智慧值得我们借鉴。

“科学无神论”不可取

时下流行的所谓“科学无神论”，夸大无神论与有神论作斗争的重要性，把思想信仰上的差别上纲为“谁战胜谁”的大是大非之争，似乎这一斗争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把问题说得很严重。有人写文章，认为无神论是“一切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更是如此”，而目前“宗教的发展，可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面临有神论的步步进逼”，如果“掉以轻心，将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文章还历数有神论的罪状，其一是有神论促进了邪教，“‘法轮功’的坐大成势，与有神论的长期铺垫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二是有神论助长了腐败，“有虔信佛教以致成为腐败分子”，其三是有神论妨碍了教育，“修校无钱，修庙有钱”，等等。作者不承认宗教可以与科学相协调，不相信宗教可以劝人为善，不认为宗教思想体系可以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在这些人眼里，宗教有神论纯粹是消极的负面的事物，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是威胁社会主义前途的力量，是不能与之妥协的。这种看法是耸人听闻的，当然也很荒谬，它不符合宗教的历史与现实，特别不符合中国宗教界的主流爱国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它看不到宗教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及其社会功能的多样性，又强加给宗教有神论许多不实的罪名，具有强烈反宗教的情绪，思想深处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贵斗哲学在作怪。虽然作者自称为“科学无神论”，而对于宗教的复杂性和功能的两重性却无真正全面的科学分析，是一种很极端又很肤浅的观点，接近历史上战斗的无神论的水平，基本上属于旧唯物论范畴，它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它与中央提出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宣传这样的无神论只会打击宗教界的积极性，加剧宗教界与社会的紧张，妨碍民族团结与宗教和睦，给政府帮倒忙，使社会主义者自我孤立，所以是不可取的。

温和的无神论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温和的无神论者既不是信仰主义者，又超出了反宗教的立场，能够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客观的评价，把宗教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宗教的根源与本质、结构与功能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对于宗教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正负两面性有实事求是的说明，不断探寻宗教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不颂扬也不攻击，使宗教研究成为一门学问。

温和的无神论者不把无神与有神的矛盾提到首位，不制造两者之间的对立，相反，还要推动两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互相理解，进一步去推动所有文明之间的对话。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在信仰上是不同的，但彼此的关系可以是和谐的，可以存信仰之异，求文明之同。现实生活已经证明，无神论者与宗教信仰者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与合作伙伴。

温和的无神论者心灵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和气量狭小的。他知道社会主义文化要不断吸收人类文明各种成果，包括宗教文化的积极成果。他懂得在宗教有神论形态之下积藏着丰富的社会人生智慧和真善美的内涵，应当有选择地加以吸收，用以净化心灵、提升人生、改良社会。他还清醒意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成功不能建立在宗教有神论普遍被无神论所取代的预设上，因此这项事业不能单靠无神论者来推动，还要团结广大宗教信众共同奋斗；爱国爱教的宗教界人士和群众，同样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拥护者和可靠社会基础。

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壮大和发展统一战线，要处理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冲破“宗教鸦片基石论”的教条主义旧框架，调整自己的理念，重新认识宗教的本质和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化紧张为宽松，建设新型的和谐的宗教关系。还要看到，在中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与建立和谐的宗教关系密不可分。作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必须是温和的无神论者，才能够用贵和的哲学作指导，协调好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努力去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决不能用与宗教为敌的旧唯物论和贵斗哲学来指导工作，否则只能加剧内部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危害社会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要走出国门、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同样要在信仰上采取温和宽容的态度，善于同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宗教信徒交往、沟通、合作，淡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展示中国社会主义者平等谦虚的风度和博大能容的胸怀，用“和而不同”和“求同存异”的东方精神去化解民族对抗、宗教冲突，推动宗教对话、文明对话。只有温和的无神论者才能团结宗教界的健康力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