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两者是内在动态关联的。所以，有必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来探讨共同富裕问题。

“现代化”是一个外来词，源于16世纪流行的“modern”一词，到18世纪中叶就形成了“现代化”动词和名词的概念，在上个世纪中叶又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词汇。所以，我们今天说的“现代化”，并不是中国原有文字语言里的词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赶上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国于1954年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那时讲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1964年把“交通现代化”替换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依然是“四个现代化”。我国改革开放前后都一直在提这个奋斗目标，几代人对“四个现代化”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就是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2050年进入高等发达国家行列，按照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逐步去实现。当前的任务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概括为“首要任务”和“中心任务”。 以人为本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怎么看中国式现代化？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或者说人本主义，是一种哲学观念。“人是万物的尺度”，转化为政治哲学，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变成一种政治价值观。所以，人民立场就是党的立场，党提出的任何主张和理论创新，都不会偏离这个基本立场，或者说，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立场的基础之上。沿着党的政治价值观去分析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就不难发现它的底层逻辑。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这五个基本特征都是从中国特色这个角度概括出来的，也是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不同的地方。五个特征之中其实有一个共性的东西，那就是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14亿人，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组成的。我们不能笼统地说“14亿人”，而是要具体分析14亿人的构成，避免泛泛而谈。

再比如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要把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嵌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即使实现了现代化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精神文明自然也是指向人。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实这些都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最后一个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也指向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靠剥削别人、压迫别人，不是去掠夺别人的资源，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不会走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是在不欺压剥削他人的基础上自主实现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由这五个特征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内在的底层逻辑，就是以人为本。这区分于以物为本的现代化，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我国过去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主要着眼于物的现代化，因为在一穷二白和物质财富匮乏的情况下，没有基本的物质技术基础是谈不上人的现代化的。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国家的现代化就得要有升级版，这个升级版在底层逻辑上更清晰地凸显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

第二，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是所有人的现代化：从传统人变为现代人。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指向的是所有人的现代化，就是所有人从传统的人变为现代的人。“现代化”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定义，比如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现代化，那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西方国家最早提出“现代化”一词的时候，也是指怎么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就是现代化的，这和工业革命是相契合的。社会视角的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社会发育比较充分、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得到彰显，社会诚信和利他互助精神不缺失的社会。

从人自身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就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现代人的核心就是彰显人的“三性”，即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文明性。 首先，人的主体性涉及物和人的关系。是物支配人，还是人支配物，这看起来是个常识问题，但在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当中，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混淆两个概念，人的主体性被淹没了，不是以人，而是以物来度量一切。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就有过唯GDP论，以GDP论英雄，污染了环境，给人的健康和发展带来了危害，其实这就是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看得比人还重，这就颠倒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被异化了。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老百姓说“人掉到钱眼儿里去了”，就是指人被金钱所支配，而不是人支配金钱。人一旦变成了金钱的奴隶，那么人的主体性就被淹没了，作为介于神与兽之间的人，在二者之间更偏向了兽的本能。因此，我们所有的发展都应当以人为尺度来衡量，否则这些发展可能是没有价值的。

其次，创造性是人区别于兽的基本标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具有创造性，而不仅仅是使用体能从事简单劳动，那么我们的发展水平就会越来越高。创新驱动发展，就需要创造性。创造性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素质，更是一种能力。

最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文明性不仅体现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要有利他精神。如果一个社会只是自利，甚至自私，极端个人主义泛滥，那么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再多，其文明性也会大打折扣。一个社会的文明性是以利他性来衡量的，处处为他人考虑，大家更多关注他人和社会，帮助他人，形成一种社会互助，这就是一种文明性的体现。

综上，人的现代化就要彰显人的“三性”，这是从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的途径，也是人的现代化程度的基本标志。

物质技术的现代化都是以人的现代化为目的的，物质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人的发展既是手段，更是最终目的。这看似是常识，但在复杂的物质技术系统中时常被颠倒，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会表现在我们的制度安排甚至政策制定之中。所以，需要时刻警惕人的异化现象。

人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目的也是手段

人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目的，也是手段，这是一种辩证关系。共同富裕的实质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这是目的。

一是以人为尺度的共同富裕。以物为尺度来衡量共同富裕，就是缩小财富、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以人为尺度来衡量共同富裕，就是缩小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若不是所有人得到发展，若人的能力差距没有缩小，那么就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哪怕通过政府再分配手段一时缩小了这种差距，但社会再生产过程依然会再现原有的差距，甚至使这种差距变得更大。所以，寄希望于政府再分配去缩小这种物的差距是暂时的，只有短期效应，没有长期效果。所有人的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即使从手段的角度来看，人的发展也是最优的手段。

我们常说“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实现了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共同”，毛泽东主席曾说“大家都有份”，那怎么才能做到大家都有份呢？只有通过所有人的发展缩小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距、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分配的状态才可能接近“共同有份”。参与做“蛋糕”的人的能力差距缩小了，所做出的贡献差距缩小了，分“蛋糕”时的差距自然也就缩小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冲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融合。在物本逻辑支配下，效率与公平始终是冲突的，只有转到人本逻辑上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才会消失，融合才有条件。

二是促进所有人的发展是共同富裕的起点，也是落脚点。从我国现实来看，促进所有人的发展，普遍提升国民能力必须抓住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机会公平。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机会公平在现有体制下是不是实现了呢？显然还没有，还需要通过改革来促进所有人发展机会的公平。如果没有实质性改革，这种机会公平还只能是水中望月。

第二个问题是自由流动。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但作为社会成员、家庭的自由迁徙还面临诸多体制障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成员、公民的社会基本权利并没有得到平等保障。

第三个问题是基本能力。每个人都应当拥有适应现代社会的基本能力。联合国曾经提出“要免于饥饿”，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要提出“免于基本能力的缺失”。如果一个人基本能力都没有，只有原始的体能，那肯定是低收入者，他的发展处境肯定是非常不利的。若基本能力缺失的人多了，陷入贫穷，政府即便想帮，只怕也力不从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都需要抓住上述三个问题来持续发力。

农民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第一，人的现代化，主体是农民的现代化。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过去常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现在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应该改成“现代不现代，关键看农民”。农民依然处于传统社会，根植于农业社会，是典型的传统人，其思想意识、观念以及技能，都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十分艰难。放在整个社会来看，农民这个群体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长期未能从城乡二元结构中摆脱出来。从数量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2021年农业户籍人口占到53%。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依然是“农民社会”，仅从就业维度计算得出的64.7%的城市化率是一个夸大的指标。

第二，应当把农民从“三农”中剥离出来，置于人的现代化进程来考虑。农民的现代化与农业的现代化是两码事，不能裹到一起。农民现代化的方向是市民化，作为职业的农民未来应当是极少数，而农业的现代化是工业化、数字化，只需要占人口极少数的现代职业农民。若相当多的人口仍挤在农村土地上，被集体经济成员身份牵扯，固化在农村，农民便不可能现代化。在经济上低效、社会基本权利不尽平等的条件下，即使政府投入再多，农业农村也难以实现现代化，整个国家也难以走向共同富裕。支持农民走出农村，减少农民，才是农民这个庞大群体走向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唯有如此，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才有条件。现代化的过程是艰难的，也是长期的，有赖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性变革。

第三，农民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元。目前，农村有商品市场，但土地市场、住房市场、抵押市场尚未形成，农村的财产权不可交易，无法货币化、资本化。因此，农民财产不能随着国民经济增长而升值，农民不存在财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循环，农民要获得财产性收入非常困难，要积累财富也非常困难。所以，农村存量资源配置固化，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偏低。其次，是社会身份体制的二元。农民与市民的社会身份不同，社会基本权利不平等。最后，是公有制的二元。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存在“两张皮”现象。国家所有制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但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依然在探索之中。这使得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同样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至今难以做到同权同价。

第四，农民现代化与走向共同富裕的出路。要促进农民现代化与走向共同富裕，不仅要在理论上、体制上不断推动改革创新，还必须在农民这一关键群体上做文章。

在理论上、体制上要破除上述三个“二元”，加快推动结构性改革，缩小城乡差距才有希望。让农民、农民财产权更充分地流动起来，实现货币化、资产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不能把农民固化在农村，固化在集体经济成员的身份里，固化在农村的土地上，那样，农民不但不能现代化，也难以增收和提高技能。

减少农民，减少社会身份的农民、集体经济成员的农民，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只有先做“减法”，才能做成“加法”。只有推动以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核心）为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重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区域结构，重塑社会分配结构才有前提和基础。像盖房子一样，先得从打地基开始，不能先从上面开始盖。当前个别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一些做法，似乎是先盖房，再打底子夯基础，顺序上颠倒了。

农民的现代化和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需要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从破除农民身份（户籍、集体经济成员）不平等入手，推动社会化改革，带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大力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促进社会平等（起点）与经济平等（结果）形成良性循环。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