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潮起潮落”，全球结构性权力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全球结构性权力加速演变的背景下，分析全球结构性权力的演进逻辑，诠释全球价值链对结构性权力理论的拓展，对于正确理解大国博弈、准确把握中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以及重塑未来世界权力结构体系至关重要。

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从四个方面来衡量国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对国际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国家在安全结构中的权力主要依赖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各国武器变化及技术革新对安全结构性权力的大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能够为本国社会安全和稳定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为国际社会安全提供保障。

商品和服务开始越来越多地适应世界经济的需要，而非满足本国的需求和爱好，生产结构性权力逐渐跨越国界而对全球社会政治变化产生影响。伴随发达经济体内部生产部门和环节的转移，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结构中的占比和地位不断上升，生产结构性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出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从国家向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转移和分配。

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深度参与，长期占据金融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地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强化，知识结构领导权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国际社会权力博弈的重要因素。上述四种结构并非简单的加总关系，各种结构在其作用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传统权力结构理论认为，不同结构性权力间的相互作用如同四棱锥的四个侧面，任一结构性权力都未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不同结构性权力的相对变化决定了其在整体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历史时期国际体系中均存在某种结构性权力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这种现实结构使得结构性权力在变迁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间权力转移的趋势，因此，当一国在主导结构性权力中占据优势时，便可能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处于霸权地位。

二战结束前，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安全结构性权力长期占据权力结构的主导地位。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期，英国凭借英镑和金本位制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霸主。全球局势的相对稳定使得金融权力在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国际产业分工尚未铺开，受制于当时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安全结构性权力仍旧在权力结构中居于相对主导地位。

作为战后经济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性权力方面均占据领先优势，金融结构性权力之所以能够成为继安全结构性权力后的主导性权力，同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和欧亚等地区战后恢复的巨大需求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结构性权力格局中地位不断提升，而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渐被排斥在全球化体系之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心—外围”结构逐渐形成。

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全球价值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伙伴国越来越多、价值链参与程度越来越高、网络中心度也有所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微观主体对生产结构性权力的掌控。

自21世纪以来，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展开的生产结构性权力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涵，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的不断升级也反映出国家生产结构性权力的局限性，即生产结构性权力既受到技术水平、要素资源等限制，同样也受到各国在参与区域生产网络过程中对自身和区域权力平衡的影响。

回溯权力结构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到知识结构性权力无处不在。关键技术能够直接决定一国工业水平的领先程度，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细化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技术和创新在产业链布局和分工中的主导地位日趋明显。在技术推广前期，技术扩散具有一定的市场驱动力。只要其他国家不危及霸权国的技术优势，霸权国的国家逻辑就不会与市场逻辑相矛盾。但是一旦技术外溢对霸权国比较优势产生重大冲击，就会触发霸权国基于国家逻辑干预市场，此时市场逻辑就会让位于国家治理。

21世纪以来，全球化从“过度全球化”步入“有限全球化”。与此同时，全球生产分工和技术升级不断演进，生产结构性权力的博弈开始逐渐渗透到围绕国际规则和关键技术展开的知识结构性权力争夺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并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流砥柱。

中国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与西方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充分结合，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迅速找准定位，从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再通过规模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位势”的提升。

虽然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优势条件，但国内完备的产业部门和生产链分布、庞大的制造业体量和不断提升的技术创新实力，为中国制造业朝着高质量发展轨道转档创造了新的优势。在生产结构性权力仍主导全球总体权力的当下，中国在全球生产结构性权力的转换过程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冲击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产业链“本地化”和外部供应链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国家产业链安全的重要考量，由生产结构性权力延伸出来的安全结构性权力对各国生产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受制于各国生产能力提升的局限性，“区域化”成为全球价值链演变过程中最为明显的特征，也为提升和保障中国的产业链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

原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分工的生产结构，已逐渐转化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和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三大生产区域。中国的生产结构性权力在亚洲区域生产结构性权力的加持下得到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对关键技术和产品的自主可控需求，使“全产业链”背景下的安全结构性权力衍生出新的内涵。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关键产业领域的自主可控生产能力、延伸国内产业链布局乃至打造关键产品生产的“全产业链”，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权力的不二之选。

在当前全球产业链竞争格局下，能否驾驭和掌控技术升级能力、不断构建完善自身创新体系，对于国家知识结构性权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对中国而言，当前自身科技创新进步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紧张，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技术封锁和交流中断的势头越发显著，只有发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同时持续巩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知识结构性权力的对峙中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长期以来，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美国军事、经贸、科技全球领先的加持下愈加稳固。

美国在全球金融结构中的霸权地位似乎牢不可破。但事实上，金融结构性权力与生产结构性权力存在一定的共生关系。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片段化”的全球生产分工和“往返性”的中间品跨境流动大幅提高了贸易规模，中国凭借强大的制造业部门和庞大的贸易体量，为人民币在国际结算领域创造了独特优势，人民币国际化正围绕以中国为核心的实体贸易网络稳步推进。

基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结论。一是全球结构性主导力量的变迁一定会伴随大国格局和地缘政治的演进，谁在全球结构性权力转移中把握未来的核心权力，谁就能够占得先机。二是不能忽视对生产结构性权力的巩固，军事、金融和知识尽管在某个历史阶段都“各领风骚”，但仍然属于依附性权力，生产依然是基础性权力，没有产业，金融就是空中阁楼，知识也就失去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应用场景”。三是在向知识结构性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既要遵从市场规律，也要依赖国家力量。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摘自《外交评论》202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