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Sirius，即αCMa——大犬座α星）是全天最亮恒星，呈耀眼的白色。它还是目视双星[1]，其中B星又是最早被确认的白矮星。但自从现代天体演化理论确立之后，这一非常成功的理论，却因西方古代对天狼星颜色的某些记载而被困扰了百余年。

在古代西方文献中，天狼星常被描述为红色。学者们在古巴比伦楔形文泥版书中，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托勒密（Ptolemy）、塞涅卡（L.A.Seneca）、西塞罗（M.T.Cicero）、贺拉斯（Q.H.Haccus）等著名人物的著作中，都曾找到这类描述。

按现行恒星演化理论，及现今对天狼双星的了解，其A星正位于主星序[2]上，根本不可能在一两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改变颜色。

赫—罗图

考虑到恒星在演化为白矮星之前会经历红巨星阶段，若认为天狼B星曾经有盛大的红光掩盖了A星，似乎有希望解释古代西方关于天狼星呈红色的记载。然而按现行恒星演化理论，从红巨星演化为白矮星，即使考虑极端情况，所需时间也必然远远大于一千五百年，故古代西方的记载始终无法在现行恒星演化理论中得到圆满解释。

1985年，W.Sehlosser和W.Bergnmma又旧话重提，他们宣布在一部中世纪早期手稿中，发现了图尔的主教格里高利（Gregory）写于公元6世纪的作品，其中提到的一颗红色星可确认为天狼星，因而断定天狼星直到公元6世纪末仍呈红色，此后才变白。由此引发对天狼星颜色问题新一轮的争论和关注。

于是天文学家只能面临如下选择：或者对现行恒星演化理论提出怀疑，或者否定天狼星在古代呈红色的说法。

其实，西方对天狼星颜色的古代记述并非完全无懈可击：塞涅卡、西塞罗、贺拉斯等人，或为哲学家，或为政论家，或为诗人，他们的天文学造诣很难获得证实；托勒密虽为大天文学家，但其说在许多具体环节上仍不无提出疑问的余地（例如他说的那颗红色星是不是天狼星）。至于格里高利所记述的红色星，不少人认为其实是大角（Arcturus，αBoo）——该星正是明亮的红巨星。

而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天文学—星占学文献之丰富，以及天象记录之系统细致，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感到有必要转而在早期中国古籍中寻求证据。我曾先后花了数年时间，尝试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寻找能够解决天狼星颜色问题的史料。最后出乎意料，竟在星占学文献中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

古代中国星占文献中所提到的恒星和行星颜色，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着眼于这些颜色的星占学意义。中国古代有“五行”之说，渗透到诸多领域，“五行”学说在星占学中的应用之一，就是用“五行”以配星之五色。而众星既有五色，就需要指定某些著名恒星作为五色的标准星。因此，星占文献中所涉及的恒星颜色，只有对这些标准星本身颜色的记载，才是真正可靠的。

这种关于标准星颜色的记载数量很少，现今所见最早记述出自司马迁笔下，《史记·天官书》中谈论金星颜色时，给出五色标准星如下：

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

上述五颗恒星依次为：天狼星、心宿二（αSco）、参宿四（αOri）、参宿五（γOri）、奎宿九（βAnd）。

司马迁对五颗恒星颜色记述的可靠性，可由下述事实得到证明：五颗星中，除天狼因本身尚待考察，暂置不论外，对其余四星颜色的记载都属可信。心宿二，光谱为M1型，确为红色；参宿五，B2型，呈青色（即苍）；参宿四，今为红色超巨星，但学者们已证明它在两千年前呈黄色，按现行恒星演化理论是完全可能的；最后的奎宿九，Mo型，呈暗红色，但古人将它定义为黑也有道理——因与五行相配的五色有固定模式，必定是青、红、黑、白、黄，故其中必须有黑，而若真正为“黑”，那就会看不见而无从比照，故必须变通。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庆幸之处：古人既以五行五色为固定模式，必然会对上述五色之外的中间状态进行近似或变通，硬归入五色中去，则他们谈论这些星的颜色时难免不准确；然而在天狼星颜色问题中，恰好是红、白之争，两者都在上述五色模式中，故可不必担心近似或变通问题。这也进一步保证了利用古代中国文献解决天狼星颜色问题时的可靠。

下表是中国早期文献（不必考虑公元7世纪之后的史料）中仅见的四项天狼星颜色可信记载的原文、出处、作者和年代一览。

以上四项记载的可靠性，都经过了详细考证。至此已可确知：在古代中国文献的可信记载中，天狼星始终是白色的。不仅没有红色之说，而且千百年来一直将天狼星视为白色标准星。这在早期文献中是如此，此后更无改变。因此可以说，现行恒星演化理论从此不会再因天狼星颜色问题而受到任何威胁了。

我的发现在1992年的《天文学报》上发表之后，次年即在英国刊物上出现了英文全译本，天文学史泰斗席泽宗院士评论说：“文仅五千字，却解决了困惑着西方天体物理学家百余年的天狼星颜色问题，是我国天文学史古为今用的传统研究方向上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也算是我为天体物理这个我念了四年的专业所作的唯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