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通货膨胀、主产国气象灾害等因素影响，国际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大国，应对全球粮食市场变化，应从国内稳产保供出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努力实现稳产增产。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利用水资源。发挥大国体制优势，开展重大专项研究，攻克种业“卡脖子”技术。提升农业智能装备技术与服务水平，实现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应用，提高粮食生产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健全有利于衔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坚持绿色生产，保护生态环境，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业碳减排提供抓手。构建有利于加快科技攻关的机制体制创新，进一步明确农业产业发展背后的技术特点，区分共性关键技术、“卡脖子”技术和前沿创新技术，创新研究体制，在组织、资金、人才、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方面配套相应政策。
完善国内粮食与重要农产品物流、仓储与应急体系建设，努力实现保供应。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加强粮食与重要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突出建设几条粮食与重要农产品物流通道和物流产业园。加快国家粮食与重要农产品交易平台建设，促进产销衔接。改革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中央与地方储备，政府与社会储备互为补充的储备体系，增强粮食储备治理能力，优化储备规模、结构、布局。完善国内粮食与重要农产品供应链应急体系建设，继续在大中城市和易发生风险区域，增加应急加工、物流、仓储企业名单，确定各单位包括街道应急工作人员的名单，制定应急方案与启动制度。
加强我国粮食产业链条的经济韧性，努力实现“应对有余地”。对于突发局部农产品供应风险，可以通过启动市场和政府储备进行调节，这需要确定重要农产品类别，并提高储备水平和轮换能力。建立重要农产品进口替代产品方案和启动细则，并通过缔约特殊的贸易协议，保障重要农产品在主要进口来源国的豁免权，最大限度减少国际政治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从长期看，应对极端事件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的风险，还应当有应急可用的耕地储备，例如通过制定细致的启动与实施方案，在特殊情况下将非粮化耕地、水面、菜地迅速转化为耕地的能力。建立国际国内联动的粮食与重要农产品预警应急体系，监测重要农产品国际市场供需与价格变化，划分进口风险等级，制定应对预案。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努力实现“主动应对”。深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企业或地方政府合作，一方面通过共建粮食仓储与物流体系，逐步形成部分调剂国内粮食与重要农产品供销的缓冲区，提高共同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快与沿线国家的农业生产和技术合作，提高这些国家谷物、大豆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供应能力。加快粮食与重要农产品的全球产业链布局，积极培育大型跨国粮食企业，探索开展粮食与农产品生产、仓储、加工等跨国经营模式，通过贸易合作、产业投资等多种形式，拓展国际粮食供应网络。进一步开拓国际物流通道，鼓励跨境运输企业建立合作联盟，完善采购、仓储、运输和配送等功能。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南南经贸合作，推进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合作，倡导和共同打造国际粮食安全合作新平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转自：重农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