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指出，“十四五”时期要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从目前来看，任重道远，需要最大程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的潜能价值挖掘出来。
从理论层面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共同富裕，就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阶段的劳动具有“谋生”性的特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曾将劳动者在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中产生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称为 “天然特权”。这说明劳动能力不同必然会导致分配结果不同。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体制下，这种由劳动“个人谋生性”带来的差别，即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级乃至高级阶段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在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大方向，又要发挥好微观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防止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发挥好市场主体在拓宽居民收入渠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须知在苏联和中国改革前的经济体制下，我们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值得我们汲取的教训。
从现实层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可以说是突破了1.2万美元。如果根据2021年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高于12695美元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这样一个总量，与设定的2035年远景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GDP达到2.5万美金”）的门槛还有距离。从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6∶1，地区之间居民收入最高省份（上海）与最低省份（甘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3.55∶1。第三个差距即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国际上主要用“基尼系数”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20年为0.468，世界银行数据库显示是0.47（估计四舍五入而已），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上述这些数据为我们整体描述了现阶段推动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问题。
从对策层面来看，在上述条件下“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就要在深刻认识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基础上，从发展大格局中寻求解决办法。比如在增加收入上，要着眼高质量发展，设法调动全社会投资创业、劳动就业的积极性，让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和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比如在分好“蛋糕”上，切实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包括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深化对分配主体的认识，处理好分配中产生的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等问题；比如在防止新的不公平产生上，建立完善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防止由于环境资源领域产权界定不清、产权配置不当、交易价格不合理，以及环境资源税收不合理等因素，产生新的分配不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