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描绘了文化建设的蓝图。这里我想结合自己所学专业，谈谈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文化，尤其是从宏观上来看，如何理解新文化。
回顾过去一百年，有关文化建设的大的视野发生了三次明显的变化，从20世纪上半期倡导的国际化，到20世纪下半期倡导的世界化，再到21世纪初倡导的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建设的视野有所不同。在这种大背景下来谈论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有助于我们吸取历史经验，明确建设方向。
国际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建设盛行国际化的趋势。那时候在中国有“西学东渐”的潮流，在欧洲有“中国风”的余波，或者“中学西渐”的反流。20世纪20年代留学德国的宗白华就承认，自己卷在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包华石（Martin Powers）更是指出，西方的现代文化，是在吸收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在现代化向非西方国家蔓延的同时，西方国家也在吸收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资源。因此，文化现代化从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结果，并不是西方国家的发明。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当时的国际文化，会发现它覆盖的范围比我们今天想象的国际化要小很多。以我所在的国际美学协会为例，最初对“国际”的界定是比较狭隘的。国际美学协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国际美学大会。第一届国际美学大会由德国美学家德索（Max Dessoir）发起，于1913年在德国柏林召开。当时的世界美学大会官方语言只有英语、法语、德语三种，而且要求参会学者需要懂这三种语言。
从大会的官方语言可以看出，当时的“国际”实际上只限于西欧国家之间，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欧洲强国之间。从要求参会者掌握三种语言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国际”追求的是普遍性或者一致性，至少是要在语言上达成共识。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国际”，实际上是欧洲现代性的体现。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就是合理性。合理性的代表，便是现代科学。国际美学大会的召开，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各国的美学理论统一起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普遍的美学。这种统一，在欧洲国家内部是有可能的。欧洲国家的文化艺术都可以将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尽管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演变出了不同的形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明显要超过差异性。
2001年第15届国际美学大会第一次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召开。当时就有与会者提议，要扩大国际美学大会的官方语言。正式提议的还不是东方国家的代表，而是西班牙语国家的代表，他们强烈要求将西班牙语列为国际美学大会的官方语言。但是，国际美学执行委员会依据大会章程，没有通过将西班牙语列入国际美学大会官方语言的提议。由此可见，“国际”一词中的西欧中心主义色彩是很难去掉的。
世界文化
2010年第18届国际美学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我们不仅将大会的名称由“国际美学大会”改为“世界美学大会”，而且将汉语列为大会官方语言。这一改变，极大地扩大了大会的规模，参会人数由以往的300人左右，激增至1300人。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大会，国际美学协会网页上至今挂着这届美学大会的照片。
这种改变是有先例的。与世界美学大会关系紧密的是世界哲学大会，世界哲学大会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世界哲学大会最初也叫国际哲学大会，1900年在巴黎召开首次大会，大会章程跟国际美学协会的差不多一致。但是，从1973年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Varna）召开的第15届大会开始，大会的官方名称由“国际哲学大会”改为“世界哲学大会”。这种改变并非文字游戏，而是有实质性的变化。如果说“国际的”寻求一致性的话，“世界的”寻求多样性。世界哲学大会不设官方语言，原则上任何语言都可以参加大会。尽管组委会在遴选参会论文的时候，仍然有可能会遇到语言障碍，因为没有一个组委会的成员能够涵盖全球的全部语言，但是这种鼓励说不同语言的学者参加大会，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姿态。因此，尽管世界哲学大会是国际哲学大会的延续，但是这种改变还是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至少在大会的规模上有了重大突破。世界哲学大会的规模非常可观，参会人数通常多达两三千人。2018年由北京大学承办的世界哲学大会注册参会人数超过7000人，实际参会人数超过5000人。
就国际视野来说，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形成一致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最终形成统一的、合理的现代文化。但是，世界视野不同，文化建设的目标不是追求一致性，而是保持多样性，确保原生态文化不受现代性的侵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种主张适合世界视野中的文化建设，但不适合国际视野中的文化建设。
全球文化
国际文化与世界文化表面上看起来区别不大，实际上是两个极端。当然，无论是追求一致的国际文化还是追求多样的世界文化，在具体的文化建设中都会遭遇巨大的困难。文化与科学不同，科学有统一的标准，文化有各自的习惯。尽管不同的文化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习惯的主体仍然不可动摇，否则这种文化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因此，国际文化追求统一性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建立在牺牲文化身份的基础之上，而文化的精华刚好就体现在由语言和习俗等构成的文化身份中。但是，世界文化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难以操作的极端。的确，保护文化身份的最好方式，是让文化保持在它的原生态之中。但是，任何文化都从来就不是静止的，文化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而不断演变的。我们不应该以保护文化生态的名义剥夺任何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尤其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便利。尤其是当我们将“国际的”与“世界的”对照起来检视的时候，它们二者的片面性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的”取代了“世界的”。后现代文化逐渐演变为当代文化，这在艺术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与现代艺术追求统一性、后现代艺术追求多样性不同，当代艺术追求统一基础上的多样性。贝尔廷（Hans Belting）正是依据统一中的多样，构想了他的“全球当代艺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他的全球当代艺术构想，贝尔廷以互联网为例加以说明。在贝尔廷看来，当代艺术是全球的，就像互联网是全球的一样。我们理解了互联网的运行机制，就能够理解当代艺术的特征。互联网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一方面，全世界都在使用互联网，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体现了高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互联网文化是高度混杂的文化。互联网文化的混杂性，不仅体现为语言、种族、性别、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而且体现为个体之间的无限差异。使用互联网的任何个体，都是完全平等的，他们有同样的权利发表自己的主张，建构自己的文化。互联网时代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达到了极致。一方面毫无限制的内容和海量的信息给任何管理机构都会带来巨大的麻烦，另一方面互联网后台可以监管在上面流通的任何内容。
由此，互联网文化很容易处于失控与操控的矛盾状态。全球当代艺术也体现出这种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是艺术家个体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创作，另一方面是几乎一致的双年展、艺博会、拍卖、收藏模式。这种矛盾性，让全球文化比国际文化和世界文化都要更加极端。尽管世界文化追求多样性，但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仍然体现为文化的多样性，而非个体的多样性，因此与全球文化相比，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国际文化的普遍性也从来没有像互联网一样具有统一的格式，与互联网平台的一致性相比，国际文化追求的一致性的约束力要小得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基于互联网的全球文化，体现为极端的操控与失控的矛盾状态。
人类文化
我们今天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文化，既不是国际文化，也不是世界文化，还不是全球文化，我们姑且称之为人类文化。具体就我国文化建设而言，它要体现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弘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的结合。如果说国际文化因为追求统一性而更多地体现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世界文化因为追求多样性而更多地体现为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那么人类文化就扬弃了国际文化与世界文化各种的缺点，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又不同于全球文化的结合。在全球文化中，统一性体现为平台的统一性，多样性体现为个体的多样性，全球文化是在统一的平台上追求个体的多样性。人类文化的结构刚好相反，它的基础是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此，人类文化体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首先，今天的人类文化不同于20世纪初期的国际文化。国际文化因为追求统一性而忽视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因而注定只能形成某种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文化。这种意义上的国际文化因为缺乏根基而没有生命力，更没有人民性。国际文化，只是一种精英文化，很难体现出人民性。人类文化不是精英文化，当然也不是大众文化，而是人民文化。人民性既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习惯，又包含对超越的价值和理想的追求。
正因为如此，人类文化也不同于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化一样，人类文化充分尊重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习惯，但是并不会因为对原生态的维持而忽视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人类文化尽管充分保持多样性，但是因为对共同的理想和价值的追求而会趋向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趋向导致的结果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欣赏。
全球文化缺乏人类文化中包含的理想和价值追求，更不会导致文明的欣赏。基于统一平台基础上的众声喧哗，只有最低限度的规则要求，没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尽管全球文化能够充分彰显个体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因为缺乏价值、理想和共性而得不到任何尊重。这种文化是个人的，但不是人民的。
弄清了人类文化与国际文化、世界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确我们的文化建设的任务。不可否认，在人类文化中也存在着普遍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但是只要聚焦到人民性上，这种冲突就会迎刃而解。文化建设除了外在的形式建设之外，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建设。当我们培养起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的精神品质，普遍性与多样性就可以相互兼容。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