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的布告
记得是1980年秋天，那时的我还是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一天上午从宿舍去图书馆，只见学校大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在围观门墙上张贴着的一张校长办公室发布的布告，布告非常简洁，只有几行字：
匡亚明校长因病外出休养一段时间，现在基本康复，已经回校视事。全校任何教师、职工和学生，有任何同南京大学有关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匡校长反映。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这张布告让我终生难忘。布告中“视事”两个字是公文用语，现在已很少用，不过想想倒也准确、简洁、传神。尤其难忘的是布告中的三个“任何”，做领导的恐怕大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有这样自找麻烦的？南京大学的校长，谁要见都随时可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汇报？我见过的布告多了，这样措辞和风格的布告，我之前没有见过，以后也再没有见过。我想这布告一定是校长亲拟，秘书是不敢这样写的。
看到布告，我当时也想不到有什么事需要去找校长，不过在后来的十多年中，我倒真的三次登门拜访了匡校长，或者说，是向校长求助。
这三次访问，当然是因为得到这张布告的鼓励，但也包含着藏于心底的一份感情，这是有缘由的。我第一次见到匡校长是在1963年秋天，那时我还是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9月底看到系学生会有个通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会定于10月1日，即国庆节晚上，在南大礼堂举办诗歌朗诵会，欢迎南师中文系的同学参加。”
看到这一邀请，我很兴奋，都是学中文的，很想领教一下南大同学的风采。国庆节当晚，我来到南大小礼堂，人很多，好容易在前排找到一个座位。那时的学生都单纯、热情、上进心强，一个中文系学生的诗歌朗诵会就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想不到的是，南大的许多老师也来了。我很感庆幸，见到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名人，其中有三位至今难忘：一位是陈中凡教授，南大中文系“三老”之一，名扬四海的文学史家，这时他已高龄，虽然还是中秋时分，已戴了一顶厚厚的老式帽子，他朗诵了一首毛泽东诗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位是著名诗人赵瑞蕻，朗诵了他的诗歌新作《新登楼赋》。赵先生那时正值中年，极具风度——洋派中透露出诚恳、矜持和激情，一种难以言述的诗人气质，对青年学生颇有吸引力。不过那时可真没有想到，十多年后，我会幸运地成为他的研究生；还有一位就是匡校长。出场顺序我记不清了，当身材高大的匡校长被主持人请上台时，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匡校长，脑子里突然涌出“古貌古心”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我从旧小说上看到的，究竟是指什么样子，适合不适合匡校长，我至今也说不清，不过当时心里就是冒出这几个字，反正见他一次就不会忘掉，会刻在脑子里。
那一年，匡校长刚从吉林大学调到南京大学，带来了不少传说和故事，对我这样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大学新生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听说他1926年入党，级别比省委书记还高一级；他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后来去延安住在窑洞，与毛泽东同志是近邻，还一起讨论过问题……见到这样传奇般的人物，我真有点激动，只有同大家一道鼓掌。匡校长朗诵或是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满面的笑容。掌声停下来，他的开场白是“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他带着丹阳口音的官话我听起来特别亲切，因为我母亲就是丹阳人，我从小就听惯了这种丹阳官话。此后见到匡校长，也总是想起“逼上梁山”这几个字。
此后十多年，我再没有见过匡校长，不过南大同南师相距咫尺，他的故事倒听到不少，匡校长有强烈的个性，不愿随俗，南大因为有他在，无论是前期的教育改革，还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都别具一格，影响全国。
我从南师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北农村教书，一待就是十年。“文革”结束后，我考取了南京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说到底，这事同匡校长也有点关系，如果不是他，我恐怕一直就在县里教中学了。当时，匡校长恢复了南大校长职务，做了几件轰动一时的事，其中一件是他为南大中文系引进了三位著名的“问题人物”并予以重用：一位是戏剧家陈白尘，还有两位是武汉大学已退休在家的古代文学专家程千帆和英美文学专家张月超。三位专家被招到南大，正值青黄不接之时的中文系，面貌为之一新。其中，张月超同赵瑞蕻两位先生合作，创建了南大世界文学专业，也是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点，1979年开始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被录取。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一个研究生专业至少需有两位导师，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匡校长把张先生引进南大，南大那时就不可能设立世界文学专业，我也就不可能来读研究生。这样想来，匡校长当年的“招降纳叛”，不但改变了三位专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这个乡村中学教师的命运，我岂能没有感恩之心？
“给教师一间书房！”
匡校长的布告出来一年多以后，我第一次正式拜访了匡校长，那是1982年春末的一个下午，目的是向校长“告状”，请校长帮忙。
20世纪80年代，用房是南京大学的头等难题，引发过多少矛盾和纠纷。那时南大只有鼓楼一个校区，且位于市中心，难以扩展，教学区北园加上生活区南园，总共才700多亩，无论教学、办公用房还是师生宿舍，都十分紧张。校部机关就设在几排简陋的平房里，拥挤不堪；图书馆门口，每天一早会聚集许多学生背着书包读英语，大门一开即蜂拥而入，抢一个座位占据下来，这半天就有了学习的地方；至于住房就更是拥挤，学生的集体宿舍，本科生8人一间、研究生6人一间。青年教师许多是三代同堂，住20平米的一间。每到饭点，筒子楼的走廊里烟雾缭绕混合着饭菜香，这些都是南大那时特有的风景。
就是匡校长自己，当时的居住条件也十分简陋。他调来南大后，住在青岛路紧靠校园的一幢小洋楼里，那本是南大的校长寓所，小院里草木繁茂，幽静美丽。“文革”开始，他被“造反派”赶出小院，住进南园集体宿舍；“文革”结束，他恢复了校长职务，但拒绝搬家。他说：“只要我是校长，南大的住房问题不解决，我就按兵不动。”于是，一校之长就在老旧的筒子楼里又住了几年。我读研究生时住在13舍，对面14舍二楼最东头的几间房就是匡校长的家，透过窗户有时可以看到匡校长的身影。我常暗中发问：那楼里一层只有两间公厕，匡校长已是高龄，住那里方便吗？
匡校长恢复职务以后，十分重视解决南大的住房困难，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给教师一间书房！”他也实实在在做了一件振动南大、传遍全国的事：学校在北京路2号新村造了两栋宿舍楼，每套三室一厅60多平米，是南大当时最好的家属宿舍。有一次，匡校长出差，房子还没有造好，就按照图纸被分掉了。匡校长回校以后，看了分配方案，发了脾气：“怎么大半分给干部、不给教师？教师要备课和做研究，需要一间书房，应当得到照顾。”但是这个分配方案已经正式通过了，怎么改？匡校长提议：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并且把省委书记请来参加，重新讨论和制定分配原则。最后的结果是原来的方案硬是被推倒重来，那两栋宿舍楼大部分的房间都分给了教师。
不久以后，《光明日报》全文刊载了匡校长在学校常委会上的发言。在“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始、大家正饱受住房紧缺之苦的时候，“给教师一间书房！”这个口号震撼、也温暖了多少南大、以至全国教师的心！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啊，对我来说，真正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还是近20年后的事，那时的我不但不可能有一间书房，而且几乎陷入没有立足之地的窘境。
1981年年底，南京大学一、二两届硕士研究生同时毕业，其中100多人留校任教，我们当然十分高兴，但是又碰到一个难题：学校宣布毕业留校的研究生三年内不分配住房。
我们那批研究生绝大部分都已经成家，一部分家在外地的读研期间也把家属调到了南京。我也是如此，妻子和孩子调来住哪里呢？最初是“打游击”，也在教研室住过。到我们两届研究生毕业，宿舍空出不少，我们这些没有住房的就一人占了一间。虽然吃喝拉撒睡，全在这20平米里，但一家三口总算团聚，倒也自得其乐。
可是好景不长，我们住了没几个月，就看到校产科贴出一张布告，大意是：新一届研究生即将入学，往届生毕业后占据的研究生宿舍必须尽快让出，供新生使用，违者予以纪律处理。
我们要在南大无立足之地了，只有另找出路。那一阵，我们去到南京多所大学，还有党校和研究所，看看有没有愿意收留的。当时研究生还很少，物以稀为贵，想要的单位不少，但是在住房普遍紧张的年代，有空房的学校就很少了，加上调人要一级级审批、办手续要时间，看来一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们人人心急如焚。
就这么离开南大，也实在不甘心。走投无路之中，我们突然想到个办法：找匡校长去！匡校长在南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都说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对学生和教师总是亲切和蔼。而且，他布告上说过谁都可以找他，也说过要给教师一间书房，而我们只要一间住房！
其实，此时匡校长已经不再担任南大校长，而是转任名誉校长，还担任着江苏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家也搬出了南大，住进省里分配的寓所。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我们也没有预约，那天下午几个人就直接去了高云岭匡府。
秘书把我们领进客厅，匡校长满面笑容地迎了出来，见到自己的老校长，我们也顾不得寒暄，七嘴八舌满肚子的委屈倾诉而出。匡校长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脸上的表情也严肃起来。他缓缓地说：“这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说过要给教师一间书房，南大一时不能做到，但也不能让教师流落街头吧？”
我们告诉他，学校规定对我们三年不分房，他很生气：“三年不分房？谁说的？这三年住哪里？这不合理，也行不通！”听说我们想调走，匡校长更是生气：“为这事你们就要调离南大？我很不赞成，国家和南大招研究生，是下了大决心的，你们拿到学位刚留校，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怎么能说走就走？有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他想了一会儿，提出两点：“我会把这事向南大提出，我不是校长了，还是名誉校长，有这个责任。你们也应当写信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可能具有普遍性，应当引起注意。”他最后特别强调：“写信反映问题一定要署真实姓名，写匿名信不好，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嘛！”这话引得我们一阵大笑，心里有底了，高高兴兴离开了匡府。
我不知道匡校长后来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此后没人赶我们走了，三年不分房的事也没人再提了。不久，校方专门拿出南园的17舍，进行了简单改造，每层辟出几间共用厨房，分配给我们这些毕业留校的研究生和一些青年教师。一定是匡校长为我们说了话，否则问题不会这么顺利、圆满地解决。我深深地感谢匡校长，因为他，我有幸进入南大读书，并在南大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一封贺信
我第二次拜访匡校长是四年后的事了。
80年代初，是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大学里生气勃勃，学术研究十分活跃，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我也参加了不少学术会议。各地大学的同行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应当成立一个大学教师的外国文学学术组织。我们一些中青年教师协商串联，也得到老一辈专家的支持，决定由十所大学作为发起单位，成立“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商定北京大学杨周翰教授为会长，学会秘书处设在南京大学，张月超教授为副会长、余绍裔教授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但张先生年事已高，余先生是南大副校长，公务繁忙，都不可能做具体工作，我则以副秘书长的身份，同北京、上海的几位同仁一道，承担起筹办事务。在那个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要联系八方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奔波各地，忙了一两年，总算有了眉目，各项工作大体就绪了。
可就在这时，国家民政部发出通知：建立各种学术团体，都要得到批准，地方性学会要得到地方民政部门批准，全国性学会要得到国家民政部批准。看到这一通知，我们大吃一惊，赶快设法办批文。要建立大学的学术团体，只有找教育部。我带着南大介绍信两去教育部。高教一司科研处的阚老师接待了我，阚老师平易近人，听了我的汇报，他说要研究和向上级请示。到我第二次去，他的答复是：你们要建立学术组织，研究外国文学教学中的问题，可以理解，也是好事，但教育部批准一个学科性的学会没有先例，高教司不好批。我告诉阚老师，我们为建立这个学会已经筹备多时，基本就绪，一些前辈专家都请出山了。阚老师同情地对我说：“我们可以不干预，但也不能批，问题在你们南大和江苏有关部门的态度。”听这话我明白了，南大是支持的，但地方有关部门应该找谁呢？
我们筹备组考虑再三，大家决定按原计划进行。1985年6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大家热情都很高，参加会议的代表多达180多人，南大用房不够，我们特地借来南京海军学院的礼堂和招待所。与会代表中有许多学界名流，新华社和一些报刊也约定派记者前来采访。
但是说实话，我心里总是有些不安，我们毕竟没有批文，万一有人追究，怎么办？我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主意：请匡校长出面，匡校长历来热心学术活动，如果他能出面，不但壮大了声势，也是对我们的保护。
会议开幕前两天，我邀请几位副秘书长一道拜访匡校长。进了他家的客厅，我们大吃一惊，只见匡校长斜躺在沙发上，一条腿裹着厚厚的绷带，搁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我见这样子不知说什么好，倒是匡校长笑着说：“我腿受伤了，这样见客不雅得很，请你们原谅。请坐请坐！”
匡校长何种伤病，我没有敢问，但心中踌躇，匡校长在养病，我们却来打扰，太不是时候了。匡校长却依旧谈笑风生，我把同来的几位介绍给他，听说他们来自北大、人大、复旦，匡校长十分高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欢迎欢迎！”
我向匡校长汇报了成立学会的经过，他说：“这总是一件好事！”我又表示原来是想请校长参加成立大会的，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了。他哈哈大笑：“我在自己家里这样见客已属不雅，这样跷着腿坐到你们大会主席台上就太不成体统了！”
匡校长是有心人，他看出我们的心思，随即说：“我给你们写封贺信吧！我写好让秘书给你送去。”这让我感激莫名，同匡校长话别时，我一再表示感谢。他则对我说：“学会有这么多学校参加，一定要办好，这是南大的光荣！”
第二天，校长秘书就把贺信送来了。学会成立大会上，我们读了这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会议开得十分顺利，许多媒体作了报道。
后来，“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至今仍然活跃于学术界。我先后担任学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共27年，对学会的事始终不敢稍有懈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忘不了匡校长当年对我的鼓励和要求。
“我支持！”
匡校长是个永不服老的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他辞去校长职务后，似乎更忙了。以巨大的魄力和顽强的意志，他又做了几件大事：一是主编了200卷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并亲自撰写了其中的第一卷《孔子评传》；二是出任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组长；三是创建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并担任首届会长。
匡校长这么忙，我也不敢轻易惊动。记得是1993年，有天上午我去二号新村看一位老师，从门洞出来，看到匡校长有人陪着，从前面路上经过，匡校长也看到了我，想不到他立刻转过身向我走来，握着我的手问我是否住在这院子里？情况怎样？我真激动，想不到80多岁的老校长，多年过去了，还记得我这样一位普通教师。
匡校长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撰写《孔子评传》和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这一辈子学术上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传记研究。我在《传记文学史纲》中对匡校长的《孔子评传》作出高度评价，称之为“学术传记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反映了孔子研究古老课题中的现代意识”，并把“中国思想家评传”称之为“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传记系统工程”。我这本著作1995年年初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年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提升为教授，次年又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我很想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把此书送给匡校长指正。1996年5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第一部《孔子评传》问世十年，匡校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丛书前50卷的首发式和新闻发布会。我看到新闻，兴奋之余想到应当把《传记文学史纲》送给匡校长，又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匡校长主持出版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也可以做一套“外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对外国，主要是对西方各种学术流派和思想的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学术的热点，我一直认为，研究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用“评传”的方式是比较适宜的，如果能参照“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模式出版一套“外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那该多好啊。当然这是个宏大工程，必须一个有足够声望、地位和号召力的大家出面组织，而匡校长就是最适合的人选。我的专业方向是西方文论和传记研究，如果他愿意主持，我非常乐意做他的助手。
同年11月，我再次拜访匡校长。这时，他已搬到省里分配的江苏路寓所。秘书领我进了客厅，见到校长夫人丁莹如教授，她脸色凝重，低声说：“校长在接受治疗，请稍等一等。”我在客厅落座，看到沙发对面的房间，匡校长正躺在一张大床上，脸上戴着面罩，好像在吸氧，床旁立着挂水的支架，一位护士正在给他治疗。我一面等，一面颇感不安：匡校长已是90岁高龄，看来病得不轻，这时来打扰不合适吧。正在胡思乱想，护士带着药箱出来了。丁老师指指里面请我进去，要求时间不要太长。
匡校长躺在床上，仰起头看着我，他面带病容，不再具有那种特殊的神采，不过那丹阳官话依旧清晰：“有点毛病，只有在床上见了，抱歉抱歉，有什么事，请讲。”
我把带来的《传记文学史纲》送给匡校长，告诉他里面有对他的《孔子评传》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评论，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又同他简单说了编写一套“外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设想。匡校长想了一会儿，缓缓地说：“前不久锦涛同志到南京来，他来看我，他说要我继续做点工作。”他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你刚才说的意见很好，我支持。你写一个提纲交给我。”
得到匡校长的支持，我真喜出望外，也不敢多待，便匆匆告别。回到家后，立刻起草“外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写方案，一直忙到半夜才写好。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到匡校长家，想把提纲送去，不料秘书接了电话，语气沉重：“校长昨天下午病情加重，已经送到医院。这事规定要保密，我告诉你，你不要外传，也不要去医院看望。”
匡校长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是副总理的级别，秘书说的规定是纪律。我无法去看望匡校长，只有默默祈祷，希望他能再次战胜病魔。但是始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沉重地压在心头。
1996年12月16日晚，电视新闻里播出了匡校长去世的消息，真是晴天霹雳！几天后，我把“外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写草案，焚烧在匡校长的遗像前。
永远的遗憾
1999年6月下旬，南大中文系吴新雷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说丁莹如教授要我有空去一趟。吴老师曾任匡校长创建的“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同匡校长和丁老师都熟悉。我问吴老师什么事？他回答说可能是给匡校长写传记的事。
丁老师的吩咐我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去了。见了面，丁老师送我一部精装的《匡亚明纪念文集》。我十分感谢，回家细看一下，有点遗憾的是，此书1997年10月出版，在“丁莹如敬赠”一行字的下面是“1998.9.7”，丁老师早就题签了，但过了大半年才给我，她要早点见我多好啊。
丁老师问了我的情况，我作了简单的汇报，我告诉她自己要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做半年客座教授，几天后，即6月30日飞美国。
丁老师不说什么了，看得出来她翻阅了我的《传记文学史纲》，她没有提给匡校长作传的事，而是同我讨论传记写作中的一些问题。我坦率地告诉她，传记的目的是纪念，最重要的是纪实存真。这两者有矛盾，这样传记就形成两种方向：一种是扬善隐恶，写出一个完美无缺、圣人一般的传主，这样的传记古今中外多如牛毛，早已蛛网尘封；另一种是不虚美不隐恶，写出一个真实的传主，不回避传主的缺点，这样的传记才可能传世。听了我的话，丁老师在思考，但她没再说什么。从此以后，为匡校长写一部传记成为了我最大的心愿。
我去美国半年多回国，不料工作出现变故，耽误了不少时间，到平静下来，又要做手上积累下来的一批科研项目：有江苏省的、教育部的、国家社科的，还有南大和出版社的约稿，每一项都必须完成，真忙得不亦乐乎。
直到2009年，即我退休的那一年，这些项目陆续完成了，我空了下来，写一部匡亚明传记的念头重起，而且越来越强烈。自忖我大半辈子研究传记，也写过传记，有些经验和心得，对写作传记的各种问题有所了解，我也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写作时有方便之处。匡校长是我的校长、也是恩师，丁老师给我赠书并抱有期望，我应该、也有条件给匡校长写一部传记。当然我也知道，匡校长经历那么丰富，做过秘密工作，策划过农民运动，参与过高层事务，后来创办和主编报纸，领导过宣传工作，最后任大学校长；他知识渊博，涉及众多领域，写过文学和学术著作，也翻译过国外理论作品。写他的传记必须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也要对其经历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这一切谈何容易？而且，如果没有官方，特别是南京大学的认可和全力支持，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想到这里，我不再迟疑，向南大和文学院领导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他们一开始表现出强烈兴趣，但后来却发现操作起来问题很多、难度很大，于是就再无下文了。不久，我接到上海交通大学的邀请，被聘为客座教授，创建交大传记中心，完成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这项任务十分繁重，前后花了我七年时间，我再也无心他顾。
为匡校长写一部传记的心愿就此搁浅，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期盼有其他人完成这项任务吧。不过始终忘不掉的是匡校长的音容笑貌和他的许多故事：南大当年的学生，不会忘记上午第二节课后，在教学楼前可以买到食堂送来的热腾腾的肉包，那时没有自动售货机，这是匡校长给食堂下达的命令，上午四节课下来饥肠辘辘的滋味许多人可能都经历过，但是只有匡校长想到学生要长身体，不要让他们饿肚子；还是在吉林大学时，一次匡校长去医院看望病人，听说隔壁病房住着一位留苏回国的工程师，匡校长就过去慰问和鼓励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后来这位工程师成就卓越，他曾握着匡校长的手，回忆起这段铭记于心的经历；“文革”前夕，一位历史系教师因为一篇文章遭到批判，一次批斗会前，在那种紧张的气氛中，匡校长四顾无人就轻声对他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再写好文章。”这位学者后来成为了著名教授；中文系有一位退休多年、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副教授，去世后他女儿才告诉大家，父亲同匡校长是好朋友，他们常有来往……
从这些平凡的琐事中，可以看到一位教育家的伟大人格。匡校长是在身体力行着尊师重道的传统，他爱才、惜才、育才。在他那里，老教授得到尊重，中青年学者得到扶持，学生得到关爱。匡校长的那张布告和我对他三次拜访得到的接待，不也正体现了这种精神吗？匡校长的人格深深感染了南大师生，融入南大的传统之中，无声地恩泽着南大学子。写到这里，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江山苍苍，云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以一瓣心香祷祝匡校长在天之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