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在工作与生活中，与匡亚明校长有了一些交集，感受了他非同寻常的智慧与独特的人格魅力。
壹
匡校长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他对于自己的革命者身份，有着高度的自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南大校长办公室起草的《匡亚明同志简历》初稿中，提到他曾以共青团江苏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参与领导1927年的宜兴秋收暴动，在修改稿中，他特意将“暴动”二字改为“起义”，这样就更具明确的褒义了。对于革命领袖毛泽东，匡老自然也非常尊重。无论是“文革”前他调任南大校长还是“文革”后恢复职务，在学校汉口路正大门上，都保留了毛体字的校名（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选出）和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1968年“文革”期间增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但同时，匡校长对毛泽东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些讲话并不盲从附和。据王希杰先生回忆：1965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匡校长为政治系一年级学生讲授《毛泽东选集》中的一篇文章《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非常大胆，极其解放，他认为对毛泽东的极少部分的一些具体言论，也要一分为二，厘清它的时代针对性与特殊性，弘扬有用的部分，抛弃其中无用的、过时的内容。匡老还在黑板上写出了一些关键词。匡老的这种观点，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当然就上了大字报，成为匡校长反革命的罪行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代表“中央文革”首先点了匡校长的名，他随之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家里被洗劫一空，一家人只能困居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处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匡老依旧胸怀坦荡，信念坚定，正好印证了那两句话：“挥之不能去，威武不能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匡校长家中曾看到过延安时期康生赠给匡校长的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正是上面这两句话。
贰
匡校长也是公认的深谙教育规律、特别爱护人才的教育家。他说：“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不是看别的，而是看学校拥有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如果没有可观的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
1955年，匡校长三顾茅庐，并答应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提出的不参加政治学习的条件，将他聘请到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名为吉林大学）任教。于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在甲骨文、金文释读、古籍校订、古器物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匡校长到吉林大学后，千方百计要请于先生来长春任教。然而，此时的于先生更愿意与他的研究对象打交道，无心出山教书。匡校长却不灰心，曾三次与于先生面谈，向于先生解释他的办学思想和主张。最终，于先生被匡校长的真诚所感动而出山，成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奠基人。
在南京大学，文革后匡校长刚一恢复职务，也是立即招聘人才，不避风险，为中文系引进了一个“叛徒”——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先生，两个“右派”——著名文史学者程千帆先生和外国文学专家张月超先生，使得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施展，从而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复兴，跃居于全国中文学科的领先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周勋初先生回忆，匡校长首先商请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先生出任“文革”后第一届中文系主任。白尘先生党龄长，享有副部级待遇，但“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由中央组织部立案审查，当时还未作结论。这时请他出山，风险很大，但匡校长以事业为重，迎着风险上，特地请他从北京来南京就职。程千帆先生在某大学被错划为“右派”之后，一直遭到打击和迫害，后被勒令“自愿退休，安度晚年”，被“下放”到街道上。1978年时，有人向南京大学中文系推荐，系里立即向匡校长汇报，匡校长经过调查，得知千帆先生确有真才实学，立即指示吸收。当时该大学中还有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张月超先生，得知千帆先生要回母校工作（千帆先生毕业于金陵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与中央大学合并，改名南京大学），要求一起回来。月超先生原为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匡校长从他原来的老师处了解情况后，立即决定一起接收。这件事情，办得极为干净利落，可见匡校长办事之果断。
匡校长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很多同事都说到他批评起人来有时非常严厉，不留情面。但是，在他担任高校领导期间，对于师生员工，他并没有高高在上的官架子，反而特别爱护人才，重视并宽容不同意见。
据曾任南京大学生物系系主任的萧信生先生回忆，匡校长非常讲究工作效率，决策很果断，但如果决策有误又能乐于接受建议并立即纠正。有一次匡校长听从一位老教授的意见准备撤销一位生物系副主任的任命，生物系总支和系行政当天上午约见了匡校长，陈述了有关情况和任命理由，匡校长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接受了建议，立即决定让他们回去做那位老教授的思想工作，基本说通，就仍按原任命执行。这使他深受感动和教育，他在回忆文章中特别指出：“能如此爽快地听取意见和接受建议，是我接触的上级领导中唯一的一位。身教重于言教，他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我对此深有同感。因为在老师或下属对学校工作提意见或建议时，无论何人，无论是否同意，匡校长在认真听取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总是说：“你的意见很好。”既体现了亲切友好的态度，也体现了平等和宽容的精神。匡校长喜爱书法，经常挥毫写字，所以也经常有人祈请匡校长惠赐墨宝，匡校长题字多是古代诗文中的名句，有一次题写的是唐代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名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无意中将“霜”字写成了字形相近的“雪”字，写好后挂在二楼书房里的书橱上，我那时就在这个书房里办公（高云岭 24 号院内），看到后提醒了一下，匡校长发现果然写错了，立即重写了一幅，并表扬了我的主动提醒，后来还应我之请为几位朋友题写了几幅作品，记得其中有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李白的“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等诗句。匡校长改错字虽然是件小事，但也可见其改过不吝的宝贵品质。
叁
在我看来，从匡校长对待上级和下级的上述事例中所体现出来的统一个性就是孔子所赞同并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的独立人格。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待强者绝不屈己从人，如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是对待弱者也绝不强人从己。如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需要指出的是，“和而不同”这一原则得到诸子百家的普遍认同，体现了华夏文明普世性的价值观。显然，上述匡校长敢于对最高领袖的讲话一分为二，在工作中又能够从善如流，欢迎下属提出意见的故事，足以说明匡校长在“和而不同”的最难处也做出了表率。在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那里，“和而不同”是内涵着“中和”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君子人格的典型特征，所以，周勋初先生认为，匡校长是一个革命长者，也是传统道德规范中所说的君子。这一评价切中肯綮，洵为的论。
如果可以附会的话，那么，今天南京大学的代表色——南大紫，其色彩本身及其象征意义都是与“中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相一致的。就紫色本身而言，它是蓝色与红色的融合；就象征意义而言，它是理性与感性，冷静与热情，继承与创新，内敛低调与厚积薄发等等对立面的融合。都体现了多元并存，否定单一，不偏不倚，互补互济的“中和”精神。所以，这种“中和”的精神正可命名为紫色的智慧，是南大精神传统的时代呈现。在匡校长那里，这种以“中和”精神为内涵的紫色的智慧既体现在上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事例中，也体现在治校办学的其他方面。例如在人才培养上，匡老主张培养大量一般人才与培养少数尖子人才相结合，不能偏废，不能脱离学生的实际情况搞一刀切、大锅饭。在知识建构、文献阅读上，匡老主张正面的书、反面的书都要读，在学校里公开号召“红、黄、蓝、白、黑”各种书都要读，并以马克思为例说：“马克思什么书都要看，他那时的书统统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他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遗产中批判地吸收精华，为人类为无产阶级服务。”对于他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撰写，匡老要求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同时也说：“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匡校长的这种辩证思想也是对早期南大办学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民国时期的南高师和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曾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地区主席，是当时国际舞台上非常活跃的教育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四个平衡的大学办学方针——“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纠正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新派往往固执一端的偏颇，有力地促进了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蓬勃发展，为以后跃居亚洲大学前茅的中央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匡校长的辩证思想也与南大杰出学者的治学方法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程千帆先生得以重回母校任职，他在自觉传承中国学术传统，又积极吸收西学新知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学研究一再强调两点论的研究方法。其两点论既包括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并重、研究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研究中国的文学理论的两条腿走路方针等一般诗学方法层面的两点论，还包括哲学方法层面的辩证法；同时，程千帆先生通过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树立了一个不同层面的研究方法相交融的诗学模式，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这种源自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又能顺应并促进现代化转型的办学智慧不仅是匡老的个性，也是南大人的共性，从晚清、民国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虽历经艰难险阻，但薪火长传，延绵不断，已成为南京大学的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
原载《南京大学报》2020年9月20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