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是个奇人。这不光是因为其绝处求生的本领，能让他在反清复明运动中有惊无险地穿梭于舟山、日本、安南十五载，更在于他一路走来一路光焰，俯仰欬唾悉如舜典，以至于撒手尘寰后竟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圀作为唯一的外人宾师葬入自家墓地，还为其亲泐碑名！像他这样获得日本方面的赞许比中国还要高的人物，在中日交流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朱舜水（一六〇〇至一六八二），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亡后，以恢复明室为职志，至死不渝。梁启超说：
“我作《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中国。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坏之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朱舜水先生年谱》附录）
也正是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朱舜水当年的“乞师”不成，反而使明治兵舰不请自到；而有日本国参与的中国内乱，也给他的母邦带去了东洋人的灾难。后藤新平的感慨道出了一点联想式的真实，即“明季征君朱之瑜，邻邦所贡之至琛又至宝也”，“其纯忠尊王之精神，滂溥郁屈，潜默酝酿，可二百年。而遂发为志士勤王之倡议，一转王政复古，乃至翼成维新之大业，以致国运今日之蔚兴。我之所得于之瑜固大矣”！然“若更令有知禹域乱余之危局，其或拊膺而长叹太息欤”！（后藤新平：《朱舜水全集》序）
我对朱舜水感兴趣，缘起于本世纪头十年的“明清鼎革”再讨论。之后，从二〇一二年七月起，曾作为成员，与徐兴庆组建的“水户德川家旧载朱舜水关系史料调查团”一道，连续三个暑期到日本展开以朱舜水考察为核心的学术调研工作。德川博物馆，旧名水户彰考馆，现藏有水户德川家历代藩主、彰考馆馆长、馆员、明末遗民、僧侣以及早期切支丹信者的生前文物、文献共计五万余件，且三百年来从未对外公布过。此番公开的是朱舜水与长崎、朱舜水与德川光圀、朱舜水及其弟子遗著、朱舜水的书诗与画、朱舜水与礼仪祭祀等五大项相关文献，涉及文集、遗著、书简、画卷、对屏、印谱等各式各样不同的内容。笔者见证的一个“事件”，发生在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当时，负责从仓库里出纳文物的博物馆馆长德川真木女史，像往常一样，拿过来一个普通卷轴。可没想到的是，打开一看，大家全都惊呆了——卷轴居然是一九一二年被展出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一说东京大学图书馆）且被认为早已损毁于战火的中华一级文物——《监国鲁王敕谕》（下简称《敕谕》）的原件！这无疑引起了轰动，也使研究工作从此下沉至深水区，因为藏诸其中的朱舜水不明点，至此已和以往的散见疑窦联袂成帷，而对于朱舜水两地居所“水户—江户”一线的实地踏查，又显然为这一类的朱舜水研究，提供了现场还原的巨大可能性。
朱舜水是明清鼎革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但他的重要度，显然是经日本人的转述才逐渐扩大开来的。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日人冈千仞来华后发现，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朱舜水，在中国反而鲜为人知；而且，舶自日本的朱舜水文集当中和朱舜水形象背后，其实还有很多难以察知的隐情。这意味着，今后的观察可能会有几分破案的色彩，因为至少，对《敕谕》的新研究，使其名篇《安南供役纪事》（下略称《纪事》）特别是其中写给《敕谕》的两封回信——《上监国鲁王谢恩奏疏》（二月十七日，下简称《谢恩奏疏》）和《上监国鲁王奏疏》（五月二十七日），已露出了不止一处的逻辑不通。
朱舜水六度安南（今越南）往返，可谓艰难险阻备尝之矣。可是，由于相关的资料遗存只有《纪事》一篇，并且该文字又通篇出自朱舜水个人之手，因此，人们对此文便很难抱怀疑态度，而只能对他在越南人面前坚辞不拜的英雄气概和大国风范钦佩有加。朱舜水去世后，其日本弟子安积澹泊，在《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上简要归纳了《纪事》的大体经纬：
“监国九年，鲁王特敕征之。征君适在交趾，奉敕歔欷，欲往赴之。会安南国王檄取流寓识字之人，官差应以征君。国王召见，逼而使拜，征君长揖不拜。君臣大怒，将杀之。征君毫无沮丧，辨折弥厉。久而感其义烈，反相敬重。”
戴笠《跋安南供役纪事》中所谓“先生以逋臣客轨，执义自高，不为罄（磬）折，死亡不顾，言夺气争，铮铮铁石，今古上下，无其事，无其人??使荒裔知有凛凛大节，全斯中外高风，可称今古第一义帜”，与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启超案”所云“此事在先生全生涯中，如飓风一度来袭，瞥然而逝。然先生方正强毅，镇静温厚，诸美德皆一一表现，实全人格之一象征也。故备载其始末（指《安南供役纪事》）如右”，均出自对朱舜水《纪事》自笔的感慨。可当问及朱舜水凭什么当着安南国王的面厉声“抗役”却反而能绝地逢生时，《敕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勅谕》的落款时间“鲁监国九年”，为清顺治十一年即公元一六五四年。该文是南明政权监国鲁王朱以海为延揽朱舜水共襄恢复大业而撰。因被发现时朱舜水已病逝于日本，所以直到一六八二年弟子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首次发现了这通秘不示人的《敕谕》，并于一七一五年被德川光圀收录在《舜水先生文集》中。这意味着，他生前应该不会把“身蒙征辟之荣”语及近习者和“亲友门人”。从《敕谕》的文字看，鲁王为明室恢复而对朱舜水思贤若渴的急迫心情，已表达到极致。作为监国而能够如此低姿态地与臣下袒布腹心，这在历代“敕谕”中实属罕见。唯因关山迢递且朱舜水居无定所，所以直到三年后《敕谕》才辗转至朱舜水手中。当时，朱氏正被“软禁”于安南，且生死系于一线，故可以想见其看到《敕谕》后凝重而激动的心情，所以有“巾衣香案”“谨择吉日”“叩头谢恩”“钦此钦遵”等夸张举动——而这也就是他在写给监国的回函《谢恩奏疏》中要立下为鲁王效力和匡扶明室誓言的原因：“臣虽无节义文章，足副主上梦寐延佇之求，至于犬马恋主之诚，回天衡命之志，未尝一刻稍迟也。”然而，更为直接的危险应该是朱舜水遇到了“安南供役”事件，即被安南人强行“差官”为文书的麻烦。他本人似乎一度把不肯屈就“安南王”的行动理解成将为大明尊严而殉节赴死，于是，《谢恩奏疏》曾一转而为与主上诀别之遗言。可是，朱舜水三个月后再寄给鲁王的另一封信——《上监国鲁王奏疏》却表明，朱氏并未“就义”。按照朱氏的说法，安南人倏忽间变得和善有加且唯唯诺诺，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奉衣带诏身份所提示的“征君”地位已有所耳闻。《谢恩奏疏》显示，几乎就在命悬一线那一刻，他已及时通过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帖子《钦奉敕书特召恩贡生顿首拜》，给对方递上了特别的提示，并且之前也透过“黎医官”说出了自己的非常来历并有意让医官转达给执政。朱舜水与生俱来的“华夷”观念让他坚信，在封贡时代，其“征君”身份是能够保障其超越国界的尊贵、威严甚至生命安全的。即便在明廷式微、社稷危殆之际，千百年来形成于中华世界的权力与权威，在周边国家中应仍有余勇可贾。在这样的预设下，当（安南）差官提出“茹主（大王）征诸儒，如何议论”等问题时，朱舜水的回答显然意味着权威和标准：“天子方得言征，大王即尽有东京土地，而中国尽复其位号，不过荒服一诸侯王耳，何敢言征！”差官闻之，“点头曰：‘派！派！派！’（平声，是是是），连说八九声”。而朱舜水所见闻的个别事例，似乎还解释了他何以在安南王要求其下拜时会抗命不遵并露出了一脸的看不起。他曾对当地人说，自己能行止安南，原因为“安南、朝鲜”乃“知礼之国，是以遁逃至此”。可没想到，“今贵国不能嘉惠远人”，甚至见中华来人就急着要算卦看面相，“问所非宜，终不知为亵客”，“已后幸勿再及”！言语之间，已为大家勾勒出一个“非礼”的世界。
那么实际情况又如何呢？陈荆和的研究显示，时“贤主”（安南王）和阮府对于朱舜水“安南供役”之真意，不过是临时征用其一干人替他们起草敌后招抚及怀柔工作所需的文告及函件而已。朱舜水之抗礼虽一时使贤主不快，但及知朱舜水原意后，则能释然而解，毫无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之独裁作风，甚至有意延聘他于幕下。张医官所转贤主对朱舜水的评价是：“高人，我不知其胸中，但去问的无有不知，这见高得紧的人，我安南自然没有，便是大明，如此人者恐怕也少。”陈荆和认为，这句话因出自朱舜水自身之笔下，难免令人无聊生厌，但如果真出于贤主之口，则更可证实贤主对舜水之推重。既然贤主如此尊敬，文武百官亦无不倾心思慕，那么为何朱舜水还要在上鲁监国第二道奏疏（《上监国鲁王奏疏》）中向鲁王恳求“倘主上必不忍弃臣于外，乞敕藩臣，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复拘留”呢？实际上，知道朱舜水无意于仕途后，贤主并未加以挽留，其间也根本没有耸人听闻的了不得的大事。所以细读《供役纪事》，再参较越方同时代史料，总会觉得整个事件不过是舜水一人之独角戏，其小题大做的成分相当多。而朱舜水对安南的“非礼”式描述，在陈荆和看来也是有违事实的。阮府官员倾向礼教之风气者久矣。《东西洋考》“交趾交易条”早就说：“土人嗜书，每重赀以购焉。”阮主所辖地区乃著名礼教之邦，阮府官员虽身在战乱，仍不忘文教。倘安南王真不知礼，朱舜水不畏死的“表演秀”也就没必要做了。而且当时，阮府与中国之间未尝有邦交，更谈不上宗藩关系。这意味着，在安南人看来，朱舜水并不是带有公务或官衔的什么大人物，而不过是以难民或商贾身份客寓会安的侨民。并且“据管见，应聘鲁王征召云云很可能是舜水突然被征，为抬高身价，或者为其不拜阮主作辩护而发之言辞”而已。言外之意，“天子方得言征”和“荒服一诸侯王耳”等话，不过是朱舜水自抬身段的自说自话，而那时的安南人是听不懂的。
陈荆和的上述分析，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朱舜水的“迂回其道”，即名为见鲁王却转而“静候夏间附船前去日本，复从日本，方达思明（厦门）”等一般人难解的做法。然而面对众人的“竞诋狂惑”舆论，他除却“臣之苦衷，不便明言”一句外，起初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说明。不过大家注意到，朱舜水摆脱安南纠缠后所到达的第一站，果然是日本而不是思明。至于朱舜水何以如此为之的理由，其弟子曾代言称：
“先生欲归桑梓，潜察中兴之势，而屡经窘迫，资装匮耗，乃又上疏鲁王，陈其情状。明年戊戌夏，又至日本。盖因鲁王之召，而欲从日本抵思明，亲据情实而决去就也。是时海内幅裂，兵革鼎沸，欲从安南直赴，则行路艰涩，是以欲取海路，而舟山既陷，先生师友拥兵怀忠者，如朱永祐、吴锺峦等，皆已死节。先生闻之，进退狼狈。然欲审察时势，密料成败，故濡滞沿海，艰厄危险，万死如发。于是，熟知声势不可敌，坏地不可复，败将不可振。若处内地，则不得不从清朝之俗，毁冕裂裳，髡头束手，乃决蹈海全节之志。以明年乙亥，又至日本。”（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
这或许已经替老师解开了“臣之苦衷，不便明言”的谜底，但奔赴思明的目的不过是“亲据情实而决去就”等“看看再说”的态度，却表明舜水“勤王”的意志并非像《谢恩奏疏》中所期许的那般坚定。而更加真实的信息，应反映在朱氏定居日本后与弟子的那段坦诚道白中，即：多亏当年鲁王对他知之不深（只以朱舜水为贡生），否则，他也将和那些殉国者一道去“舟山同死，不得来此有今日之事矣。可见万事皆有伏倚也”（《答安东守约问八条》）。这种为躲开征辟而暗自庆幸的语气，已很难让人相信朱舜水真的就接受了《监国鲁王勅谕》的“特敕”；而他对安东守约的这番细语还表明，所谓生前秘不示人的《敕谕》，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去示人了。
虽不能轻言这便是朱舜水的海外行事风格，但有些言语和行动之间的不协调事例，后来仍不时出现在他的在日经历中，也包括被某些日本友人有意无意的反用。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他一六五九年定居日本时是自己的“乞留”还是日本人的“恳留”。因为明清交替之际大陆不静和西方基督教的东渐，德川幕府已于一六三九年起采行了“锁国”策。这意味着，明清鼎革后朱舜水想定居日本，并非易事。在《上长崎镇巡揭》一文中，我们读出了朱氏的这份焦虑。先是，他于“辛卯岁十月”对长崎长官控诉了明季无道致清人入主的悲情，也直抒自己“世叨科甲，世膺诰赠，何忍辫发髡首”的苦衷，希望“贵国之王加礼远人”且“亦止瑜而已，此外更无一人可以比例”。而更进一步的原因是，“今瑜归路绝矣”，且“瑜之祖宗坟墓，家之爱子女，皆在故国，远讬异域，岂不深悲！只欲自全忠义，不得已耳。幸阁下哀怜而赐教之。瑜虽亡国之士，不敢自居于非礼，亦不敢待阁下以非礼，故专人赍书进上，非敢悖慢也，临椷可胜惶悚待命之至”云云，甚至说到了“若蒙收恤，瑜或农、或圃、或卖卜、或校书，以糊其口，可不烦阁下止廪饩”的程度——其“乞留”中情，一望便知。可后来，他在《与孙男毓仁书》中却有了与上述不同的说法：“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至长崎，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累次俱不准。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守约）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住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类似日本人央求“我”留下甚至勉强“我”留下的表达，还体现在他写给好友王仪的书信中：“先年专人到崎，弟本不肯遣，小宅生顺三相强。此时宰相源公就国，适遇水灾，惊遽无可商议，不得已勉从彼言。”（《与王民则书三首》）
其次，日本友人的某些做法曾屡让朱舜水感到沮丧。定居日本后，德川光圀念及朱舜水年高体弱，曾有意让他的孙男毓仁前来，结果以所谓“碍法禁”，“不能诣武江（江户）的理由，被拒绝东来。然而，据《舜水先生行实》载，当时，朱舜水之所以跟孙子“以书通情”，也正是因为“老疾不能赴长崎”。于是，“上公（光圀）闻之闵恻，欲召毓仁侍养，而毓仁受母命而来，当归报母，故踟躇不敢遵命也。于是上公谕先生，使门人今井弘济往长崎，赐赍毓仁甚优渥”。据载，毓仁是戊午年（一六七八）十二月到达长崎的，今井则于己未年（一六七九）四月抵长崎慰问毓仁，并于当年七月返抵江户。梁启超《年谱》称：“毓仁归。越六年乃克再来，而先生遂不及见。”起初，朱舜水大概以为有光圀出面，所以才会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以为毓仁可来江户”。然而，这一顺理成章的想法，却被毓仁以“先回家禀母说爷爷安好，然后再返回日本”等理由给拒绝了，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于祖于母，孝心两得矣”。结果，“七月，弘济归都，备述毓仁之意及桑梓之信。先生怃然感怆”（《舜水先生行实》），且不禁浩叹：“仆去家三十五载，今年八十岁，小孙涉海数千里远来，兹在咫尺，反不得一面，若祖若孙，何以为情？！”（林晦庐辑：《明代轶闻》）就事理而言，毓仁既然不辞生死颠簸来日本探祖，公孙至少应该亲见一面才是。而且一六七九年舜水已年届八十，今井在向毓仁介绍其祖父时也没必要回避“先生素患咳血二十余年”的事实。对如此年高体弱、朝不保夕的老人，只以回家报信为由即谢绝见面，且六年后返日时朱舜水已驾鹤西归，说明毓仁所言，是有违常理的。从时间上看，及今井抵达长崎时，毓仁已经在长崎驻留四个月之久，完全有时间亲赴江户与祖父面晤。倒是日本人很注意了解朱舜水在写给毓仁的信中都提了些什么：“先生寄书审问祖宗之坟墓，旧友之存亡，且警之以国亡家破，农、圃、渔、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艺，亦自不妨；惟有虏官决不可为耳。竟不及其他。”一个“竟”字，透出了警惕和防范。亲族之人既不得来，友人总还可以吧？于是，朱舜水给光圀写了封信，备述老病境况，看能否让当年一起在海上经营恢复之资时的老友王仪（王民则）前来照顾自己，并告诉光圀，王仪“已于六月十八日到港”。据说光圀闻之，十分高兴，不但遣人帮忙办理王仪的驻留手续，而且还给王仪准备了一套在当时来说堪称高档豪宅的住所——用属下“孙兵卫”的家室，来迎接王仪。照理，朱舜水当对这一极佳的安排感激涕零才是，但他谢绝了。理由是：“此不独本人（孙兵卫）怨咨而已，旁观之人亦皆不平。必谓上公厚于新人而薄于旧人，亲其疏远而略其久役。不能为上公增美，而反为生怨，瑜独何心？”单从光圀的安排看，人们找不出安排者有何不妥，而受关照者的正常反应，大概除了感谢，还是感谢。然而，朱舜水的过人之处在于，在向光圀表达了自己诚挚谢意的同时，也明确地告诉光圀此事断不可行的道义根据。对于身无分文资本而唯凭道义立身的朱舜水来说，无端受恩几乎是他寄身异域的最大忌讳之一。于是，坚辞固请，便只能成为舜水在这个问题上的唯一选择。人们注意到，在文书中并没有见到光圀对朱舜水要求的拒绝字样，相反，倒不时可以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读出这样的结论，即：光圀不是不想关照舜水，而是这一番美意最终被舜水所拒绝（石原道博：《朱舜水》）。只是，相关资料显示，王仪最终并没有被叫来江户。无数迹象表明，朱舜水自达日本至死，几乎未与任何中国亲友见过面；所通信函，亦无一不被明录在案，并最终汇总于《文集》，几无丝毫隐私可言。
至于他的所谓“私生活”，似乎就更有些匪夷所思了。有三条材料，可列在这里供有心者去琢磨。其一，“诸王以其远客，纳侍女十二人，竟一不御。在日本四十年，终而葬焉”（邵念鲁：《明遗民所知录》）；其二，“（舜水）离家四十年，不接妇女。或谕以置妾以备药饵之奉，而先生不许焉”（《舜水先生行实》），“问其由，则曰：‘七十行役’之说，屡承恳恳至意??但此事不宜苟且。不佞之守身，至今如执玉奉盈，犹来奸人谗贼，万一真足以自污，洗之亦不白矣，可不惧乎”（《与安东守约书》）；其三，“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先哲丛谈》）。史载，朱舜水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语，而且还用和文撰写过一部《学宫图说》。如此精湛的日本语交际能力，会因一场病而遗忘殆尽，有点天方夜谭。难道使“侍人不能了解”才是朱舜水的真实目的？未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