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一些亲历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的作家、艺术家公开发表回忆座谈会的文章，向人们披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诸多历史细节。但不同的回忆文章呈现的座谈会现场又有着诸多差异，有的回忆甚至与文艺座谈会的史实有明显出入。因此，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史料对这些回忆文本加以考辨，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呈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风貌，而且可以避免研究中对这些回忆性史料的误用。

关 键 词：延安文艺座谈会  回忆文本  历史风貌 

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但这样一次文艺盛会，延安时期的报刊杂志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记载，文献资料的缺失导致后世研究者无法探知其真实的历史风貌。1950年代起，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契机，陆续公开发表了一些亲历座谈会的文艺家们的回忆文章，出版了一些当事人的采访实录。这些回忆文本及采访实录在呈现文艺座谈会历史风貌的同时，也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

依据这些回忆文本与采访实录，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认知，对于真实再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这些研究成果中，回忆文本及采访实录只是探究文艺座谈会相关问题的史料依据，普遍缺乏对这些回忆文本本身的考辨。有的虽有考辨，但受当时文献史料的局限，考辨带有一定的主观臆测成分。因此，结合目前公开出版的延安时期作家日记及相关史料，对回忆文本中的历史性细节进行考订颇为必要，这不仅可以真实地再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而且可以避免对这些回忆性史料的误用。

一 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具体时间考辨

1942年5月的延安座谈会到底开了几次，每次是整天开？还是下午开？不同的回忆者有不同的表述。

首先，座谈会召开日期与座谈次数，不同回忆文本有不同的表述。亲历座谈会的任桂林回忆说：“我记得5月2日是星期天，大家发言踊跃，争论得很热烈，一天没有开完……5月9日又开了一天，还未开完。5月16日又继续开了一天……到了5月23日晚上，在办公厅西端的一片广场上，大家席地而坐，用三足架架起了煤气灯，把会场照得很明朗。这天毛主席还有点感冒，披着件灰棉大衣，把已经写好的结论，宣读给大家听，这就是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①显然，在任桂林的回忆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共召开了四次会议，用了四天时间。任桂林的回忆并非孤证，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可以印证。蔡若虹回忆说，座谈会“第四天毛主席作总结我去得更早，很遗憾，他满口的湖南腔调我实际上只听懂一半，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的讲话内容很丰富、很生动、很有说服力”②。如果蔡若虹、任桂林的回忆准确的话，那么意味着在5月23日之前，已经进行过三次文艺座谈。就是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共进行了四次座谈，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三次。

当然更多的回忆文本显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三次。马加回忆说：“毛主席作了‘引言’报告后，经过五月八日的大会讨论，毛主席又和大家合了影，到了五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大会总结……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③金紫光回忆说：“座谈会共举行了三次，第一次在5月2日，第二次在5月8日，第三次在5月23日。”④魏东明也回忆说：“座谈会开了三次，第一次和第二次隔一星期，第二次和第三次隔两星期，最后还聚了餐，照了相片。”⑤若按魏东明回忆的时间来推算，则三次座谈会召开的时间分别为5月2日、5月9日、5月23日。这一时间回忆与任桂林回忆的座谈会时间相互印证，不同的是，魏东明说座谈会开了三次。胡乔木则回忆说，“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⑥刘白羽也说，文艺座谈会召开“那天是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大会议室里，人群济济，坐得满满当当”，“5月16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下午举行的”。⑦于敏也说，“会开了三次，都是星期六。5月2日开第一次会的时候，毛泽东一进门，大家都起立”，“与会者的发言占用了大约两个下午多些。结论是23日讲的”。⑧显然，关于文艺座谈会召开具体时间的回忆中，颇为一致的是第一次座谈会召开时间5月2日，第三次座谈会召开时间5月23日。这可能是因为《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刊发的《讲话》文本引言、结论分别有相应的时间记录，回忆者在回忆时做了参考，所以，大家的回忆是一致的。而中间的座谈会时间因为年代久远，回忆存在偏差，有的回忆是5月8日，有的回忆是5月9日，有的回忆则是5月16日。

通过查阅延安时期作家的日记，我们可以找到用于参照的文献。2008年出版的《萧军全集》辑录了萧军延安时期的日记，据1942年5月8日萧军日记载：“下午去毛处，预备去辞行，他正开会，我把信留给他。到凯丰那里坐了一刻，谈及文艺政策，……凯丰希望我留下开过下一次会议再走，当然，他们是表示一种不勉强的态度。我决心再留一星期到十七日再走。”5月9日日记载：“上午读联共党史。下午文抗举行跳舞会，毛泽东也来了，他也在开始学。”⑨从萧军这两则日记可以看出作为文艺座谈会召集人的毛泽东、凯丰的活动内容，显然，5月8日、9日并未召开文艺座谈会。这表明任桂林、魏东明、金紫光等人关于第二次文艺座谈会召开时间的记忆是有误的，自然座谈四次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但为什么会有座谈四次的回忆呢？据萧军日记载，5月15日“十时去参加文抗召集的座谈会……开会时，他们还让我打头炮，我提出了要团结，一定要彼此多批评，多谈论”⑩。这表明，在毛泽东、凯丰召集的三次文艺座谈会期间，文抗也召集了一次与之相关的文艺座谈会。另据《解放日报》5月17日第二版题为《戏剧应深入农村部队，工作合作中加紧团结，本市戏剧界举行座谈会》的报道，“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戏剧委员会王震之、柯仲平、塞克、萧三、罗烽诸同志于日前假文化俱乐部召集戏剧界座谈会，到各戏剧团体负责人、剧作家、导演、演员等戏剧工作者四十余人。首由罗烽同志报告戏剧座谈会的召集，系文委响应毛主席文艺座谈会的号召”(11)。可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戏剧界为响应毛主席文艺座谈会号召也组织召开了座谈会。部分参加了文抗召集的文艺座谈会、戏剧界座谈会的人可能产生记忆的错乱，误以为文艺座谈会开了四次。

那么，胡乔木、刘白羽等人所说的5月16日召开第二次文艺座谈会的回忆是否准确呢？据萧军1942年5月16日日记载：“今天下午座谈会发言，我要慎重：①关于党内作家与党外作家。②关于自己的态度。”(12)这说明，第二次座谈会就是在5月16日召开的。另据毛泽东1942年5月5日给萧军的信亦可知胡乔木、刘白羽等人的回忆是可靠的。萧军参加完5月2日的文艺座谈会后，执意要离开延安，毛泽东5月5日给萧军的信写道：“萧军同志：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复。”(13)显然，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可获知，第二次座谈会召开的日期应为5月16日，而非一些回忆者回忆的5月8日或5月9日。

其次，座谈会到底是开了三整天还是三个下午，相关的回忆文本记述亦有偏差。草明回忆说，1942年5月2日，“一大清早，作家、艺术家三三五五地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会”，“十点钟左右，毛泽东主席进来了。大家起立，他和大家逐一握手”，“当天下午大会讨论，十六日第二次大会讨论了一天，直到二十三号还是大会讨论了半天；下半天毛主席做结论”。(14)显然，在草明的回忆中，座谈会开了三整天。何其芳回忆说，“全体会议开了三天……第一次开了一整天”，“第二次会议是在五月十六日开的，也是一整天”，“五月二十三日开第三次会议”。(15)欧阳山尊也说，“座谈会是开整天的，午饭就在杨家岭吃”(16)。公木也说，“一个月里大会开过三次，用了三个整天”(17)。刘岘说，第一次座谈会“一个上午好似中间并未停息”，“第三次座谈会是在一个下午举行的”。(18)古元也说，“座谈会在5月份先后召开了三次”，“第二次会是相隔十几天后才召开的”，“第三次会在5月23日下午举行，毛主席准备在这次会上做结论”。(19)温济泽说，“最后一次会，还是在杨家岭大礼堂开的……大约下午两点钟开会”。(20)于敏也说，座谈会“5月2日开始，开了三个星期六的下午，5月23日做的结论”(21)。陈学昭又说：“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到了开会的地方——杨家岭。”(22)显然，回忆者关于三次座谈会召开具体时间的回忆是有分歧的。因此，有必要进行甄别考订。

5月2日第一次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间，我们可以从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凯丰发出的请柬内容确定，请柬内容显示“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23)。另据参加了文艺座谈会的萧军1942年5月2日日记载，“下午一时半去杨家岭办公厅参加由毛泽东、凯丰等召集的文艺座谈会”，“约十点半散会”。(24)这也表明第一次文艺座谈会是在5月2日下午一点半开始，大约到晚上十点半结束，并不是一整天。因此，关于第一次文艺座谈会召开时间的回忆中，草明“十点钟左右”、刘岘“一个上午好似中间并未停息”的记忆是有偏差的。何其芳、公木等人所说的座谈会开了三整天的回忆也欠准确。

那么，5月16日第二次座谈会是不是一整天呢？从上引萧军1942年5月16日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来看，5月16日的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依然是下午召开的，而不是一整天。由此可以推论，回忆者关于“十六日第二次大会讨论了一整天”的记忆也是有偏差的。

最后，5月23日第三次座谈会召开具体时间的回忆分歧也较大。何其芳、草明、欧阳山尊等都认为座谈会是一整天，而马加、古元、刘白羽等人则说在是下午举行的。但马加、古元等人的这一回忆依然不够准确。据萧军1942年5月25日日记载，“二十二日(25)早十时在杨家岭开第三次文艺座谈会”，“夜间由毛泽东做结论”，“回来，已经深夜”。(26)这则日记所记述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是从早上十时开始，除去吃饭休息时间，一直持续到深夜。也即诸多亲历文艺座谈会的回忆者所说的一整天。由此可知，草明所回忆的5月2日“一大清早，作家、艺术家三三五五地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会”，“十点钟左右，毛泽东主席进来了”实则应该是5月23日文艺座谈会的情形，而非5月2日第一次文艺座谈会。这也表明，陈学昭所说的“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到了开会的地方——杨家岭”的回忆是可信的。显然，三次文艺座谈会实际上是用了两个下午，一个整天，而非三个下午或三个整天。

诸多回忆者为什么会有三个整天或三个下午的回忆呢？如前所述，在5月2日到5月16日的两次文艺座谈会之间，还有戏剧界召集的文艺座谈会，文抗召集的文艺座谈会，且这两次座谈会座谈内容与毛泽东、凯丰召集的文艺座谈会密切相关，时间都从上午就开始。5月15日文抗召集的文艺座谈会从早上十时开始，会议讨论激烈，估计持续时间也不会短。而5月1 3日的戏剧界文艺座谈会更是“自晨九时起举行，至晚七时余散会，除中餐时间，讨论九小时有余”(27)。很容易给同时参加过这些座谈会的人造成记忆上的混乱，误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用了三个整天。

而在另一些回忆者的记忆中，为什么会有三个下午的记忆？可能是因为三次座谈会前两次就是在下午召开的，而第三次座谈会，回忆者的记述中只记得傍晚时分毛主席在汽灯下做结论的情形及座谈会结束后已近深夜，无法准确回忆起开始的时间，进而由前两次座谈会开始时间推论第三次座谈会开始时间大概也是在下午，从而有了三个下午的回忆记述。

二 座谈会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时间、次序及内容考订

延安文艺座谈会每次会议讨论中哪些人作了发言，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对于真实呈现座谈会的历史实况尤为重要。当然，由于文献资料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完全再现三次文艺座谈会的发言者及发言次序，只能依据参会者的回忆及延安时期作家日记等资料部分地考订发言者的发言时间、次序及发言内容。

1.第一次座谈会的第一个发言者

许多延安时期作家回忆文本都谈到了第一次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者，但记述又颇有争议。刘岘回忆说，第一次座谈会毛主席引言后，“记得最先发言的是萧军同志，他坐在小厅的东北角。”(28)胡乔木也说：“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个讲话。”(29)刘白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回忆说，第一次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30)。萧军也回忆说：“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要我第一个发言……我就第一个发言了。”(31)这些回忆表明，第一次文艺座谈会第一个起来发言的是萧军。但刘白羽在《哭山兄——纪念欧阳山同志》一文中则又说，“毛泽东发表《引言》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欧阳山，有些文学教程气味”(32)。于敏也回忆说：“我还记得最清楚的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欧阳山。欧阳山发言的时候，秦邦宪就坐在我身边，跟我一直咬耳朵，那个时候没有首长小兵之分。欧阳山拿巴尔扎克做例子，说巴尔扎克虽然世界观是反动的，但他表现了什么什么……秦邦宪就在我的耳边讲：他这个意见有片面性。如果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正确的，那他会表现得更好嘛。”(33)而干学伟则又说：“第一个发言的，我记得是丁玲，丁玲发言主要是检讨……丁玲在检讨里面讲到：我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但是从世界观上来说，我还应该脱胎换骨。这四个字绝对不会错。所以第一个发言是丁玲，怎么有人说萧军是头一个发言呢？奇怪。”(34)

那么，到底谁是第一次座谈会的第一个发言者？单纯从回忆文本中我们无法确定。通过查阅延安时期作家的日记，我们可以找到甄别这些回忆文本的重要参照。据萧军日记记载，5月2日第一次座谈会，“由毛泽东报告了边区现在危险的政治环境，国际的环境，接着他提出了六个文艺问题，我第一个起立发言，约四十分钟”(35)。这表明第一次文艺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应该就是萧军，刘岘、胡乔木等人的回忆更为可靠，而干学伟“第一个发言的是丁玲”，刘白羽、于敏“第一个发言的是欧阳山”的回忆目前则没有原始材料支撑。那么，为什么会有丁玲和欧阳山是第一个发言者的记忆呢？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了三次，每一次都会有第一个发言者，欧阳山有可能是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的第一个发言者。丁玲因为在第一次座谈会上鼓动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第一个开炮吧”，可能会给于学伟留下丁玲是第一个发言者的印象。

2.欧阳山文艺座谈会发言时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欧阳山教科书式的发言令大家记忆深刻，因此，许多回忆文本都记述了欧阳山的发言内容，但对于其到底是在哪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发的言，诸多回忆文本彼此不同，莫衷一是。干学伟回忆说，毛主席“讲了‘前言’之后，气氛活跃，大家纷纷发言。我记得……有位作家大讲其文学艺术的形象性、思想性、阶级性……十分书生气，逗得大家窃窃私议，失笑，有人甚至提出‘主席，这里不是……培训班!’的确，对中央同志讲文艺概论，实在不察对象”(36)。吴伯箫也回忆说，毛主席引言后，“轮到大家发言时，论点却相当庞杂，正确的意见而外，有谈文艺定义的，有谈‘人性’和‘爱’的，有谈‘杂文时代的’，毛泽东同志都耐心地听着，虚怀地记着”(37)。刘白羽说：“毛泽东发表引言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欧阳山，有些文学教程气味。”(38)于敏也说，毛主席引言后，“首先是大家发言。我还记得最清楚的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欧阳山”(39)。可见，在干学伟、吴伯箫、于敏等人的记忆中，欧阳山的发言是在第一次文艺座谈会上。

但胡乔木则回忆说：“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40)欧阳山尊也回忆说，5月16日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空空洞洞的一讲就是一个多钟头。有人耐不住了就喊着说：‘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41)显然，胡乔木、欧阳山尊所说的那“一位作家”应该就是诸多回忆者提及的欧阳山，在他们的记忆中，欧阳山的发言是在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

那么欧阳山座谈会上“大讲文学理论、教科书式的”发言到底是在哪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呢？据萧军5月16日日记记述，“我激怒了，用大的声音向主席提出①发言人要尊重规定时间，听者的精力。②不要到这里来讲起码的文学课，背书，引证名人警句。③要抓住题目做文章”(42)。从萧军日记来看，欧阳山长时间讲文学理论课式的发言应该就发生在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而非第一次文艺座谈会。而且诸多回忆者所说的向毛主席提出“这里不是开培训班”的那个抗议者应该就是萧军。萧军日记所记文艺座谈会情形虽非确论，但其所述座谈会时间、人、事的可信度应该相对高于回忆文本，可以成为考辨座谈会回忆文本的有效参照。

3.陈云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发言内容的考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是否参会？是否发言讲话？也可以说是延安文艺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诸多延安文艺座谈会研究论著都根据胡乔木、草明的回忆，认为陈云不仅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还进行了发言讲话。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43)这表明，陈云是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草明在其回忆文章《五月的延安》中也说：

五月二号，大家盼望的座谈会终于召开了。在延安的文艺界著名人士踏着浓郁的春意，带着欢快的心情向杨家岭走来……聆听毛主席的报告。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几乎全来了……毛主席讲的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子”。他讲完要求大家讨论。

会议休息时……坐在我对面的陌生的同志问我道：“你刚从重庆那边来，对延安的生活过得惯吗？”……我听了觉得很诧异，不觉唐突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从重庆来？”那位同志微笑着答道：“我是吃这碗饭的嘛。”有位同志介绍说：“他是陈云同志。”大家笑了，陈云同志也笑了……

后来陈云同志发言时，又提到有些作家以为自己有读者，就骄傲起来，其实，先是工农兵做了事，作家才有得写，有什么可骄傲的呢？群众欢迎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一个革命作家，一个和工农兵在一起的作家，才会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以为自己无论拿什么作品出来总会有群众，这就错啦!(44)

草明的这段回忆表明，陈云不但参加了文艺座谈会，而且发言讲话。但事实上，有文献表明，草明关于陈云参加座谈会并讲话的记忆有误。

首先，从草明回忆中所记述的陈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来看，与陈云1943年3月10日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内容高度相似。据《解放日报》1943年3月29日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文载：“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45)草明回忆的陈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很可能来自陈云1943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而非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其次，据《陈云年谱》1942年5月2日载：“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此前，陈云把刘白羽、丁玲请去，座谈文艺方面的问题，并对他们说：党员作家首先应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46)其中只提及了座谈会前陈云召集刘白羽、丁玲座谈，要他们做一个合格的党员，而并未记述陈云参加5月2日的文艺座谈会一事，更没有陈云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言的记述。即使是5月16日、5月23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陈云年谱》也没有任何相关记载。

此外，艾克恩编撰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钟敬之、金紫光主编的《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孙国林编著的《延安文艺大事编年》等文献史料中，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中辨认出的文艺座谈会参会人员名单中也未列出陈云的名字。这都表明，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陈云了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故草明、胡乔木关于陈云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回忆似乎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但从《陈云年谱》所载信息我们可以看出，陈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准备过程中，甚至在毛泽东《讲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据《陈云年谱》记载，义艺座谈会召开前，1942年4月10日，陈云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界座谈会”(47)，并在4月17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对于文艺界某些写不满文章的人，应采取个别谈话与自我检查的方式，帮助他们改正错误”(48)，还在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亲自召集刘白羽、丁玲进行个别谈话，告诫他们党员作家应有的态度立场，即“党员作家首先应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这与毛泽东《讲话》“引言”中“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49)的思想是高度同一的。1943年3月10日他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也可看作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宣传与阐释。

三 文艺座谈会其他历史细节考辨

1.毛泽东做结论是宣读讲稿，还是即兴演讲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结论是众多参会者回忆中的重点，但对于做结论时是即兴演讲还是宣读讲稿，抑或是只准备了提纲，在提纲的基础上即兴演讲，诸多回忆文本亦有争议。何其芳说：“毛主席的《结论》是吃晚饭以后，在有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的木架上悬着一盏煤气灯的广场上作的。耀眼的白色的灯光燃烧着。毛主席手里拿着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就开始讲了。”(50)胡绩伟也回忆说：“这次听毛泽东同志作报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话。他不是念稿子，而是即席发言。他拿着一叠纸，上面写着大字的提纲，他的讲话生动活泼，说理精辟，语惊四座。还不时穿插很多典型的具体事例，引起了满堂的掌声和笑声。”(51)这表明，毛泽东在做结论时，手里拿有事先备好的讲话提纲，是根据提纲即兴演讲。但任桂林又否定了这种说法，据任桂林回忆：“5月23日晚上，在汽灯耀眼的光照下，毛主席为会议做了总结(这就是《讲话》中的‘结论’部分)。毛主席是事先写好了稿子，照着讲的，可见非常慎重。”(52)在另一篇回忆文本中，任桂林也说，5月23日“这天毛主席还有点感冒，披着件灰棉大衣，把已经写好的结论，宣读给大家听，这就是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3)这说明毛主席做结论时是宣读事先写好的讲话稿。罗工柳也回忆说：“最后晚上在院子里点上汽灯作结论，我坐在地上，离主席很近，他讲话前一边翻讲稿，一边自言自语说‘文章难作’。座谈会的结论就是这样开始的。”(54)黄钢也回忆说，毛泽东讲话时，汽灯“照耀着毛主席高大伟岸的形象。我们都能很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手拿一叠十六开大小白色油光纸所写的详细发言稿——这就是他当晚发言的书面提纲”，“毛主席手中虽然拿着讲稿，可是，给人的印象是，一面在讲，一面还在继续他那深邃与审慎的思索”。(55)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回忆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56)而干学伟则又回忆说：“晚饭以后，毛主席做了结论，因中央直属机关在杨家岭的人民爱听毛主席讲话，会议就搬到了办公室外，毛主席手捧着小茶壶，在户外的汽灯下讲了话。”(57)在另外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回忆中，干学伟同样说，做结论时“毛主席一直站着讲，没有稿子。手里拿个小茶壶，讲一会儿，喝一口，脸比较红”(58)。这就意味着毛主席手里拿的是小茶壶，而不是详细的讲稿或讲话提纲。那么该如何甄别这些回忆文本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辨析考订。

首先，据当年亲自整理毛主席《讲话》文本的胡乔木回忆：“讲话怎么形成文字的，没有必要多说，当时有记录，我根据记录作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59)另据何其芳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做结论以前，曾找过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有些同志商量过……毛主席准备了一下，写了一个提纲，又找他们来，对他们讲了一遍。大家都说好。然后毛泽东才用这个提纲在大会上讲。”(60)这与胡乔木所回忆的“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

其次，据孙国林《寻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速记员》一文载，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安排有速记员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速记员，是由中央办公厅速记科张重安排的，共四人，两人班儿，每班儿速记半小时，换上另外二人速记。换下来的两个人，赶快将刚刚记录的速记稿，翻译整理成普通汉字稿”，“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两次讲话，都没有讲稿，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全靠速记员们的辛苦，才有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个文献”。(61)而胡乔木所说《讲话》文本“根据记录作了整理”，显然就是在速记员翻译整理速记稿所形成的普通汉字稿的基础上进行的整理。由此可推断，任桂林“毛主席是事先写好了稿子，照着讲的”，“把已经写好的结论，宣读给大家听”的回忆与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做结论的实际情形是颇有偏差的。

另据《毛泽东年谱》载，1942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整风学习、文艺座谈会等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今后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要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组织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62)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5月23日结论中文艺与群众结合等核心议题在5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形成。而且，从会议决定可以见出，文艺座谈会乃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配合当时的文艺界整风运动而进行的，目的是解决延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及文艺创作严重脱离实际、不与工农大众结合的状况，并形成了“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的会议决定。由此也可推论，毛泽东《讲话》结论并不全然是即兴演讲，至少会有一个关于“文艺界整风”“党的文艺政策”方面的提纲，这应该就是何其芳、胡绩伟、罗工柳等人所说的“提纲”“讲稿”。

至于干学伟所说“毛主席手捧着小茶壶”也极有可能，因为从现有《讲话》文本结论部分来看，内容较多，演讲所需时间较长，其间毛主席可能会有放下讲话提纲，拿起茶壶喝茶润喉的情形，因此会形成干学伟“毛主席手捧着小茶壶”的记忆。这样不同的记忆恰恰从多个侧面向我们呈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

2.刘白羽回忆座谈会期间吃西红柿细节

据刘白羽回忆，5月23日下午座谈会毛主席做结论前，“会场移到了中办楼外的空场。我们刚落座，就见一辆大卡车开了进来，装了一车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大家欢天喜地，一拥而上，一人拿了一个西红柿大吃起来。鲜红清凉的汁液顺着嘴角流淌。那种欢乐多少年后还是记忆犹新，那是青春的欢乐，是革命的欢乐”(63)。这样的细节确实是容易记忆，印象深刻，但如从时序风物的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一回忆应该有误。因为，1942年5月23日是农历四月初九，小满节气的后一天。陕北谚语云：“小满前后，种瓜种豆。”这表明，5月23日前后应为陕北的春耕播种季。而西红柿属于夏季时令蔬菜，因此，断然不会有“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果实供参会人员分享。且按理说，座谈会期间“欢天喜地”大吃西红柿的细节理应让所有参会人员“记忆犹新”，但事实上只有刘白羽提到了这一细节，难以印证，由此也可推论，刘白羽的这一回忆应该有误。

总之，延安时期诸多作家的回忆文本在提供史料的同时，也有可能因记忆的偏差而失实。因此，结合延安时期其他文献资料对这些回忆录文本进行辨析考订是有必要的。

注释：

①(53)任桂林：《重回延安思往事》，《延安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

②蔡若虹：《宏观世界的开辟——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回忆及观感》，《美术》1999年第10期。

③马加：《祖国的江河土地》，春风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④金紫光：《回忆当年，展望未来》，《河北戏剧》1982年第8期。

⑤魏东明：《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湖南文学》1962年第5期。

⑥(29)(40)(43)(56)(5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261、54、261、260、263、57页。

⑦(30)(63)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人民文学》2002年第5期。

⑧《于敏文集》第7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页。

⑨⑩(12)(13)(24)(26)(35)(42)《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21～622、626、627、616、614、632、614、627页。

(11)(27)《戏剧应深入农村部队，工作合作中加紧团结，本市戏剧界举行座谈会》，《解放日报》1942年5月17日，第2版。

(14)草明：《世纪风云中跋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120页。

(15)(50)(60)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16)(41)欧阳山尊：《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4期。

(17)公木：《回忆与断想——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八周年纪念》，《诗刊》1990年第5期。

(28)(28)艾克恩：《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379页。

(19)古元：《回忆那山花烂漫的五月》，《美术》1992年第5期。

(20)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一一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21)于敏：《银幕外的声音(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页。

(22)(31)程远：《延安作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14页。

(23)孙国林：《延安文艺大事编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8页。

(25)二十二日应为萧军笔误，抑或手稿刊印录入错误，实则应为二十三日。从萧军5月25日日记中记述时间推算，应为二十三日。萧军5月25日日记载，二十四日晚上去跳舞的路上，“与方纪走了一段路，他说听昨天我的讲话，几乎要马上过来拥抱我”，所述“昨天我的讲话”即是二十三日座谈会上的发言。

(32)(38)刘白羽：《哭山兄——纪念欧阳山同志》，《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4期。

(33)(39)于敏、陈宝光：《七十年后一回眸，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电影艺术》2012年第3期。

(34)(58)王海平、张军锋：《回想延安，1942》，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198、199页。

(36)(57)干学伟：《忆六十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大众电影》2002年第10期。

(37)吴伯箫：《吴伯箫散文集(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44)草明：《草明文集》第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361页。

(45)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9日，第4版。

(46)(47)(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3、411、411页。

(4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1版。

(51)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52)任桂林：《温故而知新——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戏曲艺术》1982年第2期。

(54)罗工柳：《讲话原理决不会过时》，《美术》1992年第5期。

(55)黄钢：《难忘的延安之夜——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五周年》，《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伟大旗帜》，安徽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52～53、50页。

(61)孙国林：《延安文艺大事编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3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