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内在的经济逻辑与学理基础，是中国顺应经济发展历史规律作出的战略选择，并以区域一体化战略为重要支撑。具有“一国两制”独特性的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形成与区情相配套的“双循环”模式与建设路径：优化区域要素重组和整合能力，畅通内循环；拓展国际高端要素的集聚与辐射能力，强化外循环；创新区域软基建，构建内外循环规则双向衔接的转换机制。需要以“一国两制”红利最大化目标为原则，策略性地软化边界效应，形成“以内为主、内外互促”区域高质量发展模式。

关 键 词：“一国两制”  粤港澳大湾区  “十四五”  “双循环”  创新驱动

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所有经济体都已不同程度地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嵌入全球产业链，都存在内循环与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有所不同。“十四五”时期中国转向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将其作为未来五年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以及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这既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应对内外挑战的战略抉择和实施路径，同时也有着内在的经济逻辑与学理基础。内外循环关系的结构转型，同步贯穿于区域发展战略，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与路径选择。

一、基于学理视角的“双循环”：内涵与核心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很广，不仅反映了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结构之变，还包含着多重深层次内容。“十四五”时期着力构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模式，不仅要畅通与发展“内循环”经济，夯实内需基础、通过内需增量与消费升级赋能产业链升级、推动自主创新，还要通过高水平开放稳步推进“外循环”，以规则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动更高层次开放，全面升级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塑竞争新优势，为高质量开放与发展奠定基础。整个系统综合推进，以此形成一种内循环与外循环互相推动的螺旋式发展新模式。作为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其独特的经济背景和内在的经济逻辑。

从学理上看，“双循环”新格局涉及要素流动、资源禀赋调整、产业链提升、体制规则优化等多个领域，是全球化经济规律在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具体体现。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双循环”的内涵与核心，有着各自的侧重点。

(一)基于经济循环视角

“经济循环”是“双循环”最基本的概念，因经济空间视角的不同，“经济循环”的内涵构成与侧重也有所不同。在宏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环节的循环；在中观层面，“经济循环”既包括产业经济之间的供需循环，如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内部的供需循环，也包括如何构建能够不断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供给体系；在微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①

基于“经济循环”内涵空间的多层性，“双循环”涵义的外延，在空间上进一步区分“国内”与“国际”两个经济循环，两者既相互区分又存在内在联系。畅通经济循环的核心，就内循环而言，重点是要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涉及供给侧、需求侧相关改革；而外循环的重点，则是要应对及预防正常经济循环链条出现问题，提升产业链韧性、增强供应链弹性与抗风险能力。美国对中国经济与科技围堵、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对部分产业链稳定性造成冲击；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局部断链，也将推动各国加速产业链的调整与重构，都会对经济循环产生冲击。

从经济循环的视角，“双循环”的实质，是更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国民经济循环。“双循环”中的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同时又是相互交集的两个体系，其内在联系体现在：“双循环”中的国内大循环，内含着开放性，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双循环”是一种双向循环，具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存在相互促进的互动空间，进而呈现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互促的新特征。

(二)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要素流动的视角相对经济循环较为微观，将国家间、区域间、产业间、产品间的分工网络及相互关系视为生产要素间的关系，体现为要素的流动、组合。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循环、生产与再生产的有效运行，均有赖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良性循环，而其基础是生产要素在各个环节中的便捷流动、高效循环。一个通畅、高效的要素流动大市场，有助于生产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进而成为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动力。要素流动理论更多关注的是要素的流动与循环，主张消除阻碍要素流动与循环的各种因素。

基于要素流动理论视角，“双循环”的核心是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和高效循环，打通“双循环”中的各个环节与各种堵点。无论是经济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其关键是要让生产要素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率的、没有断裂的供应链基础上的循环，形成一种能够吸收消化外部冲击、推动国民经济平衡稳定地向前发展的能力。

从促进国内大循环而言，是要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和要素市场化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消除内部循环现有的不畅通、分割化和碎片化等现象，打通供给、需求、机制和市场一体化等方面的堵点。在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要素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从政策层面推动与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

从促进外循环而言，要素跨境顺畅流动与循环，重点是要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弥补和修复受到冲击的产业链、供应链，并促进中国企业通过各种努力实现技术进步、产业链价值链持续向上攀升。借助外循环赋能，进一步提高内需循环的有效性与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目前，我国正面临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竭力打压以及疫情冲击引发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加速重构的双重挑战，需要把握产业链重构区域化的新演进趋势，在更加深入融入全球大循环、努力参与各种多双边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增强供应链的弹性与消化风险能力，提升经济韧性。

(三)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视角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及比较优势差异来构建国际分工基础的。劳动力比较丰裕的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资本比较丰裕的国家，则倾向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根据该理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也即参与国际循环的方式与能力，主要取决于其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各国的要素禀赋，会在企业家等个体行动中不断变化的；而要素禀赋的变化，又会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内外循环格局与地位产生密切关系。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及要素禀赋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在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方面，中国均居世界前列；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加突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开放之初充裕要素劳动力的红利已逐步释放，劳动力净增长演进呈现“缓慢增长—停滞—下降”趋势，占全球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22.4%下降至2018年的20.0%，下跌了2.4个百分点。作为当初短缺要素的资本，到今天已逆转为最富裕要素，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从1980年的1.8%猛增至2018年的27.2%，跃升了25.4个百分点。同期，研发投入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占全球研发资本的比重，从1980年的0.5%快速增加至2018年的21.2%，增加20.7个百分点。②随着要素禀赋的持续转变，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也出现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开始减弱，中国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占全球的比重，开始低于GDP的全球占比；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外需，2020年内需的贡献率为72%。

基于要素禀赋的视角，双循环的核心是要借助既有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分工，拓展高端要素、战略性资源要素的丰厚度与集聚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更高质量的要素禀赋，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赋能。

(四)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视角

从产业链供应链视角看，“双循环”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有序衔接与畅通循环，而且是在高水平、高竞争力基础上的畅通和循环。这是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市场基础，需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使产业和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各个环节之间，能够畅通连接有效循环，并通过市场的力量形成供求之间总量和结构的均衡。

在全球化经济中，由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主导的产品内分工在全球进行投资布局，把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制造与装配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国际生产网络和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通过供应链相互连接。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全球经济互相嵌入、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关联的基础原因。同时，也蕴含着在国际大变局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性风险。新冠疫情则加速了这一风险的显性化。发达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开始回缩与调整，出现本土化、近邻化、区域化趋势，意图将部分供应链放在自己可控的范围。而美国利用科技与美元霸权地位直接限制其他国家与中国高科技产业开展业务，更是对中国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循环带来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调整正在呈现“全球性收缩”和“区域内强化”的新趋向。

中国制造业“两头在外”比例较高，产业链供应链对国际循环高度依赖。如何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固链、扩链、强链，成为新形势下应对外部断链风险冲击以及畅通“双循环”的重要环节。依托自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做大做活国内市场，并通过坚持开放来留住产业链、促进产业链的持续升级，以产业链条的集聚来增加供应链黏性。而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主动地位的关键。为此，需要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需要双向集成全球资源，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增强在全球创新链中的地位。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通常是在不断优化重组内外部各种资源过程中持续增强自身优势；而要实现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走向更高水平，需要把握全球产业链、创新链调整的发展趋势，构建“双循环”畅通、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的综合支撑体系。

(五)基于制度(体制规则)视角

制度是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落地的根本保证和基础支撑。无论是推进要素市场化、畅通国际经济循环，还是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全球价值链位置，都离不开各个环节制度型改革的支撑。

二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就是全球范围内多元化市场主体的运行规则的高度一体化。而要实现双循环互动，尤其是要形成“以内促外”的新格局，则需要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与市场经济规则的高水平接轨，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吸引更多的高级要素集聚到内循环体系。与此相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将从过去以市场准入为主的门坎式开放，转到以规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为主要方向，促进建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

国际贸易规则正在加速重构。近年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剧了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倾向，国际经贸治理框架正在由多边转向区域，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USMCA(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等大型区域贸易协议，以及CETA(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议》)、EPA(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等双边自贸协议的达成，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演进，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内“高标准”和区域外“强排他”的双重特征：③域内关税减免将进一步强化区域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域外“强排他性”规则将使区域间产业链趋于弱化，原产地规则的“高标准”、毒丸条款等成为域内成员对域外成员的非关税贸易保护工具。此外，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参与、主导的经贸规则重构，意图通过“规则合围”筑高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投资壁垒，将中国排除在新一轮经贸规则改革进程外，例如美国在USMCA中引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条款。而新冠疫情也促使国际经贸规则演变提速。疫情后各方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考虑标准，开始从成本收益和产业分工向价值观取向和产业链安全靠拢，这将对全球产业链布局和流向产生重大影响，也对中国参与外循环提出了更高的制度标准与开放要求。到2020年底，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议，并提出加入CPTPP申请，深化改革与开放的步伐正在全面提速，向国际高标准规则靠拢。

从以上不同视角与维度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更加丰富与有效把握“双循环”内涵及实践着力点。促进要素流动、畅通经济循环是实现“双循环”的基本要求；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价值链竞争力与产业链安全性，是“双循环”补链、强链、拓链的有效渠道；而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体制机制，则是有效打通循环堵点、促进“双循环”互动的制度保障。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是从外源主导型开放发展模式，向内源主导、内外联动的新型开放发展模式转型，涉及到多层面的综合改革与联动，体现了新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内外环境变化挑战的有效应对与策略调整。

二、发展战略视角的“双循环”：演进与探索

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视角看，以内为主的“双循环”新格局，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因应内外形势变化的发展战略调整，其核心是要解决新变局下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与安全性，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大国，在当今全球大变局中对自身发展模式的一种新探索。如何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如何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通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深化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来促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连通、互动与相互促进。这种以大国分工体系助推国际分工合作，进而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是立足自身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任务的重要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顺应经济发展历史规律的战略选择。

(一)内外循环的结构演进

一个有效运转的经济体，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内循环和外循环。内外循环关系在一国中的结构、地位及其变化方向，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及发展目标有着密切关系。

环顾当今世界，凡属于经济强国的，一般都是以内循环为主；而经济小国、弱国或者在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则多以外向型为主，参与到国际分工网络中。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早期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时通常采用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模式下，参与国际循环的后发国家，通过从外部输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等本地稀缺资源，与本国低成本的人力、土地等资源要素结合，在一定历史时期实现了某种幅度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以外为主”获得的全球化经济红利，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脆弱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只从事低端的加工环节，“两头在外”，如果不能吸收、消化与提升转型，较易进入“低端锁定”。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延长产业链，突破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格局，成功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落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内外循环结构经历多轮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7)，依靠低水平的“内循环”独力支撑。建国初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封闭对立，“外循环”处于被脱钩状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仅8.0%；“内循环”受“短缺经济”掣肘，通畅性和稳定性较低，但依靠举国体制民族工业体系从无到有，自主完成工业化发展。该阶段经济年均增速6.5%，波动性高。④第二阶段(1978-2019)，转向以“外循环”为主导、“内循环”同步完善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入世后的“国际大循环”，是一种强调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持续增强。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才出现逆转，“外循环”的边际贡献才由强转弱、渐次回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均值为34.3%。“内循环”改革攻坚，“调结构、扩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变，从外向型“世界工厂”逐渐转向内外循环相对均衡的内生增长模式。第三阶段(2020年起)，在国际变局中顺势而为，主动重塑内外循环、协同推进外循环发展，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阶段，从上一阶段“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为主、内外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模式。“内循环”迈向高质量发展，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二)外循环功能的局限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外循环作用受到约束，内外循环结构演化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其一，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外部需求越来越难带动如此体量的中国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转趋疲弱，中国经济调结构、转动能，内部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回升，逐步形成外循环与内循环相对均衡的结构。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GDP达到14.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71%；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日益接近高收入国家门坎，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外部需求的不持续性，难以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从中高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相反，外部循环对中国市场需求的依赖性逐年提高，近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

其二，中国持续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与先发国家合作的存量空间在缩减。中国制造业规模已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尽管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但依托规模庞大的制造体系，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创新研究快速发展，持续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当处于外围的后发国家在科技领域向中心层演进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原中心层国家的摩擦与竞争会显著增大。自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性竞争对手，对华战略急剧转变，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全面封杀中国高科技产业。拜登政府继续将“战略竞争”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框架，并寻求通过增强美国活力和国际伙伴关系来建立一种长期竞争方法。拜登政府在口头上表示要寻求与中国“再挂钩”，但在核心领域对中国的遏制丝毫没有松动，以“小院高墙”方式对中国进行精准遏制，并试图组建国际联盟对中国进行联合围堵。历史发展显示，大国关系中关键位次的跨越，并非单纯依靠开放所能实现，必然会受到现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制约，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阻挠。

其三，国际竞争出现新变局，全球产业链布局呈现新趋势。全球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各国努力在效益与安全的取舍上寻求新平衡，布局趋向本地化、近邻化、区域化。产业链输出国政府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母国生产。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各国政府加大力度促进工业回流，期望将供应链控制在本土或临近的可控范围内，出现一种区域内合作强化、区域外保护抬头的局面。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正常循环会形成一定冲击，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其四，国际创新链合作遭遇诸多壁垒。高科技作为核心技术要素，是难以通过正常贸易投资渠道引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近年来在应用研究上有长足的进步，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2021年在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跃升2位至第12位，⑤但是仍存在以下主要差距：基础研究短板较为突出、原始创新成果较少，底层技术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对外依赖度较高，“卡脖子”技术较多等。⑥美国在创新链上一直处于主导性控制地位，不仅可以限制技术出口、实施各种非贸易壁垒乃至单方面宣布基于自身需要的经济制裁，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还可以借助美元霸权地位对外实施长臂管辖，制裁被美列入实体名单的国家、企业及个人，甚至是与美国制裁对象有间接业务往来的任何机构及个人。严峻的现实显示，“以外为主”国际大循环难以支撑新兴大国的强国战略与国家复兴，在创新链关键核心技术上需要自立自强，形成主要依靠国内要素的内生动力机制。

(三)内外循环格局重塑：转向以内循环为主

一国一地区通过“以内循环为主”格局来获得稳定的增长动能，并实现“以内促外”，需要诸多基础支撑。相较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大循环战略”及其后以外循环为主要动能的发展模式，当下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更加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以及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功能，更加重视自主创新与体制机制改革对经济动能的支撑作用。

衡量“国内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标准，不仅仅是内需在经济中占比的大小，关键是看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死循环，⑦需要集合“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双重优势与影响力。

一是需要具有自主创新的竞争实力。在美国关闭技术输出渠道时，能够作为内循环的动力起源——创新策源地和战略性科技产业高地。需要形成基于科技创新的内源性的经济动力机制，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摆脱核心技术“卡脖子”现象，为“双循环”畅通提供保障。通过自主创新，全面提升“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价值链位置，以利于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国际循环。

二是具备产业链“补短板”、“锻长板”的体系化能力。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4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研发投入总额达2.44万亿元排全球第二，占GDP的2.4%。在国内循环中，通过重点突破、联合攻关，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全链条协同创新，重建国际循环中断裂的科技创新产业链，通过“补链”在关键时刻可以实现自我循环，实现与西方的技术制衡。依托既有优势“强链”，在产业链高端发力，调整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竞争，不仅仅是产业和供应层面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塑经济发展优势的重要环节。

三是国内政策的调整变动、国内经济增长情况可以传导到国际市场，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大国经济及产业配套体系，一般都具有足够大的规模，在产业链供给端及需求端都有影响力。在大规模生产制造环节，中国已建立起显著的竞争优势：工业门类齐全、主要工业品产能巨大、主要区域产业高度集聚，大规模生产制造的优势将保持相当长时期。在市场覆盖度方面，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以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品普及等优势，⑧使得国内市场规模效应能够摊薄科技研发成本，有效支撑创新产业经济循环的实现。

重塑“双循环”格局，在结构上，国内循环居主体地位，而且是更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在功能上，整合了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内在联系，是具有互相促进功能的“双循环”。鉴于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上的局限与部分失灵，中国参与外循环，还需要从被动接受既有国际经贸规则的要素参与型开放发展，提升至规则构建型开放发展，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参加国际多双边经贸合作、国际性组织并参与经贸规则制定。以包容性发展及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构建“一带一路”等新的全球价值链，在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科技经贸发展的不利环境中，为外循环畅通寻求新的国际空间与回旋余地。

(四)大国经济内外循环的国际对比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部循环的“以内为主”模式，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大国经济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共同特点，同时也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内外循环结构持续转型的现实反映。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得益于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其外贸依存度会相对低于小国。就大国开放经济而言，处于经济工业化阶段，外贸依存度会相对较高，需要借助国际大循环来解决资金与技术缺口，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并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贸依存度会从高位逐渐回调至相对适宜位置，而内需贡献在国内经济中逐渐增大并开始占有重要地位。

其一，大国经济的外循环。总体上看，大国的外循环演变呈现以下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外贸依存度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开始降中趋稳。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在GDP所占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可以反映“外循环”在经济总循环中的地位及其变化。与人口1亿以上大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相对比，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变化趋势，符合大国经济的一般规律。1980年，中国开放之初，外贸依存度仅为12.4%，远低于当年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28.2%，在大国中排名最后。其后在经济全球化推进下，全球外贸依存度普遍提升，中国升势更加显著，2006年，大国外贸依存度平均值升至46.9%，中国则升至64.5%达到最高峰，高出大国平均值17.6个百分点，在大国中排名第二，这是外循环在中国最重要的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是外循环贡献的分水岭，此后中国外贸依存度开始回调，从57.6%回落到2019年35.7%，低于大国平均值7.5个百分点，在大国中居中偏后。⑨美日的外贸依存度也低于大国平均数，分别为26.4%(2019)和36.8%(2018)。

其二，大国经济的内循环。从成熟的发达经济现状看，大国经济“内循环”的重要特征是，在国内能够实现有效循环，并能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高端供给能力，产生外溢效应，支撑并带动外循环。⑩也就是说，大都呈现“以内循环为主”、并能够实现“以内促外”。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大国经济，国内循环与内部需求对其经济增长都发挥着重要贡献，(11)呈现内需拉动模式。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进口市场，其内部需求对自身经济及全球经济都有重要影响力。美国消费占GDP比重维持在85%～90%之间；欧盟约为80%，日本约76%。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还不高，徘徊在50%～60%区间，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12)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产业体系完整，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消费需求庞大，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从需求潜力看，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向高收入行列迈进，是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

(五)“双循环”的支撑载体：区域一体化战略

区域一体化战略，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布局，也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核心区域，具有相对成熟的基础条件与改革能力，可以更好地起到发挥疏通“双循环”堵点、提升发展质量、集聚要素辐射周边的主力区。因此，借助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率先在全国重点区域探索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促进区内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有效途径与现实支撑。

近年来，国家采用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开放战略相迭加的发展模式，先后启动多项区域重大战略，出台系列区域规划，赋予优势区域新的战略功能与改革要求，形成区域主体功能鲜明且互相补充、东西南北中纵横联动、共同引领开放发展支撑“双循环”的新格局。对内，进一步畅通区域大循环，攻克区域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供求脱节、结构转型受阻等难题，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引领开放发展、探索示范功能。对外，努力打通国际循环，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可控性及竞争力，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在国际循环中成长一批有国际一流竞争力的区域性城市群，作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高地，为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与安全发展奠定基础。贯穿其中的核心环节是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双循环”建设路径，形成可供复制推广的制度性成果。而粤港澳大湾区，以其“一国两制”的独特性，在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及“双循环”新格局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三、粤港澳大湾区“新格局”：路径与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最为开放、内涵最为丰富的湾区城市群，处于“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域”的特殊背景下。该区域有着最开放、最市场化的两个经济体——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全局实施自由贸易港政策，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经贸规则与国际接轨，分别是亚太区重要的服务枢纽、中葡经贸合作平台；也有着政府引领与调节功能较为强大、市场经济发育趋向成熟、经济增长较具后劲的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形成多元治理模式，差异化优势与差异性阻隔并存，在空间上呈现多极点的网络化结构。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探索跨经济体的世界级湾区城市群发展模式，形成与区情相配套的“双循环”建设路径与机制。

(一)畅通内循环：优化区域要素重组与整合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循环，包含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与珠三角9个城市，分属三个关税区，要素流动存在边界管理。目前大湾区11个城市已经在CEPA框架下形成自由贸易区，但尚未形成共同市场。港澳实行独立的经济政策、自由港制度与简单低税制度，而内地在资金、信息、人员等经济要素跨境流动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就开放程度与税收政策方面，区内珠三角与港澳存在明显落差；珠三角内，广东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粤港粤澳合作平台与其他地区也存在政策差异。就大湾区整体而言，存在要素跨关税区流动受到管制、区内联系密度与强度不高、产业协同度有待改善等不足。畅通内循环，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共建单一自贸区，在现实中有较大提升空间。

其一，提升区域内部联系，打通内部市场经济循环。畅通内循环，对于跨关税区的区域经济而言，更具迫切性，也具现实挑战。推动湾区城市群内部要素流动整合、产业协同发展，提升区内核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之间的联系深度与密度，其核心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大湾区除了要消除珠三角内部存在的国内城市群共有的影响要素流动不畅的各种淤堵点外，还要面临着如何解决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规则衔接与贯通，涉及到如何使“边界”成本最小化。促进要素跨界便捷流动的重点，是要提升边界弹性，加速完善硬基建的连通性，逐一打通软基建的对接渠道与衔接端口，在实践中摸索出符合各方需求、产业链创新链配套互补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率先探索优化内地与港澳CEPA制度体系。近年来新冠疫情对大湾区内部人流畅通带来严重冲击，珠三角与港澳间的边界效应凸显。香港与内地尽早恢复免隔离通关，成为近期打通大湾区内循环的重要议题，需要政府间对常态化防疫政策与机制进行有效协商与对接。

其二，促进区内产业链黏性与韧性，提升政府经济引导功能。区域经济顺畅循环，表现为产业链受到外来扰动、冲击时的恢复力和自适应力，以及区域产业链之间的协作能力。大湾区需要加快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利用政策优势在横琴、前海等合作区先行探索实施与港澳相衔接的经贸规则，提升产业链根植性；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和可控性；协作培育可替代的产业链，应对供应链“断供”等问题。在市场调节与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加大政府尤其是港澳特区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推动形成区域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增强区内产业链的黏性与韧性。港澳的经济管理模式、政府角色功能，与内地有很大差别，在大湾区规划的战略目标及协调机制的带动下，港澳需要善于学习与吸收内地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长处，提升政府对经济的引导能力，逐步弥合由市场失灵与制度差异带来的内部分割。政府“自上而下”引导与市场“自下而上”推动，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大湾区产业链黏性以及新产业生成。与此同时，区域各核心城市相向而行，规划对接、产业布局衔接，各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资源整合功能相迭加，可产生乘数效应并衍生新的要素禀赋，形成大湾区内互相对接与支撑、内外联动的产业协同效应。

其三，依托大湾区合作平台载体，探索一体化发展新模式。以自贸试验区、区域合作平台、边界连接区为核心纽带，探索创新深化合作，为区域要素便捷流动与有效整合创造条件。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基础上，2021年9月又密集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横琴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方案》)等开放合作措施，在广东自贸区横琴、前海两个片区功能上，迭加新的开放措施，为有效地推进大湾区内循环的强化，尤其是粤澳、港深间的深化合作，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在横琴粤澳深合区，将重点探索实施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体制，推动横琴与澳门形成规则深度衔接的制度体系，构建与澳门一体化的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这是对珠澳横琴合作平台的重大突破，以全新合作模式探索琴澳一体化发展格局，快速提升横琴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推动人才、货物、资金等高端要素的畅顺流动与整合，催生新的特色产业。粤澳在横琴将协同推进四个新产业：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产业，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载体，以及衔接粤澳产业链、打造创新链的重要节点。

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设定两大战略定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目标是要打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建立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成全球资源分配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发展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前海扩容后，合作区面积增大7倍多至120多平方公里，直接对接香港现代服务业优势，纳入航空、会展、海洋经济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创新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大数据、集成电路、信息技术、物联网等)，为发挥香港功能创造了新空间，也有助实现深港产业深化合作与联动，共同发挥促进“双循环”、服务内地新格局的节点枢纽作用。《前海方案》着力在现代服务业、科技发展、营商环境乃至治理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是前海深化改革、创新平台功能的新提升。

香港“北部都市区”方案，是完善香港及大湾区整体布局、推动港深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在香港，形成“北科技—南金融”两大都会区；与邻近深圳，形成“双城三圈”的空间结构以及协同发展的格局。(13)“北部都会区”面积达300平方公里，其中新田科技城将重点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香港的硅谷，并与香港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深圳福田的深港科创合作区一起，整合成540公顷的非常具竞争优势的深港科技园区。香港以新的规划思维，与深圳相向而行，增加口岸连接、强化协同效应，对于改善大湾区内循环、提升创新链都将产生积极效应。

(二)强化外循环：拓展国际高端要素的集聚与辐射能力

区域在国际循环中的竞争力，与其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及要素的对外辐射力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和金融链功能上，反映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上。

其一，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中，产业链供应链一端连着国内制造业，一端连着国际市场，既要引进大量的中间产品，也要输出最终产品满足国际需求。外向链条对整个分工网络具有控制作用。优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重点是要能够与国际链条高效衔接并具循环能力，面对外来冲击时具有韧性，能够有效调整，补链、固链和强链。一是提升资源配套及产业化能力，这是产业链、创新链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节点，也是强链、补链的重点；二是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效应，变“世界工厂”为“世界市场+世界工厂”，扩大外循环对中国最终产品消费市场的依赖，固链、强链，留住国际企业在湾区发展；三是利用区域差异化优势与集成能力，在共同的优势领域围绕产业链发展需求，培育产业龙头企业、隐性冠军企业，孵化更多的独角兽，在若干领域形成以大湾区企业为主导的价值链产业链，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并与之形成高效衔接、有序循环的供应链网络。此外，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及知识产权保护，借助港澳特区以及前海、横琴的政策优势，加大力度引入海外高端资源与人才，为提升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人才保障。

其二，强化创新链。经济外循环的畅通，从供应侧而言，关键是科技创新，需要有基于自主创新策源地基础上的对产业链的引领力及控制力，为产业链安全及有效竞争提供保障。创新链是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趋势，可以有效提升高端要素的集成能力及产业链对外辐射带动力。处于国际竞争顶端的国家/区域，通常是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强区，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具备集成全球最高水平技术的能力。这种高科技产业集成能力，是以科技创新策源地功能及全球创新网络控制地位直接相关。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链，已形成良好的基础，正在协同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中，中国继续升势位居全球第12，香港位居第14；香港深圳广州科技走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集群。(14)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强化创新链的重点，是要打通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为区域创新资源汇聚、整合以及创新链条的畅通创造条件，以实现区域创新链的协同效应，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与外向循环功能。首先，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和科创生态圈，一是多层次布局大湾区创新基础设施，加大对前沿基础性科学领域的投入与战略布局，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进行科技创新联合攻关，加快布局以深圳为主阵地的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二是加强大湾区内部创新合作与资源互补，引进港澳高校、科研院所在区内设立研究机构或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鼓励与港澳建立重点领域的产学研联盟，积累核心技术，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三是推动建立科研人才跨境流动、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科研成果跨境转化的有效模式，率先探索大湾区科技市场一体化发展路径，为科技要素跨境流动提供“绿色通道”，推动一批高质量区域科技合作项目的落地。其次，整合和汇集各方资源，打造大湾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支撑+科技金融”全过程科技创新生态链，促进区域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互嵌、协同升级，提升创新链的对外辐射能力。第三，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更好地汇聚和运用国际创新资源，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的重点功能，打造一批高等级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为国家开放创新提供核心“通道”与转接“端口”。第四，提升穗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极点带动效应。深港边界正在形成科技要素集聚互动的创新科技产业合作带。香港行政长官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提出以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重点的“北部都市区”规划，与深圳形成空间上连接、产业布局协同、基础设施衔接、发展目标相向而行的“两城三圈三区”，为深港乃至整个大湾区创新链的优化以及软硬基建的衔接奠定基础。深港强强联合，将成为大湾区科技产业集群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新高地，催生出一批新的以我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链。第五，共同建设大湾区国际知识产权合作中心，加强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合作与营商环境的改善。创新链的强化与优化，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在国际循环中的辐射力与竞争力。

其三，提升服务链。服务枢纽地的集聚功能，表现为企业集聚、功能集聚和人才集聚。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功能齐全，内部市场庞大，已形成较为齐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生态，具有提升国际服务枢纽功能的基础。香港一直是重要的国际服务枢纽，扮演着全球城市的主要功能，集聚了庞大的国际专业化服务机构和国际化人才，为国际机构的亚太区总部经济功能提供优质服务。未来，以大湾区产业链供应链为依托，可进一步提升香港及整个大湾区的国际服务枢纽功能。在生产性服务业，可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国际贸易物流中心、高端专业服务业集聚、总部经济功能与珠三角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需求相融合，进一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地位，并将大湾区的服务枢纽功能沿“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路线外移，为企业海外投资需求提供专业服务；可与国际区域自贸协议相迭加，向东盟、RECP、CPTPP等延伸服务链。在消费性服务业，利用香港、澳门购物天堂与珠三角殷实的消费能力，依托发达的电子商务与物流网络，形成多层次的国际消费中心功能。提升国际服务枢纽功能，与国际分工网络的地位密切相关，香港及大湾区需要从作为“超级联系人”的平台链接型功能，向创新策源地持续转变，进一步迈向价值链控制中心。

其四，创新金融链。金融是经济循环的血脉。金融双向开放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功能，与外循环密切相关。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版图中，大湾区三个核心城市——香港、深圳、广州进入榜单，其中香港是中国唯一的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也最具国际竞争优势。2021年9月公布的第3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香港排名重新回升至全球第3位，仅次于纽约、伦敦；深圳和广州，分别位居第16位和第32位。(15)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地、金融市场扩大开放的互联互通管道，具有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而大湾区作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对接区域，先行扩大大湾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和范围，在金融深化开放中先行先试、探索功能。相较于其他产业，金融业及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具有网络化运行、辐射范围广、较少受人流管制影响等特点，在疫情期间体现出较强的韧性，2020年内地和广东的金融业增长分别为7.0%和9.2%，均高于两者同期的GDP增幅(2.3%)。

大湾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优势，可为畅通区域经济循环及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一是发挥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作为大湾区企业境外融资的主体平台、境外投资的高端资源分配中心，也是国际资本进入大湾区、进入内地的金融服务平台。二是集成大湾区金融资源，推动深穗高科技产业集群、新型金融科技公司与香港金融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金融科技生态圈，共创“金融+科技”新优势。三是探索金融中心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践模式，将大湾区金融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优势，形成资金链、创业链、产业链良性互动，创新金融与创新投资深度融合，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科创中心“双中心”互融互促。四是强化通往内地和国际市场双向门户的管道功能，持续完善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基金互认、人民币跨境贷款等均是在香港先行试点，成熟后再向海外推广。近年来，“跨境理财通”“债券通”南向通相继在大湾区先行试行，进一步扩大粤港澳跨境人民币双向流通渠道及离岸人民币产品的发展。

其五，拓展区域多双边合作平台。深化与东盟、RECP及“一带一路”等多双边机制的区域经贸合作，是拓展外循环网络的有效途径。国际经济合作总体趋势呈现区域化与城市群化，中国主动深化开放，以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来赢得外循环的有利空间。继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协议生效后，RECP将于2022年1月生效，这一全球超大的东亚自贸区的形成，将显著提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巩固和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近期，中国先后向CPTPP、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提出加入申请，显示中国拥护多边协议、直接对标高标准区域经贸规则的开放决心。东亚是国际三大生产网络之一，国际经济重心持续向东亚转移，其对中国及大湾区的重要性正在提升，2020年起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粤港澳大湾区位于东亚自贸区的前沿，是融入亚洲自贸区的重要节点，香港与东盟签有自贸区协议并已申请加入RECP，大湾区有条件深耕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探索直接对标CPTPP等高标准的区域经贸规则，通过内部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更为强大的集聚辐射能力。此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调合作，藉此带动大湾区乃至中国的装备、服务、品牌、标准“走出去”，带动香港及整个大湾区服务枢纽功能的进一步扩展。

(三)创新区域软基建：内外循环规则的双向衔接与转换

粤港澳大湾区，处于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交汇点，在外向联通上，香港、澳门的自由港体制及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机制，在若干链条上具有较强的循环带动力，是亚洲重要的服务枢纽、链接葡语国家的重要节点；在内向联通上，珠三角属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与开放高地，辐射粤西、泛珠三角等区域，香港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辐射网络及影响力更远至全国。大湾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规则多元、标准多层次，区域一体化市场的形成、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存在一定阻隔，需要在制度与机制层面予以创造性的调整，有效推进区域内规则、体制的对接与衔接。

首先，策略性地软化边界效应，提升边界管理弹性。大湾区建设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命题，离不开对“两制”边界的把握。跨关税区之间的边界，其效应有两重性，既是不同关税区“两制”边界的体现，也是异质性区域进一步融合的制度屏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目标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也不是简单的趋同与一致，而是要在保持异质性的基础上根据区域(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16)、兼顾参与方需求与愿望，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的协商，策略性地、有选择地软化边界效应，逐个突破，以点聚面、逐步扩大。“一国”优势，为区域战略目标制定、多层次协商机制有效展开、利益协调资源调节等创造有利基础。内地向港澳单边开放，支持港澳融入内地发展，体现了“一国两制”红利最大化效应；横琴方案，将多倍于澳门面积的横琴岛规划为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合作区，体现“一国”原则下管治模式的重大突破，是中央对澳门特区的政策倾斜与支持，同时也是以开放促发展的大手笔。率先提升边界管理弹性的领域，可以是跨境民生领域的协调，也可是高科技资源要素的绿色通道，或者是边界通关政策的协商与衔接。凡是有利于区域发展的、有共同需要的，都可以通过协调机制商谈，寻找解决路径并落地实施，完善CEPA走向单一自贸区。

其次，以低标准向高标准看齐为原则，展开规则机制的对接衔接。畅通内循环的核心，是区域内部规则的统一或者相衔接，为形成统一大市场、深化融合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在大湾区多元制度、规则的背景下，区域内规则机制对接衔接的基本原则，是低标准向高标准对接。香港澳门全局实施以自贸港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制度，经贸规则与国际接轨，因此，在经贸规则领域，重点是要深化与港澳规则、制度、机制的连通贯通融通，并在广东自贸区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示范区，同时需要兼顾国家参与国际更高开放水平区域合作的发展趋势。

再次，互鉴互学，创新区域软基建。差异化优势，是大湾区的特色，也是互鉴互学的重要基础。大湾区区域软基建的建设，是要在共同愿景下互相借鉴，集成各方所长，探索适合中国区域特色的落地形式。既要向港澳学习，共同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也要在内地领先的若干领域向内地标准衔接，甚至共同创设湾区新标准。疫情管理的常态化防疫标准，内地模式较国际严密、有效与安全，港澳要与内地标准相衔接，为与内地通关创造条件；港澳要学习内地有目标导向的规划思路，制定与之相衔接的地方规划，并在行政上精简程序，为规划的落实拆墙松绑、提升效率。

总之，创新区域软基建，核心是“一国两制”下以有利于区域发展为依归，增强边界弹性，推动大湾区内部规则、制度、机制的衔接与贯通，策略性地软化边界效应。这是加强区域发展协同性、提升区域协调机制效率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速与国际接轨、构建内外循环规则双向衔接转换机制的重要环节。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内在的经济逻辑与学理基础，基于经济循环、要素流动、要素禀赋、产业链供应链及制度规则等视角考察，可以更加丰富与有效把握“双循环”的核心内涵与实践着力点。基于发展战略视角考察，“以内为主、内外互促”的双循环，是中国顺应经济发展历史规律作出的战略选择，也符合国际上大国经济内外循环结构的演进趋势，其核心是要解决新变局下国家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与安全性，涉及多层面的综合改革与联动。

区域一体化战略，是国家推进“双循环”战略的重要支撑。通过具有相对成熟基础条件与改革能力的核心区域，率先在全国重点地区探索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创新体制机制疏通“双循环”堵点，发挥提升发展质量的主力阵地。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为开放、内涵最为丰富的湾区城市群，处于“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域”的特殊背景，差异化优势与差异性阻隔并存，需要创设“一国两制”特有的区域经济治理模式，形成与区情相配套的“双循环”模式与建设路径：畅通内循环，优化区域要素重组和整合能力；强化外循环，拓展国际高端要素的集聚与辐射能力；创新区域软基建，构建内外循环规则双向衔接的转换机制。要实现上述目标，大湾区需要共同提升区域治理机制的创新能力。一是要以“一国两制”红利最大化目标为原则，在大湾区内异质型城市中形成有明确目标导向的区域跨境治理机制，推动各方发展规划、政策及措施与总体战略目标“相向而行”。二是在体制机制层面，探索与创新不同层次合作模式与合作体系，以点带面推进。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大湾区整体意识，策略性地软化边界效应、增加边界弹性，有效促进“以内为主、内外互促”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①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昌文解读“双循环”政策含义》，见微信公众号“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9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d3Hvdtt_jMyC2dG3UE8DNA

②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北京：《管理世界》，2019年第12期。

③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隐忧——中国银行全球经济金融展望报告(2020年第四季度)》，北京：《国际金融》，2020年第10期。

④程实：《内外循环演进的顺势之道与制胜之基》，财新网，2020年9月25日，https://opinion.caixin.com/2020-09-25/101609427.html

⑤(1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瑞士日内瓦，2021年9月。

⑥付保宗：《明确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北京：《经济日报》，2021年10月18日。

⑦⑧张岸元：《外循环实现追赶内循环谋求超越》，上海：《第一财经日报》，2020年9月1日。

⑨(12)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北京：《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⑩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北京：《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11)杨盼盼、崔晓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广东深圳：《开放导报》，2021年第1期。

(13)香港特区政府：《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报告书》，香港，2021年10月6日。

(15)(英国)Z/Yen集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第3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2021年9月。

(16)蔡赤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理论框架与香港角色》，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