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经济学思想并没有很好地应对其面临的种种难题。它既无法为社会经济的现状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没有为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指明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国民经济、巨型经济和世界经济层面。我们已经处在超越GDP的阶段有一段时间了，因此需要一种超越GDP的经济理论，并据此制定一种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平衡的超越GDP的发展战略。需要重新定义经济活动的目的，不能简单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提高产量。私人资本的短期利益必须服从于长期的公共利益，这需要通过恰当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构来实现。经济学一定要越来越着眼于应对未来挑战，而非一味地通过观察历史事件来得出结论，因为这样对制定经济政策并无多大用处。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迫使我们从正统的经济学理念转向创新的经济学理念。新实用主义能满足这一需求：这是一个兼收并蓄、跨学科的经济理论，重视面向未来的经济政策。
关 键 词：世界经济 描述性经济学 规范性经济学 经济目的 新实用主义
一、引言
经济学是一门美好的学科，因为它服务于人类的福祉。经济学是关于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当我们将对经济现象和过程更深入、更新的观察和创新的理论解释添加进一代又一代人所积累的知识中，经济学就不仅仅是知识，而更是一门科学了。不管怎么说，只要经济学是为真理服务，专注于客观的分析和深刻的概括，它就是科学的。当经济学只是被用作持续不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的武器，抑或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说客的工具时，它也会变得丑陋。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经济知识毋庸置疑还是有用的，但它并不是科学；而且无论如何，经济学是一门探索在个体、群体、社会和文明层面的人类行为，并进一步用理论框架来诠释的科学，上述行为也违背了经济学内在的美的属性。总之，当生产出经济活动的新知识时，经济学可以被认为是一门科学。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不仅有问题悬而未决，而且经济学自身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学正处于危机的阵痛中，①有些学者甚至宣称经济学是一门残缺的科学，正如爱丽丝梦游的仙境一样，充满了各种矛盾与悖论。②经济学目前确实陷入了困境，这一方面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即现代经济的现状及文化、政治和科技环境导致的；另一方面是关于经济活动的高深又丰富的知识所要发挥的作用导致的。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经济学正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需要新对策。这个挑战很有吸引力，但正统的经济学流派却无能为力。面对新的现实，需要新的方法。
二、经济学的属性
随着人员以及他们生产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持续流动，经济学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和答案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具有新特质的世界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是以几十年、几代人而不是数年或数个政治选举周期来衡量的，从宽泛的经济角度来看，这个新世界的现实可以认为是对GDP的超越。这意味着需要发展一种超越GDP的经济理论，作为超越GDP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基础，以此来解决当前与未来的问题。超越GDP现象，意味着许多经济现象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现有的正统经济思想所观察和解释的领域之外的。正统经济思想侧重于研究增长的条件和机制，简单来说是在微观层面上让投资资本的收益最大化，在宏观层面上使国民收入或者我们常说的国民生产总值即GDP最大化。
今天的经济学所描述和解释的经济与社会相较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的时候有很大不同。斯密可以从制针厂，或者面包师和鞋匠之间的以合同为基础的易货贸易关系的角度来描述生产领域，现在则必须通过分析线上部门的全球资金流动和分配状况等方式来完成。当然，面包师和鞋匠还是需要的，尽管盲目的高科技拥护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智能手机、Spotify和Uber就能胜任这一工作，只要点击一下就够了。在斯密的年代，英国人均GDP(斯密尚不知道这一概念，英国那时还是一个前GDP时代的经济体)是现在的1/5，而在那个经济联系松散、人均GDP与英国差不多的世界，总人口数是现在的1/10。因此，全世界的产量仅是现在的1/150。40年后，工业革命(我们现在称之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经济发展，同时世界人口首次超过了10亿。大卫·李嘉图研究国际贸易关系并通过分析英国布料与葡萄牙葡萄酒的交换，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
今天的经济也与一个半世纪前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和解释的经济大不相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比19世纪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原始而残酷的剥削更复杂的剥削致富方式。今天的经济也不同于马克思三代人之后的约翰·凯恩斯所认可的经济，即可以通过需求侧机制来调控宏观经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突破在半个世纪后已不再是灵丹妙药，原因是现代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前在一定程度上孤立运行的国家经济体、资本、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在自由化和一体化后，联结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市场。我们之前错误地以为微观经济理性(如果有的话)的加总会导致宏观经济理性，凯恩斯的干预主义试图纠正这个误解，但现在出现了更严重的新误解，即认为宏观经济理性(如果有的话)的加总可以导致全球理性。
我们无论怎么强调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以及许多其他重要学者对经济学的卓越贡献都不为过。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他们面对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得出的答案可能会完全不同于他们当时所提出和得出的。后代的经济学家的成就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及波兰的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 Kalecki)。
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向后工业经济的演进明显不足。理由是如果经济学忽略了诸如预期、非理性、闲暇时间的价值、新鲜空气的价格、社会凝聚力、复杂性或地缘政治等议题，它就无法回答许多突出的问题。当然，经济学的支柱仍然是分析经济利益的冲突并提出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没有利益冲突就没有经济学。我们还必须不断应对我们在观点上的差异。③有时经济学家只要脚踏在现实的坚实基础上，而不是在仙境中漫步，就能证明对立观点的正确，即使观点间存在明显矛盾。
在超越GDP的世界中，经济利益和观念冲突的核心与以往不同，这是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演变的自然结果。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等流派对研究现实的变化贡献匪浅，但经济思想有必要走得更远、更深、更广，最重要的是更具前瞻性。即使经济学不能引领未来的经济进程，那么至少让它跟上时代的脚步。即使现代经济学不能成为未来的经济学，那么至少让它不要过时。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超越市场的主题，即便是最广义上的市场，经济学有时也要深入人类思维的各个角落，深入“经济—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总统竞选时偶然创造出的一句流行短语“关键的是经济，蠢货!”，实际上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即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物质基础支配着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环境。现在我们知道，意识当然能对社会存在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国家也参与塑造了这些关系，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规则和全球规则也形塑着这些关系。
经济的状况是如此复杂，以至于经济思想——对经济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的理论化——需要找到新的方向。自然要摆脱目前的主流经济思想，因为它们发展出来的经济模型已经偏离经济现实太远了。美国学术界有两个经济学流派：一个由东西海岸的著名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组成，另一个由五大湖区的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明尼苏达大学、罗切斯特大学)组成。詹姆斯·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合理地批判了这些备受推崇的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④他提出了“静水经济学”(backwater economics)，⑤即许多宝贵的思想诞生在东西海岸和大湖区以外的水域周围，也诞生在美国以外的地区。⑥教科书上的内容并没有涵盖所有现实，而科学不能忽视和过度简化现实。
世界上有近80亿人口，生产总值超过130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个世界面临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由此引发的冲突已到了临界点。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情况没那么糟糕，⑦但其他学者则声称世界和文明正面临崩溃。一部分人描绘着几乎是灾难性的情景，⑧看不到资本主义的任何合理未来，也有另一些人坚信，根本性的变革可以纠正这些问题。⑨如果涨潮不能抬升包括小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那么至少不要淹没了小船而只抬升游艇，况且大多数还是豪华游艇。
我们已经听到过各种说法，如世界末日、市场经济的崩溃、后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社会主义，而在未来数年里这些说法会更频繁地出现；新的说法也会出现，如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或中国主义；⑩旧的说法会回归，前面加上“新”或其他形容词，例如新民族主义或新威权主义，又或者加上“真正的”，例如真正的进步主义。(11)已经熟知的概念将会复兴，譬如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些新瓶装旧酒的说法将被预见性地批判，例如集体资本主义(collective capitalism)被指责将会剥夺健康经济的两个属性：经济活力和负责任地决定社会需求，或者福利国家被认为代表着过度的财政主义以及损害效率的过度收入再分配。
因此，首先会出现的是概念和定义上的混乱，而这已经随处可见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某种或者某些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简单明了的概念可能会出现，这将会对各种经济学流派造成不同的影响。这种概念在历史上从未被实现过，它只存在于一些简化了现实的理论模型中。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正在形成新的现实，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系统，这个时代必须被理性地接受、理解和诠释。人们需要思考影响这个时代的方法，以便共同把它塑造成理想的形态。显然，这个时代的走向会面临持续不断的价值观争论，而我们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观点和利益的冲突，将决定它的样子。人类并非注定走向某种预先决定的未来，决定论并不存在。人类的未来可以而且必须是可塑的。鉴于需要不断探寻塑造未来的答案，经济学有着光明的前景。
术语的严谨性在科学辩论中至关重要，许多争议的产生是因为对话者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件事。如果匈牙利不算是自由的，那么波兰的民主是自由的还是不再是自由的?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在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的政治环境下运行的?一些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相同的现实，而另一些学者则使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不同的现实。因此，对相关的术语进行透彻说明后，相关的争议或政治冲突的根源就不再存在了。持续的实质性沟通比以往更为必要了。
那么，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它应该分析和解释什么?为了更好的未来，它是否应该或者以何种方式提出何种建议?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经济知识似乎应该能干脆利落地回答这些问题，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往往在不断累积的挑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首先，由于所研究的现实在本质上存在各种巨大差异，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与具体情境相关的科学，越来越少有普遍适用的规律。其次，经济思想往往跟不上瞬息万变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者会说，观察、分析和概括跟不上生产关系的发展，而生产关系正受到迅速变化的生产力性质的压倒性影响。制度主义者会得出结论说，市场的游戏规则仍然落后于快速变化的技术以及生产与交换的组织形式。
三、经济学的目的
人类正面临着划时代的挑战。这些挑战迫使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经济运作方式。反过来，这一切决定了需要重新界定经济活动的目标。这些划时代的挑战源于对当代具有重要意义的七大趋势的叠加作用：(1)人口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的巨大变化；(2)环境变化，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和全球变暖；(3)科技革命，特别是经济和文化的数字化，以及自动化；(4)非包容性的全球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排外和不平等；(5)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特别是结构性经济失衡；(6)自由民主的危机，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两极分化，民粹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兴起，以及第二次冷战，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冲突升级。
因此，资本主义的运作并不良好。即使是《经济学人》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出色支持者、反映英美观点的主要周刊，也不得不注意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并没有像它应该的那样运转”。资本主义运作不良是因为它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危机。(12)缺乏公平竞争、监管不善、政客腐败和官僚主义；商业和金融精英的自利；贪婪到了连最好的商学院都教导贪婪是好的；从银行业、汽车业再到制药业等行业里的制造商、分销商和服务提供商的欺诈行为；推销消费主义来抢夺利润；崩坏的媒体操纵舆论；犬儒主义的政治精英——这一切都不得不收获苦涩的果实。
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污染的资本主义，如果不改变其本质，即不改变其价值体系和基本原则，可能无法在当前的历史转折中幸存。这很有意思，也同样有困难和危险，因为如山般的问题立即涌现了。下一步是什么?能得到什么?如果真有后资本主义，那是什么样的?如果只能奋力向前，理想的变化是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回头的了。旧技术在新星球上建不起新建筑。更不用说21世纪的地球是一个与前几个世纪完全不同的星球。
在分析各种经济制度及其效率特点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意义。而且，即使属于同一种经济体系，也有较好的和较差的经济体。一个好的经济体能够长期和谐发展，平衡好当前与未来的关系。人们需要的不是平庸的经济体，而是良好的经济体。经济活动不能与它所要实现的价值相分离。在历史的道路上，关于什么是经济体中的好与坏，以及什么是好与坏的经济体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13)今天，我们不仅关注盈利能力和正义等范畴，而且也更关注社会凝聚力和团结、世代责任和环境意识。
一个好的经济体必须是高效和有竞争力的，但这些只是手段，不应与所追求的目的混为一谈。好的经济体需要好的政策。好的政策不是给民众他们想要的，而是给他们需要的，这是适度经济学(economics of moderation)所认为的实现适度经济的关键。不是暴君强迫民众遵循某种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而是通过公开、民主的讨论影响民众的这些行为。这些行为必须是负责任的，并以科学的结论为基础，在客观上对个人和社会是健康和有益的。因此，现实政治不仅要准确捕捉社会偏好，而且要理性地激发社会偏好。故而良好的指引和教导，以及从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福利的角度来倡导社会形成理想的消费模式，必须塑造人们的消费偏好，使他们尽可能经常地追求那些使自己变得更好的东西。行为经济学的大量发现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不幸的是，这些研究反而被有效地用于相反的目的。(14)我们缺少的正是朝着正确方向走下去的政治决心。(15)
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经济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它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其中第一条就是市场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运行的。在某种程度上竞争是一直都存在的，但从来不存在完全竞争，因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寡头垄断的——从大型零售连锁店到航空公司，到银行和保险机构，再到制药公司和社交媒体。诚然，新自由主义圈子通过立法手段来争取放松管制，并且常常取得成功，但并不是为了深化竞争环境，而是为了更容易通过寻租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放松管制一再地让实力较强的公司更容易地淘汰相对较弱的竞争对手。在许多情况下，这可以说是虚伪的，它宣传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措施就是建立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法规，并尊重中小型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包括企业和家庭在内的经济主体的理性并不充足。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根据既有的信息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假设人们会思考并知道各种经济角色的利益是什么——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那么他们知道从什么渠道获得——这种信息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这里经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一般更有利于掌握了更多信息的生产者和商家，而买家和消费者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市场营销和广告操纵和误导消费者，更加恶化了他们的弱势地位，消费者误以为在满足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却为他人提供收入和利润。假设消费者获得了充分和平衡的信息，他们就能优化自己的行为，避免损害自身的利益。
权力—资本—信息(或者说政治—金钱—媒体)三种主导力量的汇合，时常让人在市场中失去理性。公民国家可以通过市场监管来抵消这种影响。即使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也永远不能自己解决这个病症，而是需要国家在教育和制度上进行干预，这是国家的责任。自由的确是关于做出选择的能力，但真正的自由只有在选民——这里指的是购买者和消费者——对他们所购买和消费的东西有相当了解的情况下才存在。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建立适当的市场制度，以便使现代市场经济尽可能接近充分竞争的理想状态，并向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提供充分的信息。如果这方面没有进展，消费者主权将无从谈起。必要的是让消费者了解可供选择的方案和各方案的边际效用。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要从制度和政治的根源加强公共机构，来确保公平竞争和保障消费者权益。美国和欧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这是好的，但不太好的是似乎他们更愿意处罚彼此的对手公司，罚款数额有时甚至达几十亿欧元。
没有各国经济体就没有全球经济；没有微观经济体就没有国民经济；没有微观经济学就没有宏观经济学。那么，对于要应对未来挑战的新型经济学，它的微观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显然，经济必须继续依靠占主导地位的私营公司，只是必须由国家从总体利益的角度来监管它们的运作和扩张。企业家的目标当然是资本的回报率最大化，而国家应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加以鼓励。同时，国家应该使企业家更难通过寻租来提升利润，避免企业家剥削利益相关者并把部分成本转嫁给他们，以及在产品流通的各个阶段和渠道中攫取他人所得。国家通过适当的市场监管，重视信息流通和打击虚假信息，可以鼓励创业精神和投资蓬勃发展，不过国家也要确保经济活动符合增加社会福利的宏观经济目标。如果在制度和政治经济安排上能与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匹配，就应该坚持这样做。秩序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有良好实践。
如今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新要素是，对于资本的形成和分配，获得可靠信息有时比获得所有权更有意义。这个问题有技术也有道德的层面。这就更加需要在经济活动中力求可靠性、在商业和经济政策中力求高的道德标准。良好的经济离不开公平，这再次提出了健康的市场竞争和良性的国家调控的议题。
要消除上文提到的错误观念是不可能的，但在微观—宏观层面(企业—国民经济)和宏观—巨型(macro-mega)层面(国民经济—全球经济)可以减少这些误解。同样，如果在第一种层面上没有国家，在第二种层面上没有政府间的跨国协定和相应的行动，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市场本身不仅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些问题。然而，要想有所进展，我们绝不能被私营部门天花乱坠的口头支票所蒙蔽，做慈善不是它的目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不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这个责任就是纳税，这也是对的。在一个公平的、监管良好的经济体中，这两者可以兼容。
资本家们被民粹主义浪潮、政客们的手足无措，以及反建制情绪吓坏了，他们宣布愿意体恤他人的利益，而不只是自己的利益。我们对此不能轻易上当，因为那无非是害怕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而采取的策略而已。2019年8月，180多名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在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上表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让所有利益相关者感到满意，这不过是障眼法，是为了打消通过改革监管来强化社会利益的政治决心。当大企业尤其是那些手不干净心也不干净的企业，得知美国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16)或英国工党左翼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提出计划来对经济政策进行系统性改革和重估时，它们宣布转向准社会主义的立场。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纸面上的。
除非，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满现状的民间压力与日俱增，同时一些开明的政治领导人决心改善现状，这两股力量共同的影响才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历史上不乏先例。在日益有组织性的劳工运动和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的共同作用下，(17)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变得不像刚开始时那么可恶了，尽管人们仍然需要为禁止童工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转入新的、更好的轨道。这一方面是由于对社会排斥、贫困和种族歧视等重大领域所表现出的公然不公正现象的大规模抗议，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正面样板所带来的压力，那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是充分就业、免费医疗、全民教育、国家促进文化事业和实现社会安全。当时在美国发生的进步运动，随后被其他一些国家效仿，运动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成为永恒。
这次也会一样吗?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抗议来针对令人无法接受的现状，但几年前被广泛报道的“占领华尔街”和“占领伦敦”运动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是否有足够多的开明领导人为了公共利益而寻求真正的变革呢?他们有什么可以借力的吗?是否有足够吸引人的，更重要的是务实的政治理念和方案?是否有新的经济理论可以作为政策方案的基础?是否有可能打破特殊利益集团的保守阻力从而力推这些方案?我们是否有令人满意的关于最佳实践的知识，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借助管理科学的知识推广?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不要被某些商业和政治精英的虚伪所欺骗，也不要误入民粹主义的荒野。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就能生存下来。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具有全新的性质，以至于需要一个新术语来代表它。毕竟，这绝对不是历史的终结。然而，人们必须非常小心，没有人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但可能两次陷入同一片沼泽。
为了实现经济活动的新目标，必须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平衡发展的道路。这些领域是环环相扣的。只要存在一种不平衡，另两种平衡就无法长期维持。即使实现了传统的动态经济平衡——生产与销售、收入与支出、储蓄与投资、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平衡——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社会平衡，表现为高度的社会凝聚力、令人满意的社会资本支出以及稳定的收入分配水平，这个水平必须既不太高也不太低，这样既有利于资本积累，也不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我们还需要环境平衡，使人们能够在水清草绿的环境中生活，从长远的角度看，不会耗尽自然资源，不会剥夺子孙后代获得这些资源的机会。当代与未来世代的平衡甚至比传统的左右平衡更难实现。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经济是超越GDP的，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经济活动的目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繁荣是目的，它不仅由传统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水平决定，也由这种消费所处的自然、文化和政治环境的质量决定。“是什么”(to be)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拥有什么”(to have)。如果没有社会凝聚力和适当的道德空间，即使高消费水平(更不要说仅有少数人能享受)也不能保证从经济活动中获得满足。
有了目标才有方向。因此，应当改变衡量发展的标准，要使得这些标准能对实现繁荣起指导作用。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衡量标准，有些只是方向性的，如综合成功指数(Integrated Success Index，ISI)，(18)有些是可操作性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的经不平等水平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Adjuste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AIHDI)，或经合组织估算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BLI)。一些综合指数也考察民众对其物质条件以及文化和政治状况的主观感受，(19)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收入在上升，但整体情绪是悲观的，这样情况会越发糟糕。比如当官方说情况正在好转，而全国各地的工作和失业的人却相信情况在恶化，于是民众会怒气冲天，然后上街抗议。(20)
富裕国家也不例外，法国因提高柴油消费税而导致了所谓的“黄背心”示威浪潮；中等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智利因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而引发了激烈示威；贫穷国家如厄瓜多尔减少对能源价格的补贴后，也发生了抗议活动。有趣和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案例中，价格上涨都有经济的理由，有时还有环境的理由，但社会后果却被忽视了。在狭义的经济方程式中，也许这些涨价都是合理的；不过在一个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的综合方程式中，情况并非如此。
三者平衡，或者说失衡，本质上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这是一种风险权衡的矛盾，即要使经济、社会或环境三个方面中的一个的成本和风险最小化，会增加另一个或者两个方面的成本和风险。正统经济学无法准确权衡和比较这些成本，无法准确估计和应对这些风险。要研究和解释清楚这些平衡关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要的是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要着眼于三方的综合平衡。
上文提到的指数显示了经济叙事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更显示了如果服从其中更精确制定的指数标准，经济政策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美国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5(仅次于卢森堡、爱尔兰、挪威和瑞士)，但在美好生活指数排名中，美国则跌至第10。根据第一个指数，波兰排名第31位(介于葡萄牙和匈牙利之间)，而根据第二个指数，波兰排名第27位(介于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之间)。人类发展指数由人均GDP、民众的教育和健康状况(各占1/3比例)衡量，还有根据不平等水平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各国在这两个指数上的表现有时也不一样。例如美国和波兰在人类发展指数上分别排在第15位和第32位，而在不平等水平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上，它们分别排在第28位和第27位。
四、经济学的方法
可持续发展所希望实现的经济活动的目的来源于良好经济的本质要求。反过来，这一目的又决定了经济研究的未来主题及其方法。优秀的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21)因为总是有一系列与所分析和解释的现象和过程相关的条件、动力因(efficient cause)和次要机制。这种全面的方法远不是方法论上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也绝不是“一切主义”(everythingism)，这种方法的核心是认识到众多事情会同步发生。经济全面性的要求绝不意味着必须触及研究对象相关的一切，而是不能忽视任何与塑造特定现象和过程相关的东西。
如今的全球化已不可逆转，各种经济关系的全球层面显得尤为重要。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率不仅源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互动，还源于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互动：市场、国家和世界，或者换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企业、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因此，经济研究不能脱离经济活动的全球层面。我们在巨型经济(mega-economic)层面研究贸易战的条件、过程和影响时，在宏观层面分析国际收支变化时，以及在微观层面观察加油站油价变化时，都能感受到全球层面的影响。
经济学魅力来自于它在智识上的丰富性，它需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例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不仅要能计算，毕竟这是研究经济活动的效率、分析效用与支出的科学，还要能感知。经济学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当离哲学太远而离数学太近时，它会有些不足，有太多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如何计算，而不是计算什么和为什么要计算。因此，从本质上经济学应被视为人文学科，尽管它常被置于人文学科之外，但它通常是在社会科学之中的。当然，经济学不能抛弃数学而埋头于哲学抽象的云雾中。平衡经济学中硬的和软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部分，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这是把时间和空间中的各个散点联合起来的艺术。乍一看这些点似乎是杂乱地散落四处，其实这种混乱是有章可循的。
当然经济学更需要的肯定不是混乱，而是思维上的秩序和方法。我们可以借助经典的逻辑方法。方法论上演绎法和归纳法一样有用。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归纳法，即在对现象和过程的观察基础上，根据积累的经验，提出理论性的概括。问题是，与物理学和化学等其他学科不同，经济学家进行实验的机会，特别是在宏观和巨型经济层面进行实验的机会，不说完全不可能，但也是非常有限的。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是经验，而不是实验室。
演绎法也是一种逻辑推理，其目的是根据一组假定的前提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演绎法产生了大量的机会，但也导致了许多风险。经济学家几乎不断地做出假设，以这个著名的语句开头：“让我们假设……”问题是这些假设往往太抽象、不切实际、有问题或带有偏见，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
从寻找因果的角度来看，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经济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非常危险的逻辑谬误是“后此谬误”，即“在此之后，因而必然由此造成”。特朗普将2016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归因于被称为特朗普经济学所带来的政策，其实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他因素，特别是之前的增长惯性、自下而上的技术进步、良好的外部形势和有利的能源价格。又例如在欧洲，当波兰、瑞典、捷克或匈牙利的一些人反对使用欧元时，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后此谬误”的说法：使用欧元会增加通货膨胀。立陶宛和斯洛伐克在加入欧元区后，物价上涨速度确实略有加快，但不是因为使用欧元，而是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素的叠加，物价上涨主要是由劳动力成本和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的。
各类“后此谬误”中最大的一个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论调，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积累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是失控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本质导致的。事实不尽然如此。收入在全球化本身的助力下得到了更大幅度的增长，不平等加剧不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副产品，而是在一个有缺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蓄意地推行非包容性制度和糟糕政府政策的后果。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22)配合具体的政策和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削弱国家的监管作用。(23)同时随着财政系统在税收、转移支付和支出方面的变化，社会最富裕阶层攫取了国民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24)当然，当国民收入下降时，他们让贫困阶层承担了经济衰退的后果。这种不可接受的巨大不平等也不是伟大的技术进步浪潮所造成的。如果高技术专业人员、发明家、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平均水平，社会是可以容忍这种不平等的。华尔街而不是硅谷被占领，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的经济学需要广泛地进行比较研究。谁比较得多，谁就知道得多。比较研究既是一种复杂的方法，又是一种丰富的知识，关键是把什么与什么进行比较。这与研究目的相关。把本地的事件及其来龙去脉与其他地方进行比较是容易的，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竞争力、芬兰和罗马尼亚的生活水平，或者埃及和土耳其的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把现状与过去进行比较也不难，当然前提是避免虚伪历史的搅局，从波兰和俄罗斯到澳大利亚和日本都发生过这种情况。相比之下，更难的是回溯性分析，将已经发生的事实与当初采取另一种方案可能会发生的事进行比较(即反事实历史，如果当时换一种选择的话，会怎么样)。最困难的比较是，将建议或已采取方案的可能后果与其他备选方案的可能后果进行比较。这类比较经济研究是理性行为的基础。
人们需要知道如何去比较。比较是为了使思考更全面，激发更多的问题，当然会使研究的问题变得复杂，不过能获得更好的答案。即使有些事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隔遥远，比较它们也会遇到新的困境、发现新的问题，从而激发思索。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应看得更远、挖得更深、感知得更好。一些奇怪甚至令人震惊的比较结果，会引发后续的比较研究，使我们更接近正确的结论和形成正确的理论概念。假设生活满意度的排名显示，波兰排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哥伦比亚之间的第43位，新加坡排在意大利和巴西之间的第31位，这一结果肯定会受到质疑，特别是受到在这些地方有第一手经验的人的质疑。这会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排行榜包含的假设、思考指标的选择，严格验证参数值的估计方法及其权重。即使整个思维过程只是导致了否定原结论，而没有提出更完善的东西，这仍然是创造性的过程，因为挖掘出了更多问题，也许还有更多答案。
不能忽视的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脱胎于道德哲学中经典的共同社会利益。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就提出了这些方法。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人们就将经济现实类比为生物体的运作。经济学研究经济，就如同医生检查人体，有时会出现让医生无能为力的情况。这使得预防在医学上变得更加重要，对经济学来说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提前发现正在积累的问题并避免其恶化。个体会逝去，但社会和人类常在，影响它们的疾病也常在。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实用的经济学。现在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具体来说，是新实用主义。
基于对与当代各种因素相匹配的良好经济的追求，新实用主义勾勒了经济学的假设潮流中的理论性概念。(25)这是一种创新的、非正统的经济理论，应文明所面临的挑战和变革经济制度的需要而生。变革经济范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拒绝把利润最大化和产量增长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对该目的的重新界定需要使短期私人资本利益服从长期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未来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原则应该是适度，有意识地调整人力、物力、资本流动和资源的规模，以实现长久的和谐。
在新实用主义框架中，经济学被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即：(1)非正统——思考过程不受教条的约束，也不受正统经济理论框架的束缚；(2)描述性——对事态的分析和描述是诊断的基础和下一步研判的起点；(3)解释性——对观察到的现象和过程进行解释，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它们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4)评估性——比较替代方案的事后评估和事前预计，研究当时是否能做得更好，以及未来能否做得更好；(5)规范性——在提出什么更好和为什么会更好之后，提供改进的方向和方法；(6)全面性——拒绝还原主义，反对基于碎片化的研究成果建构整体的理论，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把握整个经济关系；(7)综合性——融合各种经济学流派和分析方法：无论是行为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全球经济学；(8)情境性——分析和整合不能脱离现实，不能只在“纯粹的”经济模型中进行，而是要参考具体的、动态的、可变的复杂环境、条件、制约因素和机会；(9)多学科——经济现实的分析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发现和方法；(10)比较性——比较经济、文化、政治、地理和环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现实，这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科学过程主要是比较并从中得出结论。
经济学方法的特点体现在它的认知过程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可以归结为：(1)描述(描述性分析)，然后(2)比较(比较分析)和(3)评估(价值论分析)，由此(4)建议(规范性分析)。
从描述性的角度看，新实用主义解释历史发展过程，不仅强调单个驱动因素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各个驱动因素的同时发生。从规范性的角度看，新实用主义指出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最广义的繁荣。这种追求需要：(1)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商品和资本市场、投资和金融市场以及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2)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民众所接受的收入分配方式是公平的又有利于资本积累的，还能提供充足公共服务的；(3)环境和空间上的可持续发展，即人类商业活动与自然在当下和未来都能维持适当的关系。如果对空间没有适当考虑，就无法达成自然、建筑和城市的和谐。
新实用主义的规范性(假设性)分支是应用经济学。它不是关于宏观层面的实际经济政策，也不是关于微观层面的管理实践，而是关于如何有效地执行好的经济政策、如何高效管理公司的理论。新实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把经济理论与公司和家庭、国家和国民经济相关的实践建议联结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鲁滨孙(Joan Robinson)的看法值得重温：经济学家的答案是政治家的问题。
詹姆斯·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认为新实用主义是他杰出的父亲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的延续。(26)他曾以“新旧实用主义：经济学的挑战和机遇”为题发表了一次演讲，在接受波兰《共和国报》(Rzeczpospolita)的采访时，他说：“我在演讲中谈论的是经济学中的实用主义。这是由我父亲倡导的路径，而格泽高兹·科勒德克教授发展了它。当代经济学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抽象的科学领域，充满了理论概念，即使对内行人来说，这些概念都是很难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像完全竞争或一般均衡这样的东西并不真正存在。我认为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有用的。”(27)
新实用主义是有用的，也是有益的，它正是应对而不是逃避当前挑战的经济思想。它的有用在于其本质上是非正统的，没有被脱离实际的正统经济学的紧身衣所束缚。它的有益在于在全面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私营部门的包容性制度安排和国家法规，确保经济活动能够最好地满足个体和集体的需求。
五、结论
尽管有许多影响经济活动方式的大趋势的叠加，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活动不会发生过大的变化以至于人们会谈论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现实。周遭现实将是连续与变化的辩证结果，尽管技术、文化、人口、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但连续性还是将占上风。不过这绝不意味着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且应该占主导地位。需要对经济思想进行重大的重建，经济学必须更具创新力和面向未来，而不是保持正统或从过去的经验寻找答案。因此，经济学所分析和描述的社会关系正给经济学自身带来一系列挑战，尤其是经济活动的目的需要重新界定。
我们并不期待出现类似于1929-1933年危机后凯恩斯革命的突破，可以期待的是研究方法的逐步改变和经济学研究向跨学科的方向拓展。不再有唯一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流派，各种思想流派将并存。经济学将变得更加兼收并蓄和情境化，更多地使用比较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之一。在此背景下，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学思潮，例如新实用主义，强调经济活动必须适度，同时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要实现平衡发展的良性循环。
译者信息：郭妍彬，1997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助理，100875；廖舟，1987年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100071。
注释：
①Robert Skidelsky,What's Wrong with Economics:A Primer for the Perplexe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20.
②George Cooper,Money,Blood and Revolution:How Darwin and the Doctor of King Charles I Could Turn Economics into a Science,Petersfield,Hampshire:Harriman House Ltd.,2014.
③Markus Konrad Brunnermeier,Harold James & Jean-Pierre Landau,The Euro and the Battle of Idea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④James K.Galbraith,"Backwater Economics and New Pragmatism: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in the Search for a Sustainable Economics," TIGER Working Papers Series,Vol.138,2018.
⑤美国东西海岸大学的经济学者主要支持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这种学派被称为“咸水经济学”；而五大湖区大学的经济学者主要支持自由市场经济，这种学派则被称为“淡水经济学”。——译者注
⑥László Csaba,Crisis in Economics? Studies in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y,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2009; Justin Yifu Lin,"New Structural Economics: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Vol.26,2011; Marcin Piatkowski,Europe's Growth Champion:Insights from the Economic Rise of Po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Jean Tirole,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Steven Rendal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⑦Branko Milanovi,Capitalism,Alone: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 Matt Ridley,The Rational Optimist:How Prosperity Evolves,New York:Harper,2010; Hans Rosling,Ola Rosling & Anna Rosling Rnnlund,Factfulness: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New York:Flatiron Books,2018.
⑧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⑨Daron Acemoglu & James A.Robinson,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 and Poverty,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12; Grzegorz W.Kolodko,Whither the Worl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uture,Vol.1,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
⑩Grzegorz W.Kolodko,"Socialism,Capitalism,or Chin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51,2018.
(11)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人们希望通过转向“真正的进步主义”来拯救当时并不稳定的新自由资本主义。之后这个概念并没有消失。有意思的是，它曾与其他两个概念一起出现在2019年9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个会议的名称中，即“进步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该会议由诺贝尔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主持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主办。
(12)Ian Bremmer,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New York:Portfolio,2010; James K.Galbraith,The End of Normal:The Great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Growth,Riverside:Simon & Schuster,2014.
(13)Tomá Sedláek,Economics of Good and Evil:The Quest for Economic Meaning from Gilgamesh to Wall Stree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4)Adrian Künzler,Restoring Consumer Sovereignty:How Markets Manipulate Us and What the Law Can Do about I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15)Grzegorz W.Kolodko,"The New Pragmatism,or Economics and Policy for the Future," Acta Oeconomica,Vol.64,2014; Paul R.Krugman,Arguing with Zombies:Economics,Politics,and the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20.
(16)伊丽莎白·沃伦准确地诊断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根本恶习。她正确地指出这个系统是腐败的，让普通人失望。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严厉批评中甚至走得更远，揭示了这个系统的腐败程度有多深，对剥削和欺诈的容忍，以及它的政策有多大的缺陷。
(17)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首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18)Grzegorz W.Kolodko,Truth,Errors,and Lies: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Volatile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19)例如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详见https://www.prosperity.com。[2021-06-23]
(20)当然，人们也会因为其他非经济的原因而走上街头，例如强调“黑人的命也是命”；在波兰各地喊出“宪法!”(Konstytucja!)；呼吁莫斯科市议会举行完全民主的选举；在印尼查亚普拉极乐鸟大学(Cenderawasih University)的院子里举行的抗议活动中唱着《哦，我的家园巴布亚》(Hai Tanahku Papua)；在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道呼喊“自由加泰罗尼亚”(Catalunya Lliure)；或者游行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大街上，高唱《无所畏惧地生活》(Vivir Sin Miedo)。
(21)W.Brian Arthur,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22)一些学者虽然同意少数人通过剥削多数人而致富的看法，但声称与其说这是新自由主义本质的结果，不如说是它的效果。甚至可能只是副作用：新自由主义本质是好的，但副作用总是难以避免的。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它的意图，这就是它本来的面目，这就是它的结果。
(23)Grzegorz W.Kolodko,Truth,Errors,and Lies: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Volatile World,2011.
(24)Branko Milanovi,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New York:Basic Books,2011.
(25)这里使用的“新实用主义”一词与19世纪末形成的被称为“新实用主义”的哲学流派没有任何关系。倡导它不是要与“旧实用主义”相对，这个“新”代表“不同”，与以往的经济学不同。
(26)James K.Galbraith,"The Pragmatism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cta Oeconomica,Vol.69,2019; 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Affluent Societ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8.
(27)James K.Galbraith,"Klucz Do Stworzenia Egalitarnego Spoeczeństwa(The Key to Creating an Egalitarian Society)," Rzeczpospolita,November 23-24,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