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并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他甚至也不是第一个将望远镜指向天空的人——在他之前，至少荷兰和英国都已经有人这样做过。但是伽利略在1610年的《星际使者》（Sidereus Nuncius）一书中，报道了他用望远镜观测到的六大新天象，其中一项就是他发现木星有四颗卫星。这些新天象的发现，使他生前名满天下，身后名垂青史，这都是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尽管现代考证表明，S. Mayer比他早10天就用望远镜看见了木卫）。

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卫之事名垂青史，也无形中遮蔽了一个问题：不用望远镜，仅凭肉眼能不能看见木卫？

众人熟视无睹，学者披沙拣金

在正常思维中，既然我们已经用望远镜发现了木卫，上面的问题似乎就成为没有意义的无聊问题。那些“热爱”科学而又自命聪明的人，当然不会去关注“没有意义的无聊问题”，只有真正的学者才可能摒除成见，从众人不屑一顾的问题中做出有意义有趣味的学术成果。

战国末年到秦汉之际，也就是距今两千三百年左右，神州大地风云激荡，六国先后被灭，秦亦二世而亡，这样的动乱年代，星占学家非常活跃。当时有星占学家名甘德，又称甘公，文献中有鲁人、齐人、楚人等不同记载，唯一确切的行事记载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甘公”根据星占预测，建议张耳不要投靠项羽，而应投靠刘邦。人名、属地都有不止一种记载，提示在这一时期，可能先后活跃过不止一个姓甘的星占学家——很可能都是甘氏星占家族的。

相传甘氏留下了《甘氏星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过此书，但现已佚失，后人可以从唐代《开元占经》中看到不少《甘氏星经》的引用段落（《开元占经》引用的各种古代星占文献中还有《石氏星经》，是战国星占学家石申的著作，故后人有时又将两人的星经合称为《甘石星经》）。其中一段如下：

甘氏曰：单閼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

这种星占文献，前人早就知道，但因被视为“糟粕”而长期无人注意。不料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天文学史泰斗、笔者已故恩师席泽宗院士（那时还是副教授）注意到了这条星占文献，他立刻联想到了另一件事。

席院士的联想非常出人意表——他联想到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 Humboldt，1769～1859）记载的一件轶事：洪堡认识一位名叫Schon的裁缝，此人年轻时，在无月的晴朗夜晚能够准确指出木星四颗卫星的位置。

席院士当时就想：如果有人能够用肉眼看见木卫，那么“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不是意味着甘氏已经看见了木卫？

甘氏究竟看见了什么？

联想和猜想当然不是学术论证。要想搞清楚甘氏究竟在什么时间、看见了什么天象，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

第一步是要搞清楚上面那段《甘氏星经》轶文的含义。幸运的是，这段充满术语黑话的星占文献，居然包含了足够的天文学信息。

仅凭这段术语黑话本身，要确定事件的准确年代，本来还是有困难的，但好在数十年来已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利用：因为木星的恒星周期（它在恒星背景上环绕天球一周的时间长度）是11.86年，近似等于12年，古人就利用这一点设计了以12年为周期的“岁星纪年”系统，所以木星又被称为岁星。而上面这段轶文中使用的系统，是以公元前365年实测数据为起算点，再前后进行周期叠加推算而成的。

在获得“公元前365年”这个支点之后，再接着分析上面这段术语黑话，其中“单阏之岁”表明是在一个岁星纪年周期中的第二年，而岁星“与虚、危晨出夕入”，表明木星当时在恒星背景上的二十八宿中的虚宿和危宿区域，它和太阳在视方向有一个合适的张角（木星和太阳夹角小于15度就会被太阳光亮掩盖而无法观测到，当然更看不见木卫了）。

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和天体力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太阳系是一个大结构相当稳定、只有一些小天体（主要是彗星和流星）有时可能“乱窜”的系统。这使得我们能够回推或预推太阳系内几乎所有的周期天象，对于木星这样的大行星当然不成问题。席院士推算的结果认为：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只有公元前364年的木星天象，准确符合上面《甘氏星经》轶文中的描述；很可能是在这年的夏天，甘氏看见了木星的两颗卫星，根据“小赤星”的颜色描述，他看见的应该是木卫二和木卫四。

三重证据：甘氏看见了木卫

到此为止，论证仍未完成——上面只是论证了：在公元前364年木星的位置与《甘氏星经》轶文的记载吻合，这年夏天木星处在宜于观测的位置。但是“肉眼能不能看见木卫”这个问题，只有洪堡记载的一条裁缝轶事，这太不正式了，仍然不能视为科学证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学者群策群力，从三个途径，提供了三重证据，来证明“肉眼看见木卫”的可能性。

第一重证据是北京天文台（今中国国家天文台前身）提供的实验：在望远镜上加装光阑来模拟人眼的观测能力。所谓光阑，就是一种遮挡望远镜孔径的环形装置，因为望远镜孔径越大能够接收到的光量就越多，可以许多倍于人眼瞳孔所能接收的光量，给望远镜加装适当的光阑，就是让望远镜接收到的光量与人眼瞳孔接收的光量相似。实验结果表明：在模拟人眼瞳孔接收光量的望远镜中，可以看见木卫。

第二重证据是北京天文馆提供的实验：在天文馆的天象厅，用天象仪模拟了甘氏当年面对的星空，结果肉眼也能看见木卫。

第三重证据最有说服力，也是决定性的——用真人的肉眼进行观测。1981年3月9～11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研人员组织的10人观测队，在河北兴隆进行了肉眼观测木卫的实验。观测者被分为4组，各组在不同区域进行观测，10人中有一人使用望远镜（作用类似“对照组”），其余仅凭肉眼。实验结果是，有两个晚上，观测者都看见了3颗木卫——因为都属于伽利略《星际使者》中所报道的，所以被称为“伽利略卫星”。这有力证明了：肉眼确实可以看见木卫。洪堡所述故事看来亦非虚语。

最后这个证据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首先，1981年的观测环境，肯定不如公元前364年的夏夜优越——那时地球上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污染，大气肯定更为纯净。其次，1981年在兴隆的观测者，是作为志愿者的青少年，他们的观测经验肯定比不上公元前364年的甘氏——那可是职业星占学家，观星是他们的专业。

1981年4月，《天体物理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了席院士的论文《伽利略前2000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天文学界对这一发现的认可。

而在一些国外的学者眼中，席院士的这个发现被赋予了更多意义。比如日本京都大学的天文学史权威薮内清教授撰文表示，这一发现和随后进行的观测实验，可以视为“实验天文学史”的开端。确实，沿着这个方向，前面还会有许多风景——不过都是可遇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