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为何危机四伏
市场经济在冲击我们的文学。但这并不是文学必然产生危机的理由。因为受电视、电影和市场经济冲击的不止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那些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都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但两三百年来，它们文学的辉煌却是一浪高过一浪。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创始人帕森斯在他的经典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讲到，一个人的社会活动总是要由四个要素来构成———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文学当然是社会活动之一，所以了解文学活动的时代大环境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学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故弄玄虚，更不是要骇人听闻。
大家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前不久对当代中国文学作了一个评价，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先声明，我并不同意他这种过于粗暴和偏激的评价。但是这位汉学家有一句话我是很认同的。他说：“德国文学也罢，俄国文学也罢，欧美文学也罢，它们中间总有一批作家的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声音，当代中国有吗？”这句话问得非常尖锐，但我觉得问得也非常到位。我们如果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自尊情感，不是抱着一种固有的文学观念，来看我们这一二十年的文学现状的话，就应该承认，我们确实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一批作家、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中国，代表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声音。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也就是二十来年的时间，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在中国，在上海，产生了一批文学巨匠、一批里程碑式的作品。他（它）们能够代表中国面对世界，代表整个民族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代表一种群体的生命诉求，告诉世人中国人想过一种怎样的日子，想追求一个怎样的世界，诉说中国和中国人的遭遇，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学中想探索什么。他们曾经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之自豪。而当代中国作家里有这样的人吗？我认为没有。因此，顾彬说这样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代的中国文学虽然不都是垃圾，但也的确存在一种危机。
我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文学刊物的生存处境非常困难，很多刊物都只能发行几百份、几千份。《人民文学》的发行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十万份，跌到现在的只有四万份。上海的《收获》，发行量号称有十万份。但像《收获》这样的杂志全国有几个？为什么文学刊物没有人要看了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当代文学的状况吗？过去一篇短篇小说轰动全国的现象曾经多次发生。鲁迅就是以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享誉全国的。王蒙震动中国的也就是一个小中篇《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新时期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后，读者是奔走相告，作家们也是激动不己。那个时代文学和人民的生活，和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能让你激动得睡不着觉，能让你思索你的人生、你的文学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后来我们有电视，这对文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吸引了许多原先关注文学的眼球。此外，市场经济也在冲击我们的文学。人们忙着赚钱，渐渐浮躁起来，难得静下心来读小说。但是这些都不是文学必然产生危机的理由。因为受电视、电影和市场经济冲击的不止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学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那些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都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但两三百年来，它们文学的辉煌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的冲击并不一定预示着文学必然消亡、必然衰落、必然疲软、必然苍白。据说，在美国这么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如果一份杂志的发行量在十万份以下，办杂志的人就会主动申请破产。那么我们就要发问，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当代文学处于如此一个窘态中？这一危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重振文学必须回归“大我”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但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很像样的、足以表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作品。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曾经有过一次回归。这第一次回归是历史性的、关键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它发生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很多作家、批评家、理论家都努力去找回自我，提倡个性化创作。我认为，有了这第一次回归，中国才重新有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作家有了自我，有了个性，不再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以后，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没有第一次回归，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也没有1985年前后产生的那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当时大家以为文学从此就可以走向黄金的顶峰了，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
从1985年到1995年，中国文学的确繁荣了十年，但从1995年以后，文学又发生了一个突变，一下子衰落下来了。1995年以前各省的文学刊物都是很火的，之后也渐渐衰落下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衰变呢？在这里，我不可能作全面的分析，只想说一条：1995年以后，我们的文学成天沉湎在、陶醉在、封闭在那个终于找到的自我中间，而那个自我究竟是什么呢？这个自我只是作家的一个“小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但当时的文学理论不提倡文学与社会、与现实相结合，而是希望作家向内心开掘，片面讲求形式美，或语言美、节奏美、句法美等等，把形式的美不恰当地抬高到了可以无视内容的地步。当时大家一窝蜂地推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小说的确是一部文学经典。但实际上许多人迷恋的只是小说的魔幻形式。我们击节欣赏、记住的只是小说开头的那种叙述语句，就像后来我们被马原一篇小说的那个开头———“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所“震撼”一样。但是，马尔克斯小说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他之所以震撼整个拉美，在世界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拉美文学旋风的真正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他写了他的民族、他的国家百年命运的挣扎，马尔克斯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在这儿。如果他只有那些形式，是不可能引起这么巨大的震撼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西方文学和先锋理论的吸取，是有点片面的。过于强调向内心发展、过于强调文学的形式感，而抛弃了文学和生活、和历史、和现实、和民族的那种血肉联系，抛弃了文学所必须承担的使命。
我认为，文学必须要和国家、和现实、和民族、和人民结合起来，没有对这些的关注，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文学也是肯定搞不下去的。台湾有一位画家叫陈衡恪，他认为绘画中体现出来的精气神，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人品，二是学问，三是才情，四是思想。人品是什么？主要的当然是指艺术家的社会担当精神、历史使命感和道德取向。有个别年轻作家认为，他的书有销量，他就是好作家了，甚至就是优秀作家了。这是被市场走向迷惑了艺术良知的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艺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要重视发行量和票房，但这绝不是衡量作品和作家优劣高下唯一的、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标准。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正视文学持续下滑的这个现实？我认为出路有很多种，比如在这个商业化的大环境里，政府是不是应该拨一点钱来挽救全国的文学刊物？这不是不可考虑的权宜之计。但这样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文学。大夫只能救一个还有生命体征的病人。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或者他的生命体征已经消失，那么花再多的钱，用再好的药，也是无济于事的。要挽救文学，重振文学，根本的一条，要靠作家自己。关键在于，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作家和拿出怎样的作品。我们要做有充沛生命力的作家，我们要写有强大生命体征的作品，这才是让文学重新走向辉煌的根本之路。为此，近年来，一有机会我就要提倡文学的第二次回归。这个事情刻不容缓。是否完成文学的第二次回归，可能对作家个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来说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
所谓文学的第二次回归，指的就是，作家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我”之后应该进一步向“大我”回归，让每一个作家的“自我”融合进时代的、人民的、大众的、民族的“大我”中间去。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青年作家，你们家庭的命运都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变化，而且我还要说，大多数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变的。但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很像样的、足以表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作品。这个问题可以不提给任何人，但是必须摆在中国作家面前。中国的作家都干什么去了？当然我们仍然在写，仍然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地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仍然有人夸、有人评、有人奖励，仍然可以过得很舒服，很满意。但是很多作家的“我”和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整个时代的命运不贴不靠。如果整个作家群都是游离在时代之外，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学必定要疲软，必定要苍白，必定要走下坡路，这是铁的事实。所以我觉得第二次回归是决定性的。我们今天不谈技巧，不谈文学理论，但一定要问一声，处于命运变幻的关键时刻，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写什么样的作品？这是必须要放到首位来考虑的问题。
文学创作不是个体事业
陈思和教授说，我们要从庙堂意识中，从广场意识中退下来，而立足于岗位意识。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作家又不能完全抛弃庙堂和广场意识。完全丢失庙堂意识和广场意识，作家的岗位意识也会被架空、虚化和弱化。
这一二十年以来，作家只是讲自己喜欢讲的话。服从自己的心灵，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一点，作家的创作是个体劳动，但不是个人的事业。艺术创作强调个性，但它不能堕入私人化的泥坑。作家是自己在写作，但不是为你自己写作。我觉得这些个概念在这一二十年里面有点混淆。但这是不能混淆的。混淆了，就一定写不好东西。作家如果只顾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去关注窗外的一切，久而久之，就会枯竭。
所以下面我要着重讲一讲“士”的精神和文学的关系。我这里说的“士”的精神，是指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也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应坚持做自己的事，要有定力，而不要被各种各样的是非所左右。孔子说：“士志于道。”对“道”的解释各种各样，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指能让人民和国家过上好日子、走向进步的客观规律。“志于道”也就是指要能够为道献身。孟子也说过一句话：“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天下是圣明之治的时候，就要能够为履行“道”而献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当天下无道的时候，就要能够为道的重新通行，而牺牲自己。这就是真正的“士”。我觉得我们的作家应该有这样起码的精神。不能仅仅停留在发表小说，戴上小说家的桂冠，拥有一点小的名声而已。作家是一个职业，是一个社会行业，要对社会负有责任。我们的体制是有生命力的，正在不断地完善。陈思和教授说，我们要从庙堂意识中、从广场意识中退下来，而立足于岗位意识。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作家又不能完全抛弃了庙堂和广场意识。完全丢失庙堂意识和广场意识，作家的岗位意识也会被架空、虚化、弱化。要立志于让我们的国家、人民、民族越来越向前发展，这样你的作品才会充满生命力，才不会被边缘化，才能让人们认为作家和文学是有用的。人民才会尊重你。
这里，我可以举一点俄国的例子，看看俄国的作家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是怎么做的。有一部当年很著名的小说叫《青年近卫军》，是写卫国战争反法西斯的，作者是法捷耶夫。他热爱苏联、热爱社会主义已经到了很虔诚的地步，后来成了苏联作家协会的主席。1956年，苏联发生了变化，这位先生非常想不通，最终他选择了开枪自杀———以身殉道。再说说评论家拉克申和杰德科夫，女诗人德鲁宁娜和军事小说作家康德拉耶夫的事。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反对大一统，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当时都和叶利钦站在一起，推动苏联解体，推动苏联向自由化发展，但后来这些人都自杀了。当他们所向往的自由的俄罗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事实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只有少数人在这场大变动中捞取了大量的钱财，俄罗斯被寡头政治所掌握，大量的人民陷入贫困，所以他们绝望了。我并不是提倡去自杀，我只是想说明，在俄国有这样的人，能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和作为个人的小说家、评论家的责任勾连起来。俄罗斯曾经有过一个“十二月党人”，当时的很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用自己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与当时的沙皇政府作斗争，很多人判刑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年轻的妻子们义无反顾地跟着这些小说家们一起去服刑。这种坚定的信念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所在，可以说，俄罗斯文学塑造了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性格，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学暂时比较缺乏的，这也就是萨义德和余英时所说的精神支撑。
我再举一点拉美文学的例子。拉美出过世界级的大诗人大作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许多人也许不知道，这些大诗人大作家几乎都曾经是他们国家出色的革命家，而绝不是只顾自己写作的“书呆子”。比如卡彭铁尔曾担任过古巴革命政权的宣传部长，何塞·马蒂、胡安·鲁尔弗、略萨、亚马多、普伊格等人都有过革命家的身份和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其中不少作家本身就是共产党员。我们还可以看到，离开玻利瓦尔、阿连德、格瓦拉、卡斯特罗、查韦斯等这些革命家的活动，就无法理解拉美文学。拉美文学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政治介入性，拉美文学整体上是对社会、对拉美、对整个世界的介入。
历来对知识分子的职责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比如美国的学者希尔斯说：“知识分子是在社会中频繁地用各种符号表达对人生、社会、自然、宇宙理解的人。”路易斯·科塞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职业性的，而是精神性的，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人。”就是说，知识分子不是靠出卖思想去挣钱的人，而是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思想而生存的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知识分子是每一个时代批判性的良知。”作为知识分子精英来说，作为中国传统的“士”来说，上面的定义都是一些特别准确的说法。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讲求“顺从”、“忠君”，但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并不都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我们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找到那些读书人舍身维护正义和法理的动人事例。为什么封建社会能够延续几千年？也正是有这样的一批人士在维护所谓的正义，完善了封建制度，纠正了很多荒唐的事情，使得国家在那个时代不断地有所改进，也使得中国这个民族一点点地延续到现在。
归根到底，我想说的是，希望我们的作家在动笔之前，在贯穿你们一生的文学生涯里，能够始终把“士”的精神融合到你们的创作中去，融合到你们的生活中去。我们要经常自问：我是一个有灵魂的人吗？我会出卖灵魂吗？我会坚持信念吗？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能够做到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小说创作，我们的文学事业就能够提升一大步。
最后我想再简单说一点有关现实主义的问题。很多作家都很讨厌讲现实主义，似乎讲现实主义，就是歌功颂德。这里有两个概念要弄清楚：首先，对于我们社会的看法要客观。中国现行的社会尽管有种种问题，但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说它有希望，是我们正在往前走，正在进行自我变革。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确。第二，现实主义并不就是歌功颂德，只是希望你能关注现实，表现生活本质，推动社会进步。此外，现实主义要注重表现新人。我说的“新人”，是指当下新出现的以前不曾有过的社会群体。还是以俄国文学为例，比如屠格涅夫写的《前夜》，展现了一个大学生中的革命者的形象，这是当时俄国社会出现的新人，这个形象后来变得家喻户晓。莱蒙托夫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当代英雄》，是描述一个挣扎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个所谓的“英雄”绝对不是高大全的。但他是新的一种人。作家要捕捉新人形象、敢写新人。比如在上海，现在出现了一群“新上海人”，不知道我们的上海作家有没有写过。我在上海，走访过一些行政机构，里面很多官员都是新上海人。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了上海。这些新上海人包括企业家，也包括马路上的摊贩，包括新的购房者，他们构成了上海新的阶层，影响着上海，他们有着新的面貌，而与原来的上海人很不一样了。所以在文学中构建新人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样，现实主义的发展会有一个很广阔的前景。
（演讲时间：2007年1月5日，本报有删节）
陆天明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苍天在上》、《木凸》、《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影视剧作《走出地平线》、《不散的军魂》、《冻土带》、《苍天在上》、《李克农》、《大雪无痕》、《闻一多》、《省委书记》等。作品曾多次获各种国家奖项。新作《高纬度战栗》日前已搬上电视荧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