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五卷本的《袁世硕文集》后，深感前辈学者学术见解的精深与学术成果的丰厚，而且，从文集中也能够找到如何读书与治学的充足答案。实事求是讲，从文集所提供的厚度上看，袁世硕先生并不属于著作等身的那类学者，作为九十多岁的资深学者，仅仅贡献出这样五本著作，似乎并不足以引起足够的轰动效应。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些并不是其成果的全部，能够进入文集的成果均是其学术的精品，从中不仅体现了袁先生诸多原创性的论题与创新性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同时显示了他的学术理路与研究方法，而这些更能够给予后学以深刻的启示。就本人的阅读体会说，从中显示了袁先生作为一流学者的眼光、格局与境界。
所谓眼光，是指自步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初始，便选定一流的作家与作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始终坚持此种学术选择。从其《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看，研究《水浒传》的论文有六篇，研究《三国演义》的论文有四篇，研究《西游记》的论文有四篇，研究《金瓶梅》的论文有三篇，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有九篇，这些文章构成了本书的主体，而且从作者身份到版本源流，从文献考辨到思想意旨，都是言之有据、解决问题的重头论文。许多年来，随着学界研究水平的提升与研究队伍的扩大，古代文学研究的论题越来越难以找到新的突破口，因此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二、三流作家作品和枝节性的选题，前些年甚至成为一种学术时尚，而且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弥补了一些学术细节，使古代文学研究更为细致丰满与立体化。但以我个人的观点看，要想成为一流的学者，就必须对文学史的一些根本問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些看法与贡献都离不开经典作家作品的不断解读与深入思考。看一看当今有成就的大学者，他们一生所选择与坚守的学术领域，基本都是围绕经典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研究。比如詹锳先生一生坚持《文心雕龙》和李白诗文的研究，其《文心雕龙义证》《李白诗文系年》早已成为经典研究论著。还有罗宗强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李白与杜甫》，章培恒先生的第一部著作是《洪年谱》，王元化先生的代表作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等，后学从中可以悟出一些治学的门径。袁先生与一般学者所不同的是，他非常自觉地将山东的地域文学与主流的经典作家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特色，像蒲松龄《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是袁先生一生花大功夫研究的对象，五卷文集中有两卷都是研究这部小说的成果，而且也奠定了袁先生在学术上的坚实地位。袁先生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他在《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前言中说：“作为山东省最高学府的山东大学的一名古典文学教师，没有理由对本省的先贤、足使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文学巨匠蒲松龄及其著作，漠然视之。”毫无疑问，每一地方高校都会重视本地域的文学特色与文学作家，强调学科的地域特色也成为目前的一种流行趋势。但许多学校与学者，在凸显自身的地域特色时，有意无意拉低了自己的研究水准，显示出狭小的学术眼光，从而日益处于学术边缘化的位置。在此，袁先生的学术选择将为学界提供有益的学术经验，他将地域文学特色的强调与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既能突出地域文学研究的优势，又能跻身文学史研究的主流地位，不仅使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学术界绕不开的高地，同时也使其所处的学科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
所谓格局，是指其所选定的研究领域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与宽阔的学术空间。袁先生的成名作是《孔尚任年谱》，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长篇文章《孔尚任评传》，这奠定了他一生的戏曲研究的兴趣与经验。随后他将研究领域转向《聊斋志异》等古代经典小说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并以小说史研究专家的身份享誉于学界。最后他又转向清代诗文的研究，不仅领衔主持了《王士祯全集》的整理与研究，还花大力气撰写了全面论述王士祯生平创作的前言。袁先生对于自我学术研究领域的布局显然并非率意为之，而是深思熟虑所构成的学术格局。这三位作家作品的选择，从地域上看均为山东籍贯，从高度上看均为一流作家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们分属于戏曲、小说与诗文不同的文类，覆盖了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文学最为重要的几种文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学科建立以来，越来越崇尚专门之学，从朝代的选择到文体的偏爱，甚至有了以一部书名家的现象，所谓的“红学家”“金学家”“水浒学家”“龙学家”等等，研究的专门化当然有其自身的学术优势，它能够使研究论题更为集中，论述更为细化，研究更为深入等等，同时也符合现代学术分工日益细化的学科发展趋势。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长期固守一隅的专门化研究，造成了学养不够，眼光狭隘，思路固化的学术缺陷，这不仅导致了自身研究领域过于狭隘的问题，同时也影响到专书研究的深度。其实，明清文学的历史实际不仅仅是诗文、戏曲、小说共存的，而且文体之间互渗的现象更为突出。即使研究一位作家，也会涉及其经学修养、诗文写作能力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背景。如果要具备驾驭文学史全局的能力，并有效地展开一代文学的立体研究，缺乏诸种文体以及与之相关的经典作家的认知，是很难达成自己的研究目标的。袁先生对此具有明确的学术认识与自觉的学术操作，他一生写过《孔尚任评传》《蒲松龄评传》和《赵翼评传》，这三篇经典作家的学术评传，刚好涵盖了戏曲、小说和诗文批评三个领域。他在《赵翼评传》中说：“本文要评述的赵翼，更有多方面的成就，他既在史学方面卓有建树，又在诗创作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近于袁枚处，又与袁枚有显著的不同，而且还著有一部论断精到、具有开创性的《瓯北诗话》，都是不可以漠然视之的。”《瓯北诗话》之所以具有开创性，原因即在于它是“一部具有诗史性质的诗话”，也就是说，研究赵翼，不仅可以了解其史学建树、诗歌创作特色以及诗歌批评内涵，更重要的是通过他还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过程。一位学者的学术格局，是由其学术眼光、学术素养与学术能力的综合要素所构成的，同时也决定了其一生学术贡献的大小。袁先生对于自我学术格局的建构，可以为那些已经步入和将要步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在当今日益重视学科交叉的学术背景下，这种学术经验尤其值得重视。因为交叉的前提乃是以跨学科、跨领域和跨文体为其基本条件的，缺乏广阔的学术视野与宽厚的文史哲素养，所有的所谓综合研究、学科交叉都将会流于空谈与浮泛。
所谓境界，是指一位学者一生所能达到的学术目标与学术高度。关于这一点，袁先生在其为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所作的序言《文史研究的三个步骤》一文中有过系统的表述，他借用乃师陆侃如先生的话，指出文学史研究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对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朴学工作;二是对于作者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的考察等史学工作;三是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的美学工作。袁先生的学术研究既有作家作品的细致考订，显示了扎实的文献功夫，尤其是成名作《孔尚任年谱》，展现了其全面扎实的材料功夫与学术能力，使其一生的学术研究具备了良好的开端与厚实的基础。同时，其作家作品产生背景的史学考察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对作家作品的美学分析更是袁先生的强项，也是其学术研究的落脚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五部文集，其中《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展现了他朴学与史学的实力，至今依然是《聊斋志异》研究的必备参考著作，而其《〈聊斋志异〉知解散论》则是对本书艺术特征与重点名篇的美学解读，体现了袁先生敏锐的艺术感觉与系统的文本解读经验。其中《〈聊斋志异〉的再创作研究》一文，将此种现象概括为“踵事增华”“故事新编”“镕旧铸新”和“因事明理”等不同撰写方式，可谓既视野开阔，又分析入微，尽管没有说明其有意采用当今的互文性理论方法，但其解读效果却相当精彩。每位学者都有选择自己研究领域的自由，也都具有自己的学术专长，或做版本目录的文献考据，或做史实发掘的史学研究，或做文本分析的文学研究，均可做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贡献，学界的研究理应具有此种立体格局与学术包容性，应该相互尊重而不相互轻视。但是，如果要成为学术大家而发挥引领学术的作用，当然其所具备的研究层面与学术能力越全面越丰富越好。在袁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处于理论探索的学术前沿，其《文学史理论、交流》卷所收的一组重点论文，凝聚了袁先生对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这些论文既不断总结自我学术经验而将其提升至方法论的层面，又不断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进行深入对话而批判吸收其合理成分，还及时检讨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以吸纳精华而纠正不良风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身的学术立场与学术方法，概括起来讲，其文学史观就是以文本的文学审美研究为核心，以追求历史真实为目的，以呈现诸文学要素因革演变的历史过程为基本框架。具体讲就是：“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到构成一部文学史，中间须要有共时性的归纳、整合，揭示出一个时期表现于文体、主题、写作范式、风格多方面的文学现象;更要有历时性的联系、比较，发现呈歷史系列的文学作品之间的上述几个方面存在的因革现象。”（《文学史的性质问题》）在此，批驳、纠正并有效吸纳了西方当代接受美学的内涵及理论探索的精神乃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他纠正了本体诠释学过于强调接受主体而对文本有所忽视的倾向，同时也避免了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自我封闭的所谓纯粹的文学内部研究。其实，一位真正有创造性的学者，从来都是将专题性研究与理论方法的探索同时兼顾的，因为只有如此，其学术研究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才能保持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面对历史悠久而内容丰富的古代作家作品，没有任何一种固定的理论方法能够包打天下，而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问题而提炼出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方法与操作技术。无论是西方的各种新理论与新方法，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批评方式与范畴概念，都只能作为理论的资源而吸取，最终通过自我摸索与试验，总结出适合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进而才能取得研究的突破，得出有价值的学术结论。
袁先生曾如此概括其对学者知识构成的认知：“文科各专业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由三种性质的因素组成的：一是理论性的，二是专业知识性的，三是工具手段性的。缺乏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不行的，但是，在整个的知识结构中，理论因素是带有方向性、最有活力的因素。因此我认为从事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当重视学习哲学，提高理论素养，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中国研究生》二0一八年第二期）这是他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是真正的有得之言，而摆在面前的这五卷《袁世硕文集》，便是此种经验与体会坚实的例证。
（《袁世硕文集》，袁世硕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