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易代之际的诗学文献较之承平时期具有自己的特点与难点：一是诗歌作品的散佚，使研究者无法找到诗人的全部作品或者重要作品，从而影响对其诗学思想与诗歌整体特征的把握与评价。二是真伪混杂，必须进行认真的辨析与甄别，方可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三是易代之际的作家归属存在争议，其诗文作品的整理也需要采取独特的编纂方式，同时必须对现存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与考辨，以保证研究文献的可靠性。
关 键 词：易代之际 文集散佚 作品辨伪 时间要素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思想史。
易代之际的诗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因为无论是诗学思想还是诗歌创作，均与承平时期具有较大的差异。因为易代之时随着政权的解体与社会的动荡，文人的思想趋于活跃，情感波动激荡，因而诗坛便呈现更为复杂多样的形态。然而，易代之际由于战乱的破坏与政治的剧烈变动，常常会对诗人的作品存留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因而在诗学研究中对其文献的研究应予以特别的关注。根据已知学界相关情况，易代之际研究中所存留诗学文献，大致存在着三方面问题，本文将分析如次。
一、诗歌作品的散佚问题
诗歌作品的散佚，使研究者无法找到诗人的全部作品或者重要作品，从而影响对其诗学思想与诗歌整体特征的把握与评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诗学文献的保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但承平时期与易代之际又是有巨大差异的。在正常的环境中，尽管诗歌作品能否流传后世也不一定全然依据创作水平的高低作为唯一的条件，比如政治地位的高下与经济状况的好坏，都会影响到作品的地位与流传，但一般说来名气与水平还是大致成比例的。哪怕是布衣文人如徐渭和谢榛也都有别集传之后世，而且像陈继儒和王稚登这样的布衣诗人还名气很大，影响很广。但在易代之际，情况就大不相同，以元明之际为例，有大量的诗人和诗歌作品没有流传至今。贾继用《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研究》一书专列“元明之际失踪诗人考”一章①，其中考察了张羽《怀友诗》中的23位诗人，都是当时诗坛重镇吴中的有名诗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被淹没在历史迷雾中，连曾经担任过明初礼部尚书的牛谅，其明初的履历也模糊不清，尤其是晚年经历更是一片空白，更不要说留下诗文别集了。接着，作者还分别考察了钱谦益《列朝诗集》、徐达左《金兰集》中所载诗人无考者，以及失踪的蒙古色目诗人，其数量已达百人以上。至于元明之际到底有多少失踪诗人，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其实，当时的文人已明确意识到他们在变幻不定的政治格局中会被历史所遗忘，因而想方设法使自己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丝痕迹。比如顾瑛等人在玉山草堂的聚会赋诗，采用了绘画、序记及诗歌唱和的方式，并编辑成《玉山雅集》予以刊刻，终于使其流传后世，其中一些地位低下的文人如果不是厕身玉山草堂的雅集，说不定其人与诗早已被历史所遗忘。有的则是以文人集体题画的方式留下了名字，如《寒窗风雨图》、《听雨楼图》等均有几十位诗人为其题诗。尤其是前边提到的张羽《怀友诗》，虽说记述了二十三位诗人，但在张羽早期的弘治本《静居集》中，却仅仅留下莘野、方彝和李讷三人，其他二十人则均失传，而全诗乃是在明后期李日华《六研斋日记》和张丑的《真迹日录》中作为诗画作品而被著录的，总算在历史的夹缝中被保存下来。因此，明代的两部题画集子《铁网珊瑚》与《珊瑚木难》就成为值得关注的搜集元明之际诗歌作品的重要文献。
前人搜集元明之际的散佚诗作，最重要的辑佚文献乃是《诗渊》与《永乐大典》，这当然是该时期很重要的文献渊薮，但是书画题跋总集和野史笔记也是保存易代之际文献的重要领域，以前则常常为学界所忽视。其实，这类文献不仅仅能够辑录散佚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能保存文人雅集、集体题咏等诗歌活动原始面貌，从而成为珍贵的诗学研究文献。比如成书于明代中期的朱存理《珊瑚木难》，就保存了大量的元明易代之际的诗学文献。元明之际的诗人高启曾在其《春日怀十友诗》②中记载了余尧臣、张羽、杨基、王行、吕敏、宋克、徐贲、陈则、僧道衍、王彝，即所谓的北郭十友，无疑均为当时重要的吴中诗人，但有些人已经很难找到存留的作品。其中的宋克是高启很重要的友人，因为在高启现存的作品中还保留着为其所作的传记《南宫生传》以及长篇五古《感旧酬宋军咨见寄》，可见其关系非同泛泛。可是宋克的别集如今已荡然无存，很难再一睹其诗文作品面貌。但是在《铁网珊瑚》书品第五卷，却保存了《宋仲温诗帖》，表达宋克元明易代思想情感的三首诗也得以保留下来。其《秋日怀兄弟》二首曰：“秋至转相忆，萧萧木落初。如何去乡国，不见有音书。漂泊全无定，存亡半是虚。风尘几时靖，还似昔同居。”“相别几多时，相思泪满衣。家贫经难久，世乱得书稀。作吏诚全拙，从军事亦非。乡心秋塞雁，尽日向南飞。”其《怀何孝廉》曰：“绝怜何有道，老节独居贫。孝义今谁及，交情久更真。清斋将十载，小隐欲终身。别后音书断，相思入梦频。”③通过这些诗，不仅可以得知宋克的生平状况和交游情况，更可以了解其进退失据的无奈和思亲怀友的感伤。更为重要的是，诗后还附录了大量与宋克赠答的诗文作品，其中就有高启的《南宫生传》、《赠醉歌》、《奉答感旧五十韵》，杨维桢的《庚子岁赠》，饶介的《论书赠仲温》，张宪的《赠宋克四首》，倪瓒的《赠宋克三首》，周砥的《放歌行赠宋君》，沈铉的《放歌赠宋君仲温》、《诗送仲温先生迁吴》等等，这些文献的汇聚，不仅令后人目睹了宋克的交游状况，也提供了较为详细的生平信息。该组文献末尾记曰：“燕山曾焕、蜀人王燧、会稽唐愚士，洪武廿一年四月既望同观于应天府学之东斋。”说明这些文献乃是产生于较早的洪武中期，其可信度无疑是能够得到保证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献并非因其内容而是因其书法才得以保存，因为宋克当时的书法名气远远大于其诗文名气，则其诗歌作品也因其书法乃得以流传后世。此类文献另一保存途径则是因画而存，其中《听雨楼》就是一组书画诗文具备的文献集成。《听雨楼》画是著名文人画家王蒙于至正二十五年作于卢恒的风雨楼中，并由当时著名书法家周伯琦题字。然后自张雨、倪瓒开始题诗，先后有王蒙、苏大年、饶介之、钱惟善、张绅、马玉麟、鲍恂、赵俶、张羽、道衍、高启、王谦、王宥、陶振、韩奕为之题诗词18首及文3篇，最后是永乐五年王达善对题诗文人生平小传的叙述及所作题记，时间跨越了元明之际的数十年，集中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思想情感。王达善题曰：“右听雨楼诗卷，其间所载，皆一时名士，诚可宝也。然予观此卷，而人品有三：其至高者，闻而知之；其次者，事而知之；其又次者，交而知之。”④尽管文献的生成时间已经是永乐年间，但王达善毕竟与其中的作者乃是“闻而知之”、“事而知之”与“交而知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亲历者，因而也就具有了更为贴近的历史真实感，其文献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另有一种情况是诗歌作品的部分散佚，也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度。比如说危素和陈基，这两位元明之际的重要文人，他们在元代末年都是文坛上的重量级诗人，入明后也曾经做过明朝的官员，作品理应保存得比较完整。但是查阅现存的危素《说学斋稿》和《云林集》，以及陈基的《夷白斋稿》和《夷白集》，却完全没有入明后的诗歌作品，因而无法知道他们入明以后的创作情况。其实很难想象，这些重要的文人会在入明后就此封笔，应该是他们有意删去了自己入明后的作品。在承平时期，许多诗人可能会悔其少作，编选别集时删去早年的不成熟作品，像这样删去晚年作品的现象，大概只能出现在易代之际的特殊时期。当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情况，就是有些作家失去了入明之前的诗歌作品。比如宋濂的诗歌作品，自明代正德年间编成《宋学士文集》再到《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宋濂的诗歌作品也就200馀首，这就形成了一种印象，宋濂是以散文创作为主的。但早在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中就说：“予尝见太史宋公濂诗四册，公亲书者也，大字如指顶，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龙蟠凤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为杭守张公取去。今学士集中之诗不满二百，则知遗落多矣。予家又藏公与戴九灵寄答古诗各十首，考之《九灵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诗集皆无之。且书乃当时吴德基，而题跋则王华川、揭少监、胡仲伸辈，而又装潢成轴，袭以文锦，安知又不为他人之取乎？苟或败坏，千古埋没。”⑤郎瑛在此描述如此细致，说明他的确是见过这四册宋濂诗作的。数百年过去了，人们再也没见过这个诗册。但在进入21世纪后，却有人在日本发现了在中国大陆失传数百年的这本宋濂诗集⑥，人们才知道收有300馀首宋濂诗作的《萝山集》依然在日本内阁文库中躺着睡觉。后来黄灵庚先生将这些诗作重新收入新编《宋濂全集》中，人们才得以见到宋濂现存的全部诗作，当然也会解决许多以前没有解决的学术问题。现在要追问的是，既然宋濂的这些诗歌作品并没有散佚，他本人以及后来的全集编纂者为何不把它们编进《宋学士文集》中去呢？是偶尔的失收还是有意的回避？还有那十首戴良的古诗，为何在编辑戴良的别集时仅收进六首，另外四首为何漏收？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由此推测，在元代任过官职而入明朝为官的所谓“贰臣”，入明后的作品大多缺失；而元代在野文人入明为高官者，则又多隐匿其元末作品。而这些问题在承平时期可能是不大会遇到的。
二、诗歌作品真伪混杂的问题
易代之际的诗歌真伪混杂现象突出，必须进行认真地辨析与甄别，方可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在易代之际，由于文人生活的漂泊不定以及政治形势的动荡混乱，往往使保存作品的方式与条件极为恶劣与特殊。因而古今作品、时人作品等他人创作的作品往往会混杂在一些诗文别集中，从而造成真伪混杂的状况。比如在孙蕡《西庵集》中，收有一首其临刑时的五言绝句：“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⑦许多人也都将其作为孙蕡的作品，但其实这是五代人的诗作。赵翼曾曰：“明董毂《碧里杂存》载：孙蕡为蓝玉题画，被诛，临刑口占云……太祖闻之，曰：‘有此好诗而不奏，何也！’遂诛监刑者。按此诗乃五代时江为所作……今乃移之仲衍，何耶？岂仲衍被刑时诵此诗以寓哀，闻者不知，遂以为仲衍自作，而董毂因记之耶？”⑧历史的记载往往有模棱两可之处，说孙贲临刑吟诗，就可以作两种理解，吟自己的诗和吟他人的诗，如果将吟他人之诗误为自吟之诗，也就会导致对作品作者的误解。其实，在元代末年，有许多诗人别集中夹杂有唐人诗歌作品，在使用这些文献时应该认真加以鉴别。否则便可能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还存在着别集全书的真伪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聚讼数百年而不休的郑思肖《心史》案。作为宋元之际的南宋遗民郑思肖，居然将自己的怀念故国、不屈新朝的诗文别集藏于深井之中以待后人发现，以表明自己的坚贞气节。当然，古人立志著书并藏之名山以待后人的行为并非仅郑思肖一人所有，著名的司马迁、李卓吾都有过这种想法，而且李卓吾的史学著作之一就叫做《藏书》。但令人称奇的是，直到400年后的崇祯十三年，才从苏州承天寺的井中发现了由密封铁函保藏着的署名郑所南的这部《心史》著作，并被人刊刻出来。随后就是成群的文人为其作序，在明末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的确过于巧合，明代即将灭亡，历史将要重演，此时此刻表达遗民情怀的《心史》被应时发现，然后成为明清易代的真正历史起点。于是，过于的巧合引来了许多名家对其真实性的怀疑，自《四库提要》以来，可以说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尽管陈福康教授花费10多年的时间撰写《井中奇书考》⑨一书，对其出井经过以及刊刻过程进行了详实的考辩，也提供了不少有力的证据，从而使该书真伪的研究向前推进不少，但要真正成为定谳可能还为时尚早。仅仅这样一部书就牵扯出如此多的问题，而要从整体上解决易代之际的文献真伪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
另有更多也更复杂的问题乃是同时代人作品的真伪混杂问题。那些尚未引起重视的诗文别集暂且不说，就拿元明之际最为著名的吴中四杰来说，他们可能是研究此一时期诗歌创作绕不开的作家群体，但目前对其文献的整理考辨还难言理想。高启是学界研究用力最大的作家，但对其别集的版本系统及流传状况依然眉目不清。比如同名的《缶鸣集》共有三个不同时期的本子，而且内容、性质区别甚大，可许多人在使用时却并不加以区别，近来何宗美教授曾花功夫做过一些梳理，对此颇有推进⑩。问题更大的是张羽的《静居集》，其版本源流与作品收录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先说作品误收问题。在张羽研究中，学界早就发现其中混杂了元代一位和尚释英的大量诗歌作品，杨镰先生就指出，张羽的诗集中混入大量释英诗作，经其比对结果是：“《静居集》存诗725首，95首重见于释英《白云集》；而《白云集》三卷本，存诗仅102首，除最初三首及接近结尾的三首，几乎整集与《静居集》共有！”(11)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为这其中不仅存在着《静居集》和《静庵集》的版本关系问题，而且还存在《白云集》不同版本的问题。现存释英《白云集》有知不足斋本、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著本、日本应安七年刻本等，于是也就有了《静居集》误收释英诗作95、113、80和104首的不同说法，近来汤志波由于在日本看到了和刻本《白云集》，并对各本进行了认真比对，发现和刻本不仅收录150首为最多，而且《静居集》所误收的释英诗作均见于《白云集》，因而得出了144首的新结论，这才算把误收的数量基本弄清楚了(12)。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剔除释英诗作，对比《静居集》与《静庵集》的文字异同，再参校各种不同版本，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然后对张羽的诗歌体貌及成就的研究，才算有了比较可靠的文本依据。就此而言，元明易代之际诗学研究的文献考察，显然还在起步阶段，其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同时对现存作品的全面整理与考辨，以保证研究文献的可靠性也至关重要。如何划分易代之际的诗文作家，历来都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比如宋濂与戴良同属于金华学派的主要代表学者与作家，同出于黄溍之门，又一同经历了元明易代之变，但宋濂被归之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而戴良却被定性为元朝之遗民。其实，戴良(1317-1383)不仅比宋濂(1310-1381)小七岁，而且比宋濂晚谢世两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历史判断，原因很清楚，那就是宋濂早在元至正十九年就归顺了朱明政权，并最终成为明朝廷的翰林学士承旨这样的重臣，而戴良则始终不肯屈服归顺新朝，因而二人的朝代归属也就基本为历史学界与文学史界所认可。但有的作家就颇费思量并存有争议，比如关于《屏岩小稿》到底归之于宋代还是归之于元代的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该书最早见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提要》曰：“观光字直夫，东阳人。其始末未详。集中有《和仇山村九日吟》，而《晚春即事》诗中有‘杜鹃亡国恨，归鹤故乡情’句，盖宋末元初人。又有《甲子岁旦》诗。考景定五年为甲子，元泰定元年亦为甲子。诗中有‘岁换上元新甲子’句，以历家三元之次推之，上元甲子当属泰定。观其《除夕即事》中称‘明朝年八十’，则得寿颇长，其时犹相及也。诗多穷途之感，盖不遇之士。惟《赠谈命姚月壶》诗，有‘试把五行推测看，广文官冷几时春’句，其殆曾为学官欤？”(13)四库馆臣之所以将张观光列为元人，显然是根据他入元时间很长和曾担任元代官职这两条所作出的认定。民国初年胡宗楙将其收入《续金华丛书》中，并撰跋语曰：“《屏岩小稿》者，元张观光之所著也。观光字直夫，东阳人，郡志、邑志均未载，四库则已著录，称其始末未详。考其诗，定为宋末元初时人，曾为学官，得寿颇长，并称其吐属婉秀，以吟咏擅名云云。余按《吴礼部集》卷十四有《张屏岩文集序》，言屏岩当宋季年，以《诗》义为浙士第一，入太学，才二十有六岁。中朝例授诸生官，独以亲老丐归，得婺学教授。杜门深居，沉潜经籍，所著述皆本性情义理，粹然一出于正。廑以诗人目之，殆未深知屏岩之行实耳。是编有诗无文，故名《屏岩小稿》。”(14)胡宗楙的贡献在于他在《四库提要》的基础上，又发现了吴师道的《张屏岩文集序》，大致弄清了张观光的在世时间，因此后来杨讷在编撰《元史研究资料汇编》时，就将《屏岩小稿》一并收入，而且用的就是《金华丛书》本，至此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其实不然，杨镰所编《全元诗》依然未收张观光的诗作，原因就是他经过认真比对发现，署名黄庚的《月屋漫稿》与《月屋樵吟》和署名张屏岩的《屏岩小稿》居然是同一部书，经过详尽分析考证，他得出结论说：“黄庚、张观光诗集，应该是明人依据元诗文献，组合重编的伪书，甚至包括个别张观光的佚诗。”(15)问题至此依然没有解决，因为杨镰已经考证出其中的《书怀》一诗乃是张观光所作，而且其中还有可能包含张观光的其他诗作，则对《屏岩小稿》的考证工作依然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因为就元诗整体论，缺少几首张观光诗作也许无碍大局，但从易代之际的诗学研究来说，就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吴师道《张屏岩文集序》有如下记载：“当宋季年，以《诗》义第浙士第一，入太学，才二十有六，英华之气发于文辞，同时辈流固望而敬之矣。未几国亡，随其君北迁，道途之凄凉，羁旅之郁悒，闵时悼己，悲歌长吟，又有不能自已者焉。方中朝例授诸生官，独以亲老丐归，遂得婺学教授。改调，时年甫强仕，即陈情辞禄，以遂终养……闻公常嘱以吴某无他求，必许其周旋。见则自延之庄坐，竟日谈学馆旧游及留燕时事。尝出数编相示，每读一篇已，辄言其所作之故。盖公平居，人未尝见其面也。藐焉不才，负公期待，衣冠道尽，风流日微，故书以致其拳拳之思，有不知其僭矣。”(16)张观光曾随君北迁，有亡国之痛，后又入元为官，旋又归隐，他是宋元易代的亲历者，而且具有“悲歌长吟”的诗作表达。但其晚年似乎颇感孤独，希望通过吴师道进行自我心迹的表白，其经历的复杂性绝非常人所能比拟，因而对于他的诗作的整理与考辨以及其本人的朝代归属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便于研究的角度看，以后有必要设立易代之际的新的文献类型，以容纳该历史时期的相关史料。其实，像张观光这样的文人，无论归之于宋代或元代可能都是存有疑问的，而将其作为易代之际的作家可能更为合适。关键是要考辨其行迹与现存的诗作并弄清其情感经历，才是最为至关紧要的。
三、别集整理编撰的原则问题
易代之际作家作品的研究，从文献使用有效性的角度来说，创作时间是必须关注的首要原则。因为易代之前与易代之后往往成为划分易代之际作家创作阶段的重要界限，其思想观念、创作目的及审美风格均会发生较大的变异，因而在进行别集整理时就应该更重视其诗歌作品的时间归属因素，故在整理过程中选择底本时就应依据时间原则加以定夺。但在实际操作时却往往忽视了此一原则。比如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刘基集》整理本(17)，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该书选用《四部丛刊》初编本所影印隆庆本《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为底本，并用明初本《覆瓿集》、《犁眉公集》、成化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及《列朝诗集》等作为校补本，而完全未提《四库全书》本。按照一般古籍整理原则，首选《四部丛刊》本当然是对的，而四库本一向被学界所不齿。但具体到作为易代之际的作家刘基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四部丛刊》所收的隆庆本是按文体编排的本子，符合明人以体分卷的编辑习惯，但其缺陷则是完全打乱了原来作品的时间顺序，依据该本就会影响到元明易代创作状况的认知。尽管整理者用星号标出了入明之后所作诗文《犁眉公集》中的作品，但显然是一种舍近求远的下策。而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却是依据较早的成化本为底本，其最大特点就是依据刘基早期的各种小集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并保持了原来小集的名称，则其创作的时间线索一目了然。从研究易代作家的角度看，刘基作品的《四库全书》本较之《四部丛刊》本更有研究价值。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应以成化原本作为研究的版本依据，比如最近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正是选择的明成化六年的戴用、张僖刻本，还原了刘基别集的早期面貌。另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再造善本第二期中又影印了刘基的《覆瓿集》，就更向原貌推进了一步。
与此相近的情况还有宋濂别集的整理，罗月霞主编的《宋濂全集》的出版，使得宋濂的别集有了第一部现代整理点校本，为学界的宋濂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尽管这个本子在主编署名、文句点校乃至作品搜集方面还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但有一点依然值得肯定，就是它基本是按照宋濂早期小集的次序编排而成的，依此为《潜溪集》、《潜溪后集》、《銮坡前集》、《銮坡后集》、《翰苑续集》、《翰苑别集》、《芝园前集》、《芝园后集》、《芝园续集》、《朝京稿》等，而将辑补的诗文作品列于后边，其时间线索清晰可见。正如该书前言所说：“以北京图书馆藏明洪武初年所刻《潜溪前集》《潜溪后集》和明正德九年张缙所刻《宋学士文集》为底本，在文集编纂体例上力图恢复原貌。因为北图藏本《潜溪》两集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宋濂著作的版本，而张缙刻本不仅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汇刻本，而且在体例上最接近宋濂各个单刻文集的原始面貌。”(18)而此处所言的原始面貌最为核心的要素，便是以时间先后排列宋濂的诗文作品。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新编《宋濂全集》时(19)，从搜罗作品的完备程度看，较之罗月霞整理本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宋濂诗集《萝山集》的列入，大大增加了作者诗歌作品的数量，为宋濂的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其贡献之大毋庸讳言。但有一点却较之罗月霞主编本有了极大的倒退，就是整理者的编纂主旨从恢复宋濂文集的原始面貌转向了搜集作品之全的辑佚之功，因而采用了依文体分卷的编撰方式，将所有小集拆散，分类编入各卷之中。这种编排方式固然符合明代人的习惯，而且在现代的古籍整理中也属于常规编辑方式，依一般通则看本无可议之处，然而如果从易代之际的诗学研究而言，乃是极不方便因而也是极欠思量的。依本人之见，凡是整理易代之际作家的诗文别集，如果作者原来存有依时间顺序的小集，就应按照时间顺序予以编排，力争恢复其原貌；如果没有小集存在，或者从各种总集中勾稽所得，也应该采用编年的方式予以编辑。其实，目前不少学者在整理元明之际的诗人别集时，已经关注到此种编纂方式，比如李军在点校戴良《九灵山房集》时，就选择了乾隆三十七年刻本为底本，点校者特意交代选择该刻本的原因说，该本之编辑原则为：“原编自《山居》迄《越游》，诗文类次，时地皆可寻按。目录与题文少异者，编成于先生殁后，今不敢易也。题序纪传遵其旧，而益其所无。”经过这种比勘，编者得出结论说：“故乾隆本的正文部分，其收录诗文数量及全书编次，与正统本均无二致。”(20)可知乾隆刻本的主要优点是最接近初刻本正统本，而正统本的好处即在于“诗文类次，时地皆可寻按”。而这恰恰是研究戴良这位易代作家最为重要的时间线索。
与上述原则相关的是，学者在使用易代之际的别集文献进行研究时，对于关键证据的诗歌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时间意识，并对作品创作时间进行认真的考辨。尽管承平时期的诗歌作品研究也会关注到时间因素，以探索其创作体貌的变化过程，但一般说来时间划分即使出现一些小的出入也不会对研究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易代作家则不同，有时不同年份甚至不同月份的创作都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时，有些相近的思想情感出现在不同时段又会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有时候稍有不慎便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比如戴良曾有《题栖碧山人卷》的诗作：“都邑集豪右，山林遗隐沦。隐沦端可慕，豪右何足陈。少小悟斯理，出处故绝人。杖策托幽栖，抗志辞垢氛。阴谷掇丹荑，阳冈望白云。对绶不敢绾，临符宁肯分。晚节婴世务，薄言走风尘。投耒袭珪组，解褐纡缙绅。始愿竟难毕，俯仰悲此身。”(21)有人论及明初遗民之复杂心态，曾引该诗为证，认为寄托了他们“世事难料、盛衰无常的感慨”(22)。但作者在此明显失考。本诗见戴良《山居稿》，而此小集乃戴良元末创作之结集，对此李军《戴良集》前言中已明确指出：“至正二十二年之前，戴良基本在自己的家乡一带生活，故这一时期的诗文命名为《山居稿》。”(23)可知该诗应作于至正二十二年之前，其所表达的感情乃是元末文人普遍拥有的隐逸心态，而与明初政治毫无关系。像这样的时间因素，作者若稍加留意即不难弄清，无奈一时马虎了事，遂铸成望文生义之错误。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出现这样的错误实属不该。在易代之际的诗歌研究中，面对庞杂的文献，考究作品的具体作年乃是必须面临的艰巨任务。
倘若要进入易代之际的诗学研究领域，的确需要具备许多基本的学术素养，诸如文史兼通的能力，宽阔通融的学术视野，多元达观的价值立场，驾驭复杂局面的概括能力，敏锐鲜活的审美味觉，等等，但最为基础的依然是对材料的广泛搜集与全部占有。没有扎实的文献准备，其他一切均为空中楼阁。张晖在写作其《帝国的流亡》这部南明诗学研究著作时，曾介绍其文献准备情况说：“首先，以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为基础，从大量的明清之际的史籍中甄别出哪些人曾出仕南明。其次，考察曾出仕南明的文人如今是否还有诗文集存世，若有存世，则需进一步判断其诗文集中的作品是否写于南明时期。再次，浏览存世的地域文学总集，考察其中是否保存一些南明时期的作品。最后，泛览地方志、各类地方文献及书信日记等史料，若有保存在史籍中的零章片简，尽量予以抄录。如此下来，可以明确考知的南明诗人有近百家之多。”(24)《帝国的流亡》这部书因作者的突然病逝而成为未完成之作，但却留下了一个“南明诗人存诗考”的完整附录，显示了作者对于文献搜集的重视以及所从事此项工作的细致勤勉，说明了易代之际诗学研究中文献整理的重要。其实，就易代之际诗学研究的整体而言，学者们所面对的远比张晖所从事的工作更为复杂繁重。文献的散佚是每一位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都必须处理的第一步工作，大量的文献可能沉睡于世界各地，相信像宋濂《萝山集》那样的失而复得的珍稀文献绝非仅有之个案，在浩如烟海的明清文献中，应该保存着相当多尚未发现的易代之际的有用文献，需要学者们带着敏锐的文献意识去做悉心的探寻与梳理。在广为搜集散佚文献的同时，还应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仔细的辨伪工作，搜集文献的原则应为力求其全，而辨析文献的原则则是力求其真，像张羽《静居集》那样真伪参半的情况，在易代之际的别集文献中会时常遇到。可以说在使用这些文献时，随时都会遇到危险的文献陷阱，稍不留意便会遭到颠覆性的打击。整理易代之际的诗学文献更是任重而道远的艰巨工作，因为易代之际的文献能够保持原貌的很少，有不少诗人别集都经过明代中期以后的重新编辑甚至是后人的辑佚之作，或者至今仍保存在《诗渊》、《玉山雅集》这样的诗歌总集中，要将这些诗歌作品重新予以编年重组，其学术难度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在易代之际诗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一种认定作品创作时间的学术习惯，当研究者面对每一篇作为重要证据的文献时，都应考订其创作时地，弄清其文献生成背景，把握其创作主旨，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文献扎实、论证精细的基础之上，从而才能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稳妥并有新意的学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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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军、施贤明点校：《戴良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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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军、施贤明点校：《戴良集》，第6页。
(24)张晖：《帝国的流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