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一年十二月二日的晚上，纽约回暖，趁着久违的好天气，我夜里跑出去溜了一圈。当晚风大，九点多钟的光景，路上已没什么人。次日看《纽约时报》消息，方得知当夜十点五十左右，在阿姆斯特丹街（Amsterdam Ave）和一二三街拐角附近，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大卫·吉里（Davide Giri）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用刀捅死。这起随机杀人案案发地在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北角，凶手是一名年轻的黑人惯犯。年仅三十岁的意大利国际学生大卫酷爱足球，在纽约晨边高地街区（Morningside Heights）生活多年，就要学成毕业了。晨边高地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由南向北从一一0街到一二五街的街区。我在哈德逊河畔的寓所位于一二五街，大卫之死就发生在我生活的几条街外。读到新闻，顿感天旋地转。

这是我每天进进出出，再熟悉不过的街区。百老汇街（Broadway）和滨江街（Riverside Drive）相对安全，但阿姆斯特丹街和哥伦比亚街（Columbus Ave）偶尔会爆出各种犯罪问题，到处都是大麻的气味，甚至还有枪支暴力。哥大校方当然对此有所警觉。然而一开始，他们并未加强校园周围的警力，只是开设了安全方面的课程，帮助学生思考在纽约生活的自保之道。于是秋季学期甫一开始，我就跑去国际大厦（International House）参加了哥大安全部门新开的空手道课程。即便如此，在纽约生活多年，我也从未将晨边高地与“危险”二字联系到一起。搬到一二五街以后，虽然晚上很少出门，但周边街道宁静祥和，日常进进出出的大都是哥大的老师和学生。樱花公园（Sakura Park）里还长年住着一个流浪汉朋友，每日早晚固定和你问安，站在风中阔谈美国社会万象。

而素未谋面的大卫，是任何一个你可能在图书馆和咖啡厅里邂逅的阳光男孩，他的意外死亡因此给我极大的触动。同样地，此事震动了哥大社区里的所有人。次日傍晚时分，哥大校长李·布林格（LeeBollinger）在巴特勒图书馆前的草坪为大卫组织守夜祷告会（vigil），聚集了成百上千哥大的师生，他们对世界的天真和善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悲剧当前，大家戴着口罩，手持蜡烛，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为逝去的灵魂吟唱默哀。

大卫在晨边公园的悲剧让人忆起新冠疫情前夕的往事。二0一九年末，一个巴纳德女子学院（Barnard College）一年级的新生、年仅十八岁的美国女孩泰莎·梅杰斯（Tessa Majors）在晨边公园遇袭而亡。杀害她的凶手是三个未成年的少年。他们一开始只是想抢走她的手机，但遭遇反抗后少年就拿出了刀。泰莎被发现时已经不省人事。

巴纳德女子学院和哥大共享教学、校园设施各个方面的资源，我教的课上时常有巴纳德的学生参与，泰莎也就好像你在讨论课上会遇到的任何一个好学深思的本科新生。隔开哈勒姆区（Harlem）和晨边高地的晨边公园，更在箭步之遥，是周围住民晨练、散步必去之所。公园里有个非常漂亮的湖，湖心里有小小的喷泉。晨边公园里嘉木成荫，但一到黄昏时分，我便不敢再靠近公园。只记得有一回，我和朋友一边闲聊一边走过公园的石头台阶（也是泰莎后来遇难的地方），绕到了哈勒姆区。天黑之后，整个公园都暗了，沿途越来越不对劲。找到了一条路绕着公园外延往回走，回到校园，我俩才算松了口气。唯有安慰大惊失色的朋友，我们有幸生活在更好的时代里，二三十年前纽约的公园当真是罪犯的天堂！

总记得来哥大前一位美国朋友给我讲的段子：八十年代的一个晚上，我的这位朋友坐地铁到哈勒姆区，想要步行前往公园对面的哥大。不熟悉路线的他于是请教警察，怎样走才是最佳路线。警察告诉他：“你要是夜行公园，则可能一辈子到不了哥大。不如从公园旁边的某条路走，绕一个大弯，这样多走很长的路，可你一定能顺利抵达。”言下之意，走入黑漆漆的晨边公园，就有可能没命回来了。三十年后，夜行晨邊公园的女生泰莎的确再没有顺利走回校园。得知她的死讯，哥大前教务长、《恐惧本身》（Fear Itself）的作者艾拉·卡兹尼尔森（IraKatznelson）在给我的电子邮件里感慨：“我们总是太容易将良善美好视为理所当然。”之后无数次穿越公园、快步经过那些带着青苔的石头台阶时，我老想起卡兹尼尔森的话。

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大都会办学的哥伦比亚大学，一直以来都面临空间匮乏的问题，也在不断试图扩张其活动范围和地界。哥大不仅迫切需要建各个系所的办公楼，更想要拓展其供学生和教职员工娱乐休闲的空间。当时，校方认为最紧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健身房。哥大一直缺乏一个良好的健身场所，也使其同其他常青藤高校争夺全美优质生源时处于不利地位。为解决这一难题，校方曾尝试租用纽约各公园的场地为体育运动员训练之用，也曾经和哈勒姆区协商，在工作日利用晨边公园给运动员提供集训场地。但长期租赁公园场地训练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类似的成功经验之上，六十年代初，校方自然而然地萌生了在晨边公园租用一大块地、兴修健身房的构想。按照合约，纽约市住民和哥大的师生一样拥有对健身房的使用权。起初，哈勒姆区并未表达异议。

毗邻的哈勒姆区是晨边高地外的另一个世界。地下铁轰隆隆地经过哥大后，下一站就是位于一二五街的哈勒姆区。在那里，你会看到著名的阿波罗剧院（Apollo Theater）、各色美国南部美食、因政治倾向过左而长期被FBI监控的哈勒姆革命书店（Harlem Revolutionary Bookstore）。哈勒姆区也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街区，周末的早晨，经过哈勒姆区街头各式各样的大型时尚连锁商店、艺术品商铺，绕过数不清的小贩摊位，你会看到奇异不知名的香水、logo为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或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X）的汗衫、琳琅满目的各式小商品。哈勒姆区过去是犹太人和白人的街区。二十世纪初，随着南部的黑人逐渐北迁、白人搬离哈勒姆区，该街区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三十年代中期的哈勒姆文艺复兴（the Harlem Renaissance）之时，哈勒姆区在艺术、文化、爵士乐上已经全方位绽放，其中知名的代表如保罗·罗宾逊（Paul Robeson）、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都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勒姆区也成为举世闻名的非裔美国文化的圣地。

随着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哈勒姆区慢慢发生了改变。一九六六年起，哈勒姆区的黑人激进主义者决定不再对哥大在晨边高地边界的扩张行为保持沉默。他们花了两年时间，发起对晨边公园健身房项目的抵制，并且鼓动哥大的本科生加以声援。晨边公园哥大新健身房的设计者，设计了两个入口，高处的入口专给哥大师生，靠近哈勒姆区的低处的入口让附近社区的居民使用。于是，哥大在晨边高地的健身房实际上把人分为黑白两类。该工程的推进加剧了以晨边高地为代表的白人社区以及以哈勒姆区为代表的黑人社区之间的对立。它不是新形势下的种族隔离，又是什么？用这些抗议者的原话来讲，这是健身房里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泛指一八七六至一九六五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换言之—健身房克劳法（Gym Crow）。

在越战和民权运动的大背景下，对哥大校方的批评迅速获得了支持。一九六八年四月，支持哈勒姆区、反对“Gym Crow”的哥大学生涌入校园，占据了图书馆、教学楼，冲入当时的校长办公室，构成了哥大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运动。面对纷涌而来的抗议声，态度保守的哥大校方选择了镇压。校方甚至叫来了警察，暴打抗议的师生。数次来华讲学的美国史学者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教授当时也是人群中参加运动的一名学生，当年他是忙着撰写博士论文的高年级博士生。二0一七年，在哥大一九六八年运动的五十周年纪念前夕，我受国内一家媒体的委托采访方纳。在费耶韦瑟（Fayerweather）六层的办公室里，方纳教授向初到纽约生活的我叙述了抗争当日的经历：“我清晰地记得警察来的那个晚上，他们清理了所有建筑，把抗议者从里面硬拖出来，并且袭击了许许多多露营的学生。警察挥舞棍棒，殴打任何在场的人，轻而易举地清理了那些帐篷。他们还痛殴了申顿教授（按：申顿是对方纳影响极大的老师，在哥大讲授美国内战史）。我把申顿带回公寓那会儿大概是凌晨三点。申顿和其他一群爱好和平的教员挡在一些建筑的门口，想阻止警察。警察击打了他们的头部，扬长而去。我大半夜在校园里找到了申顿。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一九六八年的抗争之后，健身房项目自然无疾而终。然而基于城市空间和资源而形成的晨边高地和哈勒姆区的对立困境却延续下来。哥大在哈勒姆区的扩张也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住在一二五街附近的我对此尤其感受深刻。曼哈顿维尔新校区（Manhattanville Campus）于二0一九年初步建成，经历了疫情，更是完善了从咖啡厅到各式演講会、展览和放映会各个方面的配置。从杰罗姆·L.格林科学中心（Jerome L.Greene Science Center）到大学论坛（The Forum）的一整排高楼大厦，华美开阔，充满未来感，同一一六街哥大主校园的封闭式的纽约百年老建筑风格迥异。疫情前，我曾去卡兹尼尔森位于曼哈顿维尔的办公室谈论文，高层的房间里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可以清晰地看到纽约的夜景。卡兹尼尔森指着窗外告诉我：负责这栋楼的意大利设计师认为，应当让你看到纽约，更要让整个纽约看到你。年薪超百万美元、全美收入最高的大学校长布林格是这一切宏伟扩张项目背后的设计者。晨边公园的健身房项目受挫了，但哥大在纽约周边街区的扩张并不会因此按下暂停键。

围绕晨边公园的街区之争也照旧继续。五十多年后，无辜的泰莎和大卫在晨边公园规划的健身房所在地附近遇难，哥大应对这类恶性犯罪的解决方案是增加警备。大卫案件中的杀人凶手、黑帮成员文森特·平克尼（Vincent Pinkney）就是一名黑人惯犯，有二十多起犯罪记录，并且刚从监狱里出来。白人警察，黑人罪犯。千篇一律。美国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监狱国家。派出更多的警力，短期看的确可以解决犯罪率的问题，但长期而观，只是加剧了监狱国家的正义困境，进一步激化了晨边高地和哈勒姆区的黑白对立。厘清一九六八年以来哈勒姆区和晨边高地紧张的关系、日益黑白分明的族裔边界，方能真正看清这个街区一系列困境的根源，理解自身在这个历史脉络里的位置。

二0二一年秋季，在家憋了两年多的本科生重返课堂，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秋季学期我主持的每周两次的讨论课结束后，学生依旧围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久久不愿离去。然而纽约的生活也是残酷的。秋季学期开始前，史无前例的艾达飓风摧毁了很多人的生活。因为位处地下室里，哥大健身房里的跑步机统统浸没到水里，光修复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紧接着轰轰烈烈的博士生罢工开始，哥大的博士生群体正开始新一轮与校方的谈判，一连数日，校园里到处都是敲锣打鼓的工会成员。到十二月，大卫遇难了，每个人都深感痛心。布林格发起对大卫的纪念活动，的确在某一刻缔结了哥大社区共同体休戚相关的忧患意识。然而随着人流离去，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却很快地瓦解殆尽。哥大每年各方面的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却拒绝给为其提供教学服务的博士生最基本的生活薪资。

回顾一九六八年这段历史使我们发现，今天的哥大校方和一九六八年时一样地因循保守。布林格从二0一七年以来就不愿承认博士生为争取自己群体利益而组织的工会（Student Workers of Columbia，UAW），他也因此备受诟病，在各种场合被围追堵截。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情形下，哥大校园经历了空前的分裂。我穿梭在校园里的游行队伍和知名美国教授的课堂里，眼见校方越来越保守，罢工越来越激进。疫情猛增的寒冬过去以后，熙熙攘攘的晨边高地重新恢复了往日喧嚣。大卫遇刺后，工会最终获得了胜利。以校长布林格为首的校董会略显狼狈地终于同意了博士生关于薪酬的合理要求。哥大博士生工会的胜利也给全美其他高校树立了榜样，普林斯顿等高校随即也给充当教书匠的学生涨了津贴。一切都在朝前推进。纽约客拼命飞奔，捕捉机遇，如同追赶曼哈顿准点开走的巴士。寒风中的人群，烛光中的大卫，注定成为时代浪潮里的模糊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