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刘向、刘歆父子领校图书，对先秦以来的文献首次进行全面的校理，形成传世文献的官方定本，构建了儒术独尊语境下符合大一统帝国需要的文献体系。通过目录著录，揭示图书信息；通过分类，分别、部次群籍；通过解题，发明图书旨趣；通过小序，书写部类源流。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了建构与书写学术史的目录学传统，《别录》《七略》因此成为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典范之作。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贡献表明，杰出学者的组织与努力，是古代文献得以传承的关键因素之一。
关键词：刘向；刘歆；《别录》；《七略》；大一统；目录学
汉代刘向(字子政，公元前79年—前8年，彭城人)、刘歆(字子骏，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父子领校群书，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举，其意义，可能仅次于孔子对《六经》之整理与传授。当孔子之世，周室衰微，旧王官之学逐渐瓦解，《六经》不再为王官所独专，孔子遂能以之育人才，并且有教无类，开创私学传统，百家蜂出并作，盛况空前。至秦汉之世，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封建制帝国，一举变为以皇帝为元首的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帝国，而迄至成帝世，与西汉一代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文献体系却没能建构起来。这正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历史使命所在。
长期以来，关于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群书这一重大文化举措，学术界以《汉书》(《楚元王传》《艺文志》等篇)及《新序》《说苑》等文献为依据，分别从校勘学、目录学、政治学、思想史等层面进行了缜密的研究，取得了诸如《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著，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刘向评传》(徐兴无著)等为代表的学术成果，堪称丰硕。近年来，从文献文化史的角度来发掘重大文化事件的文献传承价值①，成为重新思考、发现历史真实及其意义的重要视角。准乎此，以下试从三个方面讨论刘向、刘歆父子在文献传承上的重大贡献。
一、校理典籍，形成传世文献的官方定本
上古之世，知识垄断于巫、史之手，文化典籍由周天子任命的官员掌握，文献传承即依赖于官守相继、师弟传授。关于王官之职掌与先秦典籍之兴起、学术之发生，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第一》中表述的最为精要：
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守，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1]951
“私门无著述文字”的状况②，到了春秋时代得以打破，因为王室衰微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王官之学开始失散，流播民间，王官对于文献传承的垄断权开始分散，向民间下沉；诸子之学应运而生，王官之学的核心文献——《六经》，就成为诸子的学术渊薮。诸子百家根源于但又不拘泥于王官之学，各骋其说，以取合诸侯；儒、墨二家尤称显学。各家学说通过师弟、父子相传，学派精神或核心文献往往经过数代人之手，呈现出一种层累式增益的生成特点。这种生成特点，决定了某一学派的核心文献往往处在不断增益以及流动的过程之中——其起点当然要追溯到春秋时期；只有当社会变动的进程发生剧烈改变，某一学说及其核心文献失去了继续增益的可能性时，该学派的代表性著述才有可能最终凝固下来③。通过《汉志·诸子略》可以看到，虽然某一学术流派的文献通常以该派核心人物命名，但并不意味着该文献仅仅反映核心人物的思想；事实上，它是一个学派精神创造的集合体，而且还经过了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群体严密的校勘与精心的取舍。
时代巨变意味着既有权威的消解，失去禁忌与封锁的知识群体必然带来思想学术的繁荣，各种新文献因此不断产生。秦始皇统一六国，使诸子学说得以继续存在与增益的惯性得以打破。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推行的焚书政策，使六国文献与诸子学说遭受巨大劫难，大批文献被焚，或隐伏民间，不得行世。这种局面只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之律后才得以改观。经过汉初数代的征求遗书、建策置官，存世文献才又大量集中、充盈于官府。
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群书，对存世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校理，使先秦以来的传世文献，首次有了官方定本。这是刘向、刘歆父子在文献传承方面最大的学术贡献。
刘氏父子所撰《别录》《七略》，后来亡佚，所校文献总量，只能依据班固《汉志》的记载：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引按：班氏自注云：“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2]1781
由于班固《艺文志》是在《别录》《七略》基础上删省移增而成的④，所以，刘氏父子所校文献总量，当据班氏自注加以推算，而实际上应该是：六略，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梁代阮孝绪为“穷究流略，探尽秘奥”而撰写《七录》(参前引)，撰就《古今书最》一篇(载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影明汪道昆刻本)，通考历代书目著录总数。由于阮孝绪能亲见《别录》与《七略》，因此，阮氏所记之数，十分可信：
《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阮孝绪所记，同上文所推完全吻合，足证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图书总数确为六百零三家(“家”即今日之“种”)，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这大致就是西汉一代文献之总量(可能有所遗漏，但“一万三千”应该是可靠的基数)。
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群书而撰成定本，其学术意义是非凡的。通过向、歆父子的不懈努力，使汉帝国拥有的文化典籍得到全面而专业的校勘、整理，结束了部分文献单篇流传的散乱状态，使战乱、秦火等不良因素造成的文献损失，得以最大限度地降低。
刘向、刘歆父子所校群书，完全保存至今者只是少数(约六分之一)⑤，而且由于书籍载体、形制的变化，无法仅从内容上推断向、歆父子所做出的全部学术努力。根据《汉志序》“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之记述，可知向、歆父子为校竟之书所撰写的书录，蕴含了可资取材的丰富信息。由于《别录》《七略》均佚，而《汉志》又删掉了书录，所以只能从存世不多的零篇中窥其一斑。兹以刘向所撰《荀卿新书书录》为例⑥，试加发明。该篇书录共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书名及篇目部分。《书录》首题“荀卿新书三十二篇”，次列其篇目如次：劝学篇第一、修身篇第二、不苟篇第三、荣辱篇第四、非相篇第五、非十二子篇第六、仲尼篇第七、成相篇第八、儒效篇第九、王制篇第十、富国篇第十一、王霸篇第十二、君道篇第十三、臣道篇第十四、致仕篇第十五、议兵篇第十六、强国篇第十七、天论篇第十八、正论篇第十九、乐论篇第二十、解蔽篇第二十一、正名篇第二十二、礼论篇第二十三、宥坐篇第二十四、子道篇第二十五、性恶篇第二十六、法行篇第二十七、哀公篇第二十八、大略篇第二十九、尧问篇第三十、君子篇第三十一、赋篇第三十二。
2．校雠及整理部分。《书录》以校书习语“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领起，文曰：“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
3．撰者事行及思想部分。“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孙卿之应聘于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孙膑为变诈之兵，孙卿以王兵难之，不能对也。卒不能用。孙卿导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苏秦、张仪以邪道说诸侯，以大贵显，孙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进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孙卿卒不用于世，老于兰陵。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葬兰陵。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异同’之辨、处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子、芊子，皆著书。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术，唯孟轲、孙卿能为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孙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为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
4．思想及学术评价部分。“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怆，甚可痛也！呜呼！使斯人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霣涕。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谨第录。臣向昧死上言。”末句云：“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录。”
按：以上四个方面，除末句外⑦，构成了一个整体，其实就是《荀子》一书的书录，即本书目录。“目”指本书篇目。书名之下篇次部分，为本书各篇排定了序次，一方面使本书的内容得以确定，另一方面也使本书的内部架构得以确定，具有防止散佚的学术功用，十分便于按目索骥或按目复原。“录”指本书叙录，包括上述第2、3、4三个部分。第2部分(校雠及整理)，旨在向成帝报告如何校理图书、写成定本。可以看到，刘氏父子所用的材料主要“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所谓“中”，即指内廷(皇宫)藏书。从体量上看，“三百二十二篇”显然是一个较为丰富的典藏，但其中大部分是重复的篇章；经过校勘、“除复重”，定著下来三十二篇，大致是原有材料的十分之一。新校而成的《荀卿新书》，不再是单篇或某几篇流传的荀子著作篇章的组合，而是一部完整体现荀子思想与著述面貌的独立的书籍，作为定本纳入国家藏书之中。当然，刘氏父子所用以校雠的材料，并不仅限于内廷藏书。《晏子书录》首云：“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備’，‘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3]从中可以看出，刘向、刘歆父子广泛搜罗校勘资料，不仅有内廷(宫内。“中书”)所藏，还有外廷(官府。“太史书”)所藏，以及私人所藏(“臣向书”、“臣参书”)。这篇书录还留下了校勘异文的实录。第3部分(撰者事行及思想)，详述荀子时代背景及履历大要，目的即在于“论世知人”，以便更好地理解荀子的思想。第4部分(思想及学术评价)，刘向立场有二：儒家立场及皇室立场。前一立场，使刘向对荀子抱有深切的同情，因为荀子所陈为“王道”，是儒家倡导的核心价值之一。后一立场，使刘向对荀子思想的现实价值作了积极的肯定：“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所谓“记传”，是对《六经》的解说与发挥。刘向曾任宗正，自觉有引导刘氏皇帝区别对待文化遗产的任务。
经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群书，汉代国家藏书面貌因此焕然一新；有了官方定本，不仅可供当时取资，也使后世讨论学术源流时，有了可以追溯的传本。
二、独尊儒术，构建帝国需要的文献体系
汉朝是在秦代的废墟上立国的，经过战火的摧残，汉初民生凋敝，国家疲弱，急需休养生息。开国以来，汉廷崇尚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治，目的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力。经过数代经营，至武帝时国库充盈，开启了有所作为的时代。在军事上取得对匈奴作战的优势，在思想文化上则“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独“推明孔氏”⑧，儒家学说开始成为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文献体系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武帝虽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命军政杨仆校理兵书，但范围有限，并没有对帝国藏书进行大规模的校勘与整理。直到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群书，勒成定本，并撰成《别录》《七略》，同帝国体制、统治思想相适应的文献体系，才得以建成。
刘向、刘歆父子构建的文献体系，不仅体现在“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的图书定本，更体现在“六略、三十八种”的文献分类体系上(《别录》《七略》均同)。根据《汉志》，刘氏父子建立的文献体系如次：
《汉志序》云：“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见前揭。)刘向、刘歆父子将帝国图书分为六类，同当时校书之分职是密切相关的，除“经传”改为“六艺”外，其他分校之职掌同诸略之畛域均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改“经传”为“六艺”，是考虑到孔子对《六经》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由王官职掌之经典而转用于私家之教育，同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作为教学内容这一点具有共通性[4]；“经传”也不能涵盖小学类典籍。
此外，决定当时六分典籍还有以下两个因素：其一，学术有不同。“《六艺略》的主要部份是王官之学。《诸子略》所收为个人以及他那个学派著的书，是私门之学。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则因各有专门，必加分列。”[5]147－148其二，篇卷有多寡。“群经、诸子，性质不同，当然应当分开，至于后世史书出于《春秋》，诗赋出于三百篇，然而《七略》却将史书附在《春秋》之后，而诗赋却自成一略。源流虽同而处理各异的原因就是在于篇卷多寡不同。”[5]148
《汉志》六略，并非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的，六略之间，颇有分别。李零指出：
“文学”与“方术”是一对概念，如秦始皇手下的“士”分为“文学士”与“方术士”。刘歆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种是“文学”(相当于人文学术)，后三种是“方术”(相当技术)，合起来就是后世所谓的“学术”。[6]9
这种观点，新人耳目，有助于深化对六略之间性质异同的认识。实际上，《汉志》六略，有其不同之层级：
1．《六艺略》中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类，是旧王官之学的核心典籍，也是诸子共同的学术渊薮。基于《五经》(《六经》去乐)作为经典的性质，并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努力，《五经》在新王官之学(郡县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官学体系)中仍然处于经典的地位，属于核心典籍。《六艺略》中的论语、孝经、小学三类，其时并非经典，分别处在传记、通经之具的层面上，同《五经》显然有别。
2．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是各个学派思想主张的充分表达，成就了先秦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在性质上，诸子之学是《六经》的“支与流裔”，因此，此类典籍不能同经典相提并论，在学术地位上要次一等级。钱穆指出，诸子之学属于“百家言”，与“王官学”有今古之别，性质不同⑨。但是，刘向、刘歆父子将儒家列在诸子之首，更将《论语》《孝经》置于《六艺略》内，则是深受汉武帝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的影响，是帝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在文献典籍上的投射。通过文献秩序的布局，刘氏父子又强化了儒术独尊的思想格局，体现其儒家本位的学术立场。
3．《诗赋略》相当于后世的集部，著录的是文学作品，表达作者的个体情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赋略虽排在《诸子略》之后，但其性质却有相通之处。
4．《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学有专门，业有专攻，偏重技术(确如李零所言)，同经典性质不同，但可以看成是诸子之一端(墨子、公孙班之攻防，即重技术)。
综上所述，知刘向、刘歆父子建构起来的文献体系，其内部实有不同的层级，而其整体架构，可以概括为以经籍为本源、以诸子为流裔的“经子之学”；儒术独尊的思想观念贯穿其中，使《六艺略》《诸子略》的内部，也各有其侧重。总之，刘向、刘歆父子建构起来的文献体系，不仅基于当时校勘、整理图书之实际，对存世典籍的学术面貌进行书写，是记录之学；而且基于儒术独尊的政治立场，折射出帝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抉择，是经子之学。
三、考辨源流，成就学术书写的目录典范
目录学是一门古老而日新的学问，其渊源可以上推至《诗》《书》之序。《隋志·簿录类序》：“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7]余嘉锡指出：“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8]至于目录学作为独立学问的源起及其宗旨，章学诚所论最切：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1]945
章氏所谓“校雠”，实涵包“目录”在内，因此上文讨论的其实是目录学的源流与宗旨。章氏认为，刘向、刘歆父子通过“部次条别”，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见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所谓“部次”，指分别部居，序次群籍；所谓“条别”之“条”，指“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见前揭《汉志序》)，即撰写书录；“条别”之“别”，指“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见前揭《七录总序》)，即编纂书目。章氏用简括之笔墨，概括出了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群书、撰写书录、汇成书目而做出的杰出贡献。目录学即奠基于刘向、刘歆父子，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学术史进行建构与书写，也成为目录学这门学问的宗旨之所在。
那么，刘向、刘歆父子，是如何奠定目录学对学术史进行建构与书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的？我们认为，刘氏父子在学术史建构与书写方面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著录，揭示图书信息
所谓“著录”，是指将具体图书按一定的方式登入书目。每一种书，都是一条记录，这些记录正是构成书目的基本单元。作为群书目录(即书目)，《别录》《七略》显然也是由不同的登载记录构成的；其著录总数，应该就是前揭之六百零三家(种)。
由于《别录》《七略》已经亡佚，这两种书目如何对经过校理而写定之书进行著录，还缺少直接证据。《汉书·艺文志》以《七略》为基础而编成，在著录上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班固将《七略》之文删减幅度较大(由七卷而删至一卷)，除本书叙录(解题)基本删除之外，著录方式上大约也经过了合并与省略。无论如何，书名一定是各条著录的核心内容，因为没有书名，便不成其为书目。试看以下诸例(为讨论方便，加上序次)：
(1)《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2)《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法)〔说〕。
(3)《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
(4)《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2]1703
以上系《六艺略·易类》所载之四条记载。李零将其归为一组，题“易说四种”，应是出于性质相近之考虑。李氏指出：
《古杂》《杂灾异》《神输》是合三种为一书：《古杂》可能是古文本或古文杂说，《杂灾异》可能是灾异家的杂说，《神输》五篇下有“图一”，小序不统计，大序也不统计。我们要注意，这可能是最早的易图。
《孟氏京房》(孟喜、京房)、《灾异孟氏京房》(孟喜、京房)、《五鹿充宗略说》(五鹿充宗)、《京氏段嘉》(京房、段嘉)，是合四种为一书。这是传孟氏易和梁丘易的易说。孟氏易的传授是：孟氏—京房—段嘉。梁丘易的传授是：梁丘易—五鹿充宗。这是今文说。[6]17
按：以上所引各条，都具备书名与篇卷是两项要素。第(1)(2)两条，因为各自涉及一种著作，所以没有疑义。第(3)(4)两组，分别涉及三种、四种著作，而班固分别将其合并，只作一条记录。李零先生据此认为，班固分别“合三种为一书”“合四种为一书”。这种观点，或许不尽准确。从篇数上看，第(3)组合起来有一百二十篇(另有图一卷)，第(4)组合起来有九十二篇，实不宜作为“一书”来看待。度以上涉及之著作，在《七略》中仍各为一条著录(《别录》中亦然)，并且各有解题。《神输》一种，有注云：
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汉书》卷三十)
所引刘向《别录》云云，正是《神输》之书录文字。那么，《神输》在《别录》《七略》中必然作为独立著录而存在，势不能在《六艺略》内同其他各书“合为一书”。
上引各条，使《别录》《七略》最核心的两个著录要素得以呈现，即：(甲)书名，(乙)篇卷。篇卷揭示图书之容量，也是书目的基本要素之一。由于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是以校理、写定之图书为基础的，各书篇目在书录里即有记录，因此，在书目里著录各书篇卷之数，即为应有之义。至于是否别有作者等项，因《汉志》所记过于简略，还无法推知(有些书名即学派代表人物命名，如《庄子》等)。
总之，《别录》《七略》的著录，较《汉志》为丰(至少有书名、篇卷等核心要素)，通过序次，使校定之书最关键的学术信息得以揭示，成为后世书目编纂的定则。
(二)通过分类，分别、部次群籍
分类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途径。刘向、刘歆父子建构了一个严密的分类体系：一级部类称“略”，凡六；二级类目称“种”，凡三十八(详见前表)。这是中国目录学史上有名的“六分法”。分类体系的建构，建立在对当时以全部校定之书为载体的思想及学术面貌的总体把握的基础之上，无疑需要博通的学术眼光。藉助这一体系，任何一部著述，都被纳入到具体的部类之下。
刘向、刘歆父子建构的图书分类体系，具有典范意义，对后世影响很大。东汉、三国时代的图书分类，沿用的就是刘氏父子的分类体系。阮孝绪《七录总序》云：“(刘)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闼，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其后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载《广弘明集》卷三)东汉时班固等校书兰台、东观、仁寿闼，撰集新记、编写《汉书·艺文志》；三国魏郑默撰《魏中经簿》，以及西晋袁山松编写《后汉书·艺文志》，采用的仍然是刘氏父子的分类体系。这种局面直到晋秘书监荀勖撰写《晋中经簿》时，才有所改变。
(三)通过解题，发明图书旨趣
解题，又称提要，是书目中对某种图书的作者事行、著述内容、学术价值等进行阐发的说明性文字。具有解题(提要)的书目，被称解题(提要)目录。由于中国学术特别讲求源流(实质上是对学术史进行建构与书写)，因此，能够具有解题的目录，一向受到高度关注。古代学术史上的解题目录，著名的有《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经义考》、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等。而最早的解题目录，即是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与《七略》。刘氏父子是解题目录的开创者。
刘向、刘歆父子用作解题的文献材料，其实就是书录(本书目录)，系据上呈给皇帝的奏文改换形式、转写而成。如前文所录之《孙卿新书书录》，就是《别录》中《孙卿新书》的解题来源。按照当代对解题类型的划分⑩，《别录》中解题，属于“叙录体”或“综录体”。如前揭《荀卿新书书录》所示，《别录》解题包括四个部分：(甲)书名及篇目，(乙)校雠及整理，(丙)撰者事行及思想，(丁)思想及学术评价。以上四个部分，实以著述校理为基础(包括传本比较、篇章厘定与文字校勘)，以撰者与著述为本体，客观介绍与主观评价相结合，涵括了后世治书之学与学术平议的各个层面，内容极为丰硕。事实上，刘氏父子开创的叙录体(综录体)，可以说是书目解题的“母体”，后世产生的其他几种体例，如传录体、辑录体等，均源出于叙录体，是叙录体在不同时代的变体。就解题之完备性而言，后世罕有其匹。
刘氏父子撰写解题，虽有其儒家、皇室之立场，但在学术上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后世采用叙录体(综录体)的书目中，《四库全书总目》集古典目录之大成，被公认为是读书治学的门径之作。但是，同四库馆对存世典籍进行甄别处理的政治举措相呼应，馆臣撰写提要时亦“等差有辨，旌别兼施”⑪，提要之容量与水平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四库全书总目》内分著录书与存目书两大部分：著录书被写入《四库全书》，分陈七阁，成为国家文治之盛的表征；存目书因“未越群流”，被认为价值较低，仅存其目。试一读两类书之提要，即知二者在提要文字上有详略之别，在学术立场上则对存目书颇多批评，可见馆臣之书写态度显然与政治趋向之联系极为紧密。比较而言，《别录》解题虽不乏价值判断，在学术上有其儒家、皇室之立场，但总体上看，持论较为客观，视野更为宏通。造成这一区别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总目》之纂修直接操控于清高宗弘历之手，馆臣之态度、文字一以弘历之政治取向、好恶为准的(详参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关于弘历禁毁策略的讨论)；刘氏父子学为通儒，又系皇室宗亲(刘向曾任宗正)，学高位尊，足以领袖群伦，因此在撰写解题时没有羁绊与顾忌，可以畅论学术，葆持学者之本色。
总之，就体例之开创性、内容之完备性与学术之客观性而言，向、歆父子之解题堪称典范之作，其体制与质量均无与伦比。
(四)通过小序，书写部类源流
小序，是书目中部类之后叙述学术源流的文字。如果说，解题针对的对象是某种具体的著述，那么，小序针对的则是某一部类的全部著述。从功用上看，小序就是某一文献部类的简明学术史。
由于小序直接叙述学术源流，体现了目录学家关于某一部类的学术认知，因此，小序被看作衡量书目质量高下的重要参考。余嘉锡先生甚至将小序与解题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以二者之有无为准，将目录分成三类⑫，足见卓识。
小序有一级类序、二级类序等之区分。《别录》《七略》的一级类序，就是略序，凡六篇；二级类序，是各略之下子类之序，凡三十三篇(《诗赋略》下五个子类，《汉志·艺文志》内未载类序)。试观《诸子略序》：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⑬
这篇小序，将诸子学说的兴起背景、学术渊源、当代价值等，叙述得极为简要，略等于一篇简明的先秦诸子学史。试取《隋志》《四库全书总目》之子部序对读，不难看出三者在书写子学源流上的先后承接关系。刘氏父子在目录学上的开创性贡献，为后世实现目录类文献的有序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讨论，知刘向、刘歆父子领校图书，对先秦以来的文献首次进行全面的校理，形成传世文献的官方定本，构建了儒术独尊语境下的符合大一统帝国统治需要的文献体系。刘氏父子在目录学上贡献颇著：通过著录，揭示图书信息；通过分类，分别、部次群籍；通过解题，发明图书旨趣；通过小序，书写部类源流。通过上述努力，向、歆父子开创了建构与书写学术史的目录学传统，《别录》《七略》因此成为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典范之作。向、歆父子以其对国家藏书之整理与传承、对学术源流的建构与书写，在古代文献之传承上居功至伟。向、歆父子之校书及其成就生动地说明，帝王之意志与支持、杰出学者之组织与努力，是古代文献得以大规模整理、恢复与传承的两大关键性因素。
参考文献
[1] 章学诚．校雠通义[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刘向，刘歆．七略别录佚文[M]．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 张宗友．《六艺略》命名探微[J]．聊城大学学报，2008(5)：52－54．
[5]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20．
[6] 李零．兰台万卷[M]．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3．
[7]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92．
[8]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成都：巴蜀书社，1991：1．
注释
① 关于文献文化史的理论建构与学术意义，详程章灿《“文献文化史”主持人语》(《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0页)、《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文献》，2020年第4期，第4－15页)，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0－121页)、《论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历史独特性：基于中西比较视野的思考》(《文史哲》，2020年第1期，第123－132页)等文之讨论。
② 按：罗根泽先生遍考周秦古书，参以后人议论，“知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于战国，前此无有也”。因撰《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上篇“实证”，包括“战国著录书无战国前私家著作”“汉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左国公穀及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春秋时所用以教学者无私家著作”等四节；下篇“原因”，包括“孔子以前书在官府”“战国前无产生各家学说之必要”“假托古人以坚人之信”等三节(载氏著《诸子考索》，中华书局，1958年，第13－62页)。征引繁富，立论坚确，将章学诚“私门无著述文字”之说实证化、具体化。
③ 余嘉锡《古书单篇别行之例》：“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载氏著《古书通例》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3页)李零《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除了经历史淘汰，剩下来的古书，还有我们从垃圾箱里捡回来的古书，就是我们讲的简帛古书。……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竹简，我能分出来的种类至少有100种。当然，这100多种，全都是单篇。”(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三联书店，2008年，第471页)
④ 按：“删”指删去各书之书录，而仅保留简略之题注；“省”指“省兵十家”，即省去《兵书略》中的十家；“移”指散《辑略》之小序于各略、各类之后；“增”指“入三家，五十篇”。清代学者姚振宗俱有考证，如指出所入三家为刘向、扬雄、杜林等(参[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见《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卷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3页)。
⑤ 李零《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汉代的时候，我们能知道的古书，大部分都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当中。《汉书·艺文志》里有多少书，大家要有一个概念。这个数字是，它大约有600多种，13000多卷。这个统计，只是大概。刘歆是一个数字(603种，13217卷)，班固又是一个数字(677种，12994卷)。……实际上，古人没有留下这么多书，现在留下来的书，先秦两汉，连东汉都加上，也不过115种，只有原来的1／6还不到。”(载氏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三联书店，2008年，第470－471页)
⑥ 该篇《书录》载在王先谦《荀子集解》书末(见《增补荀子集解》，[战国]荀子撰，[清]王先谦集解，[日]久保爱增补、猪饲彦博补遗，台北兰台书局，1983年)。
⑦ 笔者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护左都水使者……书录”一句，系提示性话语，应当是写在最后一根简上，其作用是方便寻检，因此不是书录的组成部分。
⑧ 董仲舒答武帝对策云：“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2525页)又《汉书·武帝纪》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卷六，第212页)
⑨ 钱穆云：“诸子百家既盛，乃始有博士官之创建。博士官与史官分立，即古者‘王官学’与后世‘百家言’对峙一象征也。《汉书·艺文志》以《六艺》与诸子分类，《六艺》即古学，其先掌于史官，诸子则今学，所谓‘家人言’是也。”(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载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87页)
⑩ 按：王重民先生最早对解题类型进行划分：“我为称名的方便，拟把从刘向叙录直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都称为叙录体的提要，把用传记方式的都称为传录体的提要。看来，这一时期最发达的是传录的提要。另外，还有辑录体的提要，就是不由自己编写，而去钞辑序跋、史传、笔记和有关的目录数据以起提要的作用。这一方法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僧佑开其端，而由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经义考》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叙录体、传录体并称，我拟称之为辑录体。”(载氏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80页)程千帆、徐有富先生则分为两类：“从刘向以来就使用的叙录(提要)，经过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镕铸材料，独立成文的综述之体，与编次材料，述而不作的辑录之体。”(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第32－33页)
⑪《四库全书目总目·凡例》有云：“前代藏书，率无简择，萧兰并撷，珉玉杂陈，殊未协别裁之义。今诏求古籍，特创新规，一 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缪。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究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清]永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三，武英殿刻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页)
⑫ 余嘉锡云：“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目录学发微》卷一，第2页)
⑬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第1704页。
〉此文原载于《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