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日本是非西方国家中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开始复杂起来。亚洲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反映着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日本的亚洲主义（亚细亚主义）最初是产生于民间的一种理想主义，一般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思想的转折点，原因是日本开始能够打败过去的崇拜国“中国”。同时作为亚洲的一员，在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又击败了欧洲国家的俄罗斯。因此，也就是日本的思想界产生了“君临亚洲”的企图，取代日益没落的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而称为亚洲的“盟主”。在日本侵略战争发展进程中，亚洲主义不断地走向现实而被吸收到日本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当中，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之一。值得深思的是，日本“亚洲主义”是怎样恶性发展为亚洲侵略主义的？或者说是怎样被亚洲侵略主义者所利用的？而20世纪下半叶，日本也没有好好反思自身的亚洲主义存在的问题，由“脱亚入欧”到“脱亚入美”使日本对亚洲的看法并没有真正改观。同时，战后50年来，日本国内总有人为战争的失败鸣冤叫屈，为侵略战争作辩解甚至鼓吹所谓“大东亚战争”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其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自战后以来一直阴魂不散，而且越演越烈。[1]

一般学者认为日本是在“入亚”和“脱亚”中处于摇摆状态，但是从20世纪的日本历史来看，亚洲主义是20世纪日本的一种畸形思想。这种畸形的亚洲主义思想不仅在日本的20世纪历史发展进程中，同时对20世纪的亚洲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总的来看，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是消极的，究其原因在于日本“亚洲主义”的困境。本文试图说明这一问题。日本亚洲主义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19世纪末的日本是亚洲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唯一国家，这一过程是与对外侵略征服结合起来。日本在亚洲文化“复兴”过程中片面强调本国的“先行者”作用；主张日本文化绝对“优越论”，堕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沼而不可自拔。这一切，连同日本战略亚洲主义中的“日本责任论”与“亚洲解放论”，加上福泽谕吉“脱亚论”思想影响，催使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右转异化与可悲的变数，演化为亚洲侵略与“大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头。这种异变恰与日本加紧实施“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2] 这些构想最终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战略，“团结包括日满华的东亚、南亚，进而包括了印度东洋诸民族，驱逐英美的东亚侵略，而构筑大亚洲一体的基础，其轨道是什么呢”日本体现了三千年东洋文化的精髓，且于支那印度的大陆文明和太平洋海洋文明的中心点上成立其国，至近代又摄取了西洋的文化科学，不断融汇东西方文化，终于成了东洋的中心势力，因此，极有资格给东洋文化的近代化带来期望并为之铺设轨道。”[3] 团结东亚各国是假，而掩盖侵略是真。因而，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主张建立“东亚新秩序”，发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使侵略性的亚洲主义全然浮出水面。“以满洲为东亚的重工业地带，支那为东洋的轻工业地带，日本为东洋的高度产业地带的东亚协同体建设，其可能性随着事变的行进、随着事变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而被描绘出来了。日支协同纽带的建设，使得“没有资源的国家”日本的苦恼，以及作为民族国家通过民族工业来实现社会统一和向近代国家发展的支那的苦恼，都将逐渐得到解决。而且，如果这种协同体纽带关系得以建设起来，那么，代替旧世界之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秩序，在东洋将会出现民族国家之间新的国际秩序吧。”[4]

太平洋战争之后，亚洲主义又被“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所利用，鼓吹当时战争乃是一场“黄色人种革命”，而日本则俨然成为“解放亚洲”的“救世主”。“在日本决定重要政策的过程中，解放亚洲并非主要目的，‘自存自卫’才是其经常性的目标。”[5] 共荣圈有两个基本的支柱：一是南进强占殖民地，一是与德意联手形成“轴心体制”。从本质上说，“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近代以来实施的一系列亚洲政策的结果，是“大陆政策”在新时期的具体表现。1943年11月，在战争局势已呈现败相的时候，于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其《大东亚共同声明》这样讲到：“世界各国各得其所，相互依存相互协助共求万邦共荣之乐，此乃确立世界和平的根本要素。然英美为本国繁荣之故压抑其他民族国家，又特别对大东亚实行无所不为的侵略榨取，暴露了奴化大东亚的野心，而最终试图从根本上颠覆大东亚安定。大东亚战争之原因正在于此。大东亚各国相互提携以完成其大东亚战争，于英美的桎梏之下解放大东亚保全其自存自卫，基于以上纲领建设大东亚，期望以此贡献于世界和平之建立。”[6] 确立世界和平是假，其出发点是乘英、法等面临德国的长驱直入自顾不暇之际，夺取西方殖民者在南亚的殖民地，使日本的势力实现从“东亚”向“南亚”的扩张，妄图建立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是，由于战线太长，加上陷入了中国战区不能自拔，为了解决扩大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等问题，日本打出了“共存共荣”的旗号。这样，一方面可以在亚洲国家抓壮丁，解决日本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有可以对亚洲各国的掠夺正当化，还可以以假象蒙蔽日本人民。

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失败的区域主义尝试。因此，有的日本学者主张“亚洲共荣圈”，就会使亚洲国家想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恶梦。因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就是要亚洲各国绝对服从日本的天皇制领导，为日本贡献各国的资源，以保证日本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争霸的实际需要，圈内各国如不服从便遭膺惩、屠杀。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性、侵略性昭然若揭。”[7] 因此，在东亚区域化进程中，日本并不积极。而是仍幻想“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充当“亚洲盟主”。如果不能够深刻反省历史问题，日本也就走不出亚洲主义的困境。“如果不充分反省走向‘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系列的途径，在90年代突然提出新亚洲主义的前景时，不仅难以引起共鸣，而且还值得怀疑。最近日本的亚洲论的特征是表面上大量引用历史，实际上却缺乏自我批评和历史回顾。”[8]

独特性与脱亚意识

亚洲主义的困境关键在于日本人所以为的自身的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脱亚意识”。“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同近代西方接触以来，直至今日仍长期为自己的独特性这一问题而烦恼。问题的中心是日本人究竟属于亚洲人还是欧美人。从19世纪的世界来看，当时，现代化、财富和权力都是欧洲人的所有物，亚洲人和‘落后’是同义词。在那种情况下，是‘亚洲人’还是‘欧美人’的矛盾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在没有明确答案的情况下，日本人在‘并非亚洲人’和‘典型的亚洲人’之间徘徊。”[9] 这一思想斗争中，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脱亚意识”。这一意识认为，日本是一个独特性的国家，日本同欧洲一样是世界的领导者，同时，作为亚洲的一员，日本是一个优等民族，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都先进，都进步。“脱亚意识”正是源于日本对自身特殊性的认识，这一认识到当今的日本影响仍然很大。“脱亚意识”本质上强调“日本应该是亚洲的领导者”，其他亚洲民族都是劣等的。日本民族应该蔑视其他落后民族，也就培养了日本民族的妄自尊大和沙文主义。因此，与其他落后的亚洲民族区别开来是日本对外关系的抉择，“迄今为止，日本同亚洲两次断离过关系。在近代史上，日本一直是把亚洲作为落后地区，或是回避，或是以指导者身分出现在亚洲面前。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日本和欧洲同时产生了同亚洲拉开距离的过程。换言之，日本不只是简单地被东、西两个文化分裂开，而且如同欧洲是西方一般，日本是‘亚洲的西方’。”[10]

最早提出“脱亚”思想的是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当今世界交通之道便利，西洋文明东渐，所到之处风靡草木。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其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之于西洋之文明，然其不幸者有近邻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我国与其犹豫而待邻国之开明，共兴亚洲，不如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恶友相亲不免共恶名，故当出自内心而谢绝恶友。”[11] 从此，日本的入亚思想一直处于受排斥状态，而脱亚思维占绝对地位，并且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日本经历了两次强烈的“脱亚意识”，从进入21世纪初的情况来看，日本也还是没有改变的迹象，并且更加强烈。

第一次“脱亚意识”：是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被称为“脱亚入欧”。“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脱亚’思想，与其说是脱离亚洲的政治撤退，不如说是对亚洲的思想意识上的否定，那是因为不久后日本帝国对海外统治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了，1895年向中国的一部分，1905年向朝鲜伸出了魔爪，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定’。在思想意识上否定了亚洲后，日本马上开始玩弄暧昧而夸大的华丽词藻，制造出‘东亚的理想’、‘东亚的觉醒”之类的具有感情色彩的、意思模糊的词句。这些词本身把亚洲贬为纯粹落后的地区，使日本人负有给亚洲带来活力，拯救亚洲的使命感。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向亚洲发出了独特的信号，即排除西方帝国主义和白人的统治，建立一个多民族大联邦的‘大东亚共荣圈’。”[12] 不与落后的亚洲各国为伍，更严重的是由蔑视亚洲发展到侵略亚洲。因此，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和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大东亚共荣圈’假扮的理念无法掩盖帝国主义战争的现实。而建立在亚洲诸民族的假扮代表的逻辑之上的帝国日本，其“大东亚战争”只不过是一场使亚洲诸地域·民族对于日本丧失信赖的战争。”[13]

第二次“脱亚意识”：是冷战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脱亚入美”。二战结束以后，由于美国占领，日本丧失外交权长达六年半之久，实行对美“一边倒”的追随外交路线。1951年和1954年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和《共同防御援助条约》，使驻日美军合法化，并组建了日本防卫力量。1952年，日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5年9月，参加了关贸总协定。1956年12月，日本加入了联合国。这一时期日本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并不平等的盟国而恢复主权国家的地位并重返世界外交舞台的，因此，日本对外思想主要是“脱亚入美”，对美一边倒的追随外交，日美关系成为战后60年日本的核心关系。而与亚洲各国的和解也因为冷战而成为亚洲对峙中的“桥头堡”，强调自己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分子，与亚洲各国的“脱离状态”。同时，因为日本在战后成长为“经济大国”，在走向“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大国主义意识，民族优越感使日本再次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脱亚意识”仍旧非常强烈，更甚于“脱亚入欧”。

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思索自己的亚洲主义。但是“日美关系”仍是日本的第一选择，所以对亚洲仍然是“脱亚”思维，而“入亚”观念形不成气候。“当冷战结束后，‘坚如磐石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面具被摘下后，日本的资本、技术、组织能力和活力的对外流出更加增多，在此期间，探求历史事实和意义的活动也开展起来。什么是日本？什么是亚洲？这些问题重新浮现出来。对独特性的再次注目集中在寻求传统与现代、西方和日本、日本和亚洲之间的新和谐上。”[14] 实际上，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如何处理好国家利益、区域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因此，为了解决日本亚洲主义的困境，也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有必要同时解决“日本的亚洲”和“亚洲的日本”的问题。一般来说，“亚洲的日本”观念只不过是观念领域中的一个姿态而已。在亚洲，日本的角色是局限在追求日本国家利益上的，但是，日本的存在和作用很可能仅仅反映了日本国内构想的国际关系和作为亚洲一员的独特性的内涵。“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所形成的沙文主义和对外侵略与日本国内的种族歧视是相联结的。同样，无论出现怎样美丽的有关现代亚洲新秩序的辞藻，都友必要把它们同在日本国内所解释的“秩序”的现状进行比较。[15]

狭隘民族主义

从20世纪，日本亚洲主义的困境来看，不平等的、侵略性的、政治军事层面的亚洲主义是不受欢迎的。而平等的、共赢的、文化经济层面的亚洲主义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军事侵略性的亚洲主义根源在于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20世纪的日本历史了印证“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日本，随着经济自由体制的改革，社会问题也随之尖锐。无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都没有在日本获得统治思想的地位。成为日本主流的是文化上狭隘化的国粹主义与政治上绝对化的国家主义。国粹主义思想起于十九世纪末，直至二战盛行于日本。在国粹主义流行日本的同时，国家主义思想也逐步强化。日本国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发展也与洋学的发展紧密相联。日本近代以来最初接受的是兰学，接着转向英美学，最后落实于德国学。德国学在日本的兴起，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起有重要的思想推动作用。譬如，穗积陈重（1856－1926年）曾在英国学习法学，毕业以后又主动要求转学，前往德国学习法学。学成后（所学为历史法学）为东京大学法学部主任、教授，参加过民法典等的起草工作。山县有朋有《变则设独逸学校议》，他分析德国政体说：“独逸乃立宪君主政体，用君主内阁之组织，君主与内阁独立于议院政党之外，议院不能制国家之全权”。他认为日本国情与德国相近，主张在英学与德学之间作适合日本的取舍，“今如依然不改旧日之教育制度”重视英学而轻视德学，其必有违日本之国情，而终酿“日本之内乱”。学习德国也促使日本与德国共同走入极端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16]

分析日本思想界，可以看到狭隘民族主义在社会实践上的恶果、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张狂是日本前期现代化遭遇重大挫折的思想原因。因此，“被纳入日本政府外交战略当中的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已成为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形式出现，在‘兴亚’和‘解放亚洲’的招牌下，肆意践踏亚洲文明，攫取亚洲国家的利益。其亚洲认识的价值取向完全以日本的国家利己主义政治目标为准则。”[17] 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很难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区域主义”的关系，而“国家利益至上”的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对亚洲造成了严重的历史灾难。同时，“日本在建构‘国家利益观’时缺少一种战略思维与组织机制。这一缺陷曾使战前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脱轨’现象，同时，它也是战后日本外交‘捉襟见肘’的根本原因所在。如何在确立自己国家战略利益的同时又能照顾到周边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近代日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因此，在与亚洲利益发生冲突时，日本就选择了‘一国利益优先’的原则。因此，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18]

法西斯主义不仅给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失败的厄运，而且也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记忆。“国家的自主性和经济发展能够有利于确立新的独特性，但是，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必须有客观正视过去历史的胸怀。”[19] 这是日本必须正视的历史问题，法西斯主义的亚洲观必须清除。东亚区域化的发展需要一个共生的东亚，东亚国家要成为一个共同体不是狭隘民族主义所能完成的。日本的亚洲主义必须检讨，以利于东亚区域化的进程。

结 论

第一，法西斯主义的亚洲主义是行不通的。

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思潮相似，日本亚洲主义有其内在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日本的亚洲主义，其中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然而也要明确：对历史上日本的亚洲主义不能评价过高。日本亚洲主义倡导者即使在提出亚洲主义之初，在主张“联合”与“提携”同时，也并未将尊重主权、互利互尊这些起码国际原则写入理论，更谈不上运用于他们的实践；况且日本主政者在强调“抗击英美”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将侵略中国与亚洲之心真正放下。有此端绪，日本亚洲主义发展趋向则只能是或悖其初衷，或付诸东流，或向右异变。[20]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历史时刻警醒亚洲人民，永远不要法西斯主义。20世纪的日本“亚洲主义”最终异变合流为法西斯主义和侵略主义，给现代日本和亚洲人民带来极大祸害。这不能不说是这种社会思潮最大的悖论，也是亚洲人民莫大的悲哀。由此给亚洲现代化建设和亚洲现代化文化遭到空前的浩劫。法西斯主义的亚洲主义是行不通的。

第二，亚洲论述的复杂性。

历史上，日本对亚洲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巨大转变。近代以前，日本以华夷秩序为核心，尊中华文明。由于日本处于东亚文化圈的边缘地位，日本的民族觉醒较早，而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日本惊醒，而开始寻求新的“华夷秩序”。这也是日本亚洲主义的“源头”，希望建立以日本为尊的华夷观。进入近代，随着国力的日盛，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以西欧模式为模板，侵略扩张、占领殖民地成为日本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内容，而亚洲成为侵亚抗欧的“口实”，“亚洲门罗主义”由此不断膨胀。因此，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区域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实际上，“亚洲门罗主义”就已经开始了日本式的区域实践。“大东亚共荣圈”战略的实践使亚洲人民强烈地反感日本的亚洲主义。以日本为霸主的亚洲观念也达到顶峰，这种转变仍没有根本的改观。战后仍不能反省自己的亚洲主义，因此，日本的亚洲主义仍然会使亚洲人民感受到侵略战争的威胁。

亚洲是历史的，是在一定社会价值权力体系支配下历史形成的。于是，亚洲又是价值的。“亚洲一体”的论述有一定事实基础，同时是一“价值建构”、一“文化建构”。亚洲论述羼杂着众多的价值观念，如全球化与地域、趋同论和多元文化、西方普遍性与东方特殊性、西方霸权和民族主义、地区意识和民族国家。由于有日本的历史教训，亚洲主义的论述应该更为顺畅。这也是亚洲学者必须注意的课题。

第三，“文化亚洲”是新亚洲主义的合理路径。

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文化概念的东亚”应该是亚洲主义重构的资源。“所谓文化概念的‘东亚’，是一个将中华主义文明一元化指向相对化而构成的地域概念。它立足于以中国为文明起源的广泛地域的共通性上，同时又是试图继承地域内多元文化发展的文化地域概念。不过，也不得不某种程度上保存一些本民族、本国中心主义”。因此，“这是一条将‘East Asia’地域概念放在使概地域生活者多层交流成为可能的关系架构中去的路径。也是一条把‘East Asia’当作立足广义的文化共通性基础上的地域概念，通过这个概念的广域性不断把本国本民族中心主义相对化，又将此概念放在经济及文化的多样化生活领域，进而在空间上亦是多层次相互交流的关系架构中去的路径。同时还是一条不将‘East Asia’作为国家关系而实体化，而是作为使生活者相互交流成为可能的关系架构，即让它成为方法上的地域概念的路径。恐怕这才是从被帝国日本霸权主义污染了的‘东亚’走出来，于我们手中建起新的‘东亚’概念的路径吧。”[21]

从原型亚洲文明到太平洋亚洲文明的发展与文化亚洲主义有较大关系。整个东亚的文化现代化要经过“正题、反题、合题”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级跳”的顺序跳跃，才能使亚洲农业式的旧文化转变成工业式的新文化，以推动农业东亚向工业东亚的转型。“三级跳”的第一步是，西学冲击，传统对西学的“被动”受容。在日本表现为从“攘夷”向“开国”转化；在中国有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因同处东亚，中国与日本于此第一步“跳跃”时，有较大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中国“跳跃”在先，日本接续在后。这可以从中国魏源《海国图志》的出版与其在日本广泛流传获得证明。问题的关键是“跳跃”的第二步，即对旧文化的解构与清理，此为文化建设“三级跳”过程中紧要的一步。东亚旧文化本质上是与工业文化相抵触的农业文化。需投放极大的社会、思想力量对旧文化进行解构与清理，做最严厉的审视与反省。即把旧文化的一切观念都置于怀疑与“打倒”之列，将旧儒学的所有信仰体系全然解散，使其难以对世界先进学理发生阻抗之力，而助西学大潮“长驱直入”。显然，文化建设的第二步是革命而不是温存；是断裂而不是接续；是疏离而不是情恋。这一步是文化建设的极其关键的一步，堪称东亚的“宗教改革”，无论在人力与精神上都将付出牺牲。迈不出这一步，或这一步走得不充分，都将彻底断送东亚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假如东亚文化建设顺利完成上述第二步，紧接着即可做第三步的“跳跃”。我们可以将东亚文化建设的第三步跳跃称为传统“重造前提下的回归”。到这一步，东亚的文化现代化可说接近完成。与西方相比较，东亚固有的社会与文化遗存决定其文化建设的第二步，“跳”得最艰巨，所用时间也当最长。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旨在否定全盘欧化思潮，重新发现“大和”文化源头即亚洲文化，主张在保持亚洲文化精粹前提下，吸收西洋文化，以找寻日本文化现代化的本体道路，总体上说具有进步意义。东亚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而且是文化的现代化。而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现代化的标志，即看其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是否做了适应现代化的改造，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新文化。日本在进行其文化建设时，大体依照三步顺序起跳的方式进行。不过第二步进行得并不充分。福泽谕吉等“明六社”同人曾对日本旧传统作过批判，但力度不大，为时不久，不够彻底。紧接着文化亚洲主义盛行，传统迅速“回归”，终使日本“现代”思想夹杂大量旧思想残余，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刻有封建印记最深的现代工业国家。[22]

“历史不会停止前进，亚洲的区域合作，特别是东亚一体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现实需要我们对复杂的历史课题在理论上做出科学的分析与判断”。[23] 时值新世纪之初，检讨20世纪日本亚洲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检视日本亚洲主义如何从亚洲联合论走向亚洲侵略论的历史，战后日本亚洲主义的困境等问题，将有利东亚人民树立健康的亚洲文化观，增进理解与合作，使东亚关系日臻成熟，促进东亚区域化进程，由此将一个良性的、稳定的东亚体系带入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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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霞琴：《战后日本亚洲外交》，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2]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

[3] [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4] [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5] 北冈伸一：《历史的检讨与个人的责任》，《中央公论》1995年8月号，第35页。

[6] [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7]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4页。

[8] [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89页。

[9] [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181页。

[10] [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11] 福泽谕吉：《脱亚论》，载于《福泽谕吉全集》第10巻，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2387页。

[12] [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13] [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14] [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15] [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16]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

[17]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4页。

[18]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8页。

[19] [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20]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

[21] [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2]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

[23]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