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作为平衡台海两岸军事力量、展现美国依照“与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承诺、迟滞中国大陆以综合实力促进国家完全统一的重要策略，并将对台军售作为满足国内政治经济需要以及对华打“台湾牌”谋利的手段。特朗普政府时期从战略上将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美国台海政策出现显著调整，对台军售随之发生变化，转向为常态化实施并日益契合民进党当局“整体防卫”的军事政策。美国政府加大对台军售力度以及提升美台军事安全关系，深度介入台湾问题，引发中国大陆采取一系列反制举措，中美在台海地区似乎已经展开“威慑游戏”，对双方未来预防和管控危机带来新的挑战。
关 键 词：美国 台湾 对台军售 军事安全 中美关系 民进党 台海
对台湾地区军售，是美国政府发展与台湾实质关系、介入台海安全事务的重要工具。其政策目标一般包括：战略意义上显示美国具有干预台湾问题的意愿与能力，军事意义上维持台海两岸力量对比相对动态平衡，政治意义上表示美国履行“与台湾关系法”相关条款的承诺，经济意义上为美国防务和军工复合体输送超额利益。当然，美国对台军售情况与同时期中美关系状况有着一定关联，美国政府既运用军售对中国打“台湾牌”施压，也会根据中美竞合需要调整对台售武的时机与节奏。
从美国对华战略角度看，奥巴马时期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将台湾定位为美国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马英九任内从美国获得总额达200亿美元以上的军售装备与服务。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执政，其国家安全团队几经调整形成以国务卿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国防部长埃斯珀为首的反华政策圈，将中国看成美国最主要战略威胁，企图发动中美“新冷战”和全面性对抗。伴随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特朗普政府涉台政策逐步脱离中美关系的传统限制，美国所谓“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落差越来越大，美国对台军售思维与策略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军售形式上的常态化和内容上的进攻性，而且与美国印太军事安全战略部署、西太平洋岛链布局以及台湾当局防御思路相互对接。2021年1月民主党人拜登执政后，从地缘战略上将中国作为美国系统性竞争对手，重新思考并逐步构建对华所谓新的威慑战略，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的内容与形态继续发生变化。从拜登政府上台一年来的涉台政策表述、行为及策略手腕看，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大概率将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基本路径，将对中美战略竞争和台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深度复杂影响。
一、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调整的表现与特点
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对台军售始终是中美关系中解不开的结，不管是武器种类、价值还是其背后的政治意涵，均体现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持续深度介入。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决定了其对台军售政策，而对台军售又反映出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1982年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并没有真正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或者说美方没有遵守公报精神，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美国对台军售金额不断扩大，质量持续提升。①美国国内政治关于对台军售的争论一直未停息，在野党常以此议题作为党派政治工具制衡执政党。②这一情况伴随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根本调整及中美关系战略竞争属性的加强，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呈现新的变化。从美国对华战略、政策调整的近5年情况看，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变化最主要表现在：
(一)从包裹式军售转变为常态化军售
美国是全球最大军火出口国，台湾是其武器重要出口市场。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奥巴马时期采取一揽子打包方式，共三批次出售140.7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黑鹰直升机、F-16A/B战斗机的升级改造、佩里级导弹护卫舰等。虽然奥巴马政府对台出售军事装备的数量不小，但由于军售审查时程偏长、相对限制进攻性武器转让，其对台售武政策遭到共和党广泛批评。2017年1月代表共和党的特朗普上台，将武器出口作为提振经济、增加就业及拉拢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重要手段，根据国家安全战略于2018年调整出台新的常规武器转移政策(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CAT)及实施计划，放宽美国常规武器出口限制，简化对美国盟友伙伴的军售转移流程。特朗普甚至鼓励美国外交官承担军备推销工作，其执政后武器年均出口额明显高于奥巴马总统任内。
根据2021年3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统计，2016-2020年美国占全球武器出口的份额提高到37%，与2011-2015年相比出口额增加了15%。2018财年(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美国授权出口的武器金额约1923亿美元，同比增长13%。2020财年(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美国军事装备出口总额为1750亿美元，比2019财年的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2.8%。③
美国武器出口主要有两种方式：美国军工企业与买方直接商谈交易(Direct Commercial Sales，DCS)，或买方与美政府商谈军购事宜(Foreign Military Sales，FMS)。2020财年，以第一种方式实现的美国军事装备出口额约为1243亿美元，同比增长8.4%；以第二种方式实现的美国军事装备出口额约为507.8亿美元，同比减少8.3%。④这显示，特朗普政府授权美国军工企业以直接商售方式，与外国政府进行武器出口谈判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特朗普政府为促进对台出售武器，改变传统捆绑打包的方式，实施随提随审、逐案公布的常态化军售。同时，蔡英文当局根据美国常态化军售也调整台湾对美军购程序，由过去先提出“要价书”(LOR for P&A)要求美方正式报价，待完成建案程序后再向美方提交“发价申请书”(LOR for LOA)，改为直接递送“发价申请书”，以缩减双方军售作业时间，提高对美购买武器的效率。特朗普成为中美建交以来对台出售武器批次最多的一任美国总统，共宣布11次对台军售案，金额逾180亿美元。经过上述调整，常态化军售为台湾当局军事力量布建和预算安排提供了相对可测的时间线。
(二)适当放宽出售进攻性武器限制
受到对外军购路径依赖、军事技术和防务产业水平限制，台湾当局长期对美国购买军备以维持一定防御力。在“八一七公报”谈判过程中，美方曾要求将售台武器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挂钩，但公报最终文本并没有出现美国要求直接挂钩的表述。⑤在“八一七公报”中，美国政府在对台售武问题上做出的声明包括“不超过”“逐步减少”“最后的解决”，但其从未履行承诺。⑥在中国大陆军事力量崛起背景下，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紧张动荡，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军售对因应台海两岸军事失衡的意义，加快对台湾当局出售更多进攻性武器，增加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所谓吓阻力。对此，美方学者列举的理由包括：美国在“八一七公报”中表示减少对台军售的前提是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近些年中国大陆正逐步偏移和平解决的目标；海峡两岸实力对比严重失衡，双方军事力量悬殊对台湾当局维系“事实独立”现状越来越不利；随着现代军事技术发展演变，已经难以确定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的界限等等。
逐步放宽进攻性武器的转移，成为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新特点。特朗普任内11次对台军售，其中超越“与台湾关系法”关于美国对台提供防御性武器限定的包括：价值80亿美元的66架F-16V型战斗机，价值10亿美元的135枚AGM-84H/K SLAM-ER空对地导弹(增程型、视距外的空射攻陆导弹，射程可达250—300公里)，射程逾250公里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台湾方面称之为“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价值23.7亿美元的100套“岸基鱼叉导弹系统”。⑦2020年11月3日，美对台出售价值约6亿美元的4架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等装备，是特朗普政府放宽无人机技术出口以来首度对外出售大型无人机。2016年5月蔡英文执政后提出“防务自主与产业发展”，将防务产业作为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之一，对于其中制造潜艇所需装备和技术的“红区”部分(包括声呐系统和战斗系统，无法自制必须通过外购取得)，2018年4月美国务院核发对台湾当局出售潜艇制造技术的营销许可证，允许美军工企业向台提供相关敏感技术。特朗普时期，台湾空军向美寻购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其装备在F-16战斗机上，号称可精确打击大陆方面指挥、控制、防空系统等高价值军事目标，具有明显进攻性。
(三)注重对接台湾当局的“整体防卫构想”
美国对台军售政策，一般会考虑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状况、台湾岛屿防御能力与态势、台湾当局军事战略与防务政策等因素。这些研判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发生重要变化。在特朗普时期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协助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制定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的柯尔比(Elbridge Colby)认为，在美国国防部关于中美冲突的战略推演当中，台海战争是一项最核心的想定。⑧美国国防部202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书》，对中国军事战略、武器发展、军事部署、台海局势等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大陆已经直接将“九二共识”等同于一个中国，持续准备应对台海紧急事态，吓阻、强迫台湾放弃“台独”行动；中国大陆也可能正在准备以武力统一台湾，与此同时吓阻、迟滞或否决任何第三方介入；中国防务预算是台湾的15倍，对台军事行动有一系列选择，包括海空封锁，或大规模两栖进攻，夺取、占领部分或全部台湾区域，或台湾近岸岛屿。⑨美国学者卜睿哲(Richard Bush)认为，长期以来，台湾的防务策略所想象的都是在台湾海峡与解放军进行空中与海上作战，所以势必会在对称作战中消耗水面舰艇、战斗机、坦克。这种想法以前很合理，因为台湾当局军备的科技程度以前优于解放军，而且岛屿是天然屏障。但解放军现代化之后，已经拉近甚至完全消除与台湾的科技差距，并且创造了对其有利的条件，如今台湾打消耗战已经不再是好点子。⑩
基于上述判断，在美国指导之下，台湾当局提出“重层威慑战略”(multiple deterrence strategy)和“整体防卫构想”(Overall Defense Concept，ODC)，在维持和发展常规战力的同时，更加重视加强对抗中国大陆的不对称性战力。2019年，台湾当局在“防务报告书”中提出依“防卫固守、重层吓阻”军事战略指导，发展“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整体防卫构想”，运用“台海天堑及地缘优势”，发挥“创新、不对称”的作战思维，达成“破敌夺台任务失败”的作战目标。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在连任就职讲话中表示，在强化防卫固守能力的同时，战力发展将着重机动、反制、非传统的不对称战力。2021年，台湾当局公布“四年期防务总检讨”，强调“以不对称思维加速提升战力”，“依‘防卫固守、重层吓阻’军事战略，以创新、不对称作战思维，强化远程精准打击能力，结合制空、制海、地面防卫等新式武器筹获及性能大幅提升，构建可靠之重层吓阻战力，创造防卫有利态势”。(11)
“整体防卫构想”提出者、前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等撰文指出，“整体防卫构想”的三个要素为“战力保存”、“传统战力”及“不对称战力”，“台湾必须抛弃与解放军打消耗战的传统作战观念，应采取有效不对称防卫姿态并结合不对称作战能力，阻止解放军登陆台湾”。(12)台湾当局关于不对称武器系统的界定是具备小型、机动、精准、致命、量多、分散、价廉、易行等特性，以及具备高度的运用弹性与战场存活性，比如水雷、微型导弹快艇。李喜明等认为，在军事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台湾不对称战力的本质是‘很多致命、机动和精准的小东西’”。(13)比如，2020年10月27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对台湾出售100套“岸基鱼叉导弹系统”的公告中指出：“接受方将能够使用高度可靠和有效的系统来对抗或威慑海上进攻、海岸封锁和两栖攻击。”(14)从趋势上看，台湾当局“防卫固守、重层吓阻”战略需要的不对称作战武器系统，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重要选项。
二、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调整的背景与动因
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上述变化，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涉台军事安全政策调整在武器装备领域的体现。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升级背景下，与其相关的动因可以从地缘战略和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
(一)战略层面
对外军售是美国推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手段。在外交和安全政策议程上，对外军售通常被美国用以彰显从战略上关注军售地区局势，强化与售武对象军事安全关系，增强盟友伙伴与美国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以及展示对接收方执政当局的政治承诺与支持等。美国政界、军界认为，中国大陆推动军事整体现代化以来，军力投射和联合作战能力大幅提升，明显增加在第一岛链内外活动的频率和规模，导致印太区域硬实力对比出现与传统均势结构不同的偏移态势，台海两岸军事失衡程度日趋严重，甚至在西太平洋区域对美国军事战略投射及行动能力构成限制。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报告》，把台湾纳入印太地区战略和政策之中。报告把中国看成一个意图改变现状的强权，“在维持经济和军事力量成长的同时，中国的短期目标是在印太地区建立霸权，最终的长远目标是支配全球”；“解放军一直为吓阻台海情势生变做准备，并在必要的时候强迫台湾放弃‘独立’。解放军也正准备在需要的时候以武力统一台湾，同时吓阻、拖延或是拒止第三方为了台湾出手干预”。(15)美国国会最新研究报告认为，近20年来中国军力发展迅速，具备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中国海军首要任务是应对台湾海峡潜在的与美军冲突。(16)美国学界分析，中国大陆对台军事行动选项包括联合导弹和空中打击，对台岛实施封锁，对美军采取反介入措施以及登陆岛屿作战，美国几乎不怀疑中国具有实施前三项行动的能力。(17)这种态势发展使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冲突和战争的战略成本显著上升。近些年，美国战略界讨论比较多的是美国日益面临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采取“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策略的风险。所谓“既成事实”，是指中国大陆在美军尚未作出有效反应前，利用军事力量夺取台湾控制权，造成两岸统一且难以逆转的事实。(18)
美国方面研究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大陆对台展示军事力量和行动，与台湾选举周期、“公投修宪入联”等“台独”动作相关，2016年蔡英文执政后中国大陆军机开始实施绕台岛巡航、突破“台海中线”、频繁进入台湾当局划设的所谓“防空识别区”等行动，打破既有现状并创造新的事实，使意外事件乃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加。(19)美国跨党派人士还认为，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显示其试验新的战略，台湾当局防务部门和美国分析家传统上假定中国从台岛西部发动攻击，如今解放军绕岛巡航和海军穿越宫古海峡则显示其可能从台岛北部或东部发起攻击。(20)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所属智库“防务安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大陆的攻台战略明确指出首战即决战，让美军未到，战事已定。
2020年，中国政府首次公开不承认所谓“台海中线”的立场，中国大陆军机在台岛西南空域活动常态化且频度越来越大，这都增大美国和台湾方面对台海形势的担忧。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身边的国务卿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等奉行对华“新冷战”思维，军事安全上主张零和博弈与对华遏制，将台湾安全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可以从特朗普下台前解密2018年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部分内容得到印证。该文件指出，“设计并实施一项国防战略，它能够但不限于：在一场冲突中阻止中国在第一岛链内获得空中和海上主导权；保卫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控制第一岛链外的所有领域”，“支持台湾发展有效的不对称防卫战略和能力”。(21)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直接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公开将安全关系作为美台关系核心内容，将对台军售作为凸显美重视台湾安全、提升台湾防御力、增强对中国大陆威慑的一种手段。
2019年8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解密1982年前总统里根在“八一七公报”签署后发送给时任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的一份备忘录，提到“美国同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以中国持续其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歧的承诺为先决条件，上述二者之关联性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恒久的必要要求”，“美国对台湾提供武器的性能和数量，完全视中国构成的威胁而定”。(22)2020年7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解密国务院电报，1982年7月10日美国务院指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称“若中国在行动上对台有任何重大改变，采取更为敌对立场，美中在对台军售所达成的理解将自动失效”(23)。显然，特朗普政府直接将对台军售问题与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挂钩，正如2020年5月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指针》所声称“美国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完全基于中国威胁而定”(24)。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台军售的规模与内容，着眼于支持蔡英文当局“重层威慑战略”和“整体防卫构想”，部分抵消或不对称性反制中国大陆对台军事行动能力，缓解美国军事介入台海有事的时间与距离困境。
(二)法律层面
美国国会以立法手段影响对台军售在特朗普时期达到高峰。从法律规范层面看，特朗普任内美国台海政策架构从传统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演变成“三公报”、“五法”和对台“六项保证”。“五法”是“与台湾关系法”(1979年)、“与台湾交往法”(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18年)、“台湾‘邦交国’国际保护与强化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2020年)、“台湾保证法”(2020年)。这些涉台立法以解除美台官方往来限制、升级美台军事安全关系、支持台湾地区扩大国际参与为重点，其中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制度化、精准化是重要立法目标。如“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规定，美国总统应常态性提供符合台湾需求之防御物资，以因应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有及未来可能的威胁，包括支持台湾发展与整合具有机动性、耐存活性，且具成本效益的不对称战力。(25)“台湾保证法”进一步细化规定，包括美国政府支持台湾持续获得不对称战力和概念，敦促台湾增加防务支出以为防务战略提供充分资源，美国应常态化对台出售和转移防务装备，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发展和整合不对称战力，包括海下战力(undersea warfare)、空防能力(air defense capabilities)。(26)从奥巴马执政末期签署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算起，2018-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均纳入众多涉台军事条款，包括首次将美国承诺对台售武长期化的“六项保证”入法，不断以跨党派共识的方式强调对台发展不对称战力给予军售支持。如2020年《国防授权法》规定美国国防部报告向台湾常态化转移用于支持不对称防卫战略和机动、能存活、性价比高的军事装备情况。(27)这些法案为特朗普政府扩大对台售武提供了法律和政治上的支撑。这类立法在特朗普下台后仍不断推出，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里施(James Risch)领衔提出“台湾吓阻法”草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在2023-2032财政年度期间，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FMF)，用以采购美制武器与防务装备。(28)
(三)技术层面
十年多来，美国逐步放宽对外军售条件，简化武器出口审批作业程序。2009年，奥巴马政府检讨美国出口管制系统，将国务院管控出口的一些武器装备划归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管理，以提高出口审查效率。2018年，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常规武器转移政策旨在进一步放宽出口限制，提出武器转移需要考虑的原则包括美国国家安全、美国经济安全与创新、盟友伙伴关系、人权与国际人权法律、不扩散，明确军售要与美国维持地区稳定的利益相一致，特别要考虑武器转移涉及的权力投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该政策规定，常规武器转移要考虑对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影响，包括接收方保护敏感技术的能力，危及美国系统和作战能力的风险，以及接收方防止敏感技术转移至未经授权的最终用户。(29)美国政府一直敦促蔡英文当局加强管控美国对台转移的先进军事装备与技术。为此，蔡英文当局采取修法措施管制军事敏感技术，加强岛内科技人员赴大陆的审查，提高违反规定登陆的罚责成本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对技术扩散和外溢的担忧。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发表声明称导弹技术控制协议(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的规则标准过时，给未参加该机制的国家带来“不公平的优势”并“损害美国工业”，决定美国可自由裁定对外出售无人机系统(Unmanned Aerial Systems)(30)。这直接扫除了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MQ-9B“海上卫士”的障碍。
(四)利益层面
支持军工复合体、促进国内就业，是美国对外军售的重要考虑。2018年，特朗普签署关于常规武器转移政策的备忘录指出，与防务工业基础相关的美国就业人口逾170万，强化美国经济、提升防务工业创造就业的能力、维持美国对潜在对手的技术优势是该备忘录重要功能之一。(31)2021年3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2020全球武器贸易趋势报告》指出，美国继续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2016-2020年期间共向9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武器，其武器出口额在全球武器出口总额中占比从2011-2015年期间的32%上升到37%，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根据2020年12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和通用动力等五家美国军工企业位居2019年全球军火销售前五名，总共创下1660亿美元的销售额；12家美国军火商占据了该行业前25总销售总额的61%。(32)
特朗普时期对外军售的经济考量占据重要地位，台湾当局是购买美国军事装备与服务的重要客户。2020年11月，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大美国武器采购方。根据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几乎不再公开向台湾出售军备，美国成为台湾当局对外军购的最主要来源。2019年台湾当局防务预算为111.63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3.9%。2020年12月蔡英文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称，2021年台湾常规防务支出达到149亿美元，占台湾地区GDP的2.2%以上，投资“正确的武器装备和演训”(33)。除了常规军购预算，台湾当局对美国购买F-16V战斗机等大规模军备武器另外编列分年落实的特别预算，使其整体军购支出进一步扩大。美国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和通用动力是对台军售装备的最主要承包商，长期以来获得非常丰厚的经济利益。
三、对政策调整的影响分析
从特朗普执政后，台海安全问题在中美安全竞争中日益显性化，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防务战略与军事政策的调整，成为观察与研究台海安全态势的重要因素。
(一)台湾的“整体防卫”与美国的应对“既成事实”
1979年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后，军事装备与服务转移成为美国对台军事关系的重要内容，也一直被视为美台关系晴雨表。1995-1996年爆发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国对“台海有事”的担忧上升，1997年与台湾当局建立“蒙特利会谈”机制，加强双方军事安全战略沟通对话。(34)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虽约束陈水扁当局“法理台独”、避免引发台海冲突，但对台军事合作继续拓展，包括美国军事人员恢复赴台观摩“汉光”演习。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鼓励台湾当局运用“不对称”和“创新”思维提升防卫能力。(35)2018年特朗普政府出台新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保持美国应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和“台海有事”作为重要论述，蔡英文当局与美国密切讨论如何增强台湾防卫能力，联合保持对中国大陆的威慑力。
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战略界对“武装台湾”牵制中国国家统一进程的讨论颇多。“武装台湾”目标是“让台湾具备能够吓阻解放军发动武力统一的能力，如果吓阻失败，台湾仍能够坚持到美国介入，以达到破解中国采取既成事实的策略”，手段包括以小博大的“刺猬战略”“豪猪战略”等，它均反映在台湾“整体防卫”构想当中。(36)前台湾当局“陆委会副主委”黄介正认为，整体防卫构想(ODC)实为台美双方所共同研创，并经由台防务部门各联参集体讨论而逐渐成形”。(37)时任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海尔韦(David F.Helvey)在2018年“美台防务工业会议”上详细阐述美国对“整体防卫构想”的立场，称“ODC概念侧重于利用台湾的地理优势，同时利用两栖攻击部队可能面临的关键挑战，进行非对称作战、力量保存和沿海战斗”；“该概念优先考虑生存性、移动性和更多数量的精确制导武器和先进侦察军事资产，是对抗解放军数量优势和作战力量的有效方法”。(38)台湾当局防务部门副负责人张冠群在2019年“美台防务工业会议”上系统性说明不对称战力支撑“整体防卫构想”的“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策略，陆上系统包括移动反装甲武器、移动防空导弹、移动制导多管火箭发射系统，海上系统包括潜艇、岸基移动反舰导弹、水雷，空中系统包括长航程多功能无人飞行器、空射武器等。(39)2021年，台湾防务部门公布最新版“四年期防务总检讨”(QDR)，其在“不对称战力发展”部分提出，“依‘避其锋、击其弱’的不对称作战思维，打击敌作战中心及关键节点，并借台海地理优势，形塑有利态势，扰乱敌作战节奏，在决胜点上‘以我之合、击敌之分’，挫败敌犯台企图，达成克敌制胜目标”，“强化不对称战力整建，以小型、大量、智慧、匿踪、机动、不易被侦知、难以反制为原则，筹建以岸置机动反舰导弹、海上轻快兵力、先进水雷组成之重层海上打击战力；提升高机动、可分散之野战防空及反装甲战力；发展新式电子战，网络战攻防技术；整建侦搜、打击等多功能无人系统”。(40)
台湾“整体防卫”与美国应对“既成事实”是相互衔接和配合的关系，“整体防卫”符合美国“武装台湾”的需求，是美国增强对中国军事威慑的组成要素。卜睿哲认为，“整体防卫构想”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把解放军攻击与封锁的门槛垫高到大陆认为难以承受风险的程度，第二则是拖延时间，让美国在愿意协防台湾时能来得及武力介入。(41)美国兰德公司一份报告认为，吓阻中国大陆对台湾军事行动的最有效方法，是台湾聚焦升级自身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台湾当局巡航导弹的现代化及数量扩充可使中国大陆发动两栖进攻的成本难以承受的高。(42)参与制定美国涉台军事安全政策的海尔韦认为，台湾能够进一步发展和部署不对称能力，如陆基和海基巡航导弹、近程防空系统、多管发射火箭系统、小型快速攻击船只、无人机、沿海防御火炮和海军水雷。(43)他还表示，随着美台防务接触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美国将重点放在与台湾合作建立可信的作战系统，以实现多领域威慑(multi-domain deterrence)。(44)特朗普任内针对中美大国竞争调整美国军事战略和部署，即考虑到构建有效的多领域威慑，包括美军事装备以移动性、生存性和杀伤力为优先。在“武装台湾”的政策逻辑下，美国国防战略调整自然会影响到台湾当局军事政策和装备部署，台湾当局明显增加年度防务预算的支出。(45)2021年3月台湾防务部门报告称：“近年推动各项重大军购案，均为台湾短期无法自制或研发期程较长，获得后可快速提升战力之武器装备。”(46)2021年9月，蔡英文在视察台湾当局海军海锋大队时称，导弹部队机动性强，隐匿性高，在不对称作战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趋势上看，未来美国对台军售朝常态化、机制化方向发展，向台提供机动性强、可大量制造和具有以小博大特质、远距精准打击能力的武器，将是美台军事合作重点。
(二)中美“威慑游戏”与安全困境
总体上看，2016年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重新施政后，采取倚美、亲日、抗中的政策，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挑衅一个中国原则，推动“渐进台独”议程，导致台海地区安全形势螺旋式恶化。其中，美国扮演了制造紧张和冲突的角色，对台军售频次、规模、质量提升，军机舰经常性穿越台湾海峡，抵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侦察，逼近南海中国实控岛礁示威，美台军事活动更多地被公开化。美国因素成为民进党采取“以武抗中拒统”的外部动力，蔡英文当局在2021年“四年期防务总检讨”中提出“远程打击”是其武器装备整建与外购重点，“发展可大幅增程的空射导弹及远距遥攻武器系统，对敌实施精准打击，延伸战略防卫作战纵深，建立重层吓阻力量”。(47)蔡英文当局将具有“源头打击”能力的导弹作为“不对称战力”的重要选项，在2022年度台湾防务预算中编列2000亿新台币特别预算用于获取导弹等装备。
新现实主义理论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一个国家谋求加强自身安全的措施，威胁或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即构成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安全困境是一个国家提升安全而造成另一个国家安全被削弱的现象。(48)美国亚太安全学者史文(Michael Swaine)认为，美国通过提升对台湾军售的规模、性能，全面支持台湾当局发展针对中国大陆的“不对称战力”，将制造和强化中美之间在台海地区的安全困境，加剧中国对美国对华采取遏制和削弱意图的担忧。(49)在美国和台湾当局改变现状、破坏台海平衡情况下，中国大陆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如否定台湾方面声称的“台海中线”并采取军事穿越行动，军事力量投射范围突破第一岛链、朝台岛东侧的西太平洋方向扩展，在台湾岛西南海空方向常态化军事训练，大陆军机舰经巴士海峡、宫古海峡绕台湾本岛巡航等。2020年10月26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参与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等美国企业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50)针对美国国会在《2018年国防授权法》中写入美台军舰互访的条款，中国驻美外交官对美方表示，“如果美国派军舰去台湾，就会启动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51)
从动态的互动看，中美在台海安全上开始出现“威慑”与“反威慑”的博弈游戏。威慑是一种可信的报复性威胁，旨在使敌方意识到，其计划的军事行动无法取得成功，或者其结果将得不偿失，或者采取行动的风险不可估量。威慑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军力的实际存在、军力的展示以及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武力。(52)在大形势上，美国对台军售改变不了台海两岸军事实力对比态势。乔治梅森大学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特雷弗·思罗尔(Trevor Thrall)认为，中国具有巨大的优势，能够利用导弹、空中和网络能力首先对台湾发动摧毁性打击，然后使用其海军和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封锁台岛。(53)但美台升级政治、军事实质关系，中国大陆以必要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进行警告和威慑，这却被美国认为是中方削弱其战略信誉和改变现状，进而采取带有“反威慑”性质的行动，如升级对台军售，军机舰频繁巡逻台湾周边，加强美台政治军事对话(Political and Military Dialogue)(54)，实施“太平洋威慑计划”(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等。“太平洋威慑计划”旨在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导弹防御、军用机场和港口基础设施、燃料和弹药储备的投资，实现美军在印太前沿作战平台现代化，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美国《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规定2022年国防开支拨款近7700亿美元，同比增加了5%，其中拨款71亿美元用于“太平洋威慑计划”。为防止可能出现两岸统一的“既成事实”，美国向台湾当局出售进攻性导弹武器，并且支持台湾当局研发和制造中远程导弹，损害中国安全利益。2021年台湾防务部门通过“华美战略能力合作研究案”，首度派员赴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交流新军事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国国会的立场比行政部门更激进，在立法中列入邀请台湾参加美国“红旗”军演，考虑重启美台军舰相互停靠的可行性与适当性，“扩大美台高级军事交流与联合军演”等。(55)史文认为，美国国内主张加强对中国军事威慑的人士建议增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能力，协助台湾增强军事战力，深化美台政治和军事关系，要求日本对涉入台海冲突的美国给予更大的支持承诺，一些人甚至主张美国对华吓阻行动不设限制，包括提出在台岛部署军队和实施美台共同军事演习。(56)中美在战略竞争状况下存在的深度互疑，以及特朗普执政时暂停或中止中美沟通对话机制，使得双方在台海地区的“威慑”与“反威慑”游戏极易升级，设置停损点变得困难，不利于双方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意外事件和危机事态。随着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推动国家统一进程的加快，美国利用岛链战略遏控中国的部署继续推进，中美在台海地区的安全困境很可能将随“威慑游戏”的升级而加深。
四、拜登执政与台海安全局势
2021年1月20日，拜登执政并组建以民主党建制派为主体的执政团队。国务卿布林肯2月初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毫无疑问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中美之间是对抗(adversarial)、竞争(competitive)与合作(cooperative)并存的复杂关系，美国必须以优势地位而非弱势地位与中国打交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中国没有的强大联盟。(57)2021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指出“中国是唯一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58)大国竞争仍是美国国家安全首要关切，台海地区将继续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舞台。
拜登政府承接了特朗普时期对台政策的诸多遗产，但与特朗普有所不同的是，民主党建制派不赞成拿台湾问题作为与中国交易的筹码，或是与香港、南海等其他议题简单式挂钩，从而把“台湾牌”作为对中国“惩罚”和“回击”的一种工具。相较而言，拜登政府更加主张价值观外交和联盟外交政策，将台湾看成“全球民主社群”的一种“战略资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将确保美国履行支持台湾保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59)奥斯汀还提出“整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军事战略概念(60)，其内涵包括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在印太地区的前沿部署，整合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技术和作战理念，运用美国广泛的盟友体系，加强对中国大陆军事威慑，对台湾安全提供保证。美国国务院则在不同场合表明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会继续根据“与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拥有足以自卫的能力。
目前，拜登政府常态化派遣军舰过航台湾海峡，频率约每个月一次，保持在台湾海峡前沿军事存在及活动能力。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拜登政府延续前任政策的可能性较大，这是由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以及对台战略定位所决定。美国政策界主流意见是，台湾必须首先全面实施“整体防卫构想”，军事装备采购、训练必须与发展针对中国大陆的“不对称战力”相匹配。(61)2021年8月4日，拜登政府公布上台后首次对台军售案，包括40门M109A6自行火炮等价值7.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宣告继承特朗普时期常态化售台武器政策。美国一些保守派学者甚至建议拜登政府对台出售更多的远程导弹、无人机和水下作战武器。
为了增加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战略成本，拜登政府已协调日本、韩国、欧盟、G7、北约对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战略关切，展现集体介入的姿态。其中，日本执政党高层首度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表示将根据日本新安保法规定的重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干预台海冲突，显示美日同盟框架下军事防御的范围朝台海方向移动。
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战略框架下介入台海的一系列做法，引发中国大陆关切与疑虑。2021年7月26日，外交部长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指出中方坚守的三条底线：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其中，强调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如果“台独”胆敢挑衅，中国有权利采取任何需要的手段予以制止，并奉劝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务必恪守承诺，务必慎重行事。(62)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举行的首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大篇幅谈到台湾问题，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63)拜登回应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由此可见，台海局势复杂严峻程度使其已被提升到中美元首交涉沟通的最高层次。
从拜登政府言行释出的复杂信号可以看出，美国将继续根据其维持印太霸权的战略利益支持台湾保持“事实独立”现状，对台湾当局出售和转移军事装备与服务，推动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增强双方军事装备、技术与演练的联合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需要设立中美战略竞争的“护栏”，也会做出一些“保证”，如表示中美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64)，声称美国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并不支持台湾“独立”等，以防止出现台海危机和中美军事冲突。如坎贝尔所言，美国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支持台湾之间维持“微妙和危险的平衡”。
然而，摆在中美面前的事实是，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施政的情况下，战略互疑与竞争的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台湾问题。中国认为，美国加快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包括虚化一个中国政策，支持民进党当局“渐进式台独”(近些年的“以疫谋独”“倚美谋独”)，在涉及主权和安全问题上不断挑衅和侵蚀中国的政策底线。美国认为，中国整体实力崛起越来越具有改变台海现状的能力，担心在台湾问题上出现非和平解决前景，把中国大陆遏制“台独”的政策举措解读成“威胁”台湾生存和美国战略信誉。美国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丽(Shelley Rigger)认为，美中安全困境正在发展，美方认为中方在台海的行动是“胁迫”，中国大陆认为美国在推动“台湾独立”，从而形成一种威胁与反威胁的上升螺旋，增大中美发生冲突的风险。(65)中国南海研究院发布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20)》，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所作所为正渐渐使中美两军关系陷入了新的“安全困境”。美国将中国视为“战争竞争对手”，保持大量的前沿驻军，巩固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实施针对中国的高强度军事侦察和挑衅活动，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不安全感”和“被威胁感”前所未有。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中国适度增加国防预算、增强军事力量保卫国家安全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选择。(66)中美在台海地区的安全困境正日益加深，双方理解彼此战略意图、行动进而管控潜在危机显得更为重要。
随着中美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的扩大化以及台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中美双方发生军事对峙的情况将可能越来越多地在台海周边上演。中美现有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恐怕越来越难以涵盖两军在海上和空中相遇时碰到的各种新问题。张沱生认为，在缓和台海军事对峙、防止台海发生军事冲突问题上，中美双方需要切实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将危机管理认真落实到危机防范与危机控制的全过程，也应尽快恢复战略沟通，在一中原则基础上重建战略互信。(67)除了强化危机管理机制，美国尤其需要正确理解和对待中国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方针政策，放弃夸大和渲染中国大陆对台所谓“武统论”及各种“中国威胁论”的做法，减少涉台消极政策与行动，约束对台海稳定和中美关系构成破坏性威胁的“台独”活动。
美国对台军售反映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方向，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台海军事总体态势的判断及干预的策略导向。长期以来，美国将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作为针对竞争者的非对称战略优势，在中美进入战略竞争新阶段的总体背景下，台湾被美国战略界视为位居印太前沿的战略资产。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对台军售及衍生的安全议题将是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博弈的重要方面，美国售台武器装备的种类、数量、质量及其与台湾当局军事防务理念与政策调整的关系值得重视。
在中美战略性竞争的大背景下，民进党当局依赖美国支持采取不承认“九二共识”和制造两岸分裂的政策，势将进一步加剧两岸关系的紧张与对抗，中国大陆遏制“台独”与美国纵容“台独”的矛盾将持续上升。未来中美基于各自战略安全利益的判断，在台海周边进行日渐频密的军事安全活动，很可能推动双方之间威慑与反威慑游戏的升级，使得彼此理解对方战略意图和管控危机冲突面临新的考验与挑战。
①Lindsay Maizland,Why China-Taiwan Relations Are So Tense,May 10,2021,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taiwan-relations-tension-us-policy[2021-12-18].
②参见漆海霞、徐进：《试析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军售——结构性矛盾和政党影响》，《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1期，第36-60页。
③U.S.Arms Transfers increased by 2.8 Percent in FY 2020 to $175.08 Billion,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January 20,2021,https://www.state.gov/u-s-arms-transfers-increased-by-2-8-percent-in-fy-2020-to-175-08-billion/[2021-08-22].
④参见《美海外军售数额巨大引质疑》，《中国国防报》2020年12月14日。
⑤参见孙岩：《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6-227页。
⑥“八一七公报”中，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⑦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Department of Defense,"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TECRO)-HIMARS,Support,and Equipment(Transmittal No.20-77)," "AGM-84H Standoff Land Attack Missile-Expanded Response(SLAM-ER)Missiles(Transmittal No.20-69)," "MS-110 Recce Pod System(Transmittal No.20-75)," October 21,2020."RGM-84L-4 Harpoon Surface Launched Block II Missiles(Transmittal No.20-68)," October 26,2020.
⑧Elbridge Colby and Jim Mitre,Why the Pentagon Should Focus on Taiwan,October 7,2020,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10/why-the-pentagon-should-focus-on-taiwan/[2021-10-22].
⑨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September 1,2020,https://media.defense.gov/2020/Sep/01/2002488689/-1/-1/1/2020-DOD-CHINA-MILITARY-POWER-REPORT-FINAL.PDF[2021-11-20].
⑩参见卜睿哲：《艰难的抉择：台湾对安全与美好生活的追求》，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269页。
(11)台防务部门在立法部门有关2021年《四年期防务总检讨》专案报告，2021年3月25日，台立法部门第10届第3会期“外交及防务委员会”第7次全体委员会议，https://lis.ly.gov.tw/lydbmeetr/uploadn/110/1100325/02pdf[2021-11-22]。
(12)参见李喜明、李艾睿：《整体防卫构想说明：台湾防务如何运用不对称作战？》，台湾《联合报》2020年11月24日，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124/5024202[2021-11-22]。
(13)Lee Hsi-min and Eric Lee,Taiwan's Overall Defense Concept,The Diplomat,November 3,2020,https://thediplomat.com/2020/11/taiwans-overall-defense-concept-explained/[2021-10-22].
(14)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Department of Defense,"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TECRO)-RGM-84L-4 Harpoon Surface Launched Block II Missiles(Transmittal No.20-68)," Oct 26,2020.
(15)U.S.Department of Defense,"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Preparedness,Partnerships,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Washington,D.C.,June 1,2019,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2021-12-28].
(16)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Implications for U.S.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anuary 27,2021,https://assets.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0465947/china-naval-modernization-implications-for-us-navy-capabilities-background-and-issues-for-congress-jan-27-2021.pdf[2021-11-22].
(17)Oriana Skylar Mastro,The Taiwan Temptation:Why Beijing Might Resort to Forc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21,pp.58-67.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孙飞(Phillip Saunders)在2020年10月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上提出解放军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的三大选项包括封锁、联合火力打击、两栖进攻，参见《美军专家分析解放军对台行动四大可能选项》，香港中评社华盛顿2020年10月29日电，http://hk.crntt.com/doc/1059/1/6/5/105916528_4.html?coluid=93&kindid=7950&docid=105916528&mdate=1030005654。
(18)2020年6月，时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霍利(Josh Hawley)提出“台湾防卫法案”(Taiwan Defense Act)，重视并要求美国维持足够军事能力，拒止大陆对台采取“既成事实”策略。该法案是美国会首个关切大陆对台“既成事实”策略的法律草案，但未在第116届国会通过。
(19)2020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One Hundred Sixte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December 2020,pp.456-457,Available online at:https://www.usce.gov.
(20)Ibid.pp.463-464,Available online at:https://www.uscc.gov.
(21)U.S.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NSC declassification review,declassified in Part,by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obert C.O'Brien,January 5,2021.
(22)1982年8月17日里根草拟的内部总统备忘录，“美台关系重要文件”，“美国在台协会”网站，https://www.ait.org.tw/zhtw/our-relationship-zh/policy-history-zh/key-u-s-foreign-policy-documents-region-zh/six-assurances-1982-zh/[2021-11-28]。
(23)"Declassified Cables:Taiwan Arms Sales & Six Assurances(1982),"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ugust 31,2020.
(24)"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ay 26,2020,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rticles/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021-11-22].
(25)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December 31,2018,Public Law 115-409.
(26)Subtitle B—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20,"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2021",December 21,2020.
(27)Shirley Kan,The "Taiwan Model" for Self-Defense,http://globaltaiwan.org/2020/04/vol-5-issue-8/[2021-11-10].
(28)S.3192-"Taiwan Deterrence Act," introduced November 4,2021,117th Congress(2021-2022),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bills_acts_laws.htm[2021-11-10].
(29)"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 Policy,"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December 17,2018,https://www.state.gov/conventional-arms-transfer-cat-policy/,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Regarding U.S.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 Policy,April 19,2018,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national-security-presidential-memorandum-regarding-u-s-conventional-arms-transfer-policy/[2021-11-20].
(30)White House,Statement from the Press Secretary on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Exports,July 24,2020,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s-secretary-unmanned-aerial-systems-exports/[2021-11-22].
(31)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Regarding U.S.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 Policy,April 19,2018,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national-security-presidential-memorandum-regarding-u-s-conventional-arms-transfer-policy/[2021-11-29].
(32)Global arms industry：Sales by the top 25 companies up 8.5 percent; Big players active in Global South,December 7,2020,https://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0/global-arms-industry-sales-top-25-companies-85-cent-big-players-active-global-south[2021-11-12].
(33)Tsai Ing-wen's Remarks at Hudson 2020 Celebration,December 9,2020,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551-president-tsai-ing-wen-s-remarks-at-hudson-2020-celebration[2021-11-22].
(34)目前，美国与台湾当局关于军售事务的沟通对话机制包括“美台防务工业会议”“蒙特利会谈”“防务检讨会谈”等。
(35)Daniel R.Russel,"Evaluating U.S.Policy on Taiwan on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April 3,2014.
(36)2020年10月7日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美国内华达大学发表演讲表示，“台湾需要在军事上把自己变成豪猪(Taiwan needed to 'turn themselves into a porcupine' militarily)”，“投资更多的海防巡航导弹、水雷、快攻艇、机动火炮和先进监侦设备”。参见：David Brunnstrom,US warns China against Taiwan attack,stresses US "ambiguity," October 8,2020,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taiwan/u-s-warns-china-against-taiwan-attack-stresses-u-s-ambiguity-idUSKBN26T01W[2021-11-22]。
(37)参见黄介正：《台美与时俱进的“整体防卫构想”》，台湾《中国时报》2020年12月1日评论，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01201005452-262104?chdtv[2021-12-10]。
(38)David F.Helvey,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Keynote Remarks at US-Taiwan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Annapolis,Maryland,October 29,2018.
(39)参见台防务部门副负责人张冠群在2019年“美台防务工业会议”上的发言，参见：Chang,Guan Chung,Hand in Hand for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US-Taiwan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October 7,2019。
(40)台湾当局：《四年期防务总检讨》，2021年3月，第16—19页，参见：https://www.mnd.gov.tw/NewUpload/[2021-11-24]。
(41)参见卜睿哲：《艰难的抉择：台湾对安全与美好生活的追求》，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271页。
(42)James Dobbins,Andrew Scobell,Edmund J.Burke,etc.,Conflict with China Revisited：Prospects,Consequences,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The RAND Corporation,2017.
(43)David F.Helvey,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Keynote Remarks at US-Taiwan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Annapolis,Maryland,October 29,2018.
(44)David F.Helvey,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Keynote Remarks at US-Taiwan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Ellicott City,Maryland,October 7,2019.
(45)根据台湾当局统计，2017年至2021年台湾地区每年度防务预算(单位为新台币)依次为3192亿、3231亿、3404亿、3512亿、3617亿。2022年台湾地区防务预算确定为3726亿，另规划2000亿特别预算用于制造导弹和舰艇。
(46)台防务部门业务报告，台立法部门第10届第3会期，2021年3月17日，https://lis.ly.gov.tw/lydbmeetr/uploadn/110/1100317/02.pdf[2021-11-24]。
(47)台湾当局：《四年期防务总检讨》，2021年3月，第17页，参见：https://www.mnd.gov.tw/NewUpload/历年“国防报告”总检讨(QDR)/历年“国防报告”总检讨(QDR).files/[2021-11-24]。
(48)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中美整体实力的逐步拉近以及在印太区域战略竞争的态势日益显著，加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的重大差异，两国对“威胁”的感知与判断更容易产生“行动-反应”的敌意螺旋，从而加剧安全上的困境。
(49)Michael D.Swaine,Jessica J.Lee and Rachel Esplin Odell,Toward an Inclusive & Balanced Regional Order:A New U.S.Strategy in East Asia,January 11,2021,https://quincyinst.org/2021/01/11/toward-an-inclusive-balanced-regional-order-a-new-u-s-strategy-in-east-asia/[2021-11-20].
(50)参见《2020年10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26627.shtml[2021-11-22]。
(51)参见《驻美公使李克新：美国军舰抵达台湾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之时》，观察者网，2017年12月9日，https://www.guancha.cn/local/2017_12_09_438463.shtml[2021-11-22]。
(52)参见舒尔茨、赫尔曼、塞勒编：《亚洲海洋战略》，鞠海龙、吴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53)Trevor Thrall,Time to Rethinking Arms Sales to Taiwan,Defense One,November 2,2020,https://trevorthrall.com/2020/11/15/time-to-rethink-arms-sales-to-taiwan/[2021-11-22].
(54)2021年1月7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库珀(Clarke Cooper)以视频方式与台湾涉外和军事部门举行年度“政治军事对话”，台防务部门“军备”“战略规划”等司局配合参与，内容涵盖区域安全形势、科技与经济安全、台美军事安全合作等。
(55)Sec.1259,Sec.1259A,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8,Public Law 115-91,December 12,2017.Sec.1257,Sec.1258,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56)Michael D.Swaine,Taiwan Troubles:Why Washington Tolerates China's Territorial Flex,May 18,2021,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aiwan-troubles-why-washington-tolerates-china's-territorial-flex-185488[2021-11-22].
(57)Secretary Antony J.Blinken With Andrea Mitchell of MSNBC Andrea Mitchell Reports,Washington,DC,February 1,2021,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with-andrea-mitchell-of-msnbc-andrea-mitchell-reports/[2021-11-20].
(58)The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March 2021,p.8.
(59)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Advance Policy Questions for Lloyd J.Austin Nominee for Appointment to be Secretary of Defense,January 19,2021,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Austin_APQs_01-19-21.pdf[2021-11-22].
(60)Lloyd J.Austin Ⅲ,The Pentagon must prepare for a much bigger theater of war,May 6,202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lloyd-austin-us-deter-threat-war/2021/05/05/bed8af58-add9-11eb-b476-c3b287e52a01_story.html[2021-11-20].
(61)Richard Bush,Contending on the Periphery：Taiwan and Hong Kong,edited by Ryan Hass,Ryan Mcelveen,and Robert D.Williams,The Future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Recommendation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November 20,2020.
(62)参见《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人民日报》2021年7月27日，第3版。
(63)参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6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11日，第1版。
(65)参见《美学者：美中都不寻求冲突但陷入安全困境台湾最危险》，台湾《经济日报》2021年7月31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5640320[2021-12-28]。
(66)参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20》摘要版，中国南海研究院网，2020年10月21日，http://www.nanhai.org.cn/work_c/482.html[2021-12-28]。
(67)参见《张沱生：中美应怎样管理东亚军控问题》，国观智库，2021年5月19日，https://www.grandviewcn.com/shishipinglun/599.html[2021-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