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需要升级。从交换的视角看，可以从再造农产品流通模式入手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主张，在现有的市场交换体系中边际生成平台交换模式，在一种竞争式格局下完成各自的演化，从而能够进化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模式。与传统体系相比，平台模式可以降低流通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匹配供需、维持产销平衡。建立平台需要以生产者为主体，但国家需要在资金上进行大量投入，因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公共品的特性。这种平台模式有助于改善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境地，有助于保障中国的农业安全，有助于以构建统一大市场为契机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关键词：农业生产经营、交换、平台模式、升级、统一大市场

一、为什么要升级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中国农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学界其实没有统一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农业的主要问题就是国际竞争力不足，即农业生产效率不够高。而提高效率的办法，就是走规模经济道路。农户就业的不断非农化为提高人均土地规模提供了基础。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的问题是产品质量不高，尽管按照我国的标准，农产品都在合格的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的质量标准实际上是相对宽松的。造成农产品质量存在跨国差异的原因一方面与土壤环境有关，一方面也与农业生产流通中的不合规操作有关。如何提高农产品质量呢？给出的药方主要是加强监管。还有人认为，中国农业的主要挑战仍然是数量上的，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着供给充裕。中国是一个灾害频仍的国家，为了保证农产品的充分供给，必须保持一个数量上的优势，即总体上要供大于求。从宏观上来说，这样的诉求也具有合理性，尤其是我们强调安全的今天。怎么应对这一挑战呢？方略就是鼓励敦促生产主体增产。

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又会发现诸多不足。比如，国际竞争力的问题。确实，我们需要在农业生产上提高效率，但是如果用欧美的尺度来衡量中国，那中国的效率无论如何是达到不了的，因为作为一个与土地密切相关的产业，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来畅想未来。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的土地资源已经基本上全部开发了，而且，人均土地的数量在世界上排名不高，尤其是与美国、俄罗斯、巴西这样的国家相比，我们甚至也不能与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相比，与东亚的日本、韩国相比，因为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我们也有一定的差距。这种资源禀赋作为一个客观条件，它是难以迅速变化的。尽管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诱导创新理论认为，东亚国家提高效率的办法是采用更多的生物技术而不是规模化和机械化，[1]但生物技术的进步也有其固定的曲线，与产量的关系还要同时受制于其他要素，比如光照、水分等，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因此，提高效率我们需要注重，但如何提高效率需要符合自己的国情。

质量问题由来已久。无数的农业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农业的生产过程不尽如人意。比如，在大田作物种植中，违规使用某些灭草剂、生长素等。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数量往往也超标，残留则存在于土壤中，从而造成土壤的有机质损失以及重金属化。在流通过程中，为了保持农产品的新鲜度，也会采取一些措施，让农产品看起来很“美”，但增加了安全风险。在污染的土地上，尽管我们可以使用肥料，让农产品生长出来且取得丰收，但我们仍然不希望完全是这种农产品充斥市场，因此，才有目前的绿色、有机等追求。绿色的标准相对较低，有机的标准高，但有机产品普通的消费者难以长久承受，因为价格很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农产品的质量确实有提升的空间。认为不存在问题实际上是掩耳盗铃。现实生活中，监管的“猫捉老鼠”游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

保持供大于求似乎是安全的举措。但这样真的安全吗？其实也未必。第一，如果产品质量不好，数量再多也不是理想境地。第二，如果生产主体的积极性不断受到打击，那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老百姓的积极性为什么会受到打击？因为供大于求，尤其是结构性的供大于求会导致某些农产品价格的“过山车”。价格的不稳定会让某些种植者、养殖者退出市场，同时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破坏。资源和环境事实上都是最为宝贵的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贾雷德·戴蒙德在其研究中，也曾告诫过我们，自然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性。太平洋上复活节岛上的巨大石像不是外星人的遗迹，而是人类不顾及外部环境的警示。玛雅文明的辉煌和衰落也与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紧密相关。[2]

综上，我们认为目前对于农业问题的认识以及所提出的解决办法都有失偏颇。要么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妄想一个欧美式的道路；要么就是没有看到农业问题的实质，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要么就是不顾及农户的利益，或者说不顾及生产主体的利益，殊不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政策的发力似乎也找不到重点和突破口。比如，认为农户主体不能利用或者不会利用新技术，于是各种农业示范园区像雨后春笋一样在中国大地上野蛮生长，但除了便于参观之外，对于农业的最基层生产单位没有什么影响。国家为了提高效率，鼓励生产大户，鼓励进行规模化生产，殊不知，这本不应该是政府要操心的事情，因为，如果劳动力不断地流入到城市，并且能够在城市中有一个稳定的就业，那么，农户之间就会自发地进行土地流转，从而完成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一个结果，并不应该成为手段。政府也有各种补贴，因为是拣选式的和突击式的，因此，多半为能人捕获，而这些能人，有的是工商资本者，有的是具有信息优势的基层管理者。这些补贴并没有成为广大生产主体积极性的来源。中国的农业就是在这种“怡然自得”中一直没有本质的进步，没有跃迁式的创新。

中国农业不需要进步吗？显然不是。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点需要警醒：第一，中国农产品的质量存在改进空间；第二，中国的自然环境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过了吃饱即可的年代，需求升级后我们的诉求是既要吃饱也要吃好。这里的吃好不仅仅意味着食品结构的变化，比如从吃粗粮到吃细粮，还意味着我们所吃的都是安全食品。我们也到了看得见青山绿水，留得住乡愁的年代了。我们不希望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所有的土地都逃离不了板结的命运，作为一个农耕文明非常早的国度，四千年的农夫都没有让我们这个民族断了活路，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重视传统农业文明带给我们的智慧。东亚农业的传统智慧曾让很多外国学者钦佩不已，比如多样化的有机种植以及循环农业的思路等。[3]

二、为什么要从交换视角出发来审视问题？

我们在这里提出交换视角，就是因为目前的思路过于注重生产端和生产过程。殊不知，生产、交换和消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交换能够影响生产和消费。有些问题看似是供给侧的问题，但实际上解锁的钥匙却是交换体系，就正如我们现在提倡统一大市场一样。从交换入手，很多生产方面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交换是人类最古老的活动。有学者认为，交换似乎是人类的天性。他通过实验发现，大猩猩不知道交换，而人类则懂得交换。这可能也是人类能够发展的一个原因。亚当?斯密也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然技能。在远古时代，人们就会用自己富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不足的物品。[4]斯密和李嘉图还用绝对优势理论和相对优势理论证明了交换的合理性。从总体上而言，交换能够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为了便利交换，人类发明出货币。有其作为交换媒介，交易的效率大大提高。这样，市场就大大发展了。人们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售卖，然后用换来的货币可以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货币不仅是交易媒介，也是储藏手段。有了充裕的货币后，可以随时去市场购买自己合意的商品。买东西的人就是消费者，出售产品的人就是生产者。在人类社会的很长时段，生产物总是不足的，因为技术水平低，还生产不出来足够的衣物和粮食。后来，随着知识的不断累积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才持续进步。但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斯密-杨格过程，还有马尔萨斯过程，即人口数量也会随着生产分工和市场扩大而增长。于是，才有了人类难以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说法。当人口的增长过程快于分工带来的进步，社会就会通过瘟疫、战争等方式来重新达成人口和生产的平衡。

工业革命之后，让这一切有了改观。这被库兹涅茨称之为现代经济增长。所谓现代经济增长，是指实现了人口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增长。[5]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情，归功于工业革命，归功于技术进步，归功于制度和组织的创新，因为新的制度形式和技术条件，让人类的生产水平相比过去有了巨大的飞跃。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一个新的工业时代来临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大分流”让一些国家成为后发展国家。但他们没有失去自己的信心，工业化追赶成为国家的发展目标。[7]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提高本国的生产能力。只有大量的生产，才能让本国的财富积累，让本国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古典时代以及后来的新古典时代的众多经济学思想，大都非常重视生产。

凯恩斯理论的出现第一次让人们把目光从供给端转移到需求端。在此之前，大家都很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市场通过自然出清，就会让好的创新的企业不断出现，而那些拖后腿的效率低的企业会不断地退出市场，从而不断迭代进步。人们笃信市场交换体系的魔力。然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出现，让人们开始对原有的信条进行反思。

凯恩斯把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定位于他之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但实际上，他认为，其时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供给，或者说生产，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呢？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上的不平等就会越来越突出，之前学者所言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实际上并不能完成，因为收入高的人边际消费倾向低但有消费能力，收入低的人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没有消费能力。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让人们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凯恩斯乐观地认为政府通过这样的政策就可以平滑市场出清思路所带来的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当然，也会根治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凯恩斯思想大行其道了几十年。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涨让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再一次回归到大众视野。政府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政府也会失灵。正如货币学派而言，政府干预和货币增长是通货膨胀的根源。人们又一次笃信市场体系。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也完成了对市场体系信任的重建。市场体系在生产方面的体现就是分工，在交换方面的体现就是价格。如哈耶克所言，价格是具有“局部知识”的众多的交易主体进行分布式计算的均衡结果。[8]价格体现了人们所掌握的信息。市场交换体系体现了斯密意义上的增长，也是高效的制度安排。

市场交换体系本身有没有进化的空间呢？新时代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了优化市场体系的可能性。确实，在信息传播渠道相对有限的时代，人们只能掌握一定量的信息。因此，人们的信息、知识都是有限的，甚至说是很少的。但在网络时代，这种信息的传播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效上都大为改观。当然，冗余信息也不断涌现。但无论如何，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存储等诸多方面的进步让信息的生产、储存、传播成本都显著下降，因此，信息量变得非常巨大。以至于从庞杂的数据记录中提取有效信息都成了一门专业技术。市场是交换商品和信息的地方。由于数字技术的进步，市场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市场都是局部的、地方的、甚至是专业的，市场的规模受限于物理空间和时间。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为了提高效率，市场自动地进行了分层演化。比如，对于农产品来说，有村镇小市场，然后是产地和销地的批发市场，当然为了链接产销，上面还有大的中心市场。这种市场体系就像高速公路网络一样，实现了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同步。但这种市场网络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发生了变化。以工业品为例，过去企业都是专注于生产，销售是交给渠道商和零售商的，这些渠道商和零售商也是市场交换体系中的主体。零售商面对最终用户。这样，从生产者到用户类似于一条管道，借助于这个管道，商品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渠道商和零售商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获得溢价。这种分工有其合理性，但也面临着一个问题，信息传播经过的环节太多，以至于有衰减和扭曲。这不利于生产者进行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作为在市场中需要面对竞争的主体，生产者需要想方设法地深挖客户需求，并进而满足客户需求，因此，他们有动力去和用户进行直接沟通，信息技术进步提供了这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开汽车直营店的原因。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链接在一起，就成了市场上的一种需求，于是，平台经济应运而生。平台经济的目的就是变生产销售的“管道”为“网络”，去掉中间环节，让自己和消费者直接互动。平台也不仿照传统的中间商做法而获利，而是利用流量的多属性进行跨界收割，所谓“羊毛出在猪身上”。比如，平台可以让广告商有偿利用聚集的用户流量来推送自己的广告。

平台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市场交换体系。很多工业品正是借助于这些信息平台，而走上了与传统管道经济不同的流通路径。这也正是目前很多实体店衰落的因由。当然，伴随着实体店衰落或者再生的是网络平台经济的火热。目前，消费者已经习惯于在京东、淘宝、拼多多上购物，已经习惯于在美团、大众点评上点餐，已经习惯于在马蜂网上定制民宿，已经习惯于通过百度地图、滴滴等完成叫车服务。原有的一些工业大企业也纷纷用平台的思路来改变自身，因为他们知道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在未来，应该是个性化的定制，而企业能做的，应该是利用原来的基础为小规模的定制化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这种平台思维会不会影响农业呢？会不会是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再造或者升级的一个选择呢？在我们看来，这是必然的。[9]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交换视角审视中国农业的理由。

三、交换视角下的体系再造可以为农业做什么？

我们认为前述的农业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体系的再造或者升级而得以解决。比如，效率和质量问题。没有什么主体不追求效率，包括农户。在舒尔茨看来，农户在理性上与资本主义企业主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会为一便士的边际收入而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策略。他们的贫穷只是因为不能利用新的生产要素。[10]现实生活中，我们观察到的农户也是如此。至于农户懒散、愚昧等标签，其实都是我们不了解农业，甚或是不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所致。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会做的比他们好，其实也不是理性上有什么差异，只不过是在社会网络资源上、在信息获取上可能更具有优势罢了。如果所有的条件都一样，我们的决策跟农户的决策相比就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因此，舒尔茨倡导传播和普及农业新技术，加大新要素的供给。在农产品短期的年代，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提供更多的农产品。而目前，对于经历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农户群体来说，采用新技术和新要素的想法不再是障碍。新技术和新要素的供给也越来越充分。但对于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来说，他需要计算采用新技术和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只要收益大于成本，不论是农户，还是所谓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他们都会采用。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率是由一个个微观经营主体的总和构成。规模经济在工业上会体现得比较明显，但这种思维不宜迁移到农业上，因为在我们看来，农业与工业的生产过程具有较大的差别。从不确定性的角度看，农业生产所遇到的不可控因素会更多，比如与气候、温度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更是高科技产业，因为将影响农业的外生因素内部化，所需要的技术和成本更为高昂。有些农户根据经验做事情，我们会觉得他们保守，但实际上，这种经验可能是主体与外部自然环境多年互动的经验结晶。这些知识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或者说他们的思想结晶——西方经济学或者说发展经济学的思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模型思维》一书中，斯科特?佩奇把思维分成了四个层次，底层是数据，然后是信息，之上是知识，最上层是智慧。[11]对于农业来说，西方的经验和思想实际上处于信息层和知识层。但要从智慧层上解决问题，需要知道知识产生的前提和背景。只有这样，知识才能有效合理地迁移。在我们所讨论的话题下，就是西方解决效率的方式方法是否能平滑地迁移到中国。如果不能，我们怎么样才能提高效率？这种方式一定是中国特色的，这也不是我们自主地、有意识地与别人不同，我们也不是不借鉴经验，而是强调要进行真正地消化吸收，而不是“邯郸学步”。

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是什么？在农业生产领域，就是小农户为生产主体。这一点不容假设。那么怎么样提高小农户的生产效率呢？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激发小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一个大的目的，即快速实现工业化，我们在农业上采取了计划经济模式，通过生产上的合作化集体化和流通上的统购统销来尽可能地提取农业剩余，从而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并且生产出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当然，这种模式有其弊端，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户家庭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压制，尽管在理想和精神的感召下，我们的农业生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根本上说，由于决策单位太大，农户没有剩余索取权，因此，积极性就会不断下降。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成本责任制重新梳理了生产关系，通过简单的制度变革，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使得小农户在生产上有了较好的预期。无数的家庭故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国家粮食问题的解决也可以证明这种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就是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是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的。这种激励相容制度是要包含微观经营主体的，包括小农户。我们不太赞成否定小农户的作用，也主张不要太丑化小农经济。很多人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其历史贡献，但也造成了新问题，比如说没有集体经济等。然后主张实现新集体经济。当然，我们不太确定新集体经济的含义，但过去的初级社、高级社以及人民公社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集体经济是不能回去的。合作共赢的思想我们接受，也同样认可。但也主张，在新时代的新技术条件下，农户有了新的合作共赢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提高效率。

这种模式的发力点不在生产端，而在于市场交换体系。因为，在我们看来，在传统技术条件下演化出的市场交换模式到了新时代有了再造和改变的可能。而再造和改变这种模式，即升级为平台模式，能够提高交换效率，与此同时，能够为生产端的相应改变提供激励。平台模式特别适合我们的国情和历史，是新时代农业产业改变的有力抓手。

农产品质量问题和环境问题能够有相应改善。不是小农户或者说生产主体生产不出质量更好的农产品，而是生产出好的农产品在目前的市场交换体系下得不到相应的激励，因此，生产端没有激励生产好的农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主体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采用各种不合规方法提高产量和新鲜度的本质原因。农产品质量差一些，但其结果显现的周期较长，也没有办法证明，因此，很多消费者都不愿意正视这一问题，或者说有意忽略这些问题。我曾经在日本访问的时候，问过他们农林水产省的官员，他们有没有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日本农协控制着流通渠道，日本的农户需要把农产品都卖给农协，然后由农协对接商超。但是农协不是中间商，农协是由生产主体合作建立的，即农业协会是农户自己的组织。因此，他们不赚取中间差价，也没有必要隐瞒信息，加大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农协卖出农产品的价格只在收购价上进行一定的成本加成，因为，管理、包装、运输等都有成本。农产品还有溯源机制，每一种农产品包装上都同时附有生产者的信息。如果农产品出现问题，他们很容易能够定位到是哪一家的哪一种产品出现了问题。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农户没有必要为了追求产量而采用一些不太安全的方法，从而让自己的产品质量附上不好的声誉。

农户作为生产端如果有激励按照规程操作，尽量生产质量好的产品，那么农产品的质量问题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解决。农产品质量和农业自然环境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农产品质量问题解决了，自然环境的污染问题实际上也就同步解决了。不难看出，日本在交换体系上是有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当然，日本的做法也有时代特点。在新时代，我们可以借鉴其思路构造成新的更为高效的模式。

至于“不断提高总产量”或者说保持一个“供大于求”的态势，实际上也不是最优的办法。我们当然不希望农产品的供给出现不足，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但是“供大于求”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生产者的收入波动风险。最好的方案应该是供需相对平衡。如果有多余的且便于储存，可以让这些富足部分退出消费市场，进入到国家仓库，然后应对将来的自然风险等。历史上，中国就有常平仓，目的就是平抑农产品市场上的价格，维持百姓生活的基本稳定。利用平台经济模式重构农产品市场交换体系，可以从边际上改变农产品供大于求的态势，在增量市场上让供需相对平衡，这一方面可以保障消费者的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保障生产者的利益。

四、再造或者升级市场交换体系为什么能解决问题？

１.我们需要理解平台。第一，平台本质上是市场的。平台模式是新的市场交换模式，不能理解为计划经济模式。平台模式看起来似乎与计划经济比较类似，都有一个超级管理者。二者的区别是计划经济管理者所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这是时代的技术条件决定的，而平台管理者可以有更丰富和更完备的信息，因为当下有更好的信息传输和留存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国家都类似于一个企业。科层制配置资源的方式代替了价格体系，每一个生产主体都类似于一个企业车间，对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激励没有反应。科斯也研究过为什么企业会存在，他给出的理由是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如果管理成本小于交易成本，企业就有了存在的理由。然而，平台经济的外衣—平台公司虽然以企业的外表出现，但平台本身它是市场的虚拟化和数字化，也即平台本质上是市场。作为管理者，其目的不是生产也不是消费，而是进行更好地信息链接和供需匹配。平台的作用就像古代的集市一样，是要让更多的生产者和购买者来到这里。只不过，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不能无限扩展，而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有面对无限大市场的极致要求。一个生产者，在仅仅能够面对地区市场时，他的规模做不大，然后就有可能生存不下去。一个消费者，在仅仅能面对地区市场时，他所要消费的东西可能找不到，即没有卖家。然而，在一个无限大的市场上，消费者面对的生产者是无限的，他的选择很明显是改善了的。而生产者面对无限的消费者，在传统的市场分工体系上，那些活不了的企业可能就有生存的可能，因为长尾效应让他们能够有活下去的利润空间。可见，平台的本质是一个永远不关闭的超越时空限制的巨大市场。

第二，平台改变的仅仅是交换形式。过去在线下市场上，主流的交换方式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比如在百货商场里，一个顾客选择好一件衬衫后，他需要到收银台上交款，然后拿着小票换取衣服。菜市场里也是如此，你需要在购买蔬菜时付费。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你可以刷借记卡和信用卡，用以替代现金支付。目前，随着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你也可以扫微信或者用支付宝等手段。但交易基本上还是在实体空间中完成的，在交易时也基本上知道所交易的物品。虚拟平台的兴起，让这种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人们只是在平台上看到物品的图片和说明以及相应的评价，然后就产生了购买行为。购买后也不是马上就可以拿到物品，而是物流公司完成实物的交割。支付也是电子化的和网络化的。与传统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合一相比，平台模式实现了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市场交换模式在工业品领域已经大行其道了，尽管我们还有很多的线下商店，但阿里巴巴在双十一等特殊日子的一天交易量往往就是传统线下商场多年的交易量。

２.我们知道，平台交换模式有很多好处：第一，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现有的市场分工体系实际上就是建基于信息不对称。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人们才可以利用信息赚钱盈利。当然，信息是不断累积的，也是实时变动的。利用信息赚钱也会有风险。目前，在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上的“纳什困境”中，信息不对称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生产者知道消费者没有办法甄别农产品的质量，因此，没有激励来提高质量水平。消费者知道农户不会有提高质量的激励，因此，不愿意出高价，总是希望农产品的价格越便宜越好。均衡的结果农产品量大但质不优，量大的有时候需要烂在地里。可是，如果我们减少从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节，信息扭曲和流失的程度就会大大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沟通更能够理解彼此的想法和需求。如果我们有一些机制能够建立彼此的信任网络，那么，作为生产者的农户就被激励去生产量不那么大但质比较优的产品，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家庭或者餐饮店就有动力去消费那些价格略高但又不是十分高的质量也相对好一些的农产品。这种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价值在中国尤其巨大，因为中国农产品在流通中的信息匹配成本非常高。一是因为供给端的主体太多，供给信息是高度碎片化的，二是因为需求端由于饮食习惯等原因信息也是高度碎片化的，比如说中国不仅吃肉，所有动物的内脏也可以成为食物，中国人不仅爱好吃蔬菜，而且种类特别多，不像国外主要食用的蔬菜就是几种，而且，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区域性差异，人们的口味也有很大差别，这就导致需求差异化明显。本来，农产品与工业品相比，其非标特征就会导致信息匹配成本高。与能够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工业品，农产品在不同年份、不同产地和不同储存时间下都很难保持品质的一致性，这就导致人们习惯于在现实场景中去完成选择过程。平台由于是数字化的，数字化有一个优点就是边际成本比较低，在面对信息碎片化时，匹配起来可能成本更低。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作为辅助。

第二，可以降低流通成本。[12]在这里，我们以农产品市场为例。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比如不易保存等，中国农产品的流通成本是相当高的，尽管我们一直倡导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市场体系。农产品的流通成本有多高？据农业部门的调查显示，菜农将一斤芹菜以0.3元的价格卖给收购商，经过收购商、区域市场、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早市、商超）等5个环节层层加价后，面向消费者的零售价格能达到1.5元左右。可见，流通成本在农产品的成本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为什么流通成本如此高呢？一方面与我们的流通损耗有关系。目前，中国的农产品流通以农贸市场为主体，约60%以上的农产品零售依赖于农贸市场渠道，商超占比较低。尽管1984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家蔬菜超市，但36年来中国超市体系并未像欧美那样，成为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在当前流通体系下，中国农产品流通的损耗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分品类看，中国果蔬类的流通损耗在20-30%之间，而美国仅为11%；中国肉类流通损耗为12%，美国仅3%；中国水产品流通损耗为15%，美国仅7%。[13]当然，所有损耗都会以加价形式转嫁给消费者。另一方面是中间商的风险溢价。因为农产品的价格不稳定，中间商有动力把风险进行转嫁。如果我们在虚拟平台上完成交易，然后配合以新式物流（冷链系统），我们就存在降低流通成本的可能。因为，仓储成本和运输中的损耗可以通过网络设计实现优化。中间商的风险加价成本也不存在了。

第三，可以做到供需相对平衡，从而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产品能够足额供给是很重要的，但稳定农产品的价格也同样重要。实际上，农产品的价格控制相对容易，因为农产品属于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比较小的产品。也就是说，它的需求量不会因为价格的波动而发生变化，也不会因为个体的收入水平变化而发生变化。因为农产品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不需要摄入过多，也不能摄入过少。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动趋势都已知的情况下，我们大体上是能够预估出来需要多少农产品的，当然，为了防止自然灾害以及逆全球化等风险，可以有一定的储存，但绝没有必要进行过度生产，也没有必要让生产主体在茫茫红海中进行残酷的价格竞争。通过多种方式实时对接供求信息，保证农产品产量和价格的相对稳定，实际是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国外有很多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日本，他们的农产品不是盲目地生产，而是通过农协完成供求信息的匹配，价格也是事先就确定好了的，而不是生产出来后的“随行就市”。这就保证了农产品的供给，也保证了生产者的基本收益。荷兰的做法也值得借鉴。我们以奶牛养殖业为例。它们的奶牛数量就没有发生类似于中国生猪那样的大幅波动。原因是人家会在总量上控制奶牛养殖，不允许发生奶牛数量暴增暴减的局面。中国在生猪养殖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有人认为，荷兰的农业规模小，而且单体的规模相对于中国要大一些，因此，他们合作起来的成本就要低一些，也可以说是管理成本低一些，从而导致这种控制总量的办法可行。而中国，由于生产主体太多，这种方法的成本非常高，以至于难以实行。果真如此吗？即便是真的如此，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比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成本是不是也在发生着变化呢？我们为什么不去想如何通过总量控制的办法来纾解问题呢？原因是我们害怕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或者是被别人贴上计划经济思想的标签。殊不知，这是一种相当大的误解和片面。荷兰的奶牛养殖，并不是在微观上也计划得死死的，即每一个养牛户的养牛数量都是固定的。实际上，他们采取的是配额交易制度，即在总量稳定的前提下，养牛户的规模也是可以扩大的，但不是无序扩大，后者说是想扩大就扩大，而是需要有扩大的指标，即某某养牛户由于工作的原因或者年龄的原因不愿意养牛了，那么他的份额你就可以购买，如果你购买了这样的份额，你就可以扩大养牛的规模。可见，他们是计划+市场的模式，即总量是计划的，但在微观层面上他们又是市场的，规模可以调整，但宏观上又维持了数量的稳定。因此，他们奶牛所生产的牛奶数量也相对稳定。中国的生猪产业其实也可以参考这样的模式，平台可以作为工具实现这样的目标。

五、边际生长而不是休克疗法:竞争性格局对于产业体系升级的必要性

在前文，我们描述了一个农业产业体系再造和升级的策略。那么，在实际行动中，我们是不是采取一种“砸烂旧世界然后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做法呢？还是采取一种保留现有的市场分工体系模式，然后同时培育出平台交换模式的策略呢？类似于中国的改革。我们主张是后者。

为什么要采取渐进和竞争的策略呢？一是因为平台经济模式一旦发展起来后会有自然垄断的趋势。这种自然垄断与传统的垄断有相似点，即可以利用垄断的优势进行差别定价，从而获得垄断收益。显然，这种做法对于福利增进是不利的。因此，各国政府对于垄断都是控制的。对于平台的垄断也是如此。国家希望通过加大对垄断的打击来维持市场的竞争性。二是平台可以通过细分市场完成价格歧视。这也有悖于对于所有消费者一视同仁的原则。对于创新产品进行差异化定价，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容忍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差异化销售。比如，对于富人进行高价销售，对于穷人则采取低价策略。平台由于能够掌握多维度的丰富数据，因此，完全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差异化定价。但这种因人而异的定价模式属于经济学领域的价格歧视范畴，也是令人诟病的。三是平台掌握着巨大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资源如何利用以及所有权归谁收益归谁都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如何在保证个人隐私和数据高效利用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平台能够良好发展的前提，也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要主题。

另外，平台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发展和完善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农业平台来说，需要理顺的关系有很多，比如如何与现有的农业协会和合作社进行合作，如何让村集体在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如何通过激励相容机制来确保农户等生产主体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探索不断加以总结和完善。

传统市场分工体系的存在，构成了一个竞争对手。这有助于规范和约束平台的发展。尽管在这种对抗中，平台看起来很有优势，但在实践中，由于其处于发展过程中，信息平台也许容易创建，但真正能够发挥出多边网络效应，跨越聚集的临界点，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探索，最终一定是在不断试错中才能成长起来。目前，也有很多信息平台，但做的也并不是十分好。对于农产品来说，信息匹配难度大，同时，线下的物流建设也是任重道远的，一时半会，它们也难以完全碾压传统的市场分工体系。

在竞争的格局下，传统的市场分工体系也在进化。目前，很多批发市场也在加强数字化建设，同时，也会利用新的渠道来加强自己的中间商地位。比如，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等形式来为传统的市场体系“嵌入”新的元素。这对平台的发展构成了竞争性压力。

平台本身也是要不断进化的。比如，从目前的信息平台进化到产业赋能平台，只要到了产业赋能层次，才能从更为根本的角度升级传统生产经营体系。[14]产业赋能平台的架构以及所需要的元素需要通过实践摸索。产业赋能平台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中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成就是斐然的，但具体到农业产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些共同决定了边际生产策略的合理性，保持一个竞争性格局对于传统的市场交换体系的进化以及平台交换体系的发展和延伸都是有利的。二者的相得益彰有助于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稳定和升级，也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农业所面临的挑战。

六、平台的构建者：中间商、生产主体还是国家？

一旦提到平台模式，很多人也会认为这不过是新的中间商而已。过去我们的农产品批零体系只不过是环节多、层次复杂，而新平台只不过是利用新技术简化了交易程序，但本质上仍然是中间商。显然，这不是我们设计的初衷。

我们希望平台的建设者是生产者自身。由于中国的生产主体是小农户，而小农户没有资金力量，因此，他们是很难合作建立一个农产品平台的。这就需要国家资本的介入。我们一直认为，农业作为一个弱质产业，需要国家大量资金的进入，包括农产品的流通领域。我们也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即认为农产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这些都构成了国家加大农业平台投入的理由。

一般而言，公共品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非排他性，一个是非竞争性。我们认为国防属于公共品，交通基础设施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农业大家一般不认为是公共品，但如果我们把农产品理解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生存所需，农产品的公共属性就大大增强了。农产品的收益低，风险高，除了小农户没有选择之外，很多资本是不愿意涉足农业生产的，因为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农业所要承受的风险太多了，除了市场风险，还有自然风险，而自然风险有时候又是难以控制的。即便是大规模，也不意味着防范风险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有时候大企业在承受风险方面还不如小农户。因为小农户生产成本低（劳动力可以进行内卷式的投入），而大农场必须在农业工人工资和边际产出之间寻求平衡。对于一个风险高的行业，但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国家应该怎么办？如果有公共品的思维，或许我们就能进一步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而不是现在这种局面，国家在文件中经常强调农业的根本性和重要性，但在地方政策的实操上，却往往忽略农业，因为农业带动GDP的效率太低了，或者说时间成本太高了。农业在人们的理念上实际并没有占据符合其地位的一席之地。

能够掌控众多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的平台也已经具有了公共产品的性质。一则是因为这样的平台需要一定的投入，但风险与农业风险成正比。高投入、高风险和关乎国计民生的特性需要国家出手。二则是平台聚集起来的数据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数据可以低成本地迁移，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因此，我们建议，对于这样的公共产品，不能由私人公司提供。当然，并不是私人公司不愿意提供，相反，很多公司都认识到，数据是新时代的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生产资源和市场信息，谁就能占据市场。然而，这不符合人民大众的需求，不符合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如果是农产品平台，那也不符合小农户的需求。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平台会出现垄断，国家垄断也存在问题，会像计划经济那样，出现委托代理和腐败等问题。当然，目前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一些监督机制来尽量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强调，平台经济不等同于计划经济。平台经济本质上是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只不过与目前现实的市场相比，与看不见的手相比，与分散的价格调节机制相比，平台经济有一个管控者，它可以通过设计算法，让供需的匹配更好，当然，他也可以通过算法，让市场出现歧视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平台经济的掌控权交给私人公司的原因。因为，他们为了追逐垄断利益，会设计一些算法，让民众的利益受损。

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短缺经济，因此，政府形成了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历史上的重农抑商就是表现之一。由于有了这种观念，政府习惯于把精力和财力都投放在生产端，农产品流通则寄希望于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加以解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对于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有过改变。在商业、供销、粮食等体制改革中，甚至于把自己所属的企业都当包袱甩掉。这就使得目前的流通主角仍然是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个体经济的小商贩。政府无力也不愿承担起农产品流通中的公益性职能。实际上，这不利于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安全和现代化。不论是韩国，还是日本，都把城市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公益性的流通基础设施，全部或者大部分交由政府投资建设，然后通过招标或者指定企事业单位经营，但不允许其获得超额利润，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只能低收费保本经营。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启示。

目前，国家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体制在现实发展中的局限性，试图以更大的一个统一市场的要求来完善流通和降低交易成本，这对于生产者来说是有益的，但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基础设施，不仅是批发市场等方面的硬件设施，还包括信息平台这样的软件设施。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如果在私人手里，那么很容易激发主体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谋利的动机。在国家手里，如何高效运营也是一个挑战。对于农产品来说，日本的农协经验是国家投资、农户在运营中占据主体地位。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七、结语：交换视角让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有了再创新的可能

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升级可以得到解决。而要再造生产经营体系，发力端不是生产，或者说主要不是生产，而是交换。交换体系的改变可以带动生产体系的变革。因为一旦信息相对对称，交易环节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农户主体就可能获得更高的农业生产利润，改变农业生产模式，变大量生产为优质生产也有了可能，否则，中国农产品质量的问题以及相对应的自然环境问题以及效率问题都难以解决。我们也希望，农业的问题不要动辄就把板子打在小农户身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天然地愿意做农民，因为农业总体而言是比较苦的一件差事。农业上的劳动投入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有些投入只有深入到农业生产经营实际中才会体会到。在此，其实通过两点就可以知道农业的辛苦：一是农业属于“敞口”产业，农产品的生产与很多人力不可控的因素有关，比如雨雪、冰雹、低温、干旱等。二是进城的农村人没有多少人愿意回来。因此，对于那些还在农业领域劳作的群体，我们首先要尊重，然后是要替他们想出改进的办法，而不是一味地假设或者埋怨。

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小农户都是基本的农业生产单元，他们演化成家庭农场的时间取决于该国或者该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有的国家土地数量相对多，那么小农户自然而然就是家庭农场，且规模较大，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殖民地国家，由于原住民数量大幅度减少，而外来移民的数量有限，因此，容易演化成大规模的农场。有些国家则要慢得多，比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即便如此，东亚这些人地比例较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殖民地国家的水平。欧洲的水平居于中间层次。要言之，不管历史的发展路径如何，小农户都是农业调色板的底色。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小农户依然是农业生产主体的格局仍没有变化。我们也要知道，小农户的生产规模本质上是被动的，它的变化要随着非农产业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是小农户自愿选择了小规模，而是扩大规模的路比较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消极等待，而是需要在被动和主动的间隙中寻求一种新突破。我们认为，本文的方案就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这种探索有助于改善农业和农民的境遇，有助于以统一大市场为契机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有助于保证中国的农业安全，有助于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要求。

（注：本文为作者提供的原稿，正式发表时有修改）

参考文献

[1]  美国和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可表示为劳均耕地面积和土地生产率的乘积。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靠扩大劳均耕地面积取得，而日本则主要靠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获得。[2]  [美]贾雷德· 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M].叶臻，江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149-170.

[3]  [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日本的永续农业[M].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13-129.

[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14.

[5]  [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常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82-388.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7]  [美]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M].黄中宪，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12-25.

[8]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邓正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74，116-117,128-132.

[9]  隋福民. 以平台为抓手，促进中国农业产业的升级[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0,(06):58-66.

[10]  [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2-29.

[11]  [美]斯科特·佩奇.模型思维[M].贾拥民，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12-13.

[12]  隋福民. 为什么农业产业升级需要平台赋能——兼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独特道路[J]. 开放导报,2020,(05):70-77.

[13] 皇甫晓晗，郑武.透过社区团购看懂中国农产品流通路径进化论[EB/OL].物流指闻网，https://www.headscm.com/Fingertip/detail/id/18430.html

[14] 隋福民.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模式和路径思考[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3)：59-68.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学思想与“齐民要术”研究会副会长；转自：《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