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6期

作者：杨立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政策系主任、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　要］ 由于当代和历史的共通性与共同性、内在联系、历史会影响当代以及当代也会变为历史等诸多原因，可以认为“当代即历史”或“任何当代都是历史”。为此，在当代行政学、扩展了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历史研究路径，发展系统的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子学科。发展历史行政学等，既是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需要，也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的需要。历史行政学等对历史的研究维度有作为资料的历史、方法的历史、透镜的历史、对照的历史、参考的历史、当代因素的历史、文明延续的历史和超越对象的历史等多个维度；并且需要从研究团队、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体系以及学术共同体等基本路径入手。但是，历史行政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绝不能简单复古，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且超越历史，必须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及切忌一哄而上等原则。

［关键词］ 历史路径；历史行政；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

一、导言：为什么说当代也是历史？

古人有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就是说，用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盛衰的原因、规律等。这一说法体现了研究和参考历史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1］研究国家治理大学问［2］的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学、后来扩展了的公共管理学、或更广泛意义上的治理学，也需要研究历史，需要发展相应的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并从对历史的研究中发展包含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在内的新公共管理学。当然，从更宏观的意义上来说，发展包括历史行政学等在内的新公共管理学，也属于我们所提倡的整个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发展的大范畴，是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在行政学、公共管理学或治理学研究的文明路径（广而言之，也有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文明路径）下的历史子路径［3］的具体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还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4］以前，我们强调关注历史研究和经验，都希望从历史的研究和经验中获得对当代的启示和帮助。但是，这一习以为常的看法背后，却省略了不为人们常去思考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当代公共管理或治理研究和实践中需要关注历史，为什么历史研究和经验值得关注或有用。这样的问题，经常被视为不证自明。但事实上，这一问题暗含的逻辑至少有四：其一，当代和历史之间具有某种共通性或共同性，而这种共通性或共同性又来自人类社会和自然发展的某种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其二，当代和历史之间具有一种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来自历史要素、基因或类似于遗传因素等的历史本身的延展性和持续性，从而使得当代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有历史的要素，并成为不同程度的历史因素的延续。其三，历史会影响当代，这种影响或许会依赖当代和历史之间的某些共通性或共同性，或许会依赖当代和历史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但也可能和以上所说的共通性以及内在联系完全没有关系，而仅仅是因为由历史沉淀而形成的文化等，会影响当代人们的认知、心理和行为等的深层结构。例如，当代人们的知识、认知、心理、态度、行为等，会受到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或从历史得来的看法、知识等因素的影响，并因而在事实上影响了当代各种事项的现实发展。其四，当代也会变为历史，也就说，由于时间的单向度流动，使得当代的任何要素在每时每刻，都在相对意义上，会不断地变成历史的一部分。其五，当代生活经验也是理解历史的出发点。根据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思考，历史只是当代人进行反思的结果，只有当过去和当代的视域发生重合时，过去才可能被理解，历史文献才能处于被激活的状态（living documents）［5］。可见时人进行历史思考的出发点，正是其当代生活的经验。正如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所言：“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6］把以上五点结合起来，似乎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即历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偶尔反过来说，“历史就是当代”。事实上，已有学者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出发指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7］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需要在当代国家治理实践以及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关注和研究历史。

在以上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将这种对历史关注和研究的呼吁和需求转化为一种更为系统性和学科体制性的表达，力图在诸多公共管理学研究路径或子学科领域之外，呼吁发展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并探讨其发展必要性、研究维度、发展路径和应注意的问题等。

二、发展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的必要性

从学科发展的意义上来说，发展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的历史研究路径，就是要发展以历史研究路径为主的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子学科或子领域。和其他拥有诸多子学科领域的成熟社会科学不同，公共管理学由于发展历史较短，各具体学科领域、尤其和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子学科领域（诸如和教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相类似的历史行政学、环境行政学等）还较少。这一方面表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加强公共管理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开辟学科发展子领域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发展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世界意义上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需要

我国行政学自19世纪末引入和自20世纪80年代正式恢复以来，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公共管理学还主要是学习、推广和利用西方理论，还没有形成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更没有形成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派。楼宇烈曾说“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8］。这就意味着，不仅我国公共管理学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中国历史和传统，我们致力于开创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离不开中国历史和传统，而且从历史和传统入手，这本身就是发展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必由之路。也只有在致力于连接、挖掘、继承、发展和超越中国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在发展系统的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区别于西方公共管理学或学派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或学派。

（二）发展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需要

任何一国和社会的公共管理和治理都和该国的文化和文明息息相关，既受到文化和文明的影响，也会影响文化和文明。因此，要推进我国公共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发展，要持续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形成中国公共管理学派，既要关注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影响，也要致力于通过当代公共管理和治理实践以及公共管理学和治理学的发展促进中国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9］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又要进一步做到两点。首先，必须关注中国历史和传统，并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来推进公共管理和治理实践以及公共管理学和治理学的发展。因为，对任何一国和社会而言，其文化和文明首先都根植于其历史和传统之中，并通过其历史和传统得以保存、延续和发展。因此，要认识、利用、继承和发展其文化和文明，首先就必须认识、利用、继承和发展其历史和传统。而要做到这一点，自然有必要发展基于我国历史和传统的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等。其次，必须努力推进我国公共管理和治理传统和经验等的“创造性转化”［10］和“创新性发展”［11］。这就是说，既要重视传统，又不能拘泥于传统，需要根据时势需要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用于当代。如何才能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既需要实践的不断探索，也需要通过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的系统发展来深入研究。

（三）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12］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除了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研究之外，也必须将文明研究贯穿到我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建立和研究中。而这，也正是笔者多年来一再大声疾呼要加快发展文明人文社会科学、文明政治学、文明公共管理学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整体性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文明研究不仅有点也有面，不仅有深度也有广度，不仅有主干也有枝叶，才能呈现“满天繁星”的繁荣景象，才能从涓涓细流汇成汹涌澎湃的浩荡江河。当然，要在整个文明研究体系下发展文明行政学、文明公共管理学等，就必须着力发展历史行政学和历史公共管理学等，因为历史行政学和历史公共管理学等不仅是文明行政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等的重要分支领域，而且是其重要支柱。

此外，从更广视野上说，发展历史行政学等事实上也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需要。因为，任何一国的公共管理和治理以及公共管理学和治理学，都和该国的历史、传统等息息相关，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并会影响和形成新的历史和传统。人们常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故此，如果我国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不发展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不研究中国行政史、公共管理史，就相当于在某些程度上自灭历史。中国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必然大受伤害［13］进而无法有效支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也不能很好地支持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而且，发展历史行政学等也是深入研究具有超级复杂性、历史连续性、周期规律性等特征的、管理和治理问题的需要，是纠正当前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和治理研究方法偏颇性的需要。［14］［15］

三、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维度

研究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说到底就是要将历史研究和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实现历史学研究和行政学研究、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交叉。如何才能实现结合和交叉呢？关键就是如何处理历史在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具体而言，可有如下几个主要研究维度。

（一）作为资料的历史

一般而言，在理性方法的指导下，有两种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一种是规范方法，一种是实证方法。资料和数据是任何实证研究的基础。在诸如实验、调研、案例等众多数据中，历史材料可作为实证研究的资料和数据。将各种历史材料（诸如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历史遗迹、口述材料等）作为实证研究资料或数据来源，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可以研究任何以这些资源或数据为支撑的问题。而且，在以历史材料为资料或数据来源的情况下，各种我们熟知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材料相结合，并在其中加入“历史”的强调或表述，就可以有诸如历史文献综述法、历史案例研究法，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制度分析法等各种具体历史研究方法。因此，作为资料的历史，是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最重要的研究维度。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作为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基于历史资料的个案研究，也可作为验证模型有效性的参照。

（二）作为方法的历史

作为方法的历史，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将历史看作是材料，这和上面所讲的“作为资料的历史”一致，或说“作为资料的历史”是“作为方法的历史”的特殊情况；一种则是将“历时性”和“长时段”考察本身作为一种方法，如这种考察纳入的时间很长，以至于长到了需要使用历史材料或成了历史资料的程度，那这种研究，与其他短时段、即时性的研究相比，就是“历史”的方法。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两种：一种主要以现时段为主，通过倒追的方式，将时间往现时段以前延伸，故是“过去趋向”的“作为方法的历史”；一种以现时段为起点，将时间往后延伸，从而使得研究的起点或中间时段相对结尾而言都变成了历史，故是“未来趋向”的“作为方法的历史”。当然，就后一种方法而言，其对更后的时间来说，却又变成了过去的历史。例如，中国古代很多历史记述都是即时进行的。而希腊史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序言开头也说：“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16］。这都类似于此种情形。以“作为方法的历史”为视角的研究，可以追溯特定当代社会治理问题的历史根源，勾勒行政治理议题的变化过程。

（三）作为透镜的历史

作为透镜的历史方法假定历史本身无论作为过去的事实、材料，还是作为以事实、材料等为基础的其他存在，都包含一种超越时空的一般性道理、规律、模型、理论、范式等。如此，在研究当代的问题时候，如果运用当代的材料和数据，就可把历史规律、模型、理论、范式等当作分析框架或工具，或类似于透镜的仪器，对当代材料进行特别分析，从而得出新的适合于当代的新观点、理论和模型。在这里，历史材料本身不参与研究过程，而是基于历史事实和材料的所谓规律、模型、理论和范式等作为分析框架、工具或仪器等参与研究过程，研究的主要材料是当代的材料。就像经济学家常常通过研究经济史，提出用于分析当代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理论［17］。分析当代行政学问题，也可使用由历史研究提出的理论、方法、实践。例如，周雪光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官僚行政，提出了政策执行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生共存的理论［18］。这一理论的解释范围就不限于古代中国。

（四）作为对照的历史

作为对照的历史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对照，寻找某种共性机制。如对照中国不同朝代的基层治理，对照中古时期与近现代中国行政思想，对照同一时期中国内部、或中国与西方行政运行方式等。二是将历史与当代进行对照。在这样的研究中，历史材料、事实和行为等和当代材料、事实和行为等作为两个分别独立的体系而存在。但是，这两个体系却因具有某些共同或共通的要素，可以进行对比或比较研究。通过对比或比较研究，可以总结当代和历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可总结更为一般的，既适合历史也适合当代的理论和结论。特别地，如历史所包含的因果关系业已确定，而当代的事件却仍在进行，还可以通过其和历史事件之间的相同性、相通性等对当代事实进行预测性研究。当然，这种预测的前提是，历史和当代之间具有共同的因果逻辑，或说从历史之中总结出的观点、规律、模型、理论等具有一般和普适性，可以同时适用于历史和当代。

（五）作为参考的历史

所谓作为参考就是在研究中，历史材料或规律等虽然并不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或工具等参与具体研究过程，但在整个研究中，历史材料或规律等本身作为一种事实或先验的存在，是当代研究的参考。这种参考，或实际存在，却不明确说明；或虽明确说明，却在研究中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并未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或工具进行使用。有时，参考历史资料与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启发新的理论研究方向。例如，周飞舟认为中国历史文献中重视官员品德的传统，启发当代政府行为分析应在重视制度化、技术化倾向之外，将官员的品性特征引入规范的社会学科研究［19］。这一研究思路固然受到历史材料的启发，而研究本身却是为了发展政府行为理论。

（六）作为当代因素的历史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所有的当代中都包含历史的因素。因此，要更好地研究当代，有时也需要分析当代中的那些属于历史的因素。通过对这些当代中的历史因素的分析，就可以明白在当代，哪些要素是当代的，哪些要素是历史的，哪些要素是永恒的，哪些要素是需要继承的，哪些要素是需要扬弃的，哪些要素虽不好但却无法摆脱，哪些要素虽好却已不复存在，如此等等。总之，这样的分析，就是将历史作为当代因素的构成部分的分析。

（七）作为文明延续的历史

既然公共管理和治理都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一部分，而历史和传统又是构成文明的最重要的材料，那么研究作为文明的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也必须关注作为文明延续因素的历史。只有“求诸自己的历史传统”，才能“确立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分析体系”［20］。把这些历史搞清楚，既可以更好地从文明的角度开展公共管理和治理实践，也可以进行更好的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和治理学研究，从而使当代的实践和研究都可以和包含历史的文明更加契合，并可更好地贡献公共管理和治理文明的发展。

（八）作为超越对象的历史

尼采曾言：“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21］行政学、公共管理学都是经世致用之学，其研究目的除了追求真理外，亦在为人类追求更好或更为良善的生活。而所谓更好或更为良善生活的一个对照，除了现在之外，就是历史。就是说，要追求比历史上已有的生活更好或更为良善的生活，就要避免历史上的重大错误或悲剧（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等）重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可将历史本身看作是一个被超越的对象来看待，以通过研究探讨如何才能构建和发展更好和更为良善的社会、国家和世界等。

四、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对任何子学科而言，和母学科一样，要真正获得发展，必须关注如下三个方面。

（一）研究和团队

扎实、深入、系统和成体系的研究是任何学科成为学科的前提。同时，这个学科，无论是母学科，还是子学科，都需要具备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特征。也就是说，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要成为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下自成体系的子学科或研究路径，就必须把其和行政学等下面的其他学科或研究路径，例如行为行政学等区分开来。而且，按照库恩的说法，一个学科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还必须向规范学科的目标发展［22］。这就要求，这些研究，尤其是初期的研究，必须确立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的一些基本范式，以为未来的后续研究确定基本的研究基础、框架、路径等。

此外，任何研究要发展，又都必须依靠研究者。所以，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要发展，也必须有一大批真正有志于发展学科，且既了解历史，也了解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的学者。这些学者不仅需要相互合作和团结，而且需要相互争论和辩驳，共同促进学科的发展。学者之间需要形成不同的研究团队，就不同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系统和持久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每个团队都必须有源源不断的继承人和开拓者，以沿着已有的研究基础不断推进研究发展，并持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保持学科发展的持续性。在必要的情形下，亦可形成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不同学派。

（二）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体系

要推动学科的发展，还必须推动支撑学科发展的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体系。就教学而言，可能需要在各个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计划中设立一些相关课程，诸如历史行政学（公共管理学、治理学）基础、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行政史、中国监察监督史、中国古代决策史，或明确到古代、近代、各个具体朝代、不同历史时期或具体问题的与行政（公共管理、治理）相关的课程，还包括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等基础课程。就教材而言，也必须针对上面所提到的各种课程，建设相应高质量的教材。现在我国高校大都尚未开设如上所提的课程，自然也缺乏与这些课程相关的教材。当然，现在我国有一些学校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开设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可几乎没有高校开设中国古代行政思想史），但现在的思想史讲述，基本脱离了思想本身的历史场域，变成了没有“历史”本身的“思想史”，这是大有偏颇的。此外，就学生培养体系而言，需要发展从本科到硕士生再到博士生的相关培养体系。只有建立这样的培养体系，才能为学科发展不断培养既懂历史又懂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既善于史实重建又善于学理阐释，既尊重史实重建又富有理论创造，既通晓历史又熟知当下的新生力量，以推动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会议、学会和共同体

学科要发展，必须依赖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形成必要的学科共同体。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就需要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促进相关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和竞争。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成立相关的学会（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联合会、专委会等，以促进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只有形成一定的共同体，学科的发展才算真正具有了自己的队伍、空间和相互交流的平台。如此，就可以更好地促进相关学者的交流，更好地推动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五、发展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当然，发展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还必须注意一些问题。

（一）历史路径绝不是简单复古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学者对我国历史大抵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全面否定的态度，一种是全面肯定的态度。全面否定者或大体上偏向全面否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一片漆黑，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以摆脱中国历史，割裂历史为前提，最终建立和传统中国完全不同的“新中国”。例如，钱穆先生就曾言：“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23］全面肯定者或大体上偏向全面肯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治理良好，因此当代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学习中国历史，甚至要复制或变相复制中国古代有关行政、公共管理和治理的诸多做法，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中国性质的中国，而不是西方或外国性质的中国。应该说，自“五四”以来，否定者偏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民族、文化和历史自信心都有了极大提升，肯定者也逐渐多了起来。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强调的是，评价历史必须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盲目否定、割裂历史，也不能一味肯定、简单复古。前面的诸多分析已经指出了割裂历史的不现实和不可取。但是，如果一味复古，不加分析地继承有碍于现代性的历史传统，不仅无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可能将当代中国发展引入歧途。所以，研究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首先必须明确树立“历史路径绝不是简单复古”的第一原则。

（二）历史行政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材料或工具之一是历史材料。但是，很多历史材料不仅年代久远、文字晦涩、实物不存，而且往往残缺不全、零散混乱，这就使历史叙述必然与历史事实存在距离。限于特定个人经历和观察视角，历史行政学研究者难免由自身立场出发塑造历史阐释方向，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历史叙述，甚至有令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可能［24］。因此，历史行政学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如杨奎松所言：“历史研究，首重求真。”［25］特别地，就当代中国学人而言，我们的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队伍中，真正对历史有所了解，而且能够对历史问题进行严肃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因此，强调这一点，尤显重要。

（三）尊重历史且超越历史

历史行政学等研究的历史和纯粹的历史研究不同。一方面，它必须聚焦在历史行政、公共管理等特定问题上，也就是政治史、制度史等历史研究的特定领域；另一方面，就当代公共管理学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发展而言，研究历史行政学等领域的目的还在于为其提供启示或经验参考。所以，历史行政学等在研究和尊重历史的同时，又要超越历史，不能仅仅就历史论历史，还必须从历史回到当代中来。当然，这种“回到当代”的历史研究又必须以“史实重建”［26］为基础，切忌从当代出发曲解历史，甚至为了让历史为当代服务而不惜扭曲历史，这些都是必须严格避免、绝对禁止的。例如，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特（Herbert Butterfield）发现，当时英国历史学者普遍倾向于对历史进行辉格党人式的解释，进而断言“所有的历史都有转变为辉格式历史的倾向……这就好像有一块磁石，除非我们能找到抵制它的方法，它会永远拉扯着我们的思想”［27］。所以，黎澍曾明言：“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揭示历史真相”。［28］

（四）必须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原则

钱穆先生论及西方人把政体划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类型后，指出：“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是无法将之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29］钱先生的说法，固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关注特殊性，而不能在特殊性之外，从世界立场和人类立场的整体角度出发，总结或归纳出更为普遍的类型、分类、学说、理论、观点等，则这样的研究只能是纯属中国之研究，而非世界和人类之研究。因此，要真正让历史研究更有价值，必须在把中国特殊性研究弄清楚的基础上，和世界其他地区或文化历史进行对比研究，以探索更为普遍性的问题，如此可使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更具有世界和人类整体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中国历史，也只有放在世界和人类整体的地位和意义上，才会更清晰、更完整、更有价值。例如，由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李伯重等学者组成的“加州学派”，就将中国明清江南地区经济与同时期欧洲英格兰等地经济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前近代经济并非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看法。“加州学派”以全球史视野推动中国经济史领域的中外比较，值得历史行政学等研究学习参考。总之，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原则应当是历史行政学等研究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

（五）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切忌一哄而上

学术研究本来就存在潮流和热点等，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潮流和热点并不一定代表着学术发展的理想方向。因此，如果学术研究一味追逐潮流和热点，就会导致严重的学术跟风现象和虚假学术繁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然需要我们发展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以图校正。但是，在发展历史行政学等学科的时候，又要切忌不能从一种跟风变成另外一种跟风。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的发展，首先必须建立在有关历史行政、历史公共管理的“史实重建”之上，如果连最起码的“史实重建”都没有，研究必定是空中楼阁。“史实重建”往往费时费力，必须久久为功，绝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发展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也必须遵循打好基础、量力而行、久久为功、自然天成的发展原则，绝不能听风即雨，一哄而上。

［参考文献］

［1］蓝志勇.公共管理是关于治理的实践性极强的大学问［J］.公共管理学报.2006（3）.

［2］Waldo，D. The Enterpris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 Summary View. Novato，CA：Chandler & Sharp Publishers，1980：50.

［3］［15］杨立华.开创公共管理研究的文明路径：新时代的新任务［J］.中国行政管理，2021（9）.

［4］［1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2022-5-29.

［5］［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

［6］［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为历史辩护［M］.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36.

［7］［14］何哲.公共治理研究：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J］.中国行政管理，2020（6）.

［8］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6.6.

［9］杨立华.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J］.教学与研究，2020（1）.

［10］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1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N］.人民日报，2016-5-19.

［13］杨立华.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J］.教学与研究，2020（1）.

［16］［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

［17］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J］.经济研究.1995（4）.

［18］周雪光.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J］.清华社会科学，2019（1）.

［19］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J］.江海学刊.2016（1）.

［20］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J］.社会.2016（2）.

［21］［德］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M］.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

［2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序言第1页.

［24］冯友兰.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A］.郭沫若.胡适思想批判（第六辑）［C］.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81.

［25］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J］.历史研究.2004（4）.

［26］茅海建.史实重建［J］.历史研究.2004（4）.

［27］［英］赫伯特·巴特菲尔特.历史的辉格解释［M］.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

［28］黎澍.我的主要学术观点［A］.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5.

［2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新校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编号：18VZL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时代城乡基层社会服务体系构建路径及社区治理绩效研究”（编号：72174006）；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多元参与的首都基层治理体系研究”（编号：21GLA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