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初今诗选本的繁荣与清初诗坛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交际和生计等因素是其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由社事活动而形成的广交游、通声气的“朋友圈”，为今诗选本的编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社事活动最为活跃的江浙地区，是清初编刊今诗选本的主要区域。而清初诗世界局面的形成，使得那些或无意功名、或考而不中的选家借选诗以糊口、扬名。入选诗选的“版面费”，令我们对选家的谋生有了具体的感知。在因交际和生计的现实需求而引发的编选今诗选本的热潮中，由于选家的眼光、功底的差异而使选本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关 键 词：明末清初  社事  “朋友圈”  今诗选本

清代顺治、康熙两朝，文坛上掀起一股搜集编选今人诗歌总集的热潮。谢正光先生在其《试论清初入选清初诗》①一文中率先揭示了这一“编纂同时人诗歌选本”的现象，并在《清初入选清初诗汇考》②一书中搜罗了55种清初今诗选本，可谓蔚为大观。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多半是在特定时空中，由文学发展的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曾撰《选本与清初清诗的传播》《清初诗坛与清诗选本的繁荣》③等文探讨其繁荣的原因，认为清初好诗之风盛行，但诗的非诗化、诗学宗尚的莫衷一是，促使一批选家凭借选本广流传、集精华、“传传者以传不传者”的传播优势，在诗史意识、救弊意识和歌颂意识等多重动因的支配下编成了众多今诗选本。上述结论主要是从文学史和批评史的相关角度来探讨今诗选本走红的原因。事实上，清初今诗选本的大量涌现，如果我们尝试从明末清初文学生态及选家个人生活的视角入手，将目光转向文学活动的外部因素时，其繁荣的另外一些原因便得以浮出水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清初今诗选本，主要包括断代、丛编和部分倡和性选本。

一、“朋友圈”与选今诗

自媒体时代的微信“朋友圈”极大地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使得个人信息、社会资源能够迅速共享。我们在感慨科技进步给交游带来空前便利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早在500多年前的明代，就已经盛行了类似“朋友圈”式的交游方式，那就是结社。谢国桢先生曾言，“结社这件事，本来是明代士大夫以文会友很清雅的故事。他们一方面学习时艺，来揣摩风气；一方面来择选很知己的朋友”，以至于出现“社集之日，动辄千人”的盛况④。据何宗美教授考察，明代文人结社将近三百家，而在天启崇祯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各种文人社团将近一百三十家，是文人结社的高峰时期⑤。入清之后，由遗民结成的诗社一度成为当时社事的主流。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云：“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南北，无地无之。”⑥这一情况到了顺治十七年有所改变。此年正月，杨雍建向朝廷递交了《严禁社盟疏》，出于维稳和遏制党争的考虑，二月十三日旨下：“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着严行禁止。”⑦至此，结社活动被明令禁止⑧。当然，文人的结社并没有因为朝廷的一纸禁令而终结，在原本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结社活动由公开转为依岩结寨、秘密结会的同时，文人骚客的诗酒流连倡予和汝却仍然时有进行⑨，只不过其规模和性质与原来的文人结社已有很大差别。

文人结社虽然在顺治末年被取缔了，但是由结社而滋长的好名之心和门户之见却不可能瞬间消弭。本来，明季文人的结社大多是出于应试的目的，那时朝局与社局相表里：“复社的同志，像张溥、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都成了进士，一般在朝的要人，也来拉拢复社，培植自己的势力，凡是士子，只要进了复社，就有得中的希望。”⑩结社成了猎取功名的捷径。当然，科举名额的有限注定了并非所有士子都能因入社而搭上科考的直通车。因此，结社之于大多数文人的实际意义并非全在于功名一途。明末清初的杜登春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盖社之始，始于一乡，继而一国，继而暨于天下。”(11)对多数人来说，参与社事是为了借助社集形成的“朋友圈”由一乡而至扬名天下，即杨雍建《严禁社盟疏》中所说的“盖其念始于好名”(12)。而“朋友圈”的互通声气，也助长了文士的竞名和门户之见。这种好名和门户观念，从好的方面说，“各立一名，以自标榜，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或携笔砚而课艺于一堂，或征诗文而命驾于千里。齐年者砥节砺行，后起者观型取法，一卷之书，家弦户诵，一师之学，灯尽薪传”(13)。社事之于学术的传承、文学观念的传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从坏的方面看，“家称社长，人号盟翁，质鬼神以定交，假诗文而要誉。刻姓氏则盈千累百，订宴会则浃日连旬。大抵涉笔成文，便争夸坛坫，其或片言未合，思构衅于戈矛。彼此之见既分，朋比之念愈切，相习成风”(14)。社事对争名逐利、排斥异己风气的盛行也难辞其咎。当然，即便是在以文学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事中，“朋友圈”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也都存在。这也就是为何清初既是一个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诗时代，但又存在“诗的非诗化”和“诗学旨归迷乱”等严重弊病的原因之一。

尽管因社事而形成的“朋友圈”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但是其广交游、通声气的功能使得文学作品的交流、传播空前便利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如《今诗粹》编选者之一钱价人所说：“大江以南数郡之地，壤连川接，声气时通，故得稿偏多。”(15)黄传祖也申明其《扶轮集》“收同社孝廉甚多”(16)。征诗的方便当然是选家从事今诗选本编选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也有人借征诗之名而行纳交之实，如黄传祖批评的“近日征诗成套，初无选刻意，借此纳交”(17)，从而使清初今诗选本在诞生之初便招来了质疑之声。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明末清初文人结社所形成的文学生态，使得编选今诗选本成为一种可能。在清初诗世界和诗学旨趣纷乱的背景下，一些选家敏锐地捕捉到编选今诗之于树帜坛坫、立身扬名的意义，因此便果断地投入到这项活动中来，并经由各种“朋友圈”的推波助澜一发而形成清初编选今诗选本的浪潮。这一浪潮就如钱价人所说的：“近来诗人云起，作者如林，选本亦富，见诸坊客者，亡虑二十余部。他如一郡专选，亦不下十余种。或专稿，或数子合稿，或一时倡和成编者，又数十百家。”(18)可谓盛况空前。

二、今诗选家结社经历考

上文我们就文人结社对于今诗选本的出现并至繁荣做了理论上的推演，那么现实的情况是否是这样呢？清初的今诗选家是否受了这种时代风气的濡染呢？当我们把眼光集中到这些选家的事迹时，这一问题的答案便不难揭晓了。考察清初选家的事迹，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多数选家都有过结社的经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将选家结社的情况列表如下：

除上表所列，他如《国雅》的选者陈允衡，虽未有入社之记载，但其与复社刘城、熊文举、陈弘绪等人频繁交往，且得“熊公雪堂(熊文举)、黎公在严(黎元宽)极口推毂，其在江南，一时名公卿词人皆乐与之游”(19)，并曾因复社杨文骢(龙友)之介绍而结识陈子龙(20)；《吴越诗选》《今诗粹》选家之一的魏耕，曾得“山阴祁忠敏公器之，为遍注名诸社中”(21)；《同岑集》选家之一的李令皙于明亡后“得景纯故址，小构一室，颜曰是山。晨花夕月，捻须抱膝，得句往往有意无意之际，而远近以诗教者，积帙充案”(22)；《诗风》《华及堂视昔编》的选家汪森有华及堂，“造访华及堂者，趾司叠至，清谈雅咏，笺翰纷纶，虽元顾氏玉山草堂，倪氏萧闲不是过”(23)；等等。这些人或与社事有密切关系，或其居住地是文人聚会的场所。后者虽与结社不同，但在形式上与社集十分相似，而在广交游这一点上与社事也有相似的作用。

从以上考述中不难发现，一些今诗选本是结社的直接产物，而黄传祖、邓汉仪、顾有孝、姚佺、邹漪、陈允衡、魏耕等著名选家，或为社中旧人，或与社事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清初一些地区今诗选家活跃，也与当时区域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参见表2)。孔尚任曾指出：“天下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地：曰燕台，曰金陵，曰维扬，曰吴门，曰吴林。”(24)而清初选家出游征诗之地，亦大约集中在此五地。五地由运河一线贯穿，并可向河南、山东等地辐射。孔尚任又说：“吾阅近诗选本，于吴、越得其五，于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于秦、晋、巴蜀得其一，于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至于黔、贵则全无之。”(25)这固然说明了区域文化环境与诗歌繁荣的关系，同时选本中秦、晋、巴、蜀、闽、楚、粤、滇之诗少见，亦与这些地区交通不便、受东南地区结社风气影响较小有较大的关系。与孔尚任的直观印象相接近，就表二所列举今诗选家的区域分布来看，吴越地区的选家的确占据了清初今诗选家阵营的大半。而如果以康熙六年之前的江南省来看，那么宁扬(包括安徽)及吴地的选家更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一情况与前述杨雍建的奏疏中所说的“臣闻社盟之习，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也是相吻合的。

随着考察的进一步深入，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有着结社经历的选家往往因为选诗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朋友圈”。如被周亮工誉为清初选政第一人的黄传祖，他除了与原本为复社中人的姚佺、邓汉仪相交往外，还和孙枝蔚、钱谦益、徐崧、徐增、魏裔介、韩诗、王士禛、邹漪、施闰章、程封等选家有交往；再如身居要职的国朝重臣魏裔介，他和黄传祖、韩诗、邓汉仪、田茂遇、魏宪等人亦都有交集。而选家之间通过社集、宴会、书信往来等多种交际方式结成的“朋友圈”相互交叉后形成的网络，进一步促进了他们选诗的积极性和互助性。如扬州选家群中的邓汉仪、孙枝蔚、席居中、王宾、黄泰来、缪肇甲、卓尔堪、朱观、倪匡世等人，云间选家群中的田茂遇、董俞、徐崧、赵炎、魏宪等人，他们于群内均是诗酒往来之好友，且这两个选家群中的成员亦有相互交往共同选诗的经历。据邓汉仪说，“臞庵词场名宿，……迩年来往扬润之交，……余因借力成《诗观》三集之举”(32)，此即指出了徐崧之于邓氏《诗观》三集编选所起到的作用。又如魏宪写给顾有孝、赵沄的书信有言：

大雅不作久矣，繁音缚脚，几塞破此乾坤。得两先生主持，使清庙明堂之什，复见于光天化日之下，抑何幸也！弟戊申(1668)在白门方嵞山斋头读诸大选，已倾倒大手眼，私心自许，惟伯玑《国雅》可相伯仲。他如《扶轮》之腐，《诗源》之僻，皆当退避三舍。至有尊圣叹之书为金科玉律，步趋恐后者，譬盲女琵琶，只可弹于隘巷，而健儿三□竞作塞外声耳。弟岭外樗材，不知汉人，愿与两先生交勉之，且交成之。(33)

作为今诗选家的魏宪在写给同样是今诗选家的顾有孝等人的信中，对自己想要结交之人的奉承和对陈允衡、黄传祖、姚佺、金圣叹等人的极力批判，容易引发人们对此信动机的猜测，从中也不难看出选家之间吹捧、倾轧的情况。而在诗选卷首或凡例中，经常可以看到参阅、鉴定者或互赠诗歌的选家、朋友的名单，如刻于顺治十二年的《扶轮广集》卷首标明张缙彦鉴定，并列薛所蕴、方拱乾、熊文举、吴伟业等28人作为参阅者。这种情况到了康熙中期依然存在，如《振雅堂汇编诗最》(34)卷首的《振雅堂就正录》，共列“天下诸先生”426人，可以说是清初今诗选本中最为扎眼的一份“编委”名单。

至此，我们可以说，明末清初社事活动所形成的文学生态与清初今诗选本的繁荣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些曾经是社中旧人的选家，在清初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凭借结社而成的“朋友圈”的征诗捷径，广征今诗以编辑选本，既实现了他们树帜坛坫、扬名四海的目的，又为清初诗世界中急于显身露脸的诗人提供了发表的平台，从而使得这种原本就容易引起质疑的选诗方式得以迅速流行。

三、生计与选今诗

上文主要是从文学生态的延续性的角度——即明末持续到清初文人结社所形成的广交游、通声气的风气，来分析今诗选本走红的原因；本节所要讨论的，便是明清鼎革巨变所带来的文学生态的改变诱发的今诗选本繁荣的另一个外部因素，即谋生。

明代特别是晚明出版业发达以后，不少科场失意的文人与书商携手联袂，共同投入到了这个广阔的文化市场。考察清初今诗选家的生平，像魏裔介、王士禛、钱价人、汪森这样的显赫高官、名门之后或广有财产者为数不多，大部分选家如黄传祖、姚佺、顾有孝、徐增、徐崧、邹漪、朱鹤龄、陈允衡、曾灿、魏宪(陈、曾、魏三人之祖或父尚有显赫者)、孙枝蔚、邓汉仪、蒋鑨、黄容、周佑予、王仲儒、倪匡世、吴蔼、朱观等，或为遗民，或无意仕途，或科举不顺，或入幕谋生，他们的参与选政，多少带有些糊口之意。直白如徐增曾经将“版面费”晓谕大众：“刻三十首诗，约有十余叶，刻一百首诗，约有四十叶。有欲刻入选者，即以梓金同寄到，使子能照赀选刻。少者一月竣工，多者两月竣工，便可报复矣。”(35)这是刻在《元气集》卷首的一段声明，像这种明确表示“照赀选刻”的言论，揭示了清初今诗选本编选过程中最为重要但却为多数人含糊其词或避而不谈的问题，即经费来源。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今诗选本之兴盛与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清初另一位出版家张潮曾有一段关于选政的妙言，也将选诗与谋生联系在一起，他说：“古人有言：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吾愿足矣！仆今谓，大则为乡会试总裁，次则为督学使者，亦足以进退人文，权衡风雅。俾入彀之子，匍匐而称门生，岂非人生大快事乎！然已捷贤书者，学使者不得而门生之；已成进士者，主考亦不得而门生之；又有栖迟衡泌，啸咏林泉，无意于功名者，座主亦不得而门生之也。欲使文人墨士尽入网罗，惟有诗选一途，可以进退权衡而无所遁。顾此日操觚家，大抵借选事以糊其口。苞苴竿牍，日陈于前，往往视之以为低昂殿最，虽欲严于去取，其道无由。”(36)这段话讲得颇为风趣，不仅道出了选诗可以网罗各种类型的文人，而且还揭示了选家选诗与“苞苴竿牍”的密切关系。

尽管有了徐增和张潮的言论可以作为我们判定选家以选诗谋生的证据，然而要想从现存选本中发掘选家以此谋生的蛛丝马迹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极少有人坦诚如徐增那样明言此意而授人以柄。不过以张潮的身份和角色来看，他所说的“此日操觚家，大抵借选事以糊其口”，当是一种普遍现象。张潮，字山来，歙县人，久寓扬州，富有家产。因刊行《虞初新志》《昭代丛书》《檀几丛书》而闻名至今，是清初有名的出版家。时人以“广陵能兴起风雅者，首推台兄”(37)“年翁为骚坛宗匠，弟不独重先生文章诗赋推为第一，而更重先生笃爱故交寒士，深为拜服”(38)等言论表达了对其主盟风雅、汲引寒士的赞许。张潮是以内行兼当事人的视角道出所见所感的。因此，其“糊口”云云是可信的(至少是康熙中期的情况)。结合周亮工批评近今选家“假声气，鬻金钱，借风雅，媚权贵”的言论(周氏卒于康熙十一年，此言当指顺治或康熙初年的情况)，选家借选诗以糊口并非短期现象。再看下面一些材料：

大小儿名范金，字铸颜；二小儿名南金，字勿跃，今年俱为太仓诸生矣。三小儿甫七龄耳，名兼金，字友璞，忝属通家之爱，承询名字，不敢不告。至于列于名选之末，则断不可也。伧父之子，口乳未净，当使埋头案底，如世间尚未生此人，亦如含苞伏甲，且耐冰霜，万不可使之早开早折，漏洩春光耳。年翁以为然否？沈生毛颖，坚劲健发，殊觉快人，承命已留数十矢矣。岁残日促，诸事如蝟，笔价之外，聊佐一程而已。他日过我，或当补悃，更附一芹，聊当年翁除夜一尊之费，勿以苜蓿鄙之。(39)

尊刻虽已将竣，弟实未经领教，昔袁重其曾云：先生欲补录弟各体诗一二首，不知如论否？日来门庭萧索，薪米不支，满望向来陋刻例，足以稍济珠桂之用，而上下奉法自爱，严恪是务，不复作此非非想。所云助币印书一事，乞容稍缓时日，俟尊刻大竣何如？此时鬻砚典帱，恐亦无济，惟先生谅之。(40)

知老年台先生驻节吴门有《国朝诗选》盛举，闻之曷胜雀跃。欲将拙著恳附大选之末，俾得借以就正宇内诸贤豪，但家无副本，容钞录奉至。剞劂之费，不敢有累清心也。(41)

朱古愚仍在扬州，近选《诗体搜奇》，如回文、药名之属，大著中有类此者不妨寄来。但古兄恃此谋生，不无有所望耳。(42)以上材料涉及四位选家，分别是顾有孝、曾灿、陆次云、朱观，其中除陆次云曾任江阴知县外，其他均为遗民或布衣，文中涉及的话题无一不与刻资或生计有关。第一则材料的“笔价之外，聊佐一程而已”指出了选家除了获得刻资外，还有一些额外的报酬。第二则材料中出现的袁重其，即袁骏，是清初佣书人和“名士牙行”(经济人)的代表，杜桂萍教授曾有专文讨论(43)，此例中袁氏作为曾灿与曹煜的中间人穿针引线，大概也涉及刻入选本之经费问题，故而曹煜的回信中才会有“助币印书”云云。而第三、第四则材料，则间接或直接道出了选家为谋生而选诗的事实。通过这些琐碎似乎又不登大雅之堂的言论，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的现场，感受到了选家和入选者之间那种约定俗成的默契。

既然为生计而选诗，那么清初今诗选本的层出迭现，其原因也就不难明白了。我们来看一段关于刻资的材料：

……至尊选古文，折衷不识已点定者，曾有若干卷，其刻资能自办否？仆深知此事之难：盖欲专选一种，则其道甚隘，未免有挂一漏万之讥；若不论大家名家，不论平奇浓淡，凡佳者必入选，则剞劂之费殊难措办。国朝诸老先生能为古文者，则有《憺园集》《南雷文集》《赖古堂集》《钝翁全集》《龚端毅集》《壮悔堂集》《变雅堂集》《安雅堂集》《西堂全集》《为可堂集》《为可堂史论》《椒峰集》《国仪集》《魏叔子集》《街南集》《十二砚斋集》《旅堂集》《待庵集》《徐仲光集》《猎微阁集》《毛稚黄集》《四照堂集》《艾陵集》《溉堂集》《广居堂稿》《鸿逸堂稿》《大荫堂稿》及先君之《诒青堂集》，似皆不可不备。凡此诸公，其刻资皆无所出，势不能勒其后人以必应。若倚赖于此外之人，则助梓者苟以一二恶滥之文，强欲入选，不识何以处之？(44)

张潮的这封《复良御》虽然是在谈论古文选本的刊刻问题，但是其中所涉之理则具有普遍性。信中所提到的文集作者虽然都是明末清初人，但在张潮生活的康熙中期均已作古。此信透露了编选往者之集与编选时贤之集的区别：前者要选家自己掏钱或设法筹集资金，而后者之经费则大多来自入选者自付。作为谋生手段，选家当然更愿意选时人之诗了，这是清初今诗选本繁荣的重要原因。

当然，为生计而操选政尚需有入选愿望的诗人相配合。在张潮看来，为官者、未获功名者和山林隐逸者都乐意结交之人只有诗歌选家。此处再举一例来说明问题。

诸君子交相告曰：当代魏先生道甚高，著述甚富，且有意扶进四方之学者，子盍稍自献乎？肃润避席言曰：余何人，敢邀先生顾盼耶？以故匿迹京师，挟其书未敢献，然心窃向往焉。不谓有代肃润献者，而先生竟赏鉴之也，采入《溯洄集》。噫嘻！以先生名位显隆，分居先达，又身负当世之望，顾乃勤勤恳恳于遐陬穷巷委琐鄙陋之儒生，为之汲引，先生其知己哉！(45)

这是钱肃润写给魏裔介的一封尺牍。钱氏何许人也？据黄容《明遗民录》载：“钱肃润，字础日，号十峰，无锡人。潜修深造，超然学道，抱膝有当世之志。遭时板荡，脱屣诸生，与志杰之士讲存诚主敬之方，锡山东林、云间扶风两书院，当路钜公延主坛席，东南学者皆喁喁焉愿得及于其门。切阐悉劘，与人为善之忱，老而弥笃。”(46)甲申之变后，“县令以事夹其足胫至折，肃润笑曰：‘夔一足，庸何伤。’遂为跛足生，自号东林遗老”(47)。可见钱氏乃遗民之出众者。然而当其诗作被魏裔介收入《溯洄集》时，他所表现的受宠若惊的姿态，令我们对于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有了更新的认识。到了康熙中期，诗人们对于选家的态度依然如此。像选家倪匡世自道的那样，“仆至西江，十三郡诗人靡不奔赴，问字之车，填塞闾巷”(48)，选家在当时受人追捧的程度亦不弱于时下明星与“粉丝”的关系。此外像选家刘然所说的：“名贤著作多寡不等，今不立画一法则，……即查定篇数若干，先行给价，冲刻古诗之费，其原稿即系本堂发价代刻，限期成书，决无迟滞。在名贤只如自刻文集，毫无浪费；在古人不朽名篇，借手行世；在仆俯仰今古亦可效一得之愚。请正于海内先达，一举而三善备，愿与同志共勉之。”(49)“名贤只如自刻文集”，人们想要实现不朽的愿望，以己之作刻入时贤诗选，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清初刻书到底需要花费多少银两？关于此类史料较为稀少，现将笔者所见引述如下：

吴门刻宋字者，每刻一百字，连写与板，计白银七分五厘，有圈者，以三圈当一字。《元气集》每一叶字与圈，约有四百字，该白银三钱，今加笔墨纸张，修补印刷之费一钱，每叶定白银四钱。(50)

今四方手授稿本，每梨板一块两面，连写刻、圈点、工料、评跋在内，议定付梓人刻价纹银三钱五分。即查定篇数若干，先行给价。(51)

今岁又谋刻七言古及书后跋二卷，计字七万，工价三十金。(52)

又以所选《国朝大题古文》目录写本相示，……其目录约五十张，为文约一千首，……我虽未见其书，以意度之，每篇长短约扯作三叶，每叶约三百四五十字，共约字百万，以坊刻例计之，约刻费三四百金。(53)

这四条材料分别出自今天江苏境内的苏州、南京、兴化、扬州四个地方，第一条反映的是顺治末至康熙初年的情况，后三条均出自康熙中期。前两者给出了刻一页书所需的工价，具体到了写刻、圈点、评跋、纸张、印刷等，类似于今天的“包干费”。若以每页400字，刻资白银四钱来计算，一本20万字左右的书大概要花费白银二百两。后两者则估摸了七万字和近百万字的刻费，若刻百万字以四百金计算，则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大，但明显低于苏州和南京地区的出版费用。地区不同，刻资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如黄传祖所言，“都中剞劂，远出吴门，下值更高”(54)，可见京师的出版费用更高。但是，上引材料中前两条和后两条所举出的刻资差别较大，实在也令人匪夷所思。不过，抛开这种差异不论，清初刻书的成本相对还是较高的。有学者曾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二○○《户部·俸饷》的记载，算出清代一个七品官员的年俸并加各种补贴为白银九十六两，其月薪只有八两(55)。两相比较，可见清初出书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除去出版选本的成本，选家实际获得的报酬是有限的。考察选家的生平，因选诗而致富的几乎没有。像黄传祖这样接连推出扶轮初、续、新、广四集并结交清初十余大佬(如魏裔介、杨思圣、曹溶、龚鼎孳、魏象枢、周亮工、王士禛等)的选家，也是“晚益贫，日借诸家文集于知交手抄，欲有所选刻，竟不能也”(56)。选家聂先亦曾云：“吾乡陈伯玑、曾青藜，福清魏惟度，云间田髴渊，广陵邓孝威，吴江顾茂伦、徐松之，长洲徐子能辈，皆嗣予选后而有选，和光同尘，皆未招奇祸而有奇穷。”(57)可见陈允衡、曾灿、魏宪、田茂遇、邓汉仪、顾有孝、徐崧、徐增等著名选家皆以穷终。著名选家顾有孝自述其衰颓生活的一则材料，似可印证聂先的言论：“弟年来衰颓特甚，夫贫无计，爨烟不兴，督逋者又踵至，或婉言如簧，或谇语如豹。弟不堪其扰，避迹萧寺中，携得明人文集数十种，经世大篇，愁闷中不耐披阅，偶有□□□及兴会所寄者，抄撮成编，颜曰《艺苑瑶华》，聊遣一时之兴，非敢尚论一代之文也。容携请正，并乞序言。此书缮写时，室人指以相诟，幼儿索食不得，掷书于地，引手挽弟髯而晞，心窃怜之，不忍即为嗔喝。卢照邻云：‘虽有群书万卷，不及囊中一钱。’信然哉！”(58)这封信是顾有孝写给魏禧的，夫妻之间因生计问题而发生的家庭冲突，暴露了选家贫穷的实情。

靠编选今诗谋生，就意味着对选本面世速度有要求，即选家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推出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今诗选本。在清初诸选中，像钱谦益《吾炙集》、陈维崧《箧衍集》那样秘不示人、仅供自己吟赏把玩的诗选是不多见的。而像曾灿那样十年磨一剑的选本，亦占少数。大多数选本，慢则三四年，快则数月便能问世。很显然，时效性是今诗选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如上文所述，清初今诗选本带有交际和生计的“胎记”，因此，它们问世之初便招来了各种批评的声音。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曾说：“选诗者，亦亡虑数十百家……然选者大抵采声誉、广交游、标榜逸士及一时名位之通显者。”(59)这是指责交际之弊。比龚鼎孳稍后的康熙诗坛领袖王士禛则把士风日下的原因都推给了选家：“撰本朝诗者数十家，大都以为结纳之具，风骚一道，江河日下，皆若辈为之。”(60)康熙中期的选家倪匡世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交际与生计两端：“今操觚而立坛坫者，不可胜数，或万金结客，以酒肉币帛博大名于公卿间，或以轩冕吓取时誉，或执质于诸权要，自媒自献，以邀一日光宠。”(61)诸如此类的言论，无不指向清初今诗选本是名利驱动下的产物。而正因为这种“原罪”，所以人们在面对这些选本时表现出了审慎的态度。

乾隆时期的诗坛领袖沈德潜编《国朝诗别裁集》，“始于乾隆乙丑，至戊寅岁告成镌刻”，“庚辰，又复增删镂版”(62)，前后历时十六载。其时四库馆未开，禁书之举尚未开始，因此他能见到的国朝诗选尚多，从《国朝诗别裁集》诸人小传可知，他见过的清初今诗选本大约有曾灿的《过日集》、邓汉仪的《诗观》、柴绍炳等的《西泠十子诗选》、卓尔堪的《遗民诗》、宋荦的《江左十五子诗钞》、吴伟业的《太仓十子诗选》等。然而即便他对上述选本间有采择(63)，但却仅仅推崇陈维崧的《箧衍集》，认为陈氏所选“较诸本为善”(64)。这当是缘于陈氏此选“持择矜慎”(65)“秘不示人”(66)，与交际和生计无涉。而沈氏看轻其他选本的原因则是，“国朝选本诗，或尊重名位，或借为交游结纳，不专论诗也”(67)。这种态度对后人的影响较大，四库馆臣评价万历以来的诗歌总集曾云，“万历以后，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并无门径可言”，并将清初今诗选本统统列入总集存目类以为“穴滥之戒”(68)，亦是就其时文学生态严重影响了选本的质量而言的。

平心而论，出于交际和生计的原因从事今诗选本的编选，极有可能影响到选本的质量，更何况“品之下者，摭拾富贵人片纸只字，修饰而丹黄之，假其声气，以吓取货利，以肥其家，以骄其妻妾”(69)之徒亦确实存在，还有像“刻一封面，而其书终身不完，有遍索刻资，而其余尽充囊橐”者，亦“比比而是”(70)。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抹杀清初今诗选本的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它们为我们今天全面认识清初诗坛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原始材料和可供开掘的文学史、批评史话题，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且交际与谋生并不与选家的学识性情、审美判断等内在修养有直接关系。

以往，我们主要从文学史、批评史的角度来探讨清初今诗选本何以成为一种时尚，这样的讨论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首先必须有一种最现实的推动力。如今看来，“名”(交际)和“利”(生计)应当是清初今诗选本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主要因素，其他原因都是在这两个因素之上增殖出来的。至于今存清初今诗选本的学术价值，则因每个选家的手眼不同而自有区别，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论之，并不能因为整体上的“名”“利”印记而抹杀这批选本应有的价值。

①谢正光：《试论清初入选清初诗》，收入《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谢正光以乾隆二十六年之前为清初，本文所论清初仅指顺康两朝，因为此后的清诗选本往往溯及国初，其内容是在既定文献基础上的再编辑，失去了本文所论“今人选今诗”的同一时空这一特点。

②谢正光：《清初入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邓晓东：《选本与清初诗的传播》，《江海学刊》2010年第6期；邓晓东：《清初诗坛与清诗选本的繁荣》，《清代文学研究》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⑨⑩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第174页，第114页。

⑤⑧参见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第22页。

⑥[清]杨凤苞：《秋室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⑦[清]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三十四，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11)(13)[清]杜登春：《社事始末》，《中国野史集成》第27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32页，第632页。

(12)(14)[清]杨雍建：《严禁社盟疏》，[清]平汉英：《国朝名世宏文》卷七，清康熙刻本。

(15)(18)[清]钱价人：《今诗粹》凡例，[清]魏耕等辑：《今诗粹》卷首，清顺治刻本。

(16)[清]黄传祖：《扶轮集》凡例，《扶轮集》卷首，明崇祯刻本。

(17)[清]黄传祖：《扶轮广集》凡例，《扶轮广集》卷首，清顺治十二年刻本。

(19)[清]施闰章：《陈伯玑诗序》，《施愚山集》文集卷六，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117页。

(20)[清]周立勋：《符胜堂集》附录，见《陈子龙年谱》崇祯十六年条，施蛰存、马祖熙标校：《陈子龙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79页。

(21)[清]全祖望：《奉万西郭问魏白衣息贤堂集书》，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四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1页。

(22)[清]李令皙：《同岑集序》，《同岑集》卷首，《吴兴丛书》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3)[清]储大文：《户部郎中貤封监察御史汪君森墓志铭》，[清]钱仪吉辑：《碑传集》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99页。

(24)[清]孔尚任：《郭匡山广陵赠言序》，《湖海集》卷九，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2册，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156页。

(25)[清]孔尚任：《官梅堂诗集序》，《湖海集》卷九，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2册，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165页。

(26)[清]魏裔介：《与申凫盟兄弟书》，《兼济堂文集》卷九，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9页。

(27)[清]陈宝钥：《枕江堂集序》，[清]魏宪：《枕江堂集》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八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页。

(28)[清]孔尚任：《与李畹佩》，《湖海集》卷十二，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2册，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235页。

(29)[清]孔尚任：《山涛诗集序》，《湖海集》卷九，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2册，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167页。

(30)[清]陈僖：《赠胡孝廉序》，《燕山草堂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八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31)[清]余思复：《绣虎集书后》，《中村逸稿》卷下，《四库未收书辑刊》七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32)[清]邓汉仪：《诗观三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0册，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437页。

(33)[清]魏宪：《复顾茂伦、赵山子》，[清]黄容、王维翰辑：《尺牍兰言》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34)[清]倪匡世辑，清康熙二十七年刊。

(35)[清]陈鉴、钱肃润等：《刻元气集例》，[明]徐增辑：《九诰堂诗选元气集》卷首，上海图书馆藏顺治、康熙刻本。

(36)[清]张潮：《与周星远》，《尺牍偶存》卷二，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37)[清]徐崧：《与张山来》，《尺牍友声初集》甲集，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题目为笔者所加，下同。

(38)[清]宗元鼎：《与张山来》，《尺牍友声二集》庚集，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39)[清]曹煜：《复顾茂伦》，《绣虎轩尺牍》二集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40)[清]曹煜：《复曾青黎》，《绣虎轩尺牍》二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41)[清]张潮：《与陆云士》，《尺牍偶存》卷八，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42)[清]张潮：《复郎赵客》，《尺牍偶存》卷十一，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43)杜桂萍：《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

(44)[清]张潮：《复良御》，《尺牍偶存》卷四，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45)[明]钱肃润：《上魏石公先生书》，[清]黄容、王维翰选：《尺牍兰言》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46)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5页。

(47)阙名朝鲜人：《皇明遗民传》卷四，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5页。

(48)[清]倪匡世：《振雅堂汇编诗最三集》卷四，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49)(51)[清]刘然：《诗乘发凡》，《诗乘初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5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第32页。

(50)[清]陈鉴、[明]钱肃润等：《刻元气集例》，[明]徐增：《九诰堂诗选元气集》卷首，上海图书馆藏顺治、康熙刻本。此材料由南京师范大学陆林先生首先发现，后由王卓华披露于《文献》2007年第2期《关于〈元气集〉的几个问题》中。

(52)[清]李驎：《复梁五楘书》，《虬峰文集》卷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3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40页。

(53)[清]张潮：《与迂庵》，《尺牍偶存》卷三，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54)[清]黄传祖：《扶轮广集自序》，《扶轮广集》卷首，清顺治十二年刻本。

(55)王卓华：《关于〈元气集〉的几个问题》，《文献》2007年第2期。

(56)[清]王豫：《江苏诗征》卷六十四·黄传祖，引黄秋谷言，清道光元年刻本。

(57)[清]聂先：《百名家诗钞凡例》，《百名家诗钞》卷首，清康熙刻本。

(58)[明]顾有孝：《与魏冰叔》，[清]黄容、王维翰辑：《尺牍兰言》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59)[清]龚鼎孳：《过日集序》，《过日集》卷首，清康熙六松堂刻本。

(60)[清]王士稹：《古于夫亭杂录》卷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5页。

(61)[清]倪匡世：《振雅堂汇编诗最二集》卷一·吴懋谦总评，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62)(64)(67)[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清诗别裁集》卷首，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5页，第2页，第2页。

(63)如谓曾灿《过日集》云：“所选纯不胜杂，而人才略备，余于此窃有取焉。”见[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七，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98页。

(65)[清]浦起龙：《重刻今诗箧序》，[清]陈维崧辑：《箧衍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9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66)[清]王士禛：《箧衍集序》，[清]陈维崧辑：《箧衍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9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68)[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总集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5页。

(69)[清]孙世强：《振雅堂汇编诗最三集序》，[清]倪匡世辑：《振雅堂汇编诗最三集》卷首，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70)[清]王琸：《与友论选词书》，《霞举堂集》卷五，清康熙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