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发酵，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构建新一轮对华遏制包围圈的战略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则左右为难，矛盾心态突出；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持审慎态度。针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华战略形态的显著差异，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受“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中存在四种双向对冲逻辑，即“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通过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具体分析，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关 键 词：美国亚太盟友 同盟结构 威胁认知 双向对冲
一、问题的提出
有西方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世界的经济和战略重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从亚太地区向“印太”地区扩展，并向更远处延伸。①虽然美国也认识到中美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但考虑到中国在经济、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发展速度，以及未来10～20年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美国仍感到担忧。②
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表示要在东亚问题上更加强硬，宣称将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更大程度的遏制，而不是克林顿政府的“接触+遏制”政策，③但由于“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以及随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转向暂时搁浅。④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战略界围绕着“中国崛起”这一议题展开过激烈讨论，“疑华”“恐华”的情绪再次高涨，随后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名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报告，宣布调整战略布局，将战略重心投放至亚太地区，⑤标志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落实。⑥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于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印太”地区正在进行着地缘政治竞争，中国追求在该地区取代美国，⑦并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展升级为“印太”战略。2021年1月上台执政的拜登政府在3月颁布的《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关系。⑧
不难看出，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逐渐趋于强硬，进而引发中美双边战略互疑与信任赤字不断加深。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美关系定量预测组的研究发现，中美关系分值自2015年以后持续下降，2020年年中已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值。⑨在学界，有学者悲观地认为，中美关系发展到了和平与冲突的“临界点”，⑩也有学者提出中美即将开启“新冷战”，(11)甚至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安全困境”与历史具有耦合性，(12)正遵循着“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发展和演变。(13)
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地区正在从互利、兼容的格局走向互斥、竞争的二元对立，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为目标的零和博弈转变。(14)面对这一趋势，寻找合适的应对战略，不仅是大国也是该地区中小国家的主要关切。(15)其中，美国的亚太盟友(与中美两国相比，美国的亚太盟友可被视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尤其值得关注。因为美国盟友的战略选择不仅仅受到中美关系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中美双边关系的塑造，影响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的亚太盟友并非一致追随美国制衡中国，而是在战略选择形态上展现出明显的分化。同样是面对中美竞争的体系压力，作为美国的亚太盟友，缘何有些盟友表现出“追美制华”的倾向，有些盟友在“鹰龙”之间“左右为难”和“左右摇摆”，而有些盟友却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我们提出，“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是影响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对外战略呈现不同形态的重要变量，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种研究假设，并加以案例分析，探讨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亚太地区格局出现结构性调整背景下，对中美两国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形态的特征。
二、既有研究与不足
关于国家对外战略行为差异性的动因，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的体系结构视角、中观层面的国内政治视角、微观层面的心理认知视角以及融合—折中这四大视角进行解读。
(一)宏观层面的体系结构视角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国际体系发生变化，国家行为也随之改变。(16)依此，体系的类型(单极、两极或多极)或对抗强度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着美国盟友的对外战略行为。美国学者泰斯曼(Brock F.Tessman)根据权力的分配状况和集中程度，将国际体系分为集中多极、分散多极、集中单极和分散单极四种类型。在他看来，在分散多极体系下，制衡和推卸责任对于次大国来说是核心策略；而在分散单极体系中，对冲战略最为普遍。(17)刘丰和陈志瑞根据大国间(尤其是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实力变动的剧烈程度，将地区体系分为强对抗体系和弱对抗体系。他们认为，在强对抗体系中，崛起国与其他大国的激烈竞争使得中小国家很难置身事外，对它们而言，采取逃避或疏远的战略不可行，必须含蓄或明确地支持其中一方；相反，在弱对抗体系中，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呈现低强度的特点，所以中小国家没有必要进行选边站队。(18)
具体到东亚地区，许多学者认为，二元格局是影响东亚中小国家对外战略行为的主要因素。关于二元格局的性质，陆伯彬(Robert S.Ross)指出，东亚呈现的是一种“两极化”的权力格局，突出表现为中国在东亚大陆维持了“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美国在东亚海上维持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就像东亚的海洋国家与美国霸权结盟一样，中国的霸权将会导致东亚大陆国家间的结盟。(19)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也持类似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的崛起，亚洲正在发生地区性权力转移，快速发展的东亚地区正日益显现“二元等级秩序”(the dual hierarchical order)——一个是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另一个是中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受这种地区格局的影响，东亚中小国家形成了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独特模式。(20)在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的框架下，中美的战略互动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区中小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一些学者认为，对冲战略将成为东亚中小国家的首要选择。如韩国学者李知允(Ji Yun Lee)指出，由于中美霸权竞争的不确定性，中间势力除了选择对冲战略来处理与中美的关系之外，别无选择。(21)中国学者周方银也强调，东亚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经济中心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以美国为安全中心的同盟关系并存的局面，正是这种二元格局导致地区国家倾向于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22)
(二)中观层面的国内政治因素视角
国内政治因素视角的研究路径与体系因素论不同，这一视角的分析路径回归单元层次，更加注重国家行为体对外战略的自主性。国内政治因素论探讨的要素比较繁杂，简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研究。陈相秒和马超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利益追求指导着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外行为的决策过程。他们认为，东盟各国对华政策选择的差异性是由国家在利益诉求上的差异所致。(23)沈红芳也将“国家利益”作为决定性变量，探讨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调整，认为菲律宾将“追美制华”调整为“远美亲华”，是因为菲政府此阶段的战略重心是发展经济。(24)
二是以国内政权合法性和政权更迭为导向的研究。郭清水(Cheng Chwee Kuik)在对中小国家选择对冲战略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们应对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相对能力的增长所驱动，而是由国家内部政权合法化因素推动。因为对外战略的选择是由执政精英做出的，在选择的过程中，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因此，他们的政策行动旨在降低安全、经济和政治等所有领域的风险，进而提高治理能力，以巩固自身内部统治的权威为最终目标。(25)查雯和李响认为，“政权更迭”是一国对外政策变动的重要因素，其核心观点是，领导集团更迭越剧烈，该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越大。(26)
三是以政治精英为导向的研究。该类研究认为，决策者的性格、知识、洞察力、政治抱负和决策能力等是影响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战略的产生和变革来说，首要的参与者无疑是以国家领导人为代表的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决策精英，因此，领导人的个人意象，包括其信仰、人格特质及其对事物的具体认知是结构传导的最重要中介变量。(27)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决定是否要实施制衡受精英共识、政权脆弱性、社会凝聚力和精英凝聚力四个因素的影响，政治精英依据这四个因素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决定该国是否有意愿制衡他国，应对外部威胁。(28)
四是以同盟关系为导向的研究。郑在浩(Jae Ho Chung)认为，东亚国家采取明确的制衡或遏制一直很少见，而对冲似乎是它们应对中国崛起的惯用手法。他通过对贸易依存程度、海外华人数量、政体的相似性、领土争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等五大因素进行数据模型分析，将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分为追随、制衡、积极对冲(active hedging)和消极对冲(hesitant hedging)四种。(29)其中，盟友关系是五大指标中最显著的因素，美国的正式盟友倾向于制衡中国，非正式盟友倾向于对冲中国，而非美国盟友倾向于追随中国。(30)但是，该结论明显与现实状况不符。
(三)微观层面的心理认知因素视角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知觉、记忆、意象、隐喻和语言等人类心理过程作为考察外交决策过程的重要方面。(31)朱翠萍和科林·弗林特(Colin Flint)探讨了心理要素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功能，认为拥有大国心态的行为体很难在心理层面上接受潜在的崛起国，“冷战思维”和“不服气”心理势必会引发领导层的疑虑情绪，“遏制”或“软制衡”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32)罗肖则提出了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认为战略预期的差异是催生策略模式差异的“原动力”。(33)
在这一领域，很多学者将“威胁认知”视为影响国家战略的主要变量。“威胁认知”虽不是一个新概念，却给分析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如席桂桂和凌胜利指出，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转变是认知转变的结果。杜特尔特政府认识到菲律宾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其战略偏好从“安全认知”转向“发展诉求”，因而对华外交的中心也从注重南海问题转向加强经贸合作，更加突出其发展诉求。(34)周方银指出，2016年至2018年，澳大利亚对华态度发生转折性变化和中澳关系出现较大幅度恶化，主要原因不是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压力，而是澳大利亚采取消极行为的结果。澳大利亚在不确定性增强的国际关系中高度重视国际秩序的稳定，并把中国视为冲击现有秩序稳定性的主要国家。(35)王栋指出，威胁认知的强弱与国家选择对抗性战略呈正相关关系，即威胁认知越强烈，其对冲战略形态中制衡元素的比例就越高。(36)然而，康灿雄(David Kang)却认为，这种建立在“恐惧”上的假设值得怀疑，国家的信念必须通过经验证明，而不是断言，如对于韩国而言，恐惧并不是其最主要的问题。(37)韩国以及大多数东亚国家更喜欢中国强大而不是中国弱小，因为强大的中国能使该地区稳定。(38)
(四)融合—折中的综合因素视角
综合因素论者认为，东亚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反应，同时受国际体系、地区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心理认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席桂桂和凌胜利在解读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积极转变对华政策时指出，其原因是一方面受到了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在于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39)杰克逊(Van Jackson)认为，权力转移、多极化下国家间的不信任和复杂的网络是东亚地区的典型特征，缺乏统一的规则、双边联盟的存在，以及越来越不可分割的“高政治”的安全问题与“低政治”的经济、文化和历史问题交织存在，构成了东亚独特的“复杂拼凑”(complex patchwork)特性，尤其是安全架构的流动性和复杂性迫使各国更倾向于采取对冲策略。(40)李政硕(Jeongseok Lee)探讨了东亚中等强国对中国崛起的各种反应，也认为当前东亚国家正以复杂的战略组合进行对冲。他指出，东亚地区战略的不确定性、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积极接触政策、美国的东亚政策、领土争端和经济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是影响东亚中等强国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41)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变量组合的方式构建理论框架。陈庆鸿将“威胁认知”与“经济预期”作为分析菲律宾对华战略选择的变量，其核心观点是，当菲对华威胁认知高且经济预期低，可能倾向于制衡中国；对华威胁认知低且经济预期高，可能倾向于追随中国；对华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都高，或者对华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都低时，倾向于对华采取对冲战略。(42)陈小鼎和王翠梅根据周边国家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不同，将它们的对华战略分为制衡、调适、投机和对冲四种类型。当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较强时，倾向于制衡；如果制衡能力强而制衡意愿弱，倾向于调适；如果制衡能力弱但制衡意愿强，倾向于投机；如果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弱，则倾向于对冲。(43)此外，还有学者将“民族主义”与“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44)“体系压力”与“战略偏好”、(45)“相对能力”与“威胁认知”作为关键变量进行研究，(46)在此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分别从体系层面、单元层面、微观层面和综合因素层面加以解释，为研究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外战略行为的差异性提供了多样的观察视角。但是，体系因素无法解释同样是面对中美战略竞争，为什么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外战略形态出现差异性的问题。国内政治因素和心理认知因素虽然能部分解释造成差异性的原因，但纷繁复杂的单元因素和心理因素难以诠释美国亚太盟友的共性特征。综合因素论涵盖的变量较多，但未能聚焦美国亚太盟友与中美两大国关系的特殊性，因而也无法很好地解释美国亚太盟友的行为逻辑。另外，学术界大多是从单向的对冲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缺乏对中美战略竞争环境下(对中美)双向对冲的研究，(47)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战略行为的关注更为不足。鉴于此，本文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的亚太盟友缘何在中美之间呈现不同的战略选择这一问题出发，通过“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这两个变量及其组合而成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和分析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所采取的具体战略形态的差异性问题。
三、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美国亚太盟友的战略选择
(一)现有的战略行为分类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面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主要有两种——制衡与追随。其中，“制衡派”认为，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倾向于将崛起国视为日益增长的威胁，必须通过联盟和(或)增加军备的方式加以制衡。相反，“追随派”则认为，面对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其他国家为了获利也可能选择“卑躬屈膝”，接受主导力量而不是遏制它。(48)但是，这种二分法过于简化，难以完全解释不同国家的复杂战略实践。正如康灿雄所言，“制衡和追随战略过于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中间地带，容纳了各国都避免做出明确选择的多种策略”。(49)为了弥补二分法的缺陷，一些学者进一步细分了国家的战略选择。施韦勒认为，国家在应对新兴崛起国家时有六种战略选择，即预防性战争、制衡与遏制、约束、接触、追随、推诿(buck-passing)或疏远，(50)但施韦勒显然忽略了不同实力的国家在应对崛起国战略选择上的差异。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因实力所限，在它们的战略清单中不大可能出现预防性战争或全面遏制等战略选项。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提出，对冲是中小国家(尤其在亚太地区)应对大国崛起的主导性战略选择。(51)关于对冲，吴翠玲将其定义为“一组战略集合(a set of strategies)，旨在使国家避免不得不在制衡、追随、中立等直接战略中做出选择的情况，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中间立场，可以阻止或避免使国家必须选择一方而不是另一方。”(52)郭清水则认为，“对冲是指一国在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高风险的背景下，通过寻求政策的多元化来产生相互抵消的效果，从而规避风险的行为”。(53)越南学者黎洪协(Le Hong Hiep)进一步指出，该战略由经济实用主义、直接接触、硬制衡和软制衡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其目的是一方面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直接与中国协商各种双边安排，以增进互信与合作；另一方面奉行具有制衡色彩的对华战略，即以军事现代化为代表的“硬”战略和以区域多边安排为基础的“软”战略，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和塑造中国的行为。(54)通过上述定义不难看出，对冲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多元化的策略组合来避免单一战略的弊端。面对权力转移和中美战略竞争的不确定性，过于具体单一的战略选择可能会危及一个国家的未来，所以，作为理性行为体的中小国家不可能只依赖单一的手段来应对。
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冲是指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国家行为体在面对不确定时所采取的多种策略组合，其中融合了合作和强制这组看似矛盾的反向策略元素。在对冲策略的光谱中，既有绥靖、包容/适应、接触等合作性的一面，也有防范、限制/牵制、制衡等强制性元素，还有以隐藏为主的模糊性策略。这些集合作性、模糊性和强制性为一体的对冲工具形成了一条对冲光谱。以全面追随和全面遏制为对冲的左右边界，从光谱中间的隐藏到最左边的接触，对冲强度依次递减；从中间的隐藏到最右边的制衡，对冲强度依次递增(见图1)。
其中，制衡是对冲“策略组合箱”中对冲强度最高的手段，有软制衡和硬制衡之分。硬制衡是一种传统的制衡方式，主要是一国通过内部军备建设和(或)外部结盟进行。相比之下，软制衡则是一种含蓄的努力，主要以非挑衅性的方式来平衡崛起国，如有限的军事集结、非正式或临时的安全磋商、使用国际制度来施压或约束崛起国等。(55)限制/牵制(limiting)是指“通过支持对手的对手、加强后者的能力或者与其达成非正式、权宜性的安全合作安排，迫使对手分散注意力和资源，减少对手对自身的压力，进而达到规避战略风险的目的”，(56)这种非正式、权宜性的安排或措施不同于正式的结盟。防范是指采取预防性的谨慎手段防止战略形势发生不利于己的变化。(57)
图1 对冲策略的光谱
注：●：代表包含；：代表不包含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已有资料自制。需要说明的是，此光谱中的包容/适应、接触等策略手段，借鉴了李正硕的分类，防范、限制/牵制和制衡等策略手段借鉴了王栋的分类。参见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p.1-25；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第32页。
介于防范和绥靖之间的隐藏属于模糊性战略的范畴。具体而言，“隐藏”(hiding)是指忽视威胁或宣布中立的政策。面对大国的竞争，中小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措施或能力来保持政治立场，因此选择不采取任何行动或宣布中立的“躲起来”策略，并希望“风暴快过去”。(58)
绥靖、包容/适应、接触等战略的对冲强度较弱，属于合作性工具的范畴。绥靖(appeasement)是指“通过理性的谈判和妥协来承认和满足抱怨，从而避免诉诸武力冲突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59)包容/适应(accommodation)策略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小国家接受权力转移和大国崛起的事实，承认崛起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不可否认的突出地位，然后在政治或经济上给予适度的支持，进而包容崛起国家；二是中小国家在权力转移时主动适应区域或国际秩序的变化，与崛起国建立新的国家关系。接触是指通过全面建立和加强与目标国(崛起国)在多个问题领域的接触来影响目标国的政治行为，通过这些互动形式引导目标国走向更温和、更和平的崛起之路。(60)
(二)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冲形态
美国的亚太盟友既与美国具有安全合作关系，又对中国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对它们而言，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环境下，保持适度“超脱”是最理想的状态。但事实上，作为美国的盟友，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对外战略的“牵引”，而作为中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的“吸引”。因而，理想状态下的“超脱”实为困难，即“安全保障”和“经济福利”的战略诉求难以兼得。
面对中美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地区主导权竞争，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形态的战略选择，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强制性工具、模糊性工具和合作性工具的使用比重上。根据以上三种成分所占权重的不同，本文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双向对冲形态分为以下五种类型，按对冲强度从高到低分别是“对抗型”对冲、“两难型”对冲、“均衡型”对冲、“兼得型”对冲和“合作型”对冲，(61)与之相对应，在现实战略中分别表现为“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左右逢源”和“联中抗美”。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的盟友，受战略自主性的制约，“合作型”对冲下的“联中抗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将其排除后，剩下四种适用型双向对冲形态。
1.“追美制华型”
“追美制华型”是指在中美战略博弈和战略对峙时，美国的亚太盟友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情况，主要表现为盟友支持和拥护同盟主导国(美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上的决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与美国的外交战略基本保持一致，加大对中国的制衡力度。这类国家主要运用的是以防范、限制/牵制和制衡为主的强制性对冲工具，其中以日本和当前的澳大利亚为代表。
2.“左右为难型”
“左右为难型”是指在中美战略博弈和战略对峙中，美国的亚太盟友面临选择困境，在“站队美国”还是“站队中国”的问题上无法做出明确的回应。因此，这类国家主要采用“隐藏”这一较为模糊的对冲工具，在夹缝中生存，对较为敏感的问题不明确表明态度，而是采用模糊化和推诿的言辞来掩盖合作或对峙的战略意图。为了避免损失的提前到来，这类国家往往采取模糊和拖延的战术，直至战略压力逐渐减小。这一类型以韩国为代表。
3.“左右摇摆型”
“左右摇摆型”是指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美国的盟友基于国家利益优先顺序的变化以及对国家收益的考量而选择阶段内对自己最有利的变动战略。这类国家在具体的对冲手段选择上呈现时间段上的差异，时而选择以合作性为主的对冲工具，时而选择以强制性为主的对冲工具。由于缺乏阶段内的战略共识，享有结盟和变更同盟权的地区中小国家往往有机会借两大阵营和两大国竞相拉拢之机待价而沽。(62)在美国的亚太盟友中，菲律宾最为典型。由于中菲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南海权益之争，所以菲律宾对中国的政策变得更加复杂，像钟摆一样，在制衡和追随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当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加剧时，菲律宾可能会靠向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制衡；如果争端降温或者妥善解决，菲律宾则会考虑采取一种更温和的姿态，(63)表现出摇摆性。
4.“左右逢源型”
“左右逢源型”是指在中美战略博弈和战略对峙时，美国的盟友不明确表示加入哪一方，而是选择周旋于其间，并从两处获得利益。由于它们与正处于竞争和对峙的两大国均没有核心利益冲突，在战略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自由与双方开展交往和合作，进而从双方获得收益。一般而言，这类国家是竞争大国双方极力拉拢和发展的对象，竞争大国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会给予拉拢对象国更多的优惠条件和实质性利益作为加入己方的交换筹码。“左右逢源”是当前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惯用和更为偏好的战略，因为这种“两面下注”的策略很难让中美两大国辨别敌友身份，同时又很容易让两大国都与之交好，从两大国处获益。
可以说，“左右摇摆”和“左右逢源”都是“两面下注”的不同表现形态。前者是指行为体在不同时期或阶段在两个主导国之间的博弈，行为具有互斥性、零和性和单向性；后者是指行为体在同一时期或阶段内同时采取具有互补性、非零和性和双向性特征的策略。从目标上看，“左右逢源”以过程获益为目的，即过程导向型策略，而“左右摇摆”则希望从结果中获益，即结果导向型策略。
“左右为难”和“左右逢源”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行为体的战略压力、战略空间和政策偏好的不同。首先，相比“左右逢源型”国家，“左右为难型”国家面临的战略压力要大得多。其次，“左右为难型”国家的战略选择空间要小，国家对外政策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较差。最后，在政策偏好上，“左右为难型”国家更偏好“隐藏”这一模糊性策略，而“左右逢源型”国家则倾向于公开的双向合作性工具。四种战略形态的特征如表1所示。
(三)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当前，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环境下，美国的亚太盟友采取了不同形态的对冲行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性的产生呢？这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本文的主要假设是：美国的亚太盟友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与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之间的变量关系及组合是造成这种差异性的重要原因。
一般而言，具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之间在安全领域更为亲密，信任度相对较高，但从同盟内部的结构层面看，不同类型的同盟结构在盟友互动的作用机制和运行机理上也会产生较大差异。所谓同盟结构是指同盟的组织形式，其中包括同盟的参与方结构、制度结构和组织结构。(64)这一概念较为宽泛，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将同盟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根据参与方数量的不同，可分为双边同盟和多边同盟；根据权力分布的不同，可分为对称同盟和非对称同盟；根据地区分布，可分为地区性同盟和全球性同盟；根据同盟内部的组织和制度结构，可分为紧密型同盟和松散型同盟。
当前，学界主要以权力结构为分类标准，对同盟的对外行为进行研究。传统的同盟理论认为，在非对称的结构中，同盟主导国具有充分的自主性来根据自身的利益计算对同盟进行战略规划，其战略设计更多着眼于主要对手，而非为了满足盟友的漫天要价。(65)美国的亚太盟友与美国均为非对称关系，结构性的权力位差普遍存在于美国的亚太同盟中，因而，依据权力结构难以很好地解释美国亚太盟友对外战略行为的差异性问题。而且，在非对称的同盟关系中，同盟主导国对从属国并非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支配权，处于弱势的地区盟友也可以以向对手转换或退出同盟为要挟，进而提升自身在同盟主导国眼中的地缘战略价值。(66)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能够从一个侧面解释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外战略行为的差异。
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主要受盟友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利益契合度和政策匹配度等因素的影响，相互依存度、利益契合度和政策匹配度越高，同盟结构越紧密；反之，同盟结构越松散。而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又可以通过机制化水平、驻军规模、预算投入、(67)联合军演的规模和频率等标志盟友间互动水平的外化指标加以观察和研判。
结盟具有双重作用，不仅会增加权力、确保安全、获得利益，也可能极大地抑制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外交灵活性。(68)但是，弱势结盟方的这种灵活性和自由度在不同的同盟结构类型中具有较大差异。在紧密型同盟结构中，主导国很容易将权力的相对优势充分转化为对盟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意味着同盟主导国对从属国的牵引力和支配力较强，在体系压力加大时，从属国需要服从主导国的全球战略安排，并与主导国在对外战略上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而在无共同威胁、各取所需和相互借重的松散型同盟结构中，地区盟友参与同盟的动机并非担心或制衡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希望获得同盟主导国的支持，进而谋求本地区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优势。(69)由于缺乏战略共识，享有结盟自主权的地区中小国家往往有机会借两大国家或者两大阵营的战略对峙或互相拉拢之机而左右通吃。这意味着在同盟主导国对从属国的牵制力和支配力较弱的情况下，即使面对主导国和其他国家强劲的战略竞争，同盟从属国的战略压力相对紧密型同盟来说要小，其在对外政策中也可以有多种战略选择，不必时时或事事与主导国的对外战略保持一致。
相对而言，紧密型同盟中的从属国能够得到主导国更多的关注、更大的投入以及更明确的安全承诺，可以获得较充分的安全保障，但自由度和自主性程度较低，在主导国需要从属国表态和提供战略支持时往往会力挺和追随。而在松散型同盟关系中，由于内部相互依赖程度、互动水平和制度化水平均较低，平时同盟主导国对从属国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和关注度也都不高，因而，从属国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对外行为更具灵活性，甚至可以在主导国与他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以小博大。同盟结构对同盟行为的作用机制如表2所示。
“威胁认知”是影响美国亚太盟友战略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是外交决策者对本国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国际安全环境压力所产生的感受、理解和判断。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实力为核心的物质因素天然地与冲突联系在一起，并与威胁相伴而生，因而主张以实力界定威胁。这为大国制衡实力而非意图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尽管客观物质要素是国家间暴力与冲突发生的前提和基础，但主观心理要素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对威胁性质及其程度的判断。当某个国家被认定为一个顽固的侵略性国家时，其他国家不可能追随这个国家，制衡是唯一的途径。(70)建构主义甚至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也是被建构出来的。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以实力为中心的权力并不必然是风险和威胁。(71)在国际实践中，他国的战略意图与目的对本国具体是友好还是敌意、是安全还是威胁，最终是由该国依据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观认知来判断。(72)
心理认知直接影响威胁认知的建构，有什么样的心理认知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威胁建构。首先，心理认知是安全或威胁认知的“调节器”，对其具有强化或弱化的作用，一国对他国实力和战略意图的正面认知会建构“朋友”关系，对他国实力和战略意图的负面认知则会建构出“敌人”关系。其次，威胁认知建构与国家间的互动方式存在动态关联。当一国对他国的安全认知占上风时，倾向于合作；当安全与威胁认知持平时，倾向于竞争；当威胁认知占上风时，倾向于对抗。最后，威胁认知的构建与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联动性。(73)安全或威胁的定位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出于安全和利益的考量，一国对于那些威胁程度定位高的国家会选择强制性战略，对那些威胁程度定位低的国家会选择合作性战略。
对于如何衡量威胁认知强弱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有不同看法。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实力与威胁认知成正比关系，敌对国家的实力越强，他国的威胁认知就越强；反之，威胁认知则越弱。但这种单一的简化指标难以解释同一结构下不同国家威胁认知为何出现差异的问题。沃尔特从结盟起源的视角指出，威胁主要是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意图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74)但依此标准并不能很好地将同为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华威胁认知程度进行明确区分。鉴于亚太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本文根据以下两大类别的指标区别和判定美国亚太盟友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情况：一是对抗性指标，包括“是否存在领土争端”“是否与中国崛起存在结构性矛盾”“是否对华具有负面认知”等次级指标；二是合作性指标，包括“是否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否对华具有正面的心理认知”等次级指标。对抗性指标下次级指标间的乘积越大，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华威胁认知越强；合作性指标下次级指标间的乘积越大，威胁认知越弱。在安全和威胁的谱系上，积极的合作性指标建构安全，消极的对抗性指标建构威胁。
基于对以上两类变量的作用机理的分析，本文认为，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决定了美国亚太盟友对美国的追随程度，对华威胁认知强弱则决定了美国亚太盟友对中国制衡意愿的强烈程度，将两个变量进行组合，可以得出以下四种双向对冲逻辑：(1)当作为同盟从属国的美国亚太盟友与主导国美国属于紧密型同盟结构，同时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较强时，其面对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形态表现为“追美制华”；(2)当同盟从属国与主导国美国属于紧密型同盟结构，同时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较弱时，其对中美两国的战略形态表现为“左右为难”；(3)当同盟从属国与主导国美国属于松散型同盟结构，同时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存在强弱变化时，(75)其对中美两国的战略形态表现为“左右摇摆”；(4)当同盟从属国与主导国美国属于松散型同盟结构，同时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较弱时，其面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形态表现为“左右逢源”。
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同为美国的亚太盟友，但是，它们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不同，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强弱不同，从而在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处于紧密同盟结构下，且对华威胁认知强的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表现出“追美制华”的行为特征。处于紧密同盟结构下，但对华威胁认知较弱的韩国则对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表现出谨慎态度和“左右为难”的行为特征。处于松散同盟结构下的菲律宾较为特殊，在南海争端加剧之时，它倾向于倒向美国；南海争端降温之时，它又亲近中国，总体上呈现“左右摇摆”的行为特征。由于泰国与美国的同盟结构松散，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又较弱，因而，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表现出“左右逢源”的行为特征。
四、案例分析
自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不断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关系。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后，积极拉拢亚太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加入制衡中国的行列。拜登政府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在重建其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上更加积极。美国的亚太盟友是否会跟随其步伐制衡中国，一方面取决于这些国家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们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影响它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战略选择。
(一)强同盟关系、高威胁认知与日本的“追美制华”
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日美同盟自建立之日起就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形态。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迄今已历时70年。冷战结束后，日美除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过短暂的矛盾外，两国的同盟关系呈逐渐强化之势。日美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首先得益于两国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对《安全保障条约》进行修订，从而使其保持了活力；其次得益于同盟的机制建设，通过磋商和联合规划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日美同盟的互操性(interoperability)逐渐加强。(76)从1954年3月日美签署《共同防御援助协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1960年1月修订《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到同年9月召开第一次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会议，再到1990年“2+2”会议机制的形成，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磋商级别逐渐提升，两国实现了从安全保障协商向战略对话的转变。(77)尤其是2015年4月，在重新定义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日美再次修订了《防卫合作指针》，双方同意建立旨在加强两国军队从和平时期到突发事件的同盟协调机制，将同盟关系推向一个更加全球化、更强大的阶段。(78)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日美两国无论是在意图还是在行动层面均保持高度一致，朝着“无缝对接”的方向发展。(79)与亚太其他盟友相比，美国尤为重视日本的地缘价值和战略作用。从驻军规模来看，驻日美军数量居亚太盟友之首。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2018年美国在日驻军约为5万人。(80)从日美安全合作的机制化水平来看，程度也不断提高。每年一到两次的防长与外长间的“2+2”对话机制逐渐常态化，在双边的安全合作和同盟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双方军事演习的频率也较高。2019年的数据显示，日美两国在南海及周边地区开展的双边或多边联合演习共计16次，除了“萨马萨马”海上训练活动、“海上勇士合作3”等多边演习外，日美两国单独举行的联合演习就有6次，主要集中在海上编队航行、海上补给、空战、反潜战等方面，实战化色彩浓厚。(81)
在对华威胁认知方面，出于历史和现实、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与美国的其他亚太盟友相比，日本的对华威胁认知较强。首先，中日之间存在历史隔阂。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创伤至今无法弥合，日本领导人频繁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战犯的行为更是时时刺激着中国，使两国的政治互信度较低。其次，中日间存在领土争端，频繁的海上冲突致使双边关系负面互动较多。与美国的其他盟友相比，领土争端成为日本对华高威胁认知的重要原因。最后，中日间存在地区主导权之争，结构性矛盾较大，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地区主导力量。因此，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态尤为突出。(82)2010年度的日本国防白皮书明确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防开支、快速的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实力以及“缺乏军事透明性”等列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83)近年来，日本逐渐放弃长期奉行的“静态防御”(static defense)原则，倾向于“动态防御”(dynamic defense)，强调对琉球群岛西南部的防卫要更积极地使用军事力量。(84)
对美国而言，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印太”战略，都需要依靠或借重日本这个重要的帮手和战略支点。为了发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作用，近年来，美国不断给日本自卫队“松绑”。在美国的纵容下，2013年安倍政府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巩固了首相办公室的决策权。一年后，安倍政府正式重新解释了日本宪法，确立了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使用武力进行集体自卫的权力。(85)为了强化“多领域防卫力量”，日本的国防预算稳步增长，2020年度防卫经费为5.0688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618亿日元，实现连续8年增长。(86)此外，美国还加大对日本的安保承诺。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日期间，与安倍首相发表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防卫义务以及对其(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支持”。(87)
美国对日本的“松绑”和“承诺”，换来的是日本对美国的积极追随。中日间的地区性权力矛盾与中美间的全球性权力矛盾相叠加，使日本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88)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充当着美国的“马前卒”。首先，通过积极调整安全战略配合美国。自2012年12月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安倍一直在寻求改变日本的安全政策，试图通过增加国防开支、一揽子安全法案以及使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方式，努力使日本成为一个更可靠、更有能力的安全伙伴，进而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89)2016年，日本政府发布的《国家安保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表示，要通过加强日美同盟来改善日本的安全环境，2018年发布的《国防计划指南》(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则表示，要寻求与美国进行更紧密的国防战略合作。(90)2017年年底，在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后不久，日本也积极配合，出台了所谓“日版印太”战略。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到网络化的区域伙伴关系，日本正在做大量的思想工作(thought work)来推动(与美国)共同的价值观，其结果是，日美联盟正从互操性转向相互依赖。(91)近年来，日美双边同盟关系不仅得以强化，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亚太同盟体系也正朝着美日澳、美日印三边和美日印澳四边的网络化安全合作架构转变。
其次，与美国一道抹黑中国，干预中国内政。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上，日本均与美国立场一致，与美国一道在舆论上抹黑、指责中国。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日本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所谓的法律或外交义务来支持中国台湾地区的“安全”，但日方对中国的疑虑情绪与美国是一致的。(92)针对中国的海上行动，日本响应美国的政策动向，也加强了对华对抗姿态。2020年10月6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出席美、日、澳、印四国外长会议时表示，将尽快促成在合作方针方面达成一致，共同应对中国的海上行动。(93)2021年4月16日，日美首脑会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不但谈到了东海、南海问题，还涉及台海问题以及香港地区和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94)
最后，在经济上与中国开展地区竞争。一是同美国一道打造排除中国的地区经济组织。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经贸挑战，日美等国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中国争夺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95)面对美国的退出，日本不仅率先拯救了该协定，还制定了新协议，旨在帮助美国重新加入。(96)二是提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对立的替代方案。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不仅拒绝参与，还将其视为中国依靠经济胁迫他国的手段和“债务陷阱”。为此，日本与美国一道提出替代方案，与中国展开竞争。2015年，日本政府提供2000亿美元，打造“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其目的便是与中国争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权。(97)2019年11月，美、日、澳在泰国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商业论坛”上宣布了“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该计划的特点是强调所谓的“全球标准”、通过“私营企业注资”和关注“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98)三是跟随美国的步伐，在技术领域限制和打压中国。如日本拒绝使用包括中国5G网络在内的电信设备，并收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筛选标准。(99)
(二)强同盟关系、低威胁认知与韩国的“左右为难”
韩美同盟是朝鲜战争的直接产物。战争结束后，出于强化冷战同盟体系与束缚李承晚政权的双重考量，美国与韩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建立了正式的同盟关系。整个冷战时期，韩美两国基于共同的安全目标，一直保持着强硬的“冷战同盟”模式。大规模驻军、高频度联合军演、以韩美联合司令部为实体支撑的联合指挥体系以及稳定的安全对话机制成为韩美同盟的显著特征。尽管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以及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一度冲击了韩美同盟的凝聚力，但是共同威胁的存在确保了同盟的延续。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维系韩美同盟存续的“冷战共识”开始弱化，韩美同盟出现了“同盟疲劳”与“同盟漂流”症状。(100)然而，朝核问题的出现以及对东北亚地区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给韩美同盟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两国寻求同盟再强化。首先，从驻军规模来看，驻韩美军约为2.85万人，在数量上仅次于驻日美军。(101)其次，从机制化水平来看，韩美同盟可谓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机制化程度最高的同盟。(102)早在冷战时期，韩美两国就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磋商机制和联合指挥体系。冷战结束后，面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局势，韩美两国在安全磋商会议、军事委员会、联合司令部等机制的基础上，还曾先后建立了“未来韩美同盟政策构想会议”(FOTA，2003)、“韩美安保政策构想会议”(SPI，2005)以及“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KIDD，2011)等机制。最后，从联合军演的规模和频率来看，韩美之间的联合军演一直保持着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频度。只是在文在寅政府执政后推行以构筑和平为中心的对朝政策，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和次数才有所下降，在形式上也调整为以指挥所模拟军演为主。
从结构上看，韩美同盟也属于紧密型同盟，甚至比日美同盟更为紧密，但韩国的对华威胁认知却处于较低的水平。韩国的对华威胁认知之所以较低，首先是因为中韩两国不存在领土纠纷，这意味着双方之间不存在“零和博弈”的核心利益之争。这是韩国对华形成弱威胁认知的主要因素，而“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心态尤其突出”。(103)因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单向高度依赖，韩国政府和企业界对中国也存在一定的经济威胁认知，但韩国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国家实力的增长对其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安全威胁，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对中国加强国防能力建设等军事动向表现出“强烈的忧虑”。(104)如果说，日本认为中国崛起带来了安全威胁，那么，对韩国而言，只是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其次，中韩两国密切的经贸往来使更多的韩国民众形成了中国崛起是机遇的正向认知。自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2004年，中国正式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状况延续至今。2018年，中韩两国贸易额达到3134.3亿美元，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105)2019年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2845.4亿美元。(106)此外，两国在对外投资、工程承包等领域的合作也发展迅速。2019年，韩国对华投资2108个项目，比上年增长12%。同年，中韩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为8.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完成营业额1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8%。(107)最后，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韩两国在实现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韩国政府将中国视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伙伴。这三个因素使得韩国总体上对华形成了弱威胁认知。
在强同盟结构框架下，面对中美竞争，作为美国紧密型同盟从属国的韩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牵引，但由于对华威胁认知弱、共同利益多，韩国在战略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左右为难”。
首先，对于是否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韩国—直不予明确表态。2017年特朗普政府重新激活了中断九年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后，特别是2020年8月美国时任副国务卿比根(Stephen Biegun)表示要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发展成像北约那样的正式多边同盟机制之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扩大和韩国等国的参与问题就一直备受关注，韩美两国的一些专家也在积极呼吁，但韩国政府一直未予明确表态。拜登政府上台后，韩美两国于2021年5月21日举行首脑会谈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以“两国承认包括Quad在内的开放、透明、包容的地区多边主义的重要性”(108)这样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表态，反映出韩国政府的用心。此外，韩国政府在参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之外“印太”其他地区举行的联合军演以及南海等问题上也都比较谨慎。其次，对于美国的“蓝点网络”倡议、“清洁网络”计划的响应问题上，韩国也都相当谨慎。在美国在半导体、5G等领域对中国进行的技术打压问题上，韩国则采取了政府回避让企业自己做出决策的态度。
总体看，面对中美竞争，韩国想尽量保持超脱和“局外人”的立场，但其“左右为难”的处境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美国对韩国的要求和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大，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回旋空间也就会被进一步压缩。2021年5月21日韩美首脑《共同声明》就谈及台海问题，这是韩国政府首次在该问题上进行的表态，尽管与日美首脑的《共同声明》相比措辞较温和，但这种动向值得关注。
(三)弱同盟关系、由高到低的威胁认知与菲律宾的“左右摇摆”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菲律宾的表现最为特殊。通过考察2010年至今的中菲关系以及美菲关系可以发现，当中菲南海争端烈度加大时，菲律宾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强烈，倾向于亲近美国，以增加对冲中国的砝码；当中菲南海争端烈度较小时，菲律宾对中国的威胁认知随之减弱，倾向于亲近中国。整体看来，围绕南海争端这条主线，菲律宾的对华威胁认知上下波动，实际战略也表现为在制衡和追随之间的“左右摇摆”。
1.弱同盟关系、高威胁认知与菲律宾的“亲美反华”(2010-2016)
2009年2月，菲律宾国会不顾中方反对，强行出台将黄岩岛和南沙部分岛礁包括在内的“领海基线法案”，企图形成“既定事实”上的占有，(109)成为南海局势再度恶化的开端。2010年6月阿基诺三世上台后，菲律宾加快在争议海域的“事实占领”和“独自开发”，单方面宣布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进行油气钻探，直接导致2011年3月中菲船只在礼乐滩的对峙僵局。(110)2011年5月之后，菲律宾频繁进入中国南海“九段线”内侧水域进行巡航，致使地区局势骤然紧张。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附近企图抓扣中国渔民，引发中菲长时间海上对峙。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不顾中方反对，单方面就中菲南海争端提起所谓“强制仲裁程序”，更是将中菲关系推向历史低点。
在菲律宾看来，南海争端代表着明确的现实威胁。进入21世纪以来，中菲在南海不断发生间歇性小规模但充满敌意的冲突。(111)据统计，2012年至2013年，菲律宾仅与中国执法部门发生一起海上争端事件，2014年两起，2015年三起，2016年上半年就发生了六起。(112)为此，菲律宾一方面大幅增加了包括海基系统在内的武器进口，2012-2016年的武器进口与2007-2011年相比，增加了426%。(113)另一方面，菲律宾极力亲近美国，强化菲美同盟，试图寻求美国的表态和保护。阿基诺三世上台后，改变了自1997年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先访中、后访美”的惯例，态度转变十分明显。
在此阶段，菲美在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菲律宾试图借美“重返亚太”之机在南海问题上压制中国，美国则试图通过强化与菲关系牵制中国，双边关系因此得以强化。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增加了对菲的军事援助。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安全援助方面：从“九一一事件”后，截至2010年，美国对菲的军事援助额从未低于3400万美元，仅从2001年(1050万美元)到2002(5600万美元)年就几乎增加了四倍多；在发展援助方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2001年向菲律宾提供了474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该数字到2007年几乎翻了一番，并于2012年又向其提供了1.277亿美元的后续款项，以支持菲南部棉兰老岛的和平与发展计划。(114)二是安全机制的建立。“黄岩岛事件”后不久，菲美首次举行了“2+2”高层磋商，议题涉及防务安全合作、提升菲作战能力等。三是签署新的安全合作协议。2014年4月，菲美签署了为期10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不仅允许美国军队在菲律宾进行有限停留，(115)还赋予美军在菲境内军事基地部署战斗机和侦察机的权利。(116)2016年年初，菲律宾又向美国提供8个军事基地以存放军备和补给物资。(117)四是加大了联合军演的规模。2015年4月20日，菲美举行联合军演，参演人数为2014年的两倍，菲方出动5023人、15架飞机，美方出动6656人，76架飞机及3艘军舰，参演军种包括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特种部队。(118)
总体而言，阿基诺三世政府任期内菲律宾的对华政策超越了对冲框架下的均势策略，全面倒向美国，通过各种军事互助条约或协定确定了美国在菲的军事基地、驻军以及轮换事宜，大大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美国军舰、飞机、官兵访问菲军事港口和设施的次数，以及联合军演的次数和规模，均创历史新高。(119)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纵向来看，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菲美同盟的确有所强化，但从横向与日美、韩美同盟关系相比，无论是驻军规模、机制化水平还是预算投入，菲美同盟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此阶段，美国对《共同防御条约》是否适用于黄岩岛态度模糊，并不像《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表态那样清楚明确。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菲律宾就曾试图将南沙群岛纳入菲美联合防御计划的管辖范围，但美国均不予接受。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和2012年“黄岩岛事件”爆发时，尽管菲律宾再三请求，美国始终未满足其愿望。(120)
2.弱同盟关系、低威胁认知与菲律宾的“亲中疏美”(2016年至今)
2016年6月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对菲律宾的国内外安全形势进行了整体评估。对内，他认为，治理国内的政治腐败、毒品泛滥和恐怖主义比南海问题更加急迫；对外，虽然菲律宾在外交竞争中取得一些成绩，但这一战略并未成功维护其核心利益，反而给菲律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外交成本似乎也在增加。(121)因而，杜特尔特政府对阿基诺三世的“追美制华”政策做出了修正。
(1)疏离美国，与美国保持距离，减少对其的过度依赖。杜特尔特执政以来，菲美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层之间相互指责，龃龉不断。奥巴马执政末期，由于两国在禁毒、人权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加上在安全与防务合作领域的分歧，美国基本上暂停了对菲的军售和军事援助活动。杜特尔特对美国的指责十分不满，在2016年10月首次访华期间，公开表示要与美国“诀别”，不仅要终止菲美联合军演，还要废除军事合作关系。(122)之后，杜特尔特又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废除菲美间的《访问部队协议》和《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二是中断了与美国外交与防务部门的会晤和对话机制。首先是叫停了菲美双边战略对话机制。这一机制从2011年开启，至2016年3月共举办了六次，但在杜特尔特执政后，该机制没有延续下来。(123)其次是搁置了2012年开始的菲美“2+2”部长级高层磋商会议机制。三是拒绝参加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2016年9月，杜特尔特宣布停止菲美联合军演，停办代号为“菲布莱克斯”的两栖登陆演习(2016年10月举行最后一次)和代号为“卡拉特”的海上战备与训练合作，只保留了聚焦于人道主义和民事救助的“肩并肩”联合军演。(124)对美日澳在南海进行的指向中国的联合军演，以及美国在南海海域进行的“双航母”演习和“自由航行”行动，杜特尔特下令不得参加，并敦促各方克制行为，避免出现因误判而引发紧张局势。(125)四是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保持“冷处理”。2018年年末至2019年上半年，菲防长洛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菲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回应和安抚菲律宾，2019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首次公开表示，《共同防御条约》的防卫范围涵盖南海，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 Brien)在2020年11月又重申了这一立场。(126)但菲领导人对此并没有感到兴奋，也没有公开表示要进一步巩固菲美同盟。(127)
(2)亲近中国，改善中菲关系，包容接纳中国。杜特尔特上台后，在与美国拉开距离的同时，还积极寻求与中国发展牢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淡化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和解。杜特尔特虽然依旧坚称中国对南海大部分的领土主张无效，但对于“仲裁结果”，菲政府选择“搁置”，在西菲律宾海资源开发问题上选择与中国协商。(128)2016年10月杜特尔特访华期间，中菲发布《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信任机制，并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以避免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进而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2017年年初，双方正式建立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重回通过谈判磋商解决海上有关问题的轨道，至今该机制已成功举行了六次会议。(129)同年11月，双方还建立了热线沟通机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双边沟通渠道以经贸合作联委会的形式重新活跃起来。(130)对于南海共同开发的问题，菲律宾接受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理念，与中方签订了《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建立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间工作的职责范围》等相关文件，并成立了油气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间工作组，以推动共同开发。(131)
二是双边高层互访频繁，军事交流有所突破。杜特尔特上台后不久便开启访华进程，在2016年10月20日首次访华时，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外交接待。截至2019年8月，杜特尔特先后五次访华。2018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时，也同样受到菲律宾政府的热情迎接。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132)此外，中菲两国还开启了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17年，菲律宾派遣20名海岸警卫队队员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学院接受培训，开启了军事交流合作的新渠道。(133)
三是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杜特尔特首次访华之旅，两国便签署了13项、价值1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134)与2015年相比，杜特尔特执政第一年，菲律宾对华出口总额从57.13亿美元上升到69.13亿美元，增长了21%。中国批准的菲投资从12.91亿比索增长到24.94亿比索，增长了93%。(135)到2017年年末，中国首次跃升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136)此外，随着中菲关系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菲律宾基建市场。据统计，2016年至2019年，中国在菲承包工程的新签合同额翻了一番，从30亿美元增至62亿美元，(137)仅2019年一年，中国企业在菲新签承包工程合同379份，金额高达62.41亿美元。(138)自关系回暖以来，中菲已经签署了价值24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139)杜特尔特也不断证明转向中国的合理性，将“与亚洲领先大国发展经济关系”视为国家复兴的必经之路。(140)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为拉拢菲律宾联合制华，美国施加恩惠、加大承诺力度。2017年，美国通过军事援助帮助菲律宾打击恐怖主义势力。2018年，美国归还巴兰吉加钟了却了菲的一个心愿。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放弃了美国在该地区承诺的模糊性。(141)但菲律宾却担心被牵连到中美冲突之中，不愿配合美国挑衅中国。(142)杜特尔特知道，亚洲基础设施的主要融资提供者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菲律宾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颇丰。(143)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杜特尔特政府2016年10月提出的“雄心2040”新发展战略和2017年提出的“大建特建”(Build，Build，Build)计划利益高度契合，“一带一路”项目可为近2.1万菲律宾公民创造就业机会，为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约120亿美元的投资，助力菲律宾开启“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 of infrastructure)。(144)
菲律宾也并非完全拒绝美方的援助。2019年，菲从美国获得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用于反恐的无人机、橡皮艇、手枪、榴弹发射器、侦察机和4架OV—10B“野马”轻型攻击侦察机等，(145)从中国获得了在达沃市和马尼拉24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及在马拉维的2270万美元项目投资。(146)杜特尔特的“亲中疏美”战略无疑是成功的，其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为其赢得了79%的民众支持率。(147)
(四)弱同盟关系、低威胁认知与泰国的“左右逢源”
1.泰美同盟逐渐弱化，呈“松散”状态
1950年，泰美两国先后签订了《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协定》；1954年，泰国加入美国领导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1962年，泰美外长在华盛顿缔结并发表《塔纳特—鲁斯克公报》和《联合声明》；1963年，泰美又签署了特殊后勤保障协议。(148)这一系列文件确立了泰美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冷战初期，为应对苏联的威胁，泰国选择对美“一边倒”，不仅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还积极追随美国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20世纪70年代，美国调整东南亚政策，泰国的战略价值下降，美国从泰国的五个主要空军基地撤出了2.7万名空军人员。(149)截至1991年，美国在东南亚已没有大型军事基地，也没有常驻作战部队，泰美军事联系逐渐减少。(150)冷战后的泰美同盟逐渐从紧密同盟向“漂浮”状态演变，作用极其有限，被形象地称为“结盟的伙伴”关系。(151)进入21世纪后，出于反恐和地缘战略的需要，尤其是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试图强化与泰国的同盟关系。但是，由于两国的政治矛盾以及泰国向灵活多变的外交传统回归，泰美同盟关系总体上呈现“松散”状态。
因2014年巴育上台之争，美国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大肆批评和指责泰国，多次向泰国施压，干预泰国内政，不仅减少和撤销了对泰国的军事援助，暂停与泰国的军事接触，还加大了对泰国的制裁力度，引起泰国的严重不满，致使泰美关系恶化。
在美国的亚太盟友中，泰国是唯一一个尚未与美国建立外长、防长参加的“2+2”对话机制的国家，而且泰美同盟的形式主要依托于“金色眼镜蛇”等联合军演，无明确的防务需求。(152)这种松散的同盟关系使泰国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亲近中国，为泰国的“大国平衡战略”创造了条件。
2.中泰利益契合度大，对华威胁认知弱
与美国的其他亚太盟友相比，泰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最弱，对中国的制衡意愿也最小。20世纪90年代，泰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边境地区的毒品和人口贩运，泰国政府曾明确宣布贩毒行业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153)进入21世纪后，泰国将国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与邻国的边界争端视为首要威胁。至于中国崛起，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曾被视为“威胁”，但自21世纪初以来，如同大多数国家一样，泰国也开始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机遇。(154)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泰国恢复了传统的灵活外交，并一直竭力与中美均保持密切联系。1972年9月，泰国乒乓球队访华；1974年12月，泰国国会废除了1959年1月颁布的《革命团第53号法令》，允许中泰直接贸易；1975年6月30日，泰国总理克立访华，随后两国于1975年7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55)2012年4月，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泰国成为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国家。近年来，中泰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长期的友好关系也被形象地概括为“中泰一家亲”。(156)泰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更多的是一个经济机遇，而不是威胁。(157)在未来五年(2012-2017)关于泰国对美对华战略的头脑风暴闭门会议上，来自相关部门(如外交部、国防部和商业部)、私营机构和学术界的30名代表一致同意，泰国必须超越与美国的联盟，加强与中国的接触。(158)
近年来，中泰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度升高。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显示的新闻统计，2005年至2017年，共有234篇新闻报道中泰两国交往情况，报道中使用的高频词汇大多为“合作”“友好”“经贸”“铁路”“和平”“投资”“安全”等，其中，“合作”“友好”“互利互信”出现的次数分别为1622次、373次和171次，表明中泰两国的核心关注点是双边合作。(159)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泰国受访者中，对中国有好感的泰国人(83%)多于对美国有好感的泰国人(73%)。(160)在经贸领域，中泰两国关系日益密切。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泰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12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61)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2015年，中国以20.26%的市场份额成为泰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以11.05%的市场份额成为泰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162)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9年，中泰贸易额达到917.5亿美元，中国连续七年成为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年，中国在泰国的投资额达到9.02亿美元，历史上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泰国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163)
3.中美战略竞争下的“左右逢源”
面对中美竞争的加剧，泰国审时度势，认为中美之间虽然竞争和对抗因素增加，但并没有超出控制范围，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已经从战略对手转变为战略敌人。(164)因此，泰国倾向于对中美采取双向对冲策略。由于美国对泰国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相比其他盟友较低，泰美同盟关系较为松散，从而使泰国受到的“牵制力”相对较小，对外决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较大。再加上与中国并无安全冲突，使得泰国可以与中美两国同时发展军事和经济关系，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泰国在中美之间的“左右逢源”主要表现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泰国将中美两国均视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泰国的外贸格局中，虽然中泰合作的比重高于泰美合作，但美国依旧是泰国重要的经济伙伴。2015年，美国曾是泰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有超过11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此外，泰国企业对美出口还能享受到普惠制关税(GSP)待遇。2015年，泰国对美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40.5亿美元，占泰国出口总额的11.2%。(165)据泰国商业部的统计，2020年1～9月，泰国与美国双边贸易大增，总值达1.16万亿泰铢，其中泰国出口总值为7900亿泰铢。(166)同时，泰国也非常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突出地表现为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于2015年9月30日正式加入亚投行。2018年9月7日，北京大学“五通指数”课题组发布全球首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该报告对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度和接受度进行了指数化分析，19个顺利合作的国家中就包括泰国。在“一带一路”五大互联互通方面的94个参与国中，泰国的总分为73.56，排名第六，隶属“合作顺畅型国家”的行列。(167)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泰国总理巴育表示，泰国新政府将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致力于发展强有力的泰中关系，愿积极参与共建使地区国家和世界受益的“一带一路”倡议。(168)
在安全领域，泰国仍与美国保持着同盟关系。2012年11月，泰美签署了《防务联盟共同愿景声明》，表示将全方位加强军事合作。在美国的支持下，泰国正在成为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的枢纽。(169)泰美之间代号为“金色眼镜蛇”“卡拉特”以及美泰新三边的“对抗虎”(Coper Tiger)等联合演练也保持着常态化、机制化的运行态势，即使在2014年泰美关系恶化之际，两国的军演只是缩小了规模，但并未停止。(170)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放弃了将人权和民主议题作为优先处理事项，为泰美同盟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171)2018年2月，在泰美“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中，美军加大了参与力度。
同时，泰国也加强了与中国的安全合作。中泰两国国防部于2001年建立了年度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双方同意恢复中国对泰军售，开展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并将年度国防对话制度化。(172)2002年，经泰国提议，中泰两军正式建立高层对话机制，随后于2007年签署了《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自此，中泰双方的军事交流活动增加，军队领导人互访频繁。(173)泰国是东盟国家中首个与中国开展联合军事演习的国家。2005年12月，中泰两国首次在泰国湾举行了联合军演。(174)近年来，泰国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双方多次举行联合军演，防卫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中泰陆军开展的“突击系列”、空军开展的“鹰击系列”和海军开展的“蓝色突击系列”等联合演练已经常态化和机制化。这些联合军演对于增进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泰国既有限度地维持着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又有效地推进着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为避免在安全上过度依赖美国，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近年来，泰国还与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周边其他中等强国积极开展交往，展现出灵活和务实的“多边外交”姿态。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泰国与多个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其不必过于担心失去其中一方的信任和利益，这种灵活性试图创造一种双赢，使泰国避免了因选择立场而失去任何外部的支持、信任或经济利益的局面。(175)这种外交政策被形象地形容为“随风弯曲的竹子”(bamboo bending with the wind)，意味着一种“始终牢固扎根，但又足够灵活，随风弯曲，以为生存”的政策。(176)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快速崛起触发了美国有关霸权衰落的焦虑的神经。美国将中国视为其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和国际秩序的“修正者”，不断加大对华遏制力度，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以及南海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制造事端，致使中美关系降至冰点。在这种结构性环境下，美国亚太盟友的战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但由于各自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具体的战略选择也呈现差异。本文探讨的即是这种差异的表现形态及其原因。
我们认为，“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是造成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环境下对外战略形态呈现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各亚太盟友与美国在相互依存度、利益契合度、政策匹配度以及同盟机制化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造成它们与美国的同盟结构在紧密程度上强弱不一，从而赋予了各盟友不同的政策选择空间和自主性。另一方面，虽然同为美国的盟友，但各自的文化不同、与中国的关系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从而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威胁认知也大为不同。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形态表现出差异，有的“追美制华”，有的“左右为难”，有的“左右摇摆”，有的“左右逢源”。
本文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友的战略形态呈现的差异性进行了因果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对双向对冲问题研究的不足，也丰富了对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但是，由于对冲战略区间过于宽泛，既具有合作性的一面，又具有冲突对抗性的一面，还具有模糊性的一面，互斥的概念坐落在同一战略谱系上，只能从对冲强度上加以区分。由于同盟结构的“紧密”和“松散”以及威胁认知的“强”和“弱”会不断地变化，因而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所呈现的战略形态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总体来看，是强制性的比重和成分多一些，还是合作性的比重和成分多一些，取决于亚太盟友与美国的同盟结构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具体状况。
此外，本文的探讨并没有涉及国内政治分化因素对国家对外战略的影响这一问题，虽然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国内政治分化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影响其对外战略的程度，但韩国进步与保守的左右政治分化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在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战略。因而，在进行韩国的个案研究时，对这一因素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文责自负。
①Anthony H.Cordesman and Joseph Kendall,"Evolving Strategies i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6,p.3.
②Aaron L.Friedberg and Robert S.Ross,"Here Be Dragons:Is China a Military Threat?",The National Interest,No.103,September/October 2009,p.19.
③Gaye Christoffersen,"The Role of East Asia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Asian Survey,Vol.42,No.3,May/June 2002,p.371.另，为确保与相关文献和文件的表述一致，本文同时使用东亚、亚洲、亚太和“印太”等说法，所覆盖范围逐渐增大，但其核心都是紧紧围绕亚太。
④Anthony H.Cordesman and Joseph Kendall,"Evolving Strategies i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p.14.
⑤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January,2012,https://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⑥Anthony H.Cordesman and Joseph Kendall,"Evolving Strategies i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p.14.
⑦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017,pp.25,45.
⑧President Joseph R.Biden.Jr.,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March 2021,p.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美关系定量预测组：《中国与大国关系分值表1950-202009》，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1年3月31日，http://www.tuiir.tsinghua.edu.cn/info/145/5564.htm。
⑩Ryan Pickrell,"The Tipping Point:Ha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Passed the Point of No Return?",The National Interest,October 26,2015,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tipping-point-has-the-us-china-relationship-passed-the-14168.
(11)Alan Dupont,"The US-China Cold War has Already Started",The Diplomat,July 8,2020,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the-us-china-cold-war-has-already-started/.
(12)Robert S.Ross,"US Grand Strategy,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East Asia",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Vol.7,No.2,Summer 2013,p.24.
(13)Adam P.Liff and G.John Ikenberry,"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and the Security Dilemm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2,Fall 2014,pp 52-53.
(14)凌胜利：《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东南亚六国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回应(2012-2017)》，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57页。
(15)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XXII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July 8-12,2012.
(16)许嘉：《美国战略思维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7)Brock F.Tessman,"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Security Studies,Vol.21,No.2,2012,pp.192-193.
(18)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16页。
(19)Robert S.Ross,"The U.S.-China Peace:Great Power Politics,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the Peace of East Asia",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3,No.3,September-December 2003,pp.351-361.
(20)G.John Ikenberry,"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America,China,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31,No.1,2016,p.10.
(21)Ji Yun Lee,"Hedging Strategies of the Middle Powers in East Asian Security:The Cases of South Korea and Malaysia",East Asia,2017,pp.23-37.
(22)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
(23)陈相秒、马超：《论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利益要求和政策选择》，载《国际观察》2016年第1期，第93～99页。
(24)沈红芳：《菲律宾杜特尔特新政府面对的难题与挑战》，载《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6期，第50～56页。
(25)Kuik Cheng-Chwee,"The Essence of Hedging: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August 2008,pp.160-161.
(26)查雯、李响：《领导集团更迭与外交政策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53页。
(27)韩召颖、黄钊龙：《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5期，第36页。
(28)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9)Jae Ho Chung,"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Patterns and Variations",Pacific Affairs,Vol.82,No.4,Winter 2009/2010,pp.659-670.
(30)Ibid,p.672.
(31)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12页。
(32)朱翠萍、科林·弗林特：《“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6期，第27页。
(33)罗肖：《战略预期与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策略选择——以菲、越两国南海制华政策(2009-2019)为例》，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第126～150页。
(34)席桂桂、凌胜利：《安全感知、发展诉求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转变》，载《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5期，第138页。
(35)周方银：《体系转型背景下的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第22页。
(36)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35页。
(37)David C.Kang,"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9,No.1,2009,p.22.
(38)Ibid,p.5.
(39)席桂桂、凌胜利：《安全感知、发展诉求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转变》，第141页。
(40)Van Jackson,"Power,Trust,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4,2014,pp.332-333.
(41)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22.
(42)陈庆鸿：《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第145～148页。
(43)陈小鼎、王翠梅：《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56页。
(44)李大陆：《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第100～125页。
(45)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第4～25页。
(46)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第21～49页。
(47)根据对冲的强度，可以将对冲分为软对冲和硬对冲；根据对冲的对象数量差异，可以将对冲分为单一对冲、双向对冲和多向对冲。其中，双向对冲是指一个国家行为体同时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对冲，如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此分类参见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第36～37页。
(48)Kuik Cheng-Chwee,"The Essence of Hedging: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August 2008,p.160.
(49)David C.Kang,"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pp 3-7.
(50)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New York:Routledge,1999,p.7.
(51)关于韩国的对冲战略，参见Han Sukhee,"From Engagement to Hedging:South Korea's New China Policy",Korean Journal of De fense Analysis,Vol.20,No.4,2008,pp.335-351；关于越南的对冲战略，参见Le Hong Hiep,"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5,No.3,2013,p.335；关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对冲战略，参见Kuik Cheng-Chwee,"The Essence of Hedging: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pp.159-185。
(52)Evelyn Goh,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The U.S.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Hawaii:East-West Center,2005,p viii；Evelyn Goh,"Understanding 'Hedging' in Asia-Pacific Security",PacNet,No 43,August 31,2006.
(53)Kuik Cheng-Chwee,"The Essence of Hedging: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p.163.
(54)Le Hong Hiep,"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p.335.
(55)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7.
(56)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第33页。
(57)同上，第32～33页。
(58)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5.
(59)Paul M.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Eight Studie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3,p.16；转引自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6。
(60)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p.4-7.
(61)"两难型”对冲和“兼得型”对冲借鉴了陈小鼎和王翠梅的观点。参见陈小鼎、王翠梅：《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第56页。
(62)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柯林斯难题”研究》，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5期，第29页。
(63)Le Hong Hiep,"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p.341.
(64)周建仁：《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17页。
(65)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柯林斯难题”研究》，第28页。
(66)同上，第30页。
(67)韩献栋：《美韩同盟的运行机制及其演变》，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第81页。
(68)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7.
(69)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柯林斯难题”研究》，第29页。
(70)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71)封建平：《大国崛起困境的超越：认同建构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72)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73)Jürgen Haacke,"The Concept of Hedg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outheast Asia: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 for a Modified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9,No.3,2019,pp.375-417.
(74)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4页。
(75)根据“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变量组合的第三种逻辑，此处本应分析“与美国的松散型同盟结构”和“对华强威胁认知”的情况，但在现实中，由于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不大，而更多出现的是松散型同盟结构和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变化。因此，此处采用威胁认知的强弱变化来表述。
(76)Thomas G.Mahnken,"Forging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2020,p.13,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GPC_Final_Report_Web.pdf.
(77)张淼：《战略对话与同盟转型：日美“2+2”会议机制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5月，第1页。
(78)Jeffirey W.Hornung,"Modeling a Stronger U.S.-Japan Alliance:Assessing U.S.Alliance Structure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November 2015,https://www.csis.org/programs/japan-chair/us-japan-commission-future-alliance.
(79)李泽：《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l期，第140页。
(80)"Defense Ministries of S.Korea,US Deny Increase in USFK Troops",The Korea Herald,Apr.14,2018,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180414000040.
(81)《2019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019年12月11日，http://www.scsp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019nian_mei_jun_zai_nan_hai_ji_zhou_bian_di_qu_de_jun_shi_yan_xi_.pdf。
(82)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第5期，第38页。
(83)Adam P.Liff and G.John Ikenberry,"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p.76.
(84)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The China Challenge:Military,Economic and Energy Choices Facing the U.S.-Japan Alliance",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2,p.8,http://www.jstor.com/stable/resrep06114.
(85)James Zumwalt,"Under Prime Minister Suga,U.S.-Japan Relations will Remain Strong",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USA,November 9,2020,https://spfusa.org/research/under-prime-minister-suga-u-s-japan-relations-will-remain-strong/.
(86)《2020年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摘要)》(中文版)，https://www.mod.go.jp/en/publ/w_paper/wp2020/DOJ2020_Digest_CH.pdf。
(87)张淼：《战略对话与同盟转型：日美“2+2”会议机制研究》，第31～32页。
(88)李开盛：《利益平衡：中美在东亚的共处之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第53～54页。
(89)Jeffirey W.Hornung,"Modeling a Stronger U.S.-Japan Alliance:Assessing U.S.Alliance Structures",https://www.csis.org/programs/japan-chair/us-japan-commission-future-alliance.
(90)James Zumwalt,"Under Prime Minister Suga,U.S.-Japan Relations will Remain Strong".
(91)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20: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Center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December 2020,p.3,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204_Armitage_Nye_US_Japan_Alliance_1.pdf.
(92)Ibid,p.3.
(93)《尖阁问题令菅义伟焦躁，对华关系陷入两难》，日本共同社中文版，2020年12月28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0/12/e70359af9ff0-.html。
(94)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95)范强、徐学斐：《美日智库交流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同盟管理美日代表性智库互动视角》，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第106页。
(96)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20: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p.6.
(97)王欢：《日本今后5年将提供2000亿美元促进基建出口》，环球网，2016年5月24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VCS4。
(98)苏浩、熊栎天：《透视美日澳“蓝点网络”计划》，新华网，2020年1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0-01/31/c_138717946.htm。
(99)James Zumwalt,"Under Prime Minister Suga,U.S.-Japan Relations will Remain Strong".
(100)刘雪莲、李家成：《冷战后美韩同盟不断强化的深层动因解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59页。
(101)"Defense Ministries of S.Korea,US Deny Increase in USFK Troops".
(102)汪伟民：《美韩同盟再定义与东北亚安全》，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103)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第38页。
(104)Defense White Paper,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Japan,2019,p.5.
(105)《2018中韩经贸合作简况》，中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jiguanzx/201902/20190202833671.shtml。
(106)《2019年中国—韩国经贸合作简况》，中国商务部，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t/202006/20200602971195.shtml。
(107)同上。
(108)"U.S.-ROK Leaders' Joint Statemen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5/21/u-s-rok-leaders-joint-statement/.
(109)周方银主编：《中国周边外交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110)Wen Zha,"Personalize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d Economic Dependen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China Policie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7,No.2,August 2015,p.255.
(111)Tongfi Kim,US Alliance Obligations in th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Issues of Applicability and Interpretations,PRIF Report,No.41,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2016,p.16.
(112)Peter Kreuzer,Dealing with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Duterte Changing Course,PRIF Report 3/2018,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2018,p.11.
(113)Kate Blanchfield,Pieter D.Wezeman and Siemon T.Wezeman,"The State of Major Arms Transfers in 8 Graphics,SIPRI,February 22,2017,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blog/2017/state-major-arms-transfers-8-graphics.
(114)Linda Robinson,Patrick B Johnston and Gillian S.Oak,U.S.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in the Philippines 2001-2014,RAND Corporation,p.18,https://www.jstor.org/stable/10.7249/j.cttlcd0md9.10.
(115)William Tow,"ANZUS and Alliance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Revisiting the 'Southern Flank'",Strategic Insights,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2019,p.5,http://www.jstor.com/stable/resrep23027.
(116)梁颖：《中国—东盟政治经济互动及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17)《菲律宾将向美国提供8个军事基地 2个毗邻南海》，环球网，2016年1月15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TbNw。
(118)周方银主编：《中国周边外交发展报告》(2016年)，第181～182页。
(119)宋清润：《从“亚太再平衡”战略看美菲军事同盟关系》，载《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l期，第6页。
(120)Jae-Jeok Park,"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U.S.-Philippines Alliance in the 1990s and the U.S.-South Korea Alliance between 1998 and 2008:Alliance(Dis)Continuation",Asian Survey,Vol.51,No.2.March/April 2011,p.275.
(121)Peter Kreuzer,Dealing with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Duterte Changing Course,p.15.
(122)William Tow,"ANZUS and Alliance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Revisiting the 'Southern Flank'",p.7.
(123)李彦东：《杜特尔特执政以来美菲同盟关系的变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6～17页。
(124)宋清润：《杜特尔特执政后美菲同盟关系演变》，载《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4期，第54～55页。
(125)《菲防长：总统杜特尔特下令菲律宾不得参加外国在南海军演》，观察者网，2020年8月4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8_04_560006.shtml。
(126)Michael J.Green and Gregory B.Poling,"The U.S.Alliance with the Philippines",CSIS,December 3,2020,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alliance-philippines.
(127)崔志楠：《美国对美菲同盟进行再承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网站，2019年3月19日，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trace/3630.html。
(128)Malcolm Cook,"The Philippines in 2017:Turbulent Consolidation",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8， p.277.
(129)《外交部：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六次会议将举行》，新华网，2021年5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05/20/c_1127471224.htm。
(130)Peter Kreuzer,Dealing with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Duterte Changing Course,p.17.
(131)《习近平：把握好时和势，引领好中菲关系发展》，观察者网，2019年8月29日，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9_08_29_515814.shtml。
(132)席桂桂、凌胜利：《安全感知、发展诉求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转变》，第147页。
(133)Peter Kreuzer,Dealing with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Duterte Changing Course,p.17.
(134)《杜特尔特访华签大单 美日不淡定西方媒体五味杂陈》，环球网，2016年10月22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Yd13。
(135)同上。
(136)席桂桂、凌胜利：《安全感知、发展诉求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转变》，第147页。
(137)《黄溪连大使接受菲〈每日论坛报〉直播连线访谈实录》，澎湃新闻网，2020年9月9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094306。
(138)《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菲律宾》(2020年版)，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feilvbin.pdf。
(139)Julio Amador and Deryk Baladjay,"The New Normal of President Duterte'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Asian Pacific Bulletin,No.540,East-West Center,December 16,2020,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apb540.pdf?file=l&type=node&id=39036.
(140)Malcolm Cook,"The Philippines in 2017:Turbulent Consolidation",p.277.
(141)Julio Amador and Deryk Baladjay,"The New Normal of President Duterte'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apb540.pdf?file=1&type=node&id=39036.
(142)宋清润：《杜特尔特执政后美菲同盟关系演变》，第65～66页。
(143)Malcolm Cook,"The Philippines in 2017:Turbulent Consolidation",p.277.
(144)Jonina O.Fernando,"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Philippines",Asian Pacific Bulletin,No.542,December 16,2020,East-West Center,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apb542.pdf?file=1&type=node&id=39046.
(145)Julio Amador,"The Philippine-US Alliance in 2019",Asian Pacific Bulletin,No.453,February 6,2019,East-West Center,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apb453.pdf?file=1&type=node&id=36994.
(146)Ithrana Lawrence,"The 'United States Factor' in Southeast Asia:The Philippine and Singaporean(Re)assesments",Asian Pacific Bulletin,No 408,East-West Center,December 27,2017,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apb408.pdf?file=1&type=node&id=36440.
(147)《民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支持率已近80%》，观察者网，2019年4月16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4_16_497940.shtml。
(148)费昭珣：《大盟友与小伙伴：美菲与美泰同盟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36页。
(149)Jae-Jeok Park,"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U.S.-Philippines Alliance in the 1990s and the U.S-South Korea Alliance between 1998 and 2008:Alliance(Dis)Continuation",p.273.
(150)费昭珣：《大盟友与小伙伴：美菲与美泰同盟研究》，第1页。
(151)王迎晖：《当前美泰安全关系：现状、挑战及前景》，载庄国土、林宏宇、刘文正主编：《泰国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19页。
(152)杨适：《美泰同盟研究——兼论中国因素》，国防科技大学2019年版，第78页。
(153)Kitti Prasirtsuk,"An Ally at the Crossroads:Thailand in the US Alliance System",in Michael Wesley,Global Allies: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ANU Press,2017,p.123.
(154)Kitti Prasirtsuk,"An Ally at the Crossroads:Thailand in the US Alliance System",in Michael Wesley,Global Allies: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ANU Press,2017,p.124.
(155)费昭珣：《大盟友与小伙伴：美菲与美泰同盟研究》，第137页。
(156)陈志瑞：《亚太秩序演变与中泰关系》，载庄国土、林宏宇、刘文正主编：《泰国研究报告》，第201页。
(157)Evan S.Medeiros and Keith Crane,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RAND Corporation,2008,p.132.
(158)Kitti Prasirtsuk,"An Ally at the Crossroads:Thailand in The US Alliance System",p.124.
(159)林黎、李敬、李志军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五通”状况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页。
(160)Evan S.Medeiros and Keith Crane,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p.131.
(161)Michael Wesley,Global Allies: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p.124.
(162)参见林黎、李敬、李志军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五通”状况研究》，第116页。
(163)《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泰国》(2020年版)，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2020年5月，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taiguo.pdf。
(164)崔婷：《泰国对中美的“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91-2017)》，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7页。
(165)同上，第18页。
(166)《前9个月泰美双边贸易总值1.6万亿》，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年11月17日，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11/20201103016428.shtml。
(167)"World Premie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2018 Report on Five Connectivity Indexes at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Five Connectivity Index" Research Group of Peking University,Sep.15,2018,http://ocean.pku.edu.cn/info/1165/3077.htm.
(168)《泰国总理巴育会见王毅》，新华网，2019年8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8/01/c_1124827417.htm。
(169)Van Jackson,"Power,Trust,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4,2014,p.335.
(170)崔婷：《泰国对中美的“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91-2017)》，第19页。
(171)王迎晖：《当前美泰安全关系：现状、挑战及前景》。
(172)Ann Marie Murphy,"Beyond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Thailand'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Asian Security,Vol.6,No.1,2010,p.15.
(173)朱振明：《新形势下的中泰军事交流与防卫合作》，载庄国土、林宏宇、刘文正主编：《泰国研究报告》，第212～213页。
(174)孙学峰：《美国东亚安全保护体系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载刘丰主编：《联盟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30页。
(175)Pongphisoot Busbarat,"'Bamboo Swirling in the Wind':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Im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8,No.2,August 2016,p.237.
(176)Ibid.,p.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