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先生在新著《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指出，“历史本身是一种复合性存在，它永远都不会以清晰的二元对立的两极呈现出来”，“对一部复杂的中国现代史来说，使用任何一个二元对立结构的分析框架都不太合适”。不仅是“任何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都不太合适，将任何一个概念、进路、理论、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绝对化，都是对历史的盲人摸象，其结论都是对历史的人为切割。1840年以来的中国在哪里？是什么？答案只能通过对档案、人物、事件、物件的阐释来呈现，而这个阐释的过程，又不得不借助于外来的概念、理论，乃至主义。这是后人理解历史的困境，也是理解历史的不得不然。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个鲜活的实践。
一、在境与超脱
王人博先生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提供理解中国的进路和方法，我将其称为“在境与超脱”，就是说对于人物、事件、文本、语词的阐释首先回到历史场景之中，从发生学的角度在具体的场景中进行描绘、复原、解释、阐发，对历史给予“同情的理解”。
这种“在境”方法有别于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真实的探查——历史学家在意的是真实，虽然这种真实未必是客观真实；但作者在意的是“故事”，将细节勾连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作为一种方法，可以将场景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反而更接近历史真实。“故事”是可以容纳冲突、矛盾、偶然、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其解释力远远超过各种二元的框架或单向度的理论。无论是对魏源、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的研究，还是对洋务运动、变法立宪、五四运动的研究，甚至对民权、民主、宪法这些概念的研究，都贯穿着这种“在境”的方法，历史的复杂性跃然于纸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人博先生不使用各种既有的分析框架。恰恰相反，王人博先生不但使用，甚至经常使用二元的分析框架，比如古今、中西、核心—边缘、先进—落后等等，作者分析工具的武器库异常丰富。
但这些分析工具的使用本身也是在境化的，它们被置于特定的场景中，而之所以在某个场景中选择某些分析工具，并非这些分析工具先天地正确，或先天地适用于这些场景，而是因为场景中的人物或事件本身使用了这些分析工具，因此分析工具就不仅仅是分析的工具，同时也是分析的对象。比如，作者并不排斥核心—边缘、先进—落后这样的分析框架，但他在使用这样的分析框架时，同时也对这些分析框架本身进行着反思。而之所以能这样做，原因就在于分析工具被在境化了，成了分析对象的一部分。
在境化的思考使得各种分析框架、理论资源都是可以同时使用的，这种使用不是王人博先生的偏好，而是场景自身所包含的。多元工具和理论的使用，使得作者处于场景之中又可以超脱于场景之外：“穿越”回历史场景，与人物对话，感受事件本身，但最终又超脱那个场景。回到场景是为了复杂性，超脱场景是为了复杂性的可解释性。很多人可以回到历史场景，但却把自己真的当成了场景中的人；很多人拒绝甚至不屑于回到场景，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并不一定是庐山。要识庐山的真面目，既要在此山中，也要在此山外。一个伟大的阐释者不能被场景束缚，也不能被工具绑架，然而事实上任何阐释者都逃脱不了场景的束缚和工具的绑架。
王人博先生也没有使用一套完整的理论或方法来超脱，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就意味着作者已经被这套理论或方法绑架。我个人认为，作者超脱出来的方式是自觉与反思，他对他讨论的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框架，时刻保持着一种敏感和警醒，时刻对自己的言说进行着反思。这无法说是一种理论或方法，我认为这是一种思考的“状态”，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进行时，时刻在进行着。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授读者以渔，而不是授读者以鱼。
二、结构与宪制
但这不是一本“故事”书，不是对于历史事件的再挖掘，不是对历史人物的猎奇式窥视，也不是所谓的再解释或借古讽今。书中隐含着一以贯之的主题，作者对于事件、人物、语词的选择都是服务于这个主题的，那就是宪制。
王人博先生在书中喜欢用一个词——“结构”。历史处在某种结构中，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是结构化的产物。一位宪法学家思考1840年以来的中国，很容易将其放置在各种结构之中。比如中心—边缘、普遍性—特殊性，它们与其说是抽象的理论，毋宁说首先是一种现实的结构，既是地域性的结构，也是思维的结构。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或宏观或微观的权力结构、地缘结构、经济结构、伦理结构乃至人情和心理结构。所以在境化也好，超脱也好，历史终究不是任人打扮的花姑娘，原因就在于历史被镶嵌在这些结构中，如果心中没有这些结构，那才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作者在“书前的话”中特别提示了结构问题。但如前所述，作者从没有将某种结构绝对化，而是在不同的场景中考虑场景所处的结构。
不过有一个结构是始终在场的，那就是宪制。这个宪制要做广义理解，不只是政治权力的结构，还包括一部宪法能够存活并发展所依赖的各种结构，地域、政治、军事、精神、人情等等。宪制内在的结构依赖于这些外在的结构，反过来又规范这些外在的结构，宪制成熟的状态一定是内外结构统一的状态。
1840年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意味着一种成熟状态的打破，一种新的状态的开启，这种新状态的核心就是宪制。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宪制成为一种新道统，古今也好，中西也好，现代国家最终收束于宪制结构。1840年开启了近现代中国的“制宪会议”。从宪制生成的角度看，这类似于1215年对于英国宪制生成的意义。因此，对中国宪制的讨论必须要放置在这个将近200年的历史长程中。宪法是有时间意识的，是有历史意识的，每一部宪法文本的背后都是一部历史，都是各种力量、文化、思想冲撞的历史。
宪法是对冲突的收束，无论用的是哪国的概念、哪家的思想，最终都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在这本书中，王人博先生对1840年以来所有宪法文本的讨论，都将其置于这个历史生成结构中，即便是那个“最差的宪法”（“七五宪法”），也是这个成长历史不可剔除的一部分。宪制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一个制度，而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但其又要以文本、制度的方式表达和呈现，这是宪法学者的困境，也是宪法学者的价值所在。
三、设局与破局
1840年以来的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原因在于中国陷入了一种“困局”之中。诚如王人博先生在书中所说，“西方为中国设下的局，中国须先认清其中的玄机，而最终的破局还得仰仗自己的智慧”。因此，设局与破局就成为理解这本书的一条关键线索，也是理解1840以来的中国的一条关键线索。1840年就是设局的开始，之后的各种应变，都是破局的尝试。直至今日，中国仍在这个困局之中——当下中国的境遇，更是考验破局的智慧。如果说宪制问题是王人博先生作为一位法学家的学术安身立命之所在，那么作为思想家，作者的所思所考则可以概括为“中国问题”。
在书中，作者坦言受到何天爵《真实的中国问题》的影响。“中国问题”不能等同于“中国的问题”，“中国问题”必须放置在西方设局之中才称其为“中国问题”，就像“德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一样，都是外在强者造成的问题。不仅何天爵关注真实的“中国问题”，当年罗素访问中国后，很快就写了一本《中国问题》，还专门拿“日本问题”做对比。在所有国家中，王人博先生也特别关注日本，我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日本问题”与“中国问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构性。而梁漱溟先生将其一生所思，概括为“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王人博先生在其他的著作中，思考了梁漱溟所谓的人生问题）。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这个“中国问题”被更为具象化地表述为近代的“困局”。
书中所有讨论，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开始，都在这个困局中打滚，而促使王人博先生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今天仍深陷困局无法自拔。在2020年的当下阅读《1840年以来的中国》，“困局”更为复杂，“破局”更为艰难。西方为中国设的局尚未破，中国不期然地设了“局中局”，东方西方都在破局，都在考验破局的智慧。“中国问题”不再是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一跃成为世界的“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也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成为一个世界问题。借用书的结尾的话说，“中国的历史进程驶入了另一个崭新阶段”。但新阶段仍未脱离困局，只不过从近代的困局变成了当代的困局。究竟如何破局，作者没说，但套用作者之前的话，可以说，“破局的方法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能破局的方法”。
这本书读罢，关于设局与破局问题仍是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但写这篇读后感时，突然想到，或许人类历史就是一个破局史，人类始终处在各种局中，破局就是人生常态，国家亦然。因此这个所谓的中国问题，这个所谓的近代的困局，将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新常态”，我们的思考也要基于这个新常态，面对那个跟中国平起平坐甚至更为强大的西方/他者，中国要寻求与自己的和解，也要寻求与西方/他者的和解。
所谓的破局，终究是一场和解。
翟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原道》第40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