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原典时代，或许可以上溯至由《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所记载又为先秦诸子百家所追述的尧舜时代。无论作为古老的传说时代还是作为历史实在，自尧舜时代直到百家争鸣时期，经过上千年积累与传承，最终形成了集中承载和体现早期中国人生存方式、生活理念、精神诉求、社会理想等多方面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内涵。以传统经典和先秦诸子著述为载体所集中呈现的中国早期思想观念，无疑有着内在的系统性和体系化特质。其中的许多方面，不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实践，更在中华文明的跨越性进步过程中不断得到升华与扬弃。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性标志和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智慧性载体，中国早期思想观念中的很多内容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道德有多种理解和表述
中国古人认识到人类社会表现为一种道德化生活的存在，并对此有着多种理解和话语表述。这是先秦时期思想观念体系中的一个突出方面。
在古代文献中十分多见的“礼义”一词，作为一种观念，在中国早期思想中或先秦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对人类的道德属性的代表性概括，而且古人是从天地万物之始这一视角出发而得出定义的。比如《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又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里体现出一种层次上递进式的思维逻辑，也是对当时道德理念的集中概括。《礼记·礼运》则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即是说，人的道德意识与人的体肤存在、精神信仰、天道人情具有密切的关联；换言之，有道德的人，就是满怀自我约束、有规矩地安排生活、能够通达天道人情的人。《礼记·冠义》所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则是就个体日常生活的基本行为所体现的道德意识而言。可以说，“礼义”在先秦时代已成为各种道德的总名。
人们的道德意识总是会表现在具体的行为活动中，人的行为活动又总能体现出一定的道德意识。人的社会性往往集中体现在其交往行为和交往关系方面。古人的智慧往往得自经验与实践，对人类道德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如此。
通过教化传承道德意识
道德意识的传承，首先在于教化上的传播，因此孔子在对其弟子的教诲中，就有很多是在进行道德教育。比如，孔子对子路感叹说：“由！知德者鲜矣。”（《论语·卫灵公》）当子张向孔子问怎样崇德辨惑时，孔子回答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关于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当樊迟向孔子问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恭、敬、忠所体现出的“仁”或者说“仁”所包含的恭、敬、忠，就是通行的道德。与此相关联，当子张向孔子问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说：“请问之。”孔子说，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又进而细致说明道：“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而当子张问行，即该怎么做的时候，孔子回答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可以说，这些都是孔子从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言行与做人的道德准则。当樊迟再次问仁的时候，孔子的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后世对此有解释认为，孔子主张先要能够忍受和承担一定的劳苦而后得到成功，这样就可以体会和达到为仁的境界了（《论语集解义疏》注引孔安国说）。这也就是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吧。后来孟子则发挥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样的一种励志之说，也是呈现出一种道德自持自律的力量。
在孔子的话语当中，“仁”可以说是一个道德观念的总名，包含着很多规范，具有比较广泛的道德内涵。因此，孔子才会对具有不道德行为的人予以批评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作为对日常道德的认识和关注，子贡向孔子请教：“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回答说：“行已有耻。”按孔安国的解释即所谓不辱使命，堪称国士的意思（《论语集解义疏》卷七）。子贡又问其次，孔子回答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这就是指做家中道德模范的意思。子贡再问其次，孔子回答说：“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为人有诚信，就是对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而当樊迟又一次向孔子问仁的时候，孔子便直接而简要地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还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如果一个人以仁德为自己的目标，就不会有不太好的行为。可见，仁爱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孔子道德学说的关键所在。后来孟子更发挥出“仁者爱人”的观念，如其所言：“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孟子也是从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来概括人的道德意识的。而且，孟子所说的“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讲的也是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后来荀子则更关注礼的道德教化作用，所以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还有所谓：“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荀子·劝学》）于是礼也就有了道德标准的意义。
墨子提出的兼爱思想也是从爱人的观念中发挥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并且赋予一种天然的合理性：“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其中多少有些信仰上的意味。而且墨子是将为天下兴利除害当成有仁德之人的一种使命，所以又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中》）从而将仁德的判断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领域。
崇尚仁德和诚信
先秦思想史上崇尚仁德，在其他诸子著述中也有体现。比如“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地》），“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庄子·在宥》）；“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庄子·天道》）；“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韩非子·解老篇》）。可见，即使在庄子学派以及韩非的著述中，也不乏对仁德的重视和阐明，体现出具有特定时代性的关注。
先秦时期还有仁义礼智的道德系统表述，在孟子那里得到了最为突出的发挥。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又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著名的“四端说”。可见孟子更强调人类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和天然性（或者说是先天性），而重点在于道德的实践性即行为表现上，所以又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能否真正地发挥人之为人的道德本性并付诸实践，关乎能否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中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这可说是孟子“四端说”的归结点。
此外，在讲到待人接物之心意诚信的德行方面，则还有诚信的观念出现。比如《管子·枢言》中有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孟子则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诚信总是与仁义相联系的。荀子还有“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荀子·修身》）这样以诚信为美德的说法，而且更多是在道德实践中体现出来的。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先秦时代先贤所发现和总结的道德智慧，不仅在跨越两千年的历史上得到传承，同样也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道德教育中得到升华。更重要的是，还在于人们有意识地实践和自我反省，才能够将人类道德的社会性延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形成切合人们现代化生活的道德规范和实践理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