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最令人关注的还是格局之变、发展之变和安全之变。格局之变，主要是指世界力量对比、秩序基础的变化与转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国际关系、发展方式与安全体系的调整。新格局需要新规则、新结构与新体系，而它们的落定需要很长的时间。为此，称其为百年大变局并不过分。

变化是一个过程，当前，我们处在变局的初始阶段，因此，对于未来，有人认为是“没有答案的世界”。任何变化都会有结果，“没有答案”只是指难以看清，或者说难以给出定论，并非没有指望或者无能为力。当然，作为变化的过程，一则，新事物皆在进程之中生成；二则，破旧立新的进程充满风险。

对当前力量与秩序变局的特征，我们可以归结为两个“后”：一是后冷战，即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与格局调整，尽管冷战结束已近30年，调整还在进行；二是后霸权，即美国的超级霸权在削弱，逐步走向终结。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如今美国的独霸已难以维持，世界格局向后霸权转变。令人关注的是，未来的世界格局到底如何形成？又到底会变成怎样？

二战后，国际体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经历了冷战，但毕竟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特征基本仍然是对抗性关系，即以他者的牺牲聚成自身的成就。这种对抗关系是零和博弈，是非包容性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专家曾断言，世界会走向一个西方一统天下的世界，但事实证明，西方体制无法包容这么复杂多样的世界。如今，尽管还是美国一家独大，但力量的相对衰落趋势难转，美国独霸世界已是力不从心。有人担心，没有了霸权国家，世界会陷入19世纪群雄争斗的混乱状态；也有人担心，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的美中两个大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发生大的冲突与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实施对中国的多方面遏制。“让美国再次强大”成为执政者的口号，也可以变为美国打压后起者的战略布局。面对这样的局面，有人认为中美陷入了“新冷战”。

“新冷战”的前提是至少需要两家对抗。尽管中国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立志要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而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维护其全球统治地位，看起来，两个大国似乎要势不两立。然而，中国并不想以排斥美国为目标争夺霸权。中国誓言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基于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当然也包括美国在内。“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不与美国对抗，也许，世界会出现奇迹，改变新兴大国崛起必战、必霸的“历史铁律”，走向不冲突、不对抗的新文明。

如何实现这样的梦想呢？当然不能只靠中国，要靠大家志同道合，齐心协力，来创造世界新的文明、新的未来、新的秩序。美国会一意孤行，坚持霸权逻辑和行为吗？依笔者来看也难。如今，不是美国供养世界，而是世界供养美国。尽管美国的力量还很强，影响还很大，但指挥棒不那么灵了，没有几个国家会跟着它构建新的对抗集团，与中国作对。对于中国，首要的是继续维护和平发展的环境，自己还需要深化改革开放，把自己的事情真正办好。对于如何与美国相处，中国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尽管美国不愿接受，有时还咄咄逼人，但是，与中国全面对抗也不是可以得到广泛支持的选择。笔者曾提出，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打太极拳，不要搞拳击”，“该斗则斗，该谈则谈，斗而不破，谈而不厌”，目的在于要把握好整个进程的大方向。中国倡导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当然也包括美国，引导两国相向而行。

关于发展之变，可以说，世界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可以把大趋势归结为两个“新”：一是新技术革命发展。新技术革命以智能化为核心，全面提升信息技术、基因技术、通信技术、空间技术，不仅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新一轮技术革命是超领域、超国家、超地缘的，具有综合性、立体性、空间性、全球性的特征；二是新兴国家为引领的发展。新兴国家不是几个，而是很多，形成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群体性崛起”带来两个重要变化：其一是改变世界经济和权势结构，拉动未来世界经济总量增长的力量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二是这些国家成为推动世界市场开放，构建国际新经济链的主要力量，发展中国家对于推动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改革的诉求与努力也会增强，是推动未来国际关系与国际体系调整重构的重要力量。

其实，发展之变，最重要的是“发展范式”之变。所谓发展范式，是指源自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创造的一套模式。二战以后，绝大多数国家基于开放的世界市场加入了追赶进程，模仿和借鉴西方工业化模式，形成了雷同的群体追赶。结果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环境、资源、财富等方面积重难返，在诸多方面甚至超出了地球承载的极限，如出现了气候危机、资源危机，等等，再继续下去，难以为继，必须创新方式，另谋出路。为此，世界进入一个以新发展观为引领的新发展时期。这种转变很艰难，也会生成很多矛盾，但是，除了改变，别无他选。

关于安全之变，主要是指有关安全与安全观的认识与定位出现大的转变。从安全的性质来分，可以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传统安全原本是主要的，主要体现在国家受到的军事威胁，个人的安全主要依附在国家安全之内。如今，非传统安全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所谓非传统安全，主要指军事之外的安全威胁，涉及领域广，既有国家之间的，也有国家内部的，还有跨国的。鉴于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它被划入与传统安全并列的综合安全范畴。由此，安全的概念、战略与政策设定发生变化，产生了“综合安全观”，把传统与非传统、内部与外部安全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

转变让我们处在一个不确定、不安全的时代。二战以后，一个基本的认定是“大国无战争”，如今，人们担心，在大转变期，大国战争是否可以避免。有人认为，大国“接近发生大战”，核扩散难以控制，发生核战的风险存在，一旦发生则是灾难性的。由于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战争的性质和方式发生变化，人们呼吁禁止智能技术用于武器开发与战争。

事实上，在新安全观的认知与定位中，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大大提升。非传统安全涉及越来越多的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国内、国际，国别、全球，且基于多种原因，变化迅速，形式多样，防不胜防。气候变化是处在生存顶端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尽管有了《巴黎协定》，但由于其落实涉及各国直接利益，存在攀比与侥幸心理，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造成了严重后果。信息安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人类活动的信息化、网络化，使得信息安全居于国家和个人关注的中心，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公司与个人层面，信息安全都成为重点。

还有，在安全大变化中，公共安全，即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问题凸显，受到多领域、多渠道安全问题的威胁。人的安全问题凸显，受到越来越多不安全因素的影响与挑战，对人的安全关注，从人权保障扩展到生存保障。由于人的跨国性活动增加，影响人安全的因素拓展到国外，随着国民跨国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障责任与职能也跨国化。在公共安全威胁中，恐怖、极端势力影响巨大，出于多种原因，极端势力以多种形式快速发展，他们的目标不同，方式多样，且利用互联网拓展其跨国活动网络，策划与协调行动，危及社会与公众安全。基于诸多原因，社会变得“脆弱”，社会群体事件易发，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可能会促成大规模社会动荡。

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观是安全领域的重要发展。在一个利益交织、相互依赖的世界，安全的共同性特征凸显，只有合作才可以更好地维护安全。传统的共同安全是依赖结盟共同对付敌人，新安全观则强调协商、合作、结伙（伙伴）而不结盟。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是构建伙伴关系最多的国家。非传统安全更需要安全合作，合作的形式多样，功能性安全合作是主要的形式。传统的安全维护主角是国家，新形势下安全维护的承担者多样，社会（民间）承担越来越多的和日益重要的职能。社会安全机制的制度化、专业化与网络化。

东北亚地区处在世界大变局的中心。这里的力量格局之变、发展之变和安全之变，不仅影响到该地区，也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东北亚走出历史的阴影，摆脱对抗的架构，创新发展方式，面临着历史的机遇，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有所作为，为自己，也为世界。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讲席教授。